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量學派的標準是什么？拿這個標準來衡量中國公共管理學派，又能得出什么樣的結論呢？根據中央繁榮哲學社會科學的精神，要大力培植中國學派。中國公共行政學的學派情況如何，它與學派所要求的條件有多遠，正是本文研究的目的所在。

一、關于衡量學派的標準

關于社會科學學派的含義，我們還是贊同這樣一種觀點，即它是由持相同學術觀點而集結成的同人群體。中國傳統的學派劃分標準大致以師承或地緣為標準。在當代，這個標準是不太適用的。在當代，區分學派，只能就個人的學術傾向與學術性格而論，因為民國以來，由于教育制度的變革以及學術繁榮等原因，學者每每師承不明，所以我們不贊同以師承作為劃分學派的依據。

由于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的差異，所以衡量其學派的標準或特征有不同之處，但它們并不是沒有共同標準或特征。關于衡量學派的標準，國內外有不同的看法。國內關于學派的評價標準主要有“四標準”說和“五特征”說兩種。

“四標準”說又有兩種。第一種觀點認為，必須有一個或一批較優秀的學科帶頭人，有被社會認可的理論創新成果，有經過實踐檢驗是正確的學科理論體系；這一學科理論體系的原創性范疇、概念、觀點和基本理論，能夠自圓其說，達到范疇規范化和邏輯一元化的理論水平；學術界同仁自覺或不自覺地支持、認同、宣傳、維護和發展該學科的理論觀點和學科體系；這一學派的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在回答和解決理論和現實問題方面，為社會創造日益增長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第二種觀點認為，要有一整套的理論體系；要有自己的專門的理論陣地，如雜志；有公認的領袖群體；存在著固定的組織形式。

“五特征”說又分三種。第一種觀點認為，學派都有其代表人物、代表著作并在學術界產生較大影響，其學說為學術界所公認與推崇，甚至具有奠基意義；學派對某一學科的基本問題或重大問題，都有著共同的或相近的學術觀點；同一學派大多有相同或類似的研究方法；同一學派的風格是一致的；學派不是一成不變的，學派之間相互吸收，可以形成新的學派。第二種觀點認為，必須有一二個出類拔萃勇于創新的大師；有最少不少于3個人的基本成員；具有共同的學術信念；使用相同的理論和方法；有一批高水平的研究成果。第三種觀點認為，集合體各成員有大致相同的課題和研究對象范圍；各成員研究的方法論一致或相近；各成員的理論已經形成體系并且理論觀點的核心（精髓）大致相同或相近；各成員的理論具有共同的思想淵源；在上述方面具有鮮明的特征、從而與其他研究者區別開來，并且因為這些共同的基本要素而有組織無組織地聯系起來一致對外，形成對其他研究者的觀點的排斥，即集合體具有學術上的內聚力和排他性。

國外關于學派的評價標準主要有以下兩種觀點：一是“四標準”說，即：具有研究集體的科學帶頭人和領導者；研究風格和科學思想；聚集于科學帶頭人周圍的研究者的高度技能；研究者在某一領域所獲得成果的意義、在這一領域的崇高的科學威望。

二是“六特征”說，即：一個學派總是在新的理論領域，或在新的方法論和方法領域中，在學科的分或合的過程中發展的；有關學科的代表人物對一個理論上或方法上的新流派尚有爭議，還沒有普遍承認它；作為社會機體的學派是在新的思潮形成過程中和在同別人進行科學競賽或競爭中形成的；一個學派的領導人的領導活動對于建立這種社會機體來說，一般是必要的、有益的；某個新流派得到學術界和社會承認是學派形成的必要條件；每個學派的組織形式可以因歷史條件和各學科的研究項目不同而各異。

雖然國內外關于學派的評價標準各執一詞，但都其相同的地方，即：一個學派要有一個領頭人物和一批成績卓著的研究者，并在學科開端時產生；其學術成果已形成理論體系并在學術上產生重大影響，要有自己的研究風格；一個學派要得到社會的公認；要有一定的組織形式。用上述標準來衡量公共管理學派可看出，它的特征是“洋”味更濃更重，學派色彩不太明顯。

