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代化進程中，經濟發展與環保之間的矛盾將會越來越尖銳。在當前的經濟活動中資本不斷擴大再生產之下，企業追求資本積累和利潤的極大化，而將處理生產過程中廢棄物的成本轉嫁給全體或部分民眾，造成對民眾的損害。
而同時，民眾的環境意識和維權意識日漸提高，加上傳媒的報道折射，互聯網的串連，各種主客觀條件結合下，環保糾紛乃至于環境維權群體性事件由此層出不窮。
根據原國家環?？偩止嫉挠嘘P數據顯示，2001年－2003年全國環保系統收到的環境問題投訴信件，以每年30％的速度上升，僅2003年群眾來信就達到50多萬封，群眾上訪超過8.5萬批次。
而分析2007年以來發生的各類環境群體性事件，諸如廈門PX、四川什邡反對鉬銅項目和江蘇啟東反對王子紙業建設排污管道，以及各地頻發的小規模的反對垃圾焚燒站、變電站建設等事件，皆有各種主客觀因素。若不能吸取教訓，及早確立處理方針政策，環境維權群體性事件必將繼續增加，而影響到社會的穩定和諧。
環境正義和鄰避現象
晚近歐美國家流行的“環境正義”，簡言之，即環境風險的公平分配狀態，確切而言，它是一種抗議“環境不正義”，而追求“環境正義”的運動，起源于美國北卡羅來納州的華倫郡，當地在1982年發生的一場震驚全美的反對有毒廢棄物掩埋場的社會運動。在這次運動中，華倫郡與外圍各郡的居民聯合起來，共同反對多氯聯苯（PCB\\)的廢料儲存設施在當地興建。
不同于以往的鄰避現象，華倫郡的居民們之所以組織起來反對掩埋場的興建，除了要反對有可能對人體產生危害的有毒廢棄物之外，更重要的是他們認為，政府官員之所以批準該廠的興建，是基于種族的考慮。華倫郡是北卡羅來納州最窮困的郡之一，當地居民以黑人居多。
“環境不正義”，即環境風險的不公平分配的狀態，可能是由于族群、收入、區域等因素而產生不公平的待遇。例如垃圾處理場、核電廠、高污染工廠等不成比例地建在低收入、窮鄉僻壤，或者弱勢族群占多數的地區。
這種現象普遍存在，即使美國也無法避免，因而“環境正義”觀念提出以來獲得頗多的回應，后來發展為17條比較一般性的基本原則，例如尊重地球及生態系統、人類應互相尊重、彼此平等、可持續利用、反核及危害生存之毒物、尊重所有人之自主權、民眾平等參與權利等。
臺灣地區的環境正義論述，與反核廢料的問題息息相關。其中蘭嶼核廢料貯存廠的例子是臺灣地區環境正義問題的首要案例。蘭嶼居民的構成以原住民為主，因此反核廢運動與原住民的社會處境有著高度的關聯，原住民社會經濟地位一般較低。
環境正義蘊含了“鄰避設施或鄰避現象”（NIMBY， Not In My Backyard：不要在我家后院），主要指：提供廣大地區民眾社會、文化、經濟、政治等服務機能的設施，但該設施具有潛在的風險性或污染性，可能為設施附近居民帶來立即或潛在的外部成本，如環境風險、影響居民生活質量、危害身體健康或降低其財產價值，以至于讓居民排斥或嫌惡的設施，也稱為不受歡迎的設施，包括垃圾場、核電廠、焚化廠、機場等。
人們對于這類設施的態度往往是“蓋在哪里都行，只要不蓋在我家后院”。鄰避現象是人之常情，不必視為自私自利的罪惡。否則環保問題的解決只能訴諸沖突和強制，不是長治久安之道。環境正義的理想在于“不要在任何人的后院”（NIABY, Not In Anybody’s Backyard），不過這在現實中幾乎不可能做到。
