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邊沁的功利主義福利觀、 庇古的收入均等學說, 到伯格森-薩繆爾森社會福利函數理論、 阿羅不可能定理, 再到羅爾斯的正義理論、 阿馬蒂亞·森的貧困者理論、 社會比較福利理論以及主觀幸福感理論,①西方福利理論不斷深化和創新的軌跡, 反映了人類發展觀跨越經濟視角---社會視角---人的視角的轉換過程. 然而,由于幸福感知標準的主觀性、 差異性以及幸福衡量指標的非精確化和非標準化等特性, 使發展過程中的 "幸福含量" 評價成為福利效應研究中的難題之一.②基于幸福感的福利效應研究無論在方法論, 還是在實證上, 均缺少有說服力的成果. 本文借鑒 "幸福廣東指標體系"③中客觀指標的基本框架, 以 "發展目標應體現地方民眾主觀愿望" 為設計理念, 力圖以民眾對幸福的感知程度為依據, 構建基于民眾幸福感的福利效應測度指標體系, 以反映區域發展與真實財富水平. 依據這套指標體系評價廣東欠發達地區承接產業轉移的福利效應, 其評價結論與單一的 GDP 指標差異則引發我們對廣東 "雙轉移" 戰略的區域政策目標如何向最大化地滿足地方需求方向轉變, 政府行政考核體系如何向 "以人為本, 地方需求為導向" 的新型政績觀轉變的理性思考.
一、 福利效應與國民幸福的關系及測度方法
\\(一\\)人類發展觀、福利觀與幸福觀的演進
基于財富界定的資本邏輯和現代性思維, 世界各國普遍實施了一種以 GDP 為導向的片面的發展方式, "GDP 主義" 發展觀的結果是造成經濟增長與公民福利提升相分離, 相當多的人群并未享受到發展的成果. 近年來, 西方理論界開始重新審視發展與福利之間的關系, 提出了一些新觀點, 力圖以新的發展觀實現公民福利的提升, 如可持續發展觀、 以安東尼·吉登斯等人為代表的 "第三條道路" 社會福利觀、 阿馬蒂亞·森提出的 "發展就是擴展自由" 的觀點以及梅志里等人提出的 "社會福利視角下的發展觀" 等.④在 "GDP 主義" 發展觀的主導下, 福利通常被理解成經濟福利, 是指收入、 財富給人們帶來的效用, 是一種狹義的福利觀. 傳統經濟學認為個人福利 \\(效用\\) 指的是個人需要的滿足程度, 只要這種需要是基于經濟因素的.⑤個人福利是社會福利的基礎, 社會福利是基于個人福利而產生的, 只不過是個人福利的加總. 廣義福利觀認為, 福利除了指經濟福利外, 還包括政治福利和文化福利. 廣義的福利觀則除了要滿足人的生理需要, 還要滿足人的心理需求和社會權利需求, 從而導致廣義幸福觀或全面幸福觀出現. 全面幸福不僅僅是指個人的生理需求、 心理需求和社會需求全面得到滿足, 而且還應該包括他生活的群體中的絕大多數人的生理需求、 心理需求和社會需求也能得到相應滿足, 個人只有在絕大多數人的幸福感中才能找到自己的幸福.
\\(二\\)福利衡量方法的轉變
隨著馬歇爾、 庇古等經濟學家用可以觀測的效用和福利取代無法衡量的主觀感受, 經濟學便從哲學中分離出來, 逐步發展成為一門可以量化的科學, 并形成了一個專門的經濟學分支---福利經濟學. 福利經濟學經歷了兩個發展階段, 一是由馬歇爾、 庇古等開創的舊福利經濟學, 二是由帕累托、 羅賓斯等開創的新福利經濟學.舊福利經濟學建立的前提是基數效用論和人際比較論. 基數效用論認為, 效用可以用一個具體的數值來表示, 不同的人通過消費商品獲得的效用可以進行人際比較,而社會的總體福利就是社會成員效用的加總.
