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飛速發展，流動人口群體正在發生分化。
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進城務工的第一代流動人口正在逐步退出城市，作為改革開放進程中成長起來的新型勞動群體—第一代流動人口的子女開始加入勞動大軍并成為流動人口的主體。
當今中國經濟與社會的快速發展，新生代和老一代流動人口由于出生和成長時代背景不同，從而具備了顯著的不同人格特征。新生代流動人口受教育程度高，因而職業期望值高，物質和精神享受要求高，但工作耐受力低。與此同時，他們受到戶籍的限制，難以扎根城市，因此，工作穩定性很差。這一問題若不及時解決，將會加劇收入差距，阻礙城市化進程，威脅社會穩定，最終影響整個社會發展。
文獻回顧
對于流動人口的收入影響因素的研究有很多，主要是對于新生代流動人口收入的影響因素的研究。
例如羅鋒、黃麗在2011年利用對珠江三角洲 961 個新生代農民工的調查數據，內容摘要：本文研究了新老兩代流動人口工資收入的影響因素，發現性別、受教育程度、是否接受工作技能培訓、撫育子女數這些影響因素對新老兩代流動人口收入都有顯著性影響，其中，新生代流動人口的收入主要受受教育程度、是否參加培訓、性別和家庭負擔的因素影響。本文針對新生代流動人口收入影響因素的實證研究，提出了提高其收入的具體措施。采用擴展的Mincer工資方程，分析了影響新生代農民工非農收入水平的多種人力資本因素及其影響程度。研究結果證明了人力資本因素是影響新生代農民工非農收入水平的最主要因素。
錢雪飛在 2012 年描述了兩代農民工收入的代際差異，綜合選擇了8 個自身因素、8 個工作因素、5 個生活負擔因素、10個社會資本因素，合計31個變量作為自變量，對新時代農民工進行了多元回歸分析。而對于兩代流動人口收入代際差異的影響因素研究較少，一般來說是將兩代流動人口分為兩個群體，分別對其影響因素進行研究。
例如，劉美玲在 2011 年基于中國家庭健康與營養調查（CHNS）2006 年的成人調查數據，對農村勞動力非農就業工資決定影響因素的代際差異進行了實證分析。研究結果表明：年齡、受教育年限、性別、等變量對老一代農村勞動力非農就業工資性收入存在影響，對于新生代農村勞動力，性別和受教育年限對工資性收入的影響顯著。
在學者關于兩代流動人口收入的代際差異的分析中，大部分學者認為兩代流動人口的收入確實存在顯著差異，并對流動人口收入的影響因素做了分析，認為個體特征與人力資本的差異是造成兩代流動人口收入差異的主要影響因素。
流動人口就業收入影響因素研究
（一）模型的選擇
美國經濟學家 Mincer基于勞動者的工資收入由勞動者的人力資本決定的假定，于 1 9 7 4 年提出著名的“Mincer 模型”，之后此模型成為測算人力資本對工資收入影響的經典模型，國內外眾多學者都結合自己的研究特色利用改進的“Mincer 模型”來具體研究工資收入的影響因素。Mincer 模型的對數工資回歸方程為：Lnw= β X + μ其中，w表示工資率，X代表一組個人特征的向量，μ為隨機誤差項。本研究根據研究假設和變量的選取，對“Mincer 模型”進行拓展和修正，利用改進了的“Mincer 模型”來研究個人特征對流動人口工資收入的影響。構建的回歸模型具體形式如下：Inw= β0+ β1edu+ β2train + β3time+β4sex+β5trade+β6age+β7age2+β8child+β9marry + μ其中，w為流動人口的日工資收入，考慮到年齡與工資收入存在“倒U”的非線性關系，于是，將年齡的平方項也加入回歸模型中?！颈?】
（二）數據與變量說明
本文的數據是基于 2011 年國家計生委全國流動人口動態監測調查數據，在全國范圍進行，按照隨機原則在31個?。▍^、市）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抽取樣本點，樣本總量128000人。該調查給出了流動人口年齡、性別、受教育程度等詳細的個人特征方面數據。在兩代流動人口收入因素分析中，兩代流動人口所面臨的社會歧視與工作環境是一樣的，造成他們收入差異的主要因素是兩代流動人口的個人特征與就業觀念的不同，因此，本文根據以往的相關研究，采取個人特征方面的指標并提出研究假設。
1.因變量。為了研究影響流動人口收入的的影響因素，選擇流動人口的日工資率的對數做為因變量。
2.自變量。為了研究影響流動人口收入的影響因素，選擇流動人口的年齡、性別、受教育程度、是否接受過工作技能培訓、工作行業、每天工作小時數、家庭等因素做為自變量。
年齡。年齡是研究收入影響因素中的主要個人特征變量之一，根據貝克爾（Becker）的年齡- 收入曲線，收入隨著年齡的增長呈現倒U 型的軌跡，因此，本文將年齡、年齡的平方兩個自變量同時納入模型中，假設預期年齡與新老兩代流動人口的月工資收入呈正相關關系，而年齡平方與新老兩代流動人口的月工資收入呈負相關關系。
性別。性別是影響收入的重要個人特征變量之一。傳統的人力 資 本 理 論 認為，男性獲得工作機會和工資收入要高于女性。因此，本文假設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男性的工資水平高于女性。
受 教 育 程度
