如何應對經濟社會轉型過程中的治理危機以及全球化時代世界經濟社會大碰撞大融合所蘊含的可能危機，尋求“治道變革”，重構社會治理結構，成為當下中央與地方政府全方位、持續性推進的改革議程。十八屆三中全會把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確立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是對我國在現代化進程新的發展階段所面臨的各種嚴峻挑戰的主動回應。
“執政黨和政府如何回應時代、社會和民眾的現實要求，加快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切實轉變政府職能，推進社會建設和社會管理創新，促進市場體制的不斷完善，培育和推動公民社會的成長，進而形成小政府、大市場、好社會的社會治理結構，是確保中國實現長治久安、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所在?！?/p>
①中國傳統的“強政府弱社會”治理模式正在經歷變革，在政府由“全能”向“有限”的角色轉型中，如何促進社會發育是一個關鍵問題。在這一點上，最重要的就是要發揮政府以外的企業、社會組織以及個人在社會治理中的主體作用。自2000 年以來，杭州市政府明確提出了“培育社會復合主體，共建共享生活品質之城”的理念，并做出了有效的系列實踐，杭州的“社會復合主體”\\( Social Composite Subject\\) 就旨在創建和實踐一種新型的社會治理模式。
杭州社會復合主體治理模式的實踐，引起了國內外的關注，不少專家已經作了研究。本文旨在搞清楚為什么是杭州，復合主體在杭州孕育、生長的生態機理是什么，進而探究復合主體的治理績效，特別是對于社會轉型和社會治理體系變革的作用和影響。
一、為什么是杭州
1．社會復合主體概念的提出
\\( 1\\) 治理理論與多中心治理自世界銀行在 1989 年的報告中首次使用治理危機的說法，提出治理概念以來，治理理論便成為學術界討論的熱點。治理理論的創始人之一，詹姆斯·羅西瑙\\( J．N．Ｒosenau\\) 將“治理”定義為一系列活動領域里的管理機制，它們雖未得到正式授權，卻能有效發揮作用。與統治不同，治理是指一種由共同的目標支持的活動，這些管理活動的主體未必是政府，也無須依靠國家的強制力量來實現。
②毛壽龍在《西方政府的治道變革》中指出:“英語詞匯中 governance 既不是統治\\( rule\\) ，也不是指行政\\( administration\\) 和管理\\( management\\) ，而是指政府對公共事務進行治理，它掌舵而不是劃槳，不直接介入公共事務，只介于負責統治的政府和負責具體事務的管理之間，它是對于以韋伯的官僚制理論為基礎的傳統行政的替代，意味著新公共行政或者新公共管理的誕生，因此可譯為治理?！?/p>
③俞可平對治理的內涵界定: “治理一詞的基本含義是指官方的或民間的公共管理組織在一個既定的范圍內運用公共權威維持秩序，滿足公眾需要。治理的目的是在各種不同的制度關系中運用權力去引導、控制和規范公民的各種活動，以最大限度地增進公眾利益。所以，治理是一種公共管理活動和公共管理過程，它包括必要的公共權威、管理規則、治理機制和治理方式?！?/p>
④全球治理委員會在 1995 年發表了一份題為《我們的全球伙伴關系》的研究報告，對治理作了權威性的界定: “治理是各種公共的或私人的個人和機構管理其共同事務的諸多方式的總和。它是使相互沖突或不同利益得以調和并且采取聯合行動的持續的過程。這既包括有權迫使人們服從的政治制度安排和規則，也包括各種人們同意或以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p>