新福利經濟學家則認為效用作為一種主觀感受, 無法用具體數值來衡量, 當然更不能進行人際比較. 帕累托提出了用序數效用取代基數效用的觀點, 認為效用只能夠進行排序, 而這種排序可以建立在展示偏好的基礎上. 然而, 新福利經濟學面臨 "孔多塞悖論". 根據 "阿羅不可能定理", 在利益和觀念存在沖突的情況下, 人們無法做出一個大家都可以接受和認可的選擇, 除非放松阿羅條件.⑦理查德·伊斯特林最早指出了人們通過客觀選擇揭示的客觀效用與人們的主觀幸福之間存在著一定差異的事實, 被稱為 "伊斯特林悖論" ---收入和幸福之間不存在明顯的正向關系, 單純依靠貨幣并不能 "購買" 幸福, 收入確實是帶來幸福的重要因素, 但不是唯一因素. 在人們的基本需要得到滿足以后, 收入的重要性就開始下降, 而其他一些因素的重要性則開始顯現,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期望值的升高. 卡尼曼提出經濟學效用概念應重返邊沁時代, 由此提出幸福經濟學概念.⑧幸福經濟學并沒有完全放棄以收入衡量福利的傳統方法, 而是試圖從更加廣泛的視角來理解幸福并發現幸福的根源.⑨幸福經濟學采用 "幸福調查" 的方法, 發現了除收入以外影響人們幸福水平的其他因素, 如健康、 婚姻狀況、 失業、 工作狀況以及社會環境和政策等.
二、 基于民眾幸福感的福利效應指標體系設計
從全面幸福觀出發, 基于廣義福利觀內涵, 回歸福利經濟學派的基數效用方法論,同時將 GDP 與個人幸福感關系密切的民生指標加以綜合, 可以構建基于民眾幸福感的福利效應指標體系. 本文的研究方法并非是對傳統福利經濟學的簡單回歸, 而是通過引進主觀幸福測度方法對福利經濟學方法論的修正嘗試. 幸福是與個人感受緊密相關的一種體驗, 具有較強的個人主觀色彩. 在構建基于民眾幸福感的福利效應指標體系過程中, 幸福指標的選取與賦權至關重要, 是必須突破的兩大重點和難點問題.
\\(一\\)幸福指標的選取
2011 年廣東省出臺的 《幸福廣東指標體系》, 該指標體系由客觀和主觀兩部分構成, 其中客觀指標體系稱為 "建設幸福廣東評價指標體系". "建設幸福廣東評價指標體系" 按珠三角和粵東西北兩類地區分別設置指標和權重, 其中粵東西北地區有 10 個一級指標 \\(表 1\\), 在一級指標下, 共設 48 個二級指標. 其中, 一級指標側重于影響幸福的因素, 二級指標則是為便于量化. 不難看出, "建設幸福廣東評價指標體系 \\(粵東西北地區\\)" 的一級指標可以覆蓋廣義福利的基本內涵. 而 《幸福廣東指標體系》 的不足之處在于: 一是二級指標的數據難以獲得: 絕大多數二級指標都不是向公眾公開的統計數據, 公眾難以從公開渠道獲得這些數據. 二是權重采用專家賦權. 專家賦權雖然征詢了公眾意見, 但是賦權過程和方法仍不清晰, 與民眾的真實需求也存在差距.
表 1 是借鑒 "建設幸福廣東評價指標體系" 中一級指標的框架, 對二級指標做了簡化與重新界定, 構建了由 10 個一級指標和 20 個二級指標構成的 "基于民眾幸福感的福利效應指標體系.
\\(二\\)幸福指標的賦權
基于 "發展目標應體現地方民眾主觀愿望" 的設計理念, 利用民眾幸福感知度調查的方法, 依據當地民眾對一級指標的關注度來進行賦權. 選取 "建設幸福廣東評價指標體系 \\(粵東西北地區\\)" 中 9 個一級指標進行了民眾幸福感知度問卷調查,輯訛輥意在了解粵東西北地區民眾對這些與幸福感關系密切指標的關注度和認同度.
將民眾對幸福的主觀感受作為客觀指標的權重, 據此合成的幸福指數即可以實現對幸福指標的主客觀評價的綜合與統一, 這與 《幸福廣東指標體系》 分設主觀指標與客觀指標及分別評價的方法論邏輯有較大的差異.
問卷調查選項是讓受眾在 9 個指標中同時選擇與自己幸福程度關系最密切的 3個指標, 結果顯示分別有 75.90%、 53.81%和 41.24%民眾認為就業收入、 醫療衛生健康和消費住房與自己的幸福感關系最為密切; 有 30%~16%不等的民眾認為社會保障、 教育文化、 社會安全和人居環境與自己的幸福感關系最為密切; 而認同社會服務和公共設施與自己的幸福感關系最密切的人數僅為 4.26%和 3.93% \\(圖 1\\). 這一調查結果, 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地區經濟發展水平以及當地居民對當下生活的切實感受, 收入增加、 健康與住房保障成為民眾的第一需求.