二、產生的主客觀條件

公共管理學派不是在學科開始時產生的，它是從行政管理學內部發展而來的，后者是前者發展的基礎。公共管理學派將傳統的公共行政理論和現代管理理論結合起來，探討不同于傳統公共行政研究的新途徑，從而掀起了國內公共管理學的研究熱潮。中國公共管理學派的形成始于20世紀90年代末。這一時期中國社會正處于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軌時期；市場化、全球化日益明顯的趨勢對中國的政府管理帶來了巨大沖擊和挑戰，過去的“行政管理”或“政府管理”的理念與方法已不能適應新時代的發展要求；第三部門的成長和MPA教育的開展也是促進公共管理學派興起的社會背景。同時，西方國家“新公共管理運動”的思想理論，開始大量傳入中國。與體制轉型的社會現實相聯系和受外來新思想的影響，我國學術界也就提出和使用了有別于“行政管理”的“公共管理”的概念。當代中國的經濟、政治和行政管理體制的改革需要相應的理論作指導，也需要借鑒西方的公共管理理論。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由蘇州大學及有關學者帶頭，在全國興起了介紹、傳播公共管理理論的浪潮，形成了公共管理學派。

學派帶頭人是一個學派形成的重要主觀條件。從歷史上看，凡屬鄭重的學派，總是有一位或幾位學者，在某一門或一系列學科的研究中付出了艱辛的勞動，進行了反復的嚴肅的論證，從而提出了與眾不同的精辟見解，形成了相對穩定的學術體系和獨特風格，在一定的時代條件下和學術范圍內給人們以啟迪，因此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后來者，贏得了他們的崇奉和支持，再經過他們的不斷補充、匡正、加深、加細，蔚然而成獨樹一幟的學派.中國傳統學派都有其發起人，這些發起人是公認的某一學派的權威，且大多是開山鼻祖或集大成者。如儒家學派的孔子，墨家學派的墨翟，道家學派的老聃和莊周，程朱學派的程顥、程頤和朱熹、陸王學派的陸九淵和王陽明等就是這樣的發起人、帶頭人。在自然科學領域，絕大多數學派都是以學派發起人命名的，如化學中的李比希學派和杜馬學派，地質學中的德拉貝奇學派，物理學中的盧瑟福學派、玻爾學派、費米學派等。

公共管理學派雖然比較紅火，有一批潛心于此的學者，如郭濟、夏書章、錢振明、王樂夫、薛瀾、金太軍、季明明等，但他們是以傳播西方的公共管理學說而著名，不是以創新理論體系而著名。所以，很難發現公共管理學派有起開山作用的領袖人物，這是公共管理學派的致命弱點?？茖W研究中發起人的作用是巨大的。一個學派的理論基礎、學術思想、研究方法，乃至人員的組成，都與其有密切關系，他個人的素質、思想決定了一個學派的性質和特色?？茖W的發展日趨綜合，需要這樣一位領袖人物將許多人、許多方法、許多手段融合一體，發揮立體作用。公共管理是多個學科的融合，急需這樣的發起人。也正是中國公共管理學派缺少這個領袖人物，才使它具有“移植”的特色。

公共管理學派產生的主客觀條件是其主要特征，正是這個特征決定了其他方面的特征。正是由于其主客觀條件的缺陷導致了其他方面的缺陷。

三、理論體系有無創新及其研究風格

理論成果是否具有創新意義，是否形成理論體系，這是一個學派形成的靈魂。也就是說，一個學派是以其新學術成果來奠定它的學術威望的。沒有自己的理論體系，只是宣傳和介紹別人的理論，是不能稱之為學派的。最多只能稱其為外國學派在中國的延續。關于這一點，公共管理學派特別明顯。