⑤在治理理論的基礎上，奧斯特羅姆夫婦又提出了多中心治理的概念?！岸嘀行男浴闭J識最早來自經濟領域，通過比較集中指揮的計劃經濟和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演繹出多中心任務，進而提出在政治、社會、文化領域也存在著多中心性。
⑥“多中心意味著有許多在形式上相互獨立的決策中心……它們在競爭性關系中相互重視對方的存在，相互簽訂各種各樣的合約，并從事合作性的活動，或者利用核心機制來解決沖突，在這一意義上大城市地區各種各樣的政治管轄單位可以以連續的、可預見的互動行為模式前后一致地運作?！?/p>
⑦多中心治理制度的安排形成了一個由多個權力中心組成的治理網絡，以承擔特定范圍內公共管理與公共服務的職責。在現代公共治理中，單一中心\\( 政府\\) 已經越來越難以應對各種治理難題，多中心治理能發揮各個主體之間的競爭與合作關系，各盡所能、各司其職、相互配合、相輔相成，從而推進公共事務的善治。
\\( 2\\) 杭州社會復合主體概念的提出為了解決現實中經濟社會大發展大轉型帶來的治理困境，杭州市政府從 2002 年開始進行不斷思考與摸索，杭州市在“錢塘江時代”\\( 2002\\) ，“精致和諧、大氣開放”的杭州精神、和諧創業\\( 2004\\) ，“生活品質之城”\\( 2007\\) ，生活品質系列點評\\( 2007\\) ，“生活品質網群”和“城市有機更新”\\( 2008\\) 等理念的基礎上，針對以往的實踐和經驗，于 2008 年正式提出了“社會復合主體”的理念。
⑧“社會復合主體是指以推進社會性項目建設、知識創業、事業發展為目的，社會效益與經營運作相統一，由黨政界、知識界、行業界、媒體界等不同身份的人員共同參與、主動關聯而形成的多層架構、網狀聯結、功能融合、優勢互補的新型創業主體?！?/p>
⑨杭州社會復合主體是指社會運行中有多個方面、多種類型的主體，互相嵌入、彼此支撐，形成主動的關聯。復合不是“一體化”、同質化。杭州在社會復合主體的構建中，既注重形成一定的組織結構和形態，形成共同體，又注重保持組織中不同成分的主動性，保持它們的獨立性和專業性。
杭州的社會復合主體活躍于經濟、科技、文化的結合部，以促進經濟、科技、文化互動共進，社會全面發展為己任，圍繞這個共同目標建立經?；?、規范化的合作關系和運作機制，整合相關的社會力量共同參與。實行專職與兼職相結合的用人制度，促進網絡化、虛擬化、扁平化的組織架構與實體組織的融合互補，使黨政界、知識界、行業企業界、媒體界等社會各界人士能夠在不改變身份和原有待遇的前提下積極參與創業創新，在共同的平臺上相互了解，相互學習，取長補短，實現優勢疊加，提升社會治理績效，推進社會全面發展。
2．復合主體的演進
\\( 1\\) 杭州社會復合主體的生長
改革開放后，我國開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開始由鄉村社會向城市社會轉型，杭州走在中國轉型與發展的前列。隨著單位制的瓦解，民營經濟的蓬勃發展，從單位制下解放出來的獨立自主的社會人，對于社會和群體的認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民眾利益需求不斷分化，這都給杭州市的城市社會管理提出了挑戰。杭州社會復合主體就是在杭州市經濟大發展、社會大轉型的背景下出現的。
杭州社會復合主體生根發芽、不斷生長的原因主要得益于政府的支持與社會的響應，但最主要的原因是杭州市政府在運用原有思路治理城市時出現了問題。第一，以絲綢、女裝和茶葉為代表的傳統產業，由于缺少有效的品牌運作公共平臺和特色活動支撐，行業競爭的日益加劇以及產業、文化和旅游三者的結合度不夠緊密等綜合因素的影響，產業優勢逐漸衰落; 第二，隨著城市化、工業化的快速推進，垃圾處理量劇增，水污染和大氣污染加劇，光污染、噪聲污染也日趨嚴重，西湖、西溪濕地、京杭大運河\\( 杭州段\\) 等重要水體均出現水域面積大幅度減少、污染狀況嚴重的局面; 第三，杭州歷史文化積淀深厚，擁有豐富的歷史文化遺產，在城市化進程中，保護與發展不可避免地發生了沖突，這座城市留給人們的歷史和文化的記憶越來越少，以西泠印社為例，在城市加速發展的過程中，西泠印社逐漸落寞，往常喧鬧異常、影響深遠的百年名社到了新世紀初的產業經營慘淡，事業發展已基本停滯;第四，杭州市民在城市經濟社會快速發展過程中的幸福感指數與生活品質并不令人滿意，財富的增長并沒有導致市民生活品質的快速提升。