由于每一個樣本都被要求同時選擇 3 個指標作為與自己幸福程度關系最密切的指標選項, 所以 9 個指標被選擇的機率有很大的不同. 各個指標被選擇的頻度反映了民眾對某一指標重要性的認同度. 因此, 依據各個指標被選擇的頻度, 就可以對一級指標進行賦權. 根據這一方法計算各一級指標的權重 \\(表 2\\). 二級指標權重則是在一級指標基礎上, 根據指標數量等分確權.
三、 應用案例: 廣東欠發達地區承接產業轉移福利效應評價
\\(一\\)產業轉移福利效應研究文獻綜述
產業轉移的福利效應研究是經濟發展測度的拓展領域, 對產業轉移的經濟福利研究是該領域持續關注的焦點議題之一. 迪克希特和諾曼 \\(1980\\) 等新經濟學派探討了產業份額空間變化的福利效應.
Terotomo Ozawa \\(1992\\) 指出產業轉移最終會帶來經濟的快速增長和產業結構的升級.國內學者陳剛、 張解放 \\(2001\\) 利用 C-D 函數構建的產業轉移效應的計量模型揭示了產業轉移的結構 "優化效應"、 就業"擴大效應", 以及產業 "發展效應".對產業轉移環境效應的關注則是近年來的新趨勢, 傅京燕 \\(2006\\) 指出, 我國東部地區向西部的產業轉移過程中也伴隨著污染產業的轉移.
朱華友等人 \\(2008\\) 認為由于發達地區首先轉移出去的必定是一些勞動密集型或者資源密集型的產業, 這類產業排放的廢氣、 廢水等對環境的破壞作用較大, 而落后地區由于資金、 技術問題, 對污染治理一般束手無策.
以廣東"雙轉移" 戰略為背景, 劉力 \\(2009\\) 探討了珠三角與廣東欠發達地區的產業轉移與產業升級的區域聯動機制以及區域產業結構的協同演進規律,認為廣東欠發達地區通過承接產業轉移, 加速了工業化與城市化進程, 增加了就業機會, 吸收了部分農村富余勞動力向二、 三產業轉移, 同時也為珠三角地區流出的普通勞動力以及省外新遷入粵勞動力提供了新增就業崗位.
覃成林、 梁夏瑜 \\(2010\\) 指出產業轉移對廣東的交通網絡、 信息網絡、 物流網絡等都有著重大的推動作用.
綜上所述, 在產業轉移的福利效應研究領域, 多數研究集中在產業轉移的經濟福利、 社會福利和環境影響中的某一方面, 而對產業轉移經濟福利、 社會福利和環境影響的區域疊加效應研究比較薄弱. 不難看出, 目前對產業轉移福利效應研究也僅限于對相關指標的客觀描述與分析, 鮮見有與民眾幸福感的相關探討. 以下將應用基于民眾幸福感的福利效應指標體系, 測度 2004 年以來廣東欠發達地區承接產業轉移福利效應, 探討廣東 "雙轉移" 戰略對欠發達地區的影響, 旨在對廣東 "雙轉移" 政策效果做出重新評估.
\\(二\\)基于民眾幸福感的福利效應指數與GDP指標的比較
依據基于民眾幸福感的福利效應指標體系, 可計算廣東承接產業轉移的粵東西北地區產業轉移福利效應指數. 結果顯示, 2004~2010 年 12 城市的平均福利效應指數平均值為 0.4247, 其中韶關、 汕頭和湛江三市排在前三位, 數值分別為 0.6724、0.5630 和 0.5044; 云浮、 揭陽和汕尾三市排在后三位, 數值分別為 0.3177、 0.2184和 0.2034, 最大值與最小值之間相差 2.3 倍. 將 12 城市的平均福利效應指數按大小順序排列, 并與相應的平均 GDP 指數和平均 GDP 增速指數相對照, 發現三者之間差異較大, 并呈現出不同的相關性.
總體而言, 基于民眾幸福感的產業轉移福利效應與城市 GDP 規模有一定的正相關性, 而與 GDP 增速的相關性不大, 甚至有一些城市呈負相關 \\(圖 2\\). 如福利指數排序前三位的韶關、 汕頭和湛江三市, 其 GDP 排序分別為第 6 位、 第 3 位和第 2位, GDP 增速排序分別為第 9 位、 第 12 位和第 10 位; 福利指數排序后三位的云浮、 揭陽和汕尾三市, 其 GDP 排序分別為第 12 位、 第 4 位和第 11 位, GDP 增速排序分別為第 7 位、 第 3 位和第 2 位 \\(表 3\\).