公共管理學派有沒有新理論觀點呢？有沒有理論體系呢？既然公共管理學派主要是引進國外的公共管理學理論，我們就看看國外的相關理論情況。大致說來，國外的公共管理理論框架，不夠嚴整，還處于構架之中。英國學者胡德認為新公共管理至多是新瓶裝舊酒。挪威奧斯陸大學湯姆·克瑞廷森教授認為：“新公共管理”作為一種指導政府管理社會公共事務的理論，概念和理論邏輯不連貫，存在一些自相矛盾之處，對研究對象只作了片面的反映、解釋和對策設計。格魯寧分析了新公共管理的基本特征，指出其實際上來源于1900年以后公共行政學、政治學、經濟學的有關理論，融合了從古典公共行政到新公共行政的多派觀點，也就是說，提出的新觀點更多地來自對前人的繼承和綜合。

科學始于問題，每一門成熟的學科都有自己試圖解決的基本問題?；締栴}不清，一門學科的理論體系無從構架。在公共管理學處于優先發展優勢的美國，關于公共管理學的基本問題是什么，至今仍是迷霧一團。美國公共管理學發展的最大缺陷在于其缺乏相對統一的研究綱領、研究范式及相互契合的范疇體系與命題系統?？傊?，國外的公共管理學由于其研究對象、范式、綱領過于分散，缺乏本學科的基本理論和本學科哲學層面的一般理論，使得它受到其他學科的排斥，難以在學術界占據一席之地。沒有理論創新，就無所謂學派。

在國外，新公共管理都缺乏真正的理論創新。在國內，公共管理學派就更不用談理論創新了。中國公共管理學派也在試圖創建理論體系，但從總體上觀察，目前，我國公共管理學派對“新公共管理”思潮的反應僅停留在對國外“新公共管理”理論及其動作較全面、系統的介紹，和對部分問題的討論上。還處于引進、消化和吸收階段，在思維邏輯和理論體系上還沒有跨出西方行政學的窠臼，理論上“鮮有突破和創新”,未形成自己的理論體系。這也是公共管理學派自己的一致看法，他們為此而感到不安。他們承認“公共管理學是一種尚在發展之中的新理論”,“迄今為止，它并未形成統一的成熟的理論框架及范式”;他們還認為，“樹立公共管理理念，建立和發展公共管理體制，建立和完善公共管理學科體系，關系著我們能否繼承人類先進文化遺產，關系著我國如何深入進行改革，關系著我國建立什么樣的社會管理框架，關系著現代化建設人才的培養；總之，它關系著我國的前途和命運?！彼?，中國公共管理學者一致認為，對公共管理學科體系的研究，主要是應該解決好公共管理的基本范疇、基本原理以及基本理論體系問題，否則就難以說明一個學科具備了科學性，實現了理性的成熟。沒有理論體系及其內在邏輯，沒有清晰的研究對象，是否是一門新學科都成問題，就更談不上這個學科中的學派了。公共管理學派的理論落后于實際且與實際相悖，難以操作，那就更談不上啟迪作用或指導作用了。

由理論體系有無創新的情況決定了學派的研究風格。我們通常所說的學派，是指在學術上圍繞集中的問題，聚集了優秀的人才，采取了新穎的視角，形成了獨特的風格，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的研究群體。以上定義包含了科學學派的構成要素。

我們認為，其中特別重要的是風格。一個學派，必須在某個領域的研究中探索出一條新穎的研究道路，并在這條道路上形成獨有的研究風格。正像每一個人有自己的氣質和性格，不同的科學家和科研群體也會有各自不同的研究風格?？磫栴}的角度不同，研究的偏好不同，科學的價值觀不同，等等，都會造成風格的差異。在科學史上，有許多例子可以說明研究風格的存在，例如愛因斯坦重視思想實驗，韋伯重視實驗證據，居里夫人非常能夠“吃苦”,唐慶敖的化學研究注重數學推演，等等。每種風格都有自己的優勢和局限性，某種程度上決定了科學研究的成敗。