急劇的城市化擴展，給杭州帶來經濟社會發展的動力和活力的同時，也帶來眾多的復雜治理難題。諸如在西湖綜合保護、運河綜合保護、西溪濕地綜合保護、錢江新城建設等社會性重大項目上，在發展茶產業、絲綢女裝、數字電視等產業升級上，在培育西博會、休博會、動漫節等會展品牌上，以及在推進杭州市與浙江大學、中國美院等高校的戰略合作等方面，都遇到了如何創新體制機制、如何培育多元治理主體、如何整合各方資源和優勢，在激活和放大各自主體潛能和功能的基礎上，協同合作、共同應對城市治理中的難題。
杭州社會復合主體的建構和運用，就是在各種治理難題倒逼，市委市政府主動回應、積極號召，社會各界積極響應、踴躍參與下，多元城市治理的實踐活動中探索出的一整套制度性機制，它具有重要的現代治理意義和制度效應。社會復合主體植根于杭州經濟社會發展的大環境，是對杭州市場化、工業化、城市化過程中產生的各種治理挑戰的積極回應; 同時也是杭州市委市政府意識到原有城市管理模式的不足，并進行積極地探索，讓更多的社會主體參與到社會治理中來，賦權社會，讓媒體界、知識界和企業界在黨政界的號召和協調下，發揮聯動作用，優勢互補，從而更好地解決社會治理難題和推動杭州經濟社會的大發展。
\\( 2\\) 杭州復合主體的發展情況
追根溯源，早在 2000 年第一個社會復合主體的雛形———杭州市與浙江大學戰略合作組織應運而生。雙方共同組建戰略合作促進委員會，共建了“和諧杭州示范區”、浙江大學國家大學科技園、浙大城市學院等一個個復合主體。這種融合社會各界代表的合作模式也使杭州的一些特色行業得以重振雄風。杭州絲綢女裝戰略聯盟、杭州茶行業聯盟先后于 2004 年、2005 年誕生，聯盟將黨政、企業、研究機構、高校等力量融合，整合政、產、學、研、商等各類資源，推動絲綢女裝和茶產業、文化、旅游的繁榮和發展。
其后，杭州在實施西湖綜合保護工程、運河綜合保護工程等重大社會性項目，發展文娛、美食等特色行業，培育西博會、休博會、動漫節等會展品牌，推進杭州市與浙江大學、中國美院戰略合作等方面，組建了一大批社會復合主體，有效地整合了黨政、知識、行業、媒體四界的各種資源，統籌了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促進了文化和經濟的和諧，取得顯著成效。
2008 年，由城市發展特色研討組群演變而來的城市品牌網群⑩誕生，這是一個致力于杭州城市品牌推廣和品質提升的新型網絡狀社會組織，標志著社會復合主體的培育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與傳統組織不同，社會復合主體建立在群體智慧的基礎之上，因而尤其強調團隊行動與合作精神。
在城市品牌網群中，個人與其他參與者是融為一體的，在行動上既相對獨立又彼此聯系。正因如此，網群能夠把不同的主體、資源、智慧和機會以“柔性”的方式整合在一起，發揮出團隊效應。
經過十多年的發展，杭州社會復合主體不斷發展壯大，特別是城市品牌網群由小到大，蓬勃發展，不斷拓展形成以杭州市城市品牌促進會、杭州發展研究會、中國茶都品牌促進會、杭州文化娛樂品牌促進會、杭州市杭商研究會、杭州學習生活促進會、杭州市健康促進協會、杭州市美食文化品牌促進會、兩岸四地文化研究與交流中心、杭州市西湖影像促進會、杭州傳媒品牌促進會、杭州成長型企業品牌促進會、杭州絲綢文化與品牌研究中心、杭州市嬰童行業協會、杭州市美容美發行業協會等不同層面社會復合主體為代表的杭州城市品牌大網群格局?！按缶W群”的形成，激發了社會各方參與城市發展、行業引領、公共服務中的積極性，更好地推動城市品牌、行業品牌、企業品牌和產品品牌的互動和共贏，在復合中凝聚城市的力量。
