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 年 3 月 8 日,由馬來西亞航空公司執飛的MH370 航班客機失聯。事件發生后,微博平臺隨即出現與之相關的謠言,有些謠言甚至被某些傳統媒體轉載。這些謠言不勝枚舉,概括而言,可分為以下幾種類型[1]:安全著陸類: “越南媒體報道,馬來西亞航空一架飛往北京的航班失聯,該機載有 239 人,目前已在南寧著陸”;救援進展類: “新華社 3 月 8 日 19 時 32 分快訊,越南搜救人員在該國南部金甌省西南 120 海里處發現馬航失聯客機信號”;奇跡生還類: “越南通訊社快訊,MH370 航班客機在北緯 065515,東經 1033443 海域被菲律賓海事船發現。越南海軍第五軍區政治處主任竇凱還大校稱: 從現場情況看,人員傷亡程度可能遠低于此前預期,這是一個不可思議的奇跡”;乘客信息類: “馬來西亞民航局相關人士透露,5名乘客原已辦妥登機手續,最后決定不登機。機組人員將其行李取下,如期飛行”。
微博謠言何以產生? 歸根結底,公眾急切了解事情真相的需求,雜糅謠言特性與微博平臺傳播特征及馬航媒介素養等各種因素,一經引爆,謠言自然“應運而生”。
謠言: 重要性與模糊度
個體認識社會事件時,因受信息傳播環境影響而出現認知偏差,最終引發群體反應,這就是謠言的形成過程。美國學者奧爾波特歸納了謠言產生的兩個基本條件: 一是社會事件對傳謠信謠的群體而言具有某種重要性,二是社會事件自身事實存在模糊度。他在此基礎上提出了謠言生成的普遍程式: R =i* a[2],其中: R 即 Rumor,表示謠言流行的強度和廣度; i 即 Important,表示信息的重要性; a 即 Ambigu-ous,表示該信息的模糊度。
以馬航客機失聯事件作分析,飛機失事向來是小概率事件,相關航班失聯本身就具有很高的關注價值。尤其是此次航班的目的地為北京,大多數乘客是中國人,無論是地理上的接近性還是心理上的沖擊力,都足以讓此次事件成為公眾關注熱議的焦點。而且,人是社會動物,生活在社會群體之中的個體即使對此不感興趣,為了避免被群體孤立,必然也會跟進關注。因而,事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同時,囿于技術手段及航空公司的低效應對,公眾難以在第一時間了解到失聯航班客機的完整信息,零碎化甚至前后出現過矛盾的信息片段,更是讓事實撲朔迷離,事件的模糊性難以避免。這就為相關謠言的滋生提供了土壤。
法國學者卡普費雷比較了謠言和新聞的共同點: 新聞涉及一些人們害怕或盼望發生的事端,這些事情構成了新聞的基礎,同樣也構成了謠言的基礎[3]?？梢哉f,謠言是新聞的另類形態,它同樣具備真實可信的核心信息。只不過,謠言既是一種信息的擴散過程,同時也是一種重新解釋和評論的過程。
在信息傳遞過程中,傳播者往往試圖以刪減、強調和同化等幾種手段按照主觀想法重構信息,受眾也會無意識地以預設想法來拼湊這些七零八碎的片段信息。
在本次事件中,馬航客機失聯是一個核心事實,除此之外,相關海域發現油污等也是可信的重要事實。公眾接收這些核心信息的同時,將信任延續到圍繞其捏造與傳播的謠言。盡管這些謠言既未描述事實全貌,也只有單一的非官方信源,仍然得以擴散。
微博: 把關人式微與編譯碼偏差傳播學奠基人之一庫爾特·盧因在《群體生活渠道》一書中提出的把關人理論認為,在群體傳播過程中存在著一些把關人,只有符合群體規范或把關人價值標準的信息內容才能進入傳播的渠道[4]。傳統媒體之所以能夠保持權威形象和良好公信力,就是因為把真實當成生命,把客觀當成標準,任何信息唯有經專業人員審查后才能進入流通渠道。然而,隨著微博發展,信息傳播出現了主體私人化、內容多樣化、技術便捷化與過程交互化等特點。這些傳播特征,使得借助電腦、手機等工具即時發布消息成為可能,且有操作簡單、成本低與無需審核的優點,也使得信息以幾何裂變的方式進行傳播。面對海量信息,把關人式微,從而給微博謠言的產生與擴散留下了可乘之機。