公共管理學派具有移植國外理論的風格。這可從以上理論體系有無創新的情況看出。關于這一點，以上有論述，在此不作過多分析。只有中國化的學派才有生命力，才能在世界學術之林占一席之地。當今是哲學社會科學發展的良好時機，也是中國行政學發展的最好時機，我們要從中國實際出發，引進國外的有關理論，創造中國風格和中國化的公共管理學理論。這才是當代行政學者或公共管理學者的歷史使命。2004年1月4日出臺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的意見》指出：“在擴大哲學社會科學對外交流的過程中，要注意防止照抄照搬、食洋不化的現象，堅決抵制反動、腐朽的思想化的侵蝕?！?/p>

四、社會的承認情況

學派不是自封的，必須要得到社會的承認。也就是說，它是在學術研究和實踐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是以自己的成果博得學術界和社會的公認的。學派領導人及其成員的學術地位和創新理論成果要得到社會公認，要產生社會效益。所以，一個學派的觀點是否正確，是否接近于真理，不是由權威說了算，而是靠廣大學者探索，由實踐來檢驗，才能確定，而且必須經歷或長或短時期的社會實踐的多次、反復的檢驗。

社會承認的過程，也就是學術爭鳴的過程。公共管理學派產生后，承認者很多，但反對者也不少。沒有研究基礎，就直接承認公共管理學派，然后在學科目錄中設置公共管理學一級學科，這是不太正常的。在國外，是由學科研究推動學科教育的發展，學科研究在前，承認在后，然后才有專業教育的興起。在中國卻恰恰相反，是學科承認在前，而后是專業教育的發展（特別是MPA教育的紅火），最后才是學科的研究。這是一個逆向的發展路徑，它有利也有弊：一方面可以直接借用外國的先進理論和觀點，縮短研究的差距；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國公共管理學派對國外公共管理學認同的盲目性，理論創新的貧乏性。

在國外，公共管理學并未得到普遍的認同。在美國，公共管理學至今仍未擺脫認同危機。一方面，公共管理學面臨著來自社會實踐特別是公共管理部門的認同壓力和挑戰；另一方面，公共管理學面臨來自學術團體、學科建設特別是學界認可的壓力和挑戰。美國學術界的一種看法認為，公共管理學科只是總體管理學科的一個分支或政治科學的一個分支，不應獨立存在。這種觀點也反映在部分美國院校公共管理專業的機構設置方面，如將公共管理專業設在一個統一的管理學院下面。同時還有一種看法將公共管理看成是政治學的一部分，從而將公共管理作為政治學的一個領域。這說明，在美國，公共管理學專業并不獨立存在，要么設在管理學之下，要么設在政治學之下，兩者大約各占一半。有獨立的公共管理學院或公共管理學系的情況很少。

在西方，公共行政學者并沒有把“公共管理”奉為至寶，更不像有些學者所說，在西方特別是在美國，從公共行政到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代表了公共部門管理研究發展過程中依次出現的三種研究途徑或范式。在美國，有的學者甚至不承認“公共管理學”這個學科名詞。美國康乃爾大學公共事務研究所所長多森教授指出，可以將“公共政策”、“公共行政”和“公共事務”基本上視為同一個領域在不同時期的名稱：20世紀60年代以前流行“公共行政學”概念；70、80年代許多人喜歡稱之為“公共政策學”;而現在的趨勢是將二者合一，稱之為“公共事務學”.有的學者，如美國Syracuse大學麥克斯韋學院公共行政學系主任梅戈特（A·Merget）教授，雖然承認有公共管理這個名詞，但他認為公共行政、公共政策、公共事務和公共管理基本上是同一學科領域的不同名稱。

在英國，雖然公共行政學位已經被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兩種學位所取代，但英國的公共管理教育具有明顯的技能和實踐導向，具有職業培訓的性質。英國也沒有獨立的公共管理學院，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類課程由英國大學商學院提供，英國大學的公共管理碩士學位課程與MBA課程很接近，授的學位也以MBA占多數?？傊?，在英國，與傳統的公共行政教育相比，有四個明顯特征：更強調實踐導向，而非理論導向；更注重政策實施的管理和評估，而不是政策制訂；從社會科學基礎轉向工商管理基礎；由重視知識到強化技能。