二、社會復合主體在城市治理中的角色和功能
1．復合治理中各主體的角色定位
社會復合主體包含黨政界、知識界、行業界、媒體界，其中，黨政界的功能優勢是引導、調控和服務，知識界的功能優勢是研究、咨詢、策劃和創意，行業界的功能優勢是實施、建設和展示，媒體界的功能優勢是宣傳、溝通和推廣。而社會復合主體治理模式就是構建一個四大復合主體能夠相互交流、合作與監督的平臺，使得來自各方面的利益訴求得到合理的整合，從而實現城市的良好治理。
在社會復合主體的“四界”中，黨政界處于領導地位，其它“三界”處于協助地位，這是現行體制下復合治理的“最優選擇”。社會復合主體涉及眾多的主體參與，如何領導協調好各個主體之間的關系至關重要。黨政界的領導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方面，以黨政界為主要成員的各種領導小組、委員會等，是社會復合主體總體運作的領導者和內部關系的協調者，具有社會治理的體制合法性與權威性。另一方面，由于社會復合主體所涉及的許多公益項目和經濟產業轉型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而黨政界憑借自身的優勢，是主要的資金提供者。當然，政府領導不等于“全面操控”，領導作用更多地體現在啟動與協調上，在具體的治理過程與治理形式上則是充分體現多元主體參與的平等性與廣泛性。
社會復合主體中的黨政界、知識界、行業界、媒體界都是有自身社會訴求與目標的利益主體。黨政界以解決城市治理難題，創造和諧、穩定的社會環境，提高人們的生活品質，實現社會的長治久安為目標; 知識界以知識的創新特別是應用為目標，希望將知識及學者的研究應用到實際的社會生活中，實踐學有所用、增進社會福祉; 行業界以行業發展，實現經濟效益為依歸; 媒體界則將反映社會現實問題，實現媒介社會監督職責、呼應大眾需求為自身目標。承認不同利益主體的存在及相關社會事務對不同社會群體、組織等具有相應影響，是社會復合主體建構并得以運作的基礎。
2．復合治理的作用分析
在杭州，幾乎每一個重大社會性、文化性項目、特色優勢產業背后，都有社會復合主體的支撐和運作。舉個例子，2002 年 7 月以來，西泠印社社團法人、國有事業法人和企業法人和諧創業“三位一體”的社會復合主體架構完全建成并有效運轉，三個主體共享“西泠印社”百年品牌，而又各具獨立法人資格，明確分工、相互補充、互為支撐、互相促進，實現了公益性文化事業和經營性文化產業共生互動、合作成長的新格局。自 2003年以來的 5 年中，西泠印社產業總體銷售收入年均增長 53. 9%，凈利潤年均增長 151. 5%，經營性國有凈資產年均增長 48. 85%，同時，西泠印社還在國家工商總局注冊了 20 多個類別的 200 多個商標。2005 年開始，社委會作為經營性國有資產的出資人，每年都從產業收入中拿出相當部分，用于印社文物保護等公益性文化事業建設，為社團的持久發展提供了物質保障。
復合治理不僅對于社會發展和城市治理起著巨大的作用，而且，對于參與其中的各個主體都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
對于黨政界而言，在原有社會管理和城市治理理念下產生的一系列問題得到了緩解和解決。政府相對于民眾和社會而言，掌握著巨大的信息和資源，按照原先的理念，政府是唯一的管理者，自己決定著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但隨著經濟的高速發展，社會利益的急速分化和利益主體的多元化以及民眾參與意識的增強都極大的沖擊著政府原有的管理理念，也使得原有的管理方式失去了有效性，產生了許許多多的問題。進行復合治理的探索和實踐后，在多方的參與下，政府投入的實踐和精力變少了，但是治理的績效卻得到了提高，這不僅減輕了政府的壓力，也增強了政府的威信。