馬航客機失聯事件中,借助傳播成本低、隨意性強的媒介環境,微博謠言更易產生,也大大地縮短了其復制與擴散的周期。飛機失聯后,僅三小時之內,相關謠言隨即被捏造與傳播。這些未經證實的虛假信息被數量眾多的普通網民轉發,尤其在一些知名大 V 甚至是媒體官方微博介入后,不僅產生了裂變式的爆炸傳播,而且在“三人成虎”的社會心態下增強了內容的可信度。相關微博謠言傳播速度在熱點時期內以秒計算,把關人卻難辨真偽,其作用被洶涌的信息洪流徹底摧毀,最終,只能針對上述幾類流傳規模大并且產生惡劣影響的謠言采取刪除、辟謠等控制控制。
信息傳遞過程包括傳播者編碼和受傳者譯碼兩方面。所謂編碼,就是把信息轉化為適宜傳播和能夠使接受者接納理解的語言、文字、圖像等各種符號[5]。所謂譯碼,則是指信息接受者把符號重新還原,以便得出它的含義[5]。微博平臺對所傳遞信息有明確的符號限制,正因受限,傳播者使用微博傳播信息時,必須對符號有所取舍,取主要因素而舍次要因素。而主次分別,只是傳播者的個人主觀感受,這無疑加大了受傳者的解碼難度,也加大了謠言產生的可能性。
馬航客機失聯事件中,謠言捏造者在對主次因素進行取舍時,就存在故意簡化省略與增加無中生有的關鍵信息等情況。比如,相關謠言出現后,開始增加“越南媒體報道”、“新華社快訊”、“越南通訊社報道”等字樣,意圖表明信息來源是權威媒體; 又如,“航班在北緯 065515,東經 1033443 海域被發現”中提及的具體經緯度,以及引用所謂的越南軍方官員的講話,都是為了進一步通過敘述性信息增強迷惑性。加之大量帶有主觀煽動性的情緒化信息,極易影響受傳者,使其出現解碼偏差,產生誤讀,從而成為謠言擴散的傳播工具。
官方: 矛盾信息與低效應對從官方的角度出發,謠言也可以定義為未經官方公開證實或已經被官方辟謠的消息[3]。如果權威部門的聲音不能及時對傳播的流言證實或者證偽,那么謠言必然四起。以危機公關原則而論,公關主體也須遵守承擔責任、真誠溝通、速度第一、系統運行、權威證實等五項原則[6],力求轉危為機。換句話說,官方公關運作若及時到位,便能將謠言消滅于萌芽狀態,反之,失敗的公關運作則很可能會成為謠言的源頭。這就要求公關主體對公眾關注的事情保持高度敏感,在第一時間內公布相關信息,從而實現正面引導輿論,鏟除謠言。
在本次客機失聯事件中,馬航公司較差的媒介素養與低下的應急處理能力,顯然是謠言產生與擴散的重要誘因。國際民航組織規定,航班失聯超 30秒,航空公司需啟動應急預案,及時發布并更新信息。然而,相關航班失聯 5 個多小時后,消息才得以公布。在事發當天的發布會上,現場混亂,馬航公司也未能傳遞有效信息。而在隨后進行的搜救工作中,相關方面常在短時間內以相左的說法推翻先前所下的結論,各機構的發言甚至出現互相矛盾的情況。舉例來說,客機失聯第二日的新聞發布會上,馬來西亞交通部長稱有 5 人持假護照登機,該國國防部長則予以證實,并補充了持假護照者的國籍?？梢粋€小時之后,馬來西亞民航局又表示只有 2 名乘客持假護照登機。矛盾的信息與低效的應對,大大影響了官方消息的權威性與可信度,進而給一些謠言借機傳播提供了空間。更可怕的是,公信力受損,極可能使后期官方辟謠難度加大,甚至有可能使謠言愈描愈黑,起到加強謠言的相反效果。這是傳播上的首因效應帶來的偏見造成的。也就是說,辟謠本質上是一種過時的信息,在信息仍然模糊的情況下,相對于已經在公眾心中形成印象的謠言本身,更不容易被人接受[7]。
媒體: 錯誤定位與“動態滾動”的濫用傳統媒體和微博平臺等新媒體之間,以轉載分享與超鏈接等多種方式互相較交叉,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一個容量巨大的網絡社區空間。換言之,媒介之間的互動與融合,是多層面、深層次與全方位的。
而在這個空間之中,也存在不同媒介的競爭狀態。
新媒體平臺信息實時更新等優點,對傳統媒體報道速度而言就是一種壓力和重負。因而,某些傳統媒體因急于搶新聞而出現了定位錯誤,將“求快”置于“求證”之上,在不能確定信息源的情況下與新媒體搶時間,從而出現了傳謠等使自身話語權與公信力打折扣之舉。這一方面,為謠言以鏈狀、樹狀、放射狀樣式自由交叉傳播創造了條件,尤其是重大突發事件引發的謠言,呈現出“造謠 - 辟謠 - 再造謠 - 再辟謠”的漩渦型復式傳播特點[8]。另一方面,一些所謂的動態滾動信息,表面貌似在為公眾提供方向與看法,實際上卻助長了一些媒體不負責任的傳播行為,為謠言傳播“推波助瀾”[9]。