在亞洲的其他國家，公共管理是被當作公共行政的一個分支看待的。2000年7月，在北京召開的“亞洲公共行政改革”研討會，研討的內容雖然是有關亞洲的公共管理改革情況，但該會并沒有把公共管理改革當作獨立的問題來論述，而是把它當作公共行政改革的問題來對待。在日本，也沒有專門的公共管理學院，行政管理專業一般隸屬于法學院之下。

在國內，關于對公共管理學派的承認情況，大家有目共睹：全國高校一哄而起的改名為“公共管理學院”熱潮；大量介紹、論述公共管理的大量論著；MPA職業培訓或教育的熱鬧場面等。對此我們不作過多論述，回想起“大躍進”那一幕便清晰可知。

公共管理學派沒有從中國國情出發研究公共管理，其主要表現是：沒有研究中國共產黨這個最大的公共管理主體，因為它執行著國家機關的職能；中國的政治與行政本來就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沒有必要再大談政治與行政的結合；中國的政治團體、群眾自治組織和事業單位等執行著準行政部門的職能；中國第三部門發展不充分（如作為農業大國，卻沒有一家農業協會），中國的市民社會不發達，等等。如果對上述核心問題不研究，那么公共管理理論就是玄乎其玄的東西，其適用性就大打折扣了。

針對公共管理學派盲目的“拿來主義”傾向，有的學者提出公共管理在西方存在著認同的危機說明它本身就是不嚴謹的學科，公共管理的一些教義是否在中國實用，得經過實踐檢驗和理論反思，所以要警惕盲從西方的傾向，要創立中國化的公共管理理論，“不應該也不能按照資本主義國家主導的國際社會的-主流意志。的要求，選擇方案”.這既是一般學者的一致心聲，也是公共管理學派的一致心聲。道理都明白，做起來很難。這也說明社會科學理論創新的艱難。羅伯特·達爾說：“從一個國家的行政環境歸納出來的概論，不能夠立即予以普遍化，或被應用到另一個不同環境的行政管理上去。一個理論是否適用于另一不同的場合，必須先把那個特殊場合加以研究才可以判定?！边@是一種理論要適合一國國情的另一種表述。

針對公共管理學派主張把企業管理的許多方法運用于公共管理，主張在公共管理中引入市場競爭機制，建立企業化政府的觀點，工商管理學者是何種態度呢？他們幾乎都是排斥的。他們認為，公共管理與工商管理有共性，也有本質區別。正確認識兩者的差異，有利于防止政府管理與工商管理主客體的錯位；有利于規劃社會管理和市場管理的秩序；有利于完善私法和公法制度，有利于公共管理本身的發展。所以，當代新公共管理學派較多地借鑒了工商管理的理論、觀念與研究方法，這有合理之處，但抹煞、忽視二者的差異，又是其缺陷之一。在西方國家，地方分權和私有化并沒有提高效率，反而導致了社會服務的崩潰。

關于公共管理與公共行政的關系是學術界討論的一個焦點問題。公共管理學派有兩種論點：一種觀點認為公共管理的外延大于公共行政的外延；另一種觀點認為公共行政已經過時，公共管理要超越于它。前一種觀點是占主流的觀點。筆者認為，公共管理的外延要小于公共行政的外延，前者可歸于比較行政管理學之中，因為公共管理學派的政府是管理主體，第三部門參與管理的觀點不是什么全新的創造，第三部門參與管理具有悠久的歷史，只不過沒有像公共管理學派那樣對其高度重視。從學科結構上來看，公共管理的概念所表明的是與“行政管理”、“公共行政”基本相同的研究領域。