對于企業界而言，實現了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的結合。企業的存在就是牟利，參與到復合治理中，企業可以得到實打實的利益。例如，杭州市絲綢女裝行業的復合治理使原先低迷的杭州女裝行業迅速崛起，成為全國女裝行業的領頭羊，每年都為服裝企業帶來了豐厚的收益。除了經濟上的收益，還有社會收益。企業參與到一些公益性的復合治理之中，獲得了巨大的社會效益。一方面，企業應該履行社會責任，企業在獲取利潤之后，應該相應的對社會作出回報; 另一方面，回饋于社會，其實也是在提高企業的知名度和影響力，對于企業的發展也有著巨大的好處。
對于個體而言，通過參與到復合治理之中，實現了個人的價值。在原有的管理體制下，政府對于社會和個人進行著嚴格的管控，個體只能被動接受，完全沒有自主性和參與性。然而，在復合治理中，政府不再是高高在上，無所不能。政府給社會和個人也留下了足夠的空間，讓他們參與到城市治理中來。這不僅鍛煉了個體的參與能力，也使個人的價值得到體現，提升了市民的生活品質和城市歸屬感。
社會復合主體使溝通和協調內部化，提高了溝通和協調的效率，提供了新型的社會溝通管道，在合作解決城市治理和發展面臨的新矛盾新問題的過程中，各參與方經常進行信息和情感的交流，創造了基層民主的新形式。參與社會復合主體的黨政部門也可以通過主體內部的民主協商充分聽取有關各方的意見，實現決策的民主化、科學化。
三、復合主體推進社會治理體系的變革
在以計劃經濟為主的社會治理模式中，政府是社會治理的唯一主體。在市場經濟體制下，社會更加開放，社會治理主體呈現多元化趨勢。政府不再是社會治理的唯一主體，除政府外，企業、民間社團以及居民都可以成為社會治理的主體。
主體多元化的社會治理模式需要政府放權，需要公眾參與，需要各個主體間利益相互協調，這樣政府也才能從“管治型”向“服務型”轉變。這種大的趨勢是不可逆轉的，也是中國社會治理體系發展變革的必由之路。
根據社會互構論的基本觀點，“國家與社會”是相輔相成的，政府、市場與社會應當是“合作的三維”。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彼此聯系、互為條件，同時相互規定、相互制約，這本身就是現代性過程的一個事實。因此，對于現代社會而言，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之間的共存、矛盾和相互制約，使現代人的共同生活成為可能，也構成了現代社會治理體系。
同時，如何在實踐中建立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之間良好的合作關系，使三方形成優勢互補。企業、政府、社會組織之間的合作可以增強社會的整體優勢，從而共同應對社會生活中可能出現的各種風險，并且避免“失靈”———市場失靈、政府失靈以及社會失靈。
中國傳統的城市治理模式是一種單向垂直型的等級化運作方式: 黨政界與知識界、行業界、媒體界之間處于一種單線聯系，且彼此分立，缺乏有效的常規化互動機制。在城市治理以及具體的城市發展項目中，即便社會各界參與其中，也往往是迫于行政命令、領導指示、社會動員而處于被動的配合地位，損害了基層民眾的知情權、表達權、監督權等權利。這種治理模式往往嵌入在僵化的社會結構中，并與強勢的行政權力相結合，不僅減損了行政機構的運作效率和民眾的社會責任感，而且壓抑甚至湮沒了社會力量的生成。