鄰避設施肯定會增加附近居民的環境風險，問題在于風險是否能限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圍。這又包含兩方面的問題：一方面是鄰避設施應盡量做好環保措施。例如，垃圾場應做好環境影響評價再設立，對其可能的污染也應花費成本，做好預防。一旦發生了污染，要預設危機處理的標準作業程序（SOP），包括企業本身以及地方政府。還有，如核電廠等應切實做好安全管理，讓附近居民安心。這是企業和政府在鄰避設施方面應做到的。
風險無處不在
在環境正義研究中還有一個顯著的現象和問題——“逐臭現象”，就是鄰避設施建立后，優勢群體（例如有錢人）搬出，弱勢群體搬入，好像逐鄰避設施而居。
有些學者將環境不正義的成因區分為單純偏見與市場力量兩種，并強調只有單純偏見才構成歧視，如果不平等來自于市場機制，那么這種不平等只是市場機制下可預測的結果而已，甚至根本不該被冠上不平等或不正義的帽子，正如美國學者本恩（Been）說的：“只要市場仍然以現存的財富分配方式來分配財貨與服務，那么到最后，如果有毒廢棄物處理設施沒有使窮人承受不成比例的負擔，那就真的太不可思議了?！?br>因而，身涉其中的民眾亦必須有現代風險的觀念，不能要求“零風險”或“零污染”，否則環境糾紛無法解決?，F代風險理論認為風險是現代性所固有的，現代社會是一種風險社會。
若以處于不同風險的每10萬人中的年死亡率來計算的話（各種活動的風險計算見圖表），騎摩托車的風險是跳傘的10倍、是開車的約90倍。這個風險率可以無限延伸，例如坐高鐵、坐飛機、吃含有美國瘦肉精的牛肉等的風險都可以計算出來。
這意味著在現代社會干什么事情幾乎都存在風險。關鍵是風險管理，以及個人承擔風險的意愿和限度。所以我們不能期待例如住在核電廠30里內是“零風險”。
“零污染”的糾結廣泛存在，若要求蔬菜水果的農藥殘余零檢出，那就只好吃有機的蔬菜水果，而即便是所謂有機蔬果，亦不是百分之百的“零污染”，由于土地歷史原因而有農藥殘余，因此忍受某種限度的農藥殘余幾乎是現代人類不可避免的。
再者，風險有其客觀性，可以計算出來，并不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
環境群體事件與公信力危機
從廈門PX、什坊、啟東這幾個典型案例看，似乎公眾一旦走上街頭，就能達到迫使項目停建的目的，此前專家的科學論證和符合法規的行政批復也就隨之作廢了。這個問題凸顯社會系統（包括科學專家、行政等系統）的公信力危機，于是民眾尋求群體自力救濟。
上述問題必須從幾個方面來改善：首先，國內當前的環保法律還不夠周延完善，不足以處理現有的環保糾紛，立法必須趕緊跟上社會現實。未來應更多讓司法獨立地解決環保糾紛；再者，環境影響評價必須客觀切實去做，讓科學專家能獲得民眾信任。
此外， 在環保糾紛中，行政部門若承擔太多的責任，這將導致公信力危機。行政部門應秉持超然中立，扮演積極的仲裁角色，甚至納入各方都能接納的環保團體（或環保NGO），共同協調企業和受害民眾，尋求雙方都能接受的解決方案。
這種解決方式一方面讓企業、環保團體分擔責任，一方面增加解決方案的可行性。如果以為這種民主的解決方式曠日持久，而采用威權式的解決方式，對群體事件加以防堵或鎮壓，將是治絲益棼、欲速而不達，而且可能賠上政府的威信。
在現代公民社會的多維度、多層次的治理中，行政、司法、科學專家、環保團體、企業都應參與對環境問題的解決，承擔各自的責任，行政部門只應扮演綜合治理的角色。
作者為臺灣大學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