實際上，在公共管理學派未產生之前，中國行政學界就有一種觀點，認為廣義的行政管理就是公共管理。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周世逑教授所著的5行政管理6.周先生用三個同心圓來說明其觀點：同心圓的里圈表示國家行政管理；中圈不僅是國家行政機關的管理，也包括政府所屬的非營利性機構的管理；外圈是指一般行政管理，它把營利的和非營利的單位的管理都包括在內。我們所要講的行政管理指的是中圈，即公共行政管理。所以，公共管理只是行政管理的另一種說法而已。國外和我國臺灣某些學者也有類似的觀點。

如臺灣學者詹中原教授認為：“了解新公共管理的發展歷程及內涵，我們可能發現，公共管理是公共行政學科發展的一部分。無論就理論及實務而言，-公共管理。均是原本公共行政的典范內涵?！焙抡J為“公共管理是國家的藝術也可以松散地定義為如何設計和管理公共服務的問題，以及政府行政部門的細微工作”.布萊頓·米爾沃德認為“公共管理與社會科學理論有著而且應該有著或緊密或松散的聯系。它研究的是基于實踐經驗的方法（experience-basedprescription）和管理技術”.詹姆斯·佩里認為，“公共管理理論應該提供關于公共管理者在各種變化的形勢下如何做出行為的有用的、實用的普遍性原理。有用的和實用的。這個詞是表示公共管理理論必須是有實用價值和以問題為導向（problem-oriented）?！?/p>

西方學者要么將公共管理等同于公共行政，要么將公共管理當作公共行政的一個分支，要么將公共管理視為與公共行政相競爭的新范式和新途徑，從來未像有些中國公共管理學者那樣，把公共行政當作公共管理的一個分支。這也可以說是中國公共管理學派的一種“獨創”.中國有的學者關于公共管理與公共行政的關系有三處矛盾的說法：在《設置公共行政專業碩士學位的建議》一文中指出，Administration也有管理的意思；他后來在《現代公共管理概論》一書中又進一步解釋道：Administra-tion是指層次高的管理，Management指層次低的管理，同時，又說只限于政府工作的公共管理是狹義的公共管理，同時也是狹義的行政管理；不限于指政府工作的公共管理是廣義的公共管理，同時也是廣義的行政管理；在作學術報告的公開場合，說公共管理擴寬了行政管理的領域，行政管理是公共管理的一個部分?，F在我們來分析一下其自相矛盾之處。按第一種說法的意思，Manage-ment應該包括Administration,也就是公共管理包括行政管理；按照第二種說法的意思，有一個矛盾：一方面說公共行政應該包括公共管理，或者說公共管理可視為公共行政的一個分支，另一方面說公共管理就等于行政管理；按照第三種說法，行政管理是公共管理的一個分支。歸納起來，有三個意思：公共管理就是行政管理；公共管理包括行政管理；行政管理包括公共管理。這三個解釋是自相矛盾的，這種矛盾的說法在學術上是很少見的。

在公共管理學派某些人的鼓動下，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設置的公共管理學科結構更是矛盾百出，它明顯帶有各學科拼湊的特征。這是學界的一致看法。公共管理學科的結構性矛盾體現在三個方面：行政管理學與其他二級學科之間并非并列關系，而是相互包含關系，行政管理學的外延大于教育管理、公共衛生、社會保障、土地資源等四個二級學科的外延；五個二級學科之間沒有共通的理論和知識基礎，缺乏有機的內在聯系；公共管理學科結構沒有完全覆蓋所屬二級學科的研究范疇，具有不完整性。公共管理學派本身也認為公共管理學科體系必須作調整，即在公共管理一級學科下，設公共政策、政府管理和非政府部門管理三個基本的二級學科。有的公共管理學者認為在公共管理學科下，設行政管理、公共事務管理和公共政策三個二級學科。公共管理學科結構的混亂說明了公共管理學理論體系和學科體系的不成熟，它極大地影響了中國行政管理學的正常發展，擾亂了行政學發展的陣腳，影響了中國行政管理人才的培養。