\\(三\\)基于民眾幸福感的福利效應指數的演進特征
2002年, 廣東省發布 《中共廣東省委、 廣東省人民政府關于加快山區發展的決定》, 首次提出 "積極引導和促進珠江三角洲產業向山區轉移", 拉開了廣東產業轉移的序幕. 2005 年 3 月, 廣東省政府制定了 《關于我省山區及東西兩翼與珠江三角洲聯手推進產業轉移的意見 \\(試行\\)》, 正式提出建設產業轉移工業園, 并于同年 8月下發 《廣東省產業轉移工業園認定辦法》, 以規范推進產業轉移的工作機制, 為山區及東西兩翼地區的經濟發展提供政策支持. 2008 年 5 月, 廣東省委省政府頒布《關于推進產業轉移和勞動力轉移的決定》, 正式做出產業轉移和勞動力轉移的重大戰略決策. 總體而言, 廣東的產業轉移 2007 年以前以市場行為為主, 2007 年以后政府成為主要推動力量.
2004 年以來, 12 城市平均福利指數平穩中略有下降, 平均增幅為-0.4%, 其中2009 年較 2008 年下降 6.76%, 結束了此前平穩增長的勢頭. 而 12 城市的 GDP 走勢則與福利指數完全不同, 除 GDP 增速在 2004~2007 年為負增長外, GDP 和 GDP 增速都表現為正增長. 2004~2007 年, GDP 平均增長率為 3.13%, GDP 增速平均增長率為 10.64%, 福利指數與 GDP 增速的差異尤其明顯 \\(圖 3\\).
通過對產業轉移福利效應指數變化及其與 GDP 指數關系的分析, 得出的初步結論是: 總體而言, 民眾的幸福感并未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而同步提升, 民眾的幸福感與經濟發展速度并不成正比, 但與城市的經濟規模呈現一定的正向相關性. 這一結論背后可能存在的邏輯是經濟基礎較好的城市雖然在發展速度上可能不如相對較小的城市, 但是在民生投入上可能有能力進行較大的改善. 相反, 規模較小城市由于經濟實力較弱, 將投入的重點放在了經濟發展上, 無力在民生上投入更多的資源,導致民眾的幸福感在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止步不前, 甚至下降. 從變化趨勢來看,2007 年以來, 廣東欠發達地區在 GDP 快速增長的同時, 其基于民眾幸福感的福利指數則呈現下降趨勢. 由此可見, 廣東 "雙轉移" 戰略在欠發達地區的實施效果主要體現在經濟領域, 如 GDP 規模不斷增加, GDP 增速保持較高增長態勢, 而民眾的幸福感并未實現同步增長, 相反, 近年來還有下降的趨勢.
四、 結論與啟示
首先, 基于民眾幸福感福利效應指標體系的設計是一種實踐全面幸福觀和廣義福利觀的嘗試, 其中的關鍵是如何進行幸福指標的選取與賦權. 本指標體系借鑒"建設幸福廣東評價指標體系" 框架, 并依據當地民眾對幸福指標的認同度來進行賦權, 體現了 "發展目標應體現地方民眾主觀愿望" 的設計理念. 本文的福利測度方法是回歸福利效應的基數方法論, 借用幸福經濟學中的主觀幸福測度方法對福利經濟學方法論的修正嘗試. 基于此測算的幸福指數, 則是建立在對幸福指標體系主客觀評價方法的綜合與統一.
其次, 應用這一指標體系分析廣東欠發達地區承接產業轉移福利效應, 某結果顯示出自 2004 年以來, 產業轉移福利效應與 GDP 規模有一定的正相關性, 而與GDP 增速的相關性不大, 甚至呈負相關. 總體而言, 民眾的幸福感并未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而同步提升, 民眾的幸福感與經濟發展速度并不成正比. 研究結論也顯示,基于民眾幸福感測度的福利效應與城市經濟規模也存在正相關性, 不能否認經濟規模實力將提供民生與城市公共服務的基本保障. 因此, 在發展經濟的同時, 也不應忽視對民生的投入與城市建設. 畢竟, 經濟發展并不是民眾追求的根本目標.
第三, 就廣東實施 "雙轉移" 戰略而言, 其對欠發達地區的影響主要體現為GDP 規模增加, 但 GDP 增速較高, 民眾的幸福感并未實現同步增長, 相反, 近年來還有下降的趨勢. 而這一結論帶來的啟示就是, 廣東 "雙轉移" 戰略的區域政策目標應向最大化地滿足地方需求方向轉變, 以增進民眾幸福為根本取向. 此外, 政府行政考核體系也應向 "以人為本, 地方需求為導向" 的新型政績觀轉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