在社會復合主體的建構過程中，“黨政界”以城市發展的公共性議題為引導，通過大跨度的和深度的社會協作，促成知識界、行業界、媒體界等領域的社會主體積極參與并建立起合作伙伴關系，從而在一個大的范圍內形成社會資源與社會機會的合理配置機制，實現高效、合理、良性運轉的社會治理模式?！吧鐣秃现黧w適應轉變政府職能、建設服務型政府的要求，吸引相關的民間力量自愿參與，民間資金自愿投入。黨政部門通過進入社會復合主體進一步增強服務意識，熟悉和理解服務對象，提高服務水平，加快職能轉變; 民間力量通過社會復合主體更加便捷地反映情況，更好地把握宏觀背景、發展趨勢和政策導向。復合主體內部的良性互動關系，有助于提高服務水平和質量，為參與各方的發展提供了強勁的動力?！?/p>
在杭州市的實踐中，社會復合主體的主要目的就是要達到“四界偕同”，在社會治理中發揮政府、市場和社會的集合優勢，從而實現社會治理的有效性、科學性和公平性。在“四界”的協同行動中，社會復合主體能夠采取多種不同的運作機制，使政府、市場和社會有機協調、優勢互補，從而避免出現市場失靈、政府失靈或者社會失靈。
社會復合主體作為治道變革與社會管理創新的一種路徑，強調政府與社會在平等合作的互動中促成地方政府系統的開放性和民主化，與以社區為基本組織單元的社會系統的組織化。杭州推進社區管理與服務創新、促進公民參與，優化社區治理結構的實踐，對推進我國政府管理體制改革、加快政府職能轉變，培育公民社會，促進社會自主治理，實現“治道變革”，是一種具有導向意義的探索和嘗試。培育和發展社會復合主體，“有利于把社會不同群體的外在制約轉化為內在關聯，把社會不同方面的被動介入轉化為主動參與、自覺互動，把外部管理、外部監督轉化成內部引導、內部制約，推進民主協商，以民主促民生，以民主促創業，實現民主內容真實性與形式多樣性的統一，民主與效率的統一、民主與發展的統一?！?/p>
杭網議事廳、我們圓桌會、“市民之家”市民代表工作機制\ue583和上城區的“湖濱晴雨”工作室就是典型代表。杭網議事廳、我們圓桌會分別是依托新媒體和傳統媒體的民主參與型社會復合主體的代表，“市民之家”市民代表工作機制是依托實體組織的民主參與型社會復合主體的代表，“湖濱晴雨”工作室則是基層民主參與型社會復合主體的代表。
從杭州社會復合主體的具體實踐來看，它拉近了政府和社會之間的距離，切實維護了群眾的合法權益和加強了社會治理的有效性。它包括形成科學有效的利益協調機制、訴求表達機制、矛盾調處機制、權益保障機制，統籌協調各方面利益關系，加強社會矛盾源頭治理，切實維護群眾合法權益。政府通過社會復合主體參與相關事業發展和項目建設，變包攬一切為發揮引導作用，變“全能政府”為“有限政府”，變管治型政府為服務型政府。社會復合主體把外部協調變為內部協調，把結果協調變為過程協調，能夠在運行過程中及時了解和回應各方訴求，發現和化解摩擦和矛盾，加強了社會治理的有效性和公平性。
四、結語
杭州社會復合主體是對傳統社會治理模式的創新，是推進社會治理體系變革的重大實踐，通過社會不同群體、不同層次的共同參與來兼顧各方關系，平衡各方利益，形成各方溝通協調的新管道; 通過信息、情感的交流，消除社會隔閡，達成社會共識，形成了各方理解與配合的新平臺; 通過主動關聯、互為支撐，激發參與各方的創造活力，形成發揮各參與主體的優勢特長的新機制。它使黨政界、知識界、行業界、媒體界的參與人員都能獲得廣闊的創造空間，激發他們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加強相互的溝通、理解、支持和合作，從而增強社會活力，促進社會和諧。通過參與社會復合主體，黨組織可以密切聯系群眾，深入了解民情民意，統籌兼顧，協調各方，更好地發揮政治導向作用; 政府可以及時了解社會對治理的需求并及時作出回應，提供必要的支持，進行疏導和規范，提高治理的績效; 社會協同和公眾參與可以獲得開放、公開、便捷、可持續的平臺，能夠更好地表達訴求和愿望，貢獻智慧和力量。這些都有利于實現社會有效治理的目標，推進公共事務的善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