五、組織形式問題

研究著名學派，我們會發現，學派的發展方向是從思想到組織的自然發展過程，學派是某些時候由某些科學家有意無意之間形成的一種科研組織形式。它們不是人們規劃出來的，不是純有意為之的結果，而更多是“無心插柳柳成蔭”.因此，我們認為，學派研究第一個重要的啟示就是，我們不應該急功近利地去創建什么科學學派，而要給科學一個自由發展的空間，尊重科學家各自不同的研究風格。學派不同于政治上的黨派，它不在于組織的嚴密或松散，而主要在于思想上的聯盟。

學派既然是一個集團，是一個社會機體，就必然有一個組織形式。孤零零的一個人是不能稱之為學派的。有關學派的組織形式，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不大一樣。但是，它們都可歸納為三種形式：其一，思想型學派。它沒有一定的組織形式，僅憑某種有吸引力和凝聚力的學術思想或研究方法把一些科學工作者聯系起來，它是一種自發形成的松散群體。其二，科研組織型學派。它具有緊密的組織形式，以一個科研機構，如研究所、研究室、實驗室或研究小組等為固定科研活動基地，在其內的科學工作者之間，除了以某種共同的學術思想或研究方法維系外，還具有組織上和研究條件（儀器、經費、場所等）上的密切聯系。其三，思想、組織型學派。它既有組織學派的研究機構作為中心，又存在著思想學派的成員圍繞中心周圍，在一個共同的學術思想或研究方法的維系下，二者分頭研究或在一定程度上互相配合，朝著共同的目標開展科研活動。從三個組織形式對學科發展的作用看，是一個比一個強。特別是思想、組織型學派由于既有科研中心機構骨干，又有外圍松散型群體的配合，對于學科發展的貢獻比其他兩個又更為明顯，更為突出。

雖然公共管理學派是一個思想、組織學派，但它是一個純有意的組織形式。公共管理學派走過了從組織到思想的發展歷程，明顯逆于學派發展的規律。這也說明它的形成明顯帶有行政命令的色彩，這也說明中國學術研究不可避免地要受行政命令的干預。

公共管理學派的思想、組織性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具有自己的專門的理論陣地，即《中國行政管理》和《公共管理學報》等雜志，僅《中國行政管理》2000年就刊發了43篇涉及有關“新公共管理”理論的文章；二是公共管理學派存在著固定的組織形式。全國各省市基本上都有公共管理學院或公共管理研究所，也興辦了一些大型研討會。

綜上所述，公共管理學派雖然是一個學派，但它有其致命的弱點，它不是地地道道的中國學派。我們用美國馬克斯韋爾學院伯克·海德教授所舉的古代東方的一個故事來作為本文的結尾，對行政學界也許有所啟發。他說，某地方有一次發大水，猴子逃到樹上躲著，看到水里有一條魚，就探下身子把魚“救”了起來放在沒有水的地方，結果魚兒反而活不成了。這就是說，由于多國文化背景和環境的差異，不可能形成一種超越這些差異的統攬一切的比較行政學理論體系。

[參考文獻]

[1]狄笙。傅斯年：作為學派的領袖與作為個體的史家[J].北京大學學報，1996,（4）。
[2]蘇祖勤，等。中國行政管理三大學派理論初探[J].改革與戰略，2004,（12）。
[3]倪波，紀紅。論學派[J].南京社會科學，1995,（11）。
[4]雷戈。論歷史學的學派[J].河南大學學報，1997,（6）。
[5]葉嘉國，風笑天。我國社會學“學派”的現狀與展望以此談我國社會學存在的幾個問題[J].學術界，2000,（1）。
[6][蘇]赫拉莫夫?？茖W中的學派[J].科學學譯叢，1983,（1）。
[7][東德]H·施塔伊納爾。馬列主義社會科學中的學派[J].國外社會科學，1981,（10）；科學學派創造活動中的社會因素與認識因素的聯系[J].科學學譯叢，1987,（4）。
[8]蔡立輝。論公共管理的特征與方法[J].武漢大學學報，20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