馬航客機失聯事件中,就有某些媒體不顧充當謠言傳播工具的風險,也不肯在其他競爭對手發布消息的情況下“失語”。最終,未經核實的社交網站消息頻頻成為傳統媒體信源。比如,越南媒體以該國海軍上將 Ngo Van Phat 為信息來源發出失聯客機已在富國島以南 153 海里處墜毀的消息后,波音中國總裁馬愛侖\\( Marc Allen\\) 通過發布微博,表示飛機已經找到。由于馬愛侖的身份認證信息,很多媒體轉載了這條微博,進一步提高了飛機墜毀消息的可信度?？呻S后,馬愛倫刪除相關微博并宣稱“消息有誤”; 越南海軍上將 Ngo Van Phat 則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他只是根據相關信息推測,并未核實。盡管兩個信源先后予以否認辟謠,但就在這短短的兩小時內,不實消息已被多家媒體轉發,謠言得以迅速傳播。
對策: 構建良性發展的媒介生態系統微博平臺的海量信息使傳播本身具有一定的自凈功能,不少謠言可以在其他信息源的相互印證中證偽。然而,造謠、傳謠、辟謠時間上存在先后順序。
簡單地說,先是謠言產生,然后才有辟謠澄清,辟謠有滯后性。在造謠與辟謠的時間差內,謠言極有可能對社會公眾產生負面影響,甚至造成重大損失。
梳理馬航客機失聯事件背后的謠言及傳播路徑,目的就在于促使官方、新媒體平臺、傳統媒體與社會公眾等多方面攜手共建良性發展的媒介生態系統。哈佛大學教授桑斯坦研究了謠言的兩個現象后提出: 一定數量的人開始相信一則謠言,其他人也會相信,除非有證據證明這是一則虛假的謠言; 而具有相同觀念的人聚在一起討論通常會強化謠言[10]。
因此,官方辟謠應采取如下辦法: 一是,明確及時地針對謠言提出反證,通過反證還原謠言的本來面貌,從而制止其擴散。二是,通過信息發布機制盡快盡多地公開事實,大大縮小捏造謠言的傳播空間。實際上,這也契合了上文提及的謠言生成普遍程式,也即通過公開事實信息來降低模糊度,最終實現降低謠言傳播效果,進而進行辟謠澄清的目的。
信息是分級別的,這就導致不是每個人都能通過大眾媒介了解掌握關鍵信息,但是每個人都期待掌握真實準確的信息。面對裂變式的海量信息,要讓謠言失去傳播擴散的空間,微博等新媒體平臺不妨從此著手: 將有權威信源且利于駁斥謠言的消息第一時間向主流新媒體平臺的站方管理人員公布,并由他們在平臺首頁顯眼位置設置辟謠通告,在謠言泛濫且負面影響強的站點進一步設置指向發布權威信息的官方網站的鏈接; 同時,引導新媒體平臺組織人員通過新聞專題的形式深挖信息的背景縱深、保持信息的高頻度更新; 再者,充分利用專家在線微訪談等,以受眾喜聞樂見的形式辟謠。
傳統媒體進駐微博等新媒體平臺后繼續掌握話語權,需要在面對重大突發事件中,讓權威性和公信力經受住考驗。對傳統媒體而言,在當前以時效性為主要爭奪點的信息戰中,一定要認清與自媒體抗衡的利器是自身的專業性,明確定位,堅守專業求證。這種專業性體現在對事實的求證和謠言的證偽,也體現在輿論引導的專業。這就需要傳統媒體繼續發揮其在新聞把關人方面的優勢,把信息進行篩選、校準、把關,最后給出最準確的信息,將求證置于求快之上。同時,傳統媒體應利用資源和能力整合信息,重視獨特信源的掌握和發布[11]。
馬航客機失聯事件涉及航空領域,專業性極強。
公眾接觸相關信息時,大多缺乏直接經驗而知識儲備又相對不足,尤其是信息發布者之間存在著矛盾又無權威機構統籌。對公眾而言,不被謠言牽著鼻子走,需要提高自身輿論素養,一方面,提升對信息的搜集、組織、傳播和使用的能力,另一方面,也要加強對媒介的使用、評價以及基于資源的學習能力。
總而言之,提高自身的理性和判斷力,克服易受暗示和輕信的群體特性,理性分析,才能做到“流丸止于甌臾,流言止于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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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葉琦,呂婷. 馬航事件走出謠言“漩渦”[N]. 人民日報,2014 -03 -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