教育水平在各種研究收入的影響因素中都占據重要地位。一般來說，教育可以提高就業人口的知識水平，獲取信息等能力，進而提高工作效率，促進收入增加。因此，本文假設受教育程度與新老兩代流動人口的月工資收入呈正相關關系。
是否接受過工作技能培訓。接受過工作技能培訓的就業人口更容易獲得工作機會，并會提高工作的穩定性。因此，本文假設是否接受過工作技能培訓都與新老兩代流動人口的月工資收入呈正相關關系。
工作行業。不同的工作行業，流動人口的收入相差很大，一般來說科研和技術行業收入偏高，農林牧漁行業收入偏低。因此，本研究假定工作行業因素對流動人口收入的影響有正有負。
每天工作小時數。一般來說，工作時間越長，收入應該越高，因此本文假設流動人口工作小時數與收入為正相關關系。
家庭 因素
流動人口的婚姻狀態和撫育子女數代表了流動人口的家庭狀況，一般來說，已婚、有子女的流動人口家庭穩定，家庭負擔較重，收入更高。因此，本文假定婚姻狀態與流動人口收入為負相關系，撫育子女數與流動人口收入為正相關關系。
表 1 對模型中的各個變量進行說明，同時預期各變量的作用方向。
（三）計量結果分析
為了考察影響流動人口工資收入的因素以及新生代與老一代流動人口工資收入影響因素的不同和影響程度的差異，本研究使用 SPSS11.O 軟件分別對流動人口整體、老一代流動人口樣本、新生代流動人口的三個樣本進行回歸分析（見表 2、表3、表 4）?！颈?-4】
結果顯示，從流動人口整體的全部樣本來看，除婚姻狀況對工資收入不顯著外，其他各變量都對工資收入起到顯著地效應。其中，受教育程度、是否接受工作技能培訓、性別、年齡這四個變量對流動人口工資收入的影響作用是十分強烈的。
其中，性別對新老兩代流動人口的工資收入影響最為顯著，整體上看，在控制其他變量的情況下，女性流動人口的工資收入與男性流動人口相差30% 以上，這表明無論新生代還是老一代流動人口都存在嚴重的就業性別歧視。比較新老兩代流動人口發現，性別因素在老一代中的影響程度更大，新生代流動人口男女工資收入差距略有縮小。
年齡對總的流動人口的工資收入有顯著影響，年齡越大，流動人口的工資收入越高，年齡每增加一年，收入增加2.4%。
對于老一代流動人口來說，年齡對于工資收入的影響仍然是顯著的，年齡增加，收入也更高。但對于新生代流動人口來說，年齡這一個體特征對其工資收入的作用不顯著。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年齡代表著工作經驗，一般來說，年齡越大，工作經驗越豐富。對于老一代流動人口來說，工作經驗對于收入有重要作用，經驗越豐富，收入越高。但對于新生代流動人口來說，工作經驗對于收入并沒有太大作用。受教育程度對流動人口的工資收入有十分顯著的影響。從全部樣本來看，在控制其他變量不變的情況下，流動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每提高一個檔次，工資收入均值會相應的提高11.3%。
外出后參加職業技術培訓對流動人口的工資收入有重要的影響。在流動人口的全部樣本中，進城后未曾接受職業技術培訓的流動人口工資收入均值要比曾接受過培訓的流動人口的低9.3%，尤其是新生代流動人口參加技術培訓的收益率更高。這一數據反映出新生代流動人口接受新事物快，崗前培訓和在職教育對提高他們的工資收入水平更有效。另外，撫育子女數對流動人口的工資收入有一定影響，要撫育的子女數越多，家庭負擔越重，因而可能在選擇工作時提更高的工資要求。尤其是對新生代流動人口來說，撫育子女給他們帶來了更大的家庭壓力。
總之，對于老一代流動人口來說，年齡對于收入有重要作用，年齡越大，工作經驗越豐富，收入越高。但對于新生代流動人口來說，年齡對于收入并沒有太大作用，新生代流動人口的收入主要受受教育程度、是否參加培訓、性別和家庭負擔的因素影響。
提高新生代流動人口收入政策建議
目前，我國流動人口工資收入還屬于社會較低層次，增加流動人口，尤其是新生代流動人口的工資收入迫在眉睫。一方面，工資收入作為大部分新生代流動人口的勞動所得，很大程度上影響其遷移的決策，只有他們認為有足夠高的收入可以彌補其遷移成本時，才會做出遷移的意愿，有了遷移意愿，就會成為潛在的城市勞動力供給，促進我國城市化建設；另一方面，流動人口的訴求正在發生巨大變化，新生代流動人口已不僅是單純地在城市中打工掙錢，而且要在城市中消費、生活，但如果要增強流動人口消費能力，提高他們的生活水平，其根本條件在于提升就業收入水平。新生代流動人口在城市中求發展所面臨的最大挑戰在于，打工收入水平相對于城市生活成本來說，依然較低，難以支撐其在城市中成家立業的夢想。提升流動人口的收入水平，意味著其在衣食住行上的消費能力將會迅速增強，從而必將對城市發展產生不可低估的需求拉動作用。這一龐大而生機勃勃的勞動者群體，不僅能夠在各個產業中創造巨大的財富，而且他們完全有條件、有能力成為重要的消費者群體。因此，我們應該采取各種措施，使流動人口的工資提高到合理的水平上。
為實現這一目的，本文針對新生代流動人口收入影響因素的實證研究，提出了以下提高其收入的具體措施：
（一）加大教育培訓力度，提升流動人口就業能力首先，農村基礎教育的發展水平是流動人口文化程度的決定因素。新生代流動人口是一個固定在某個年齡段的群體，今天農村受教育的兒童，可能就是下一個階段的流動人口主體，是城市的產業工人。因此，對于流動人口文化素質提高的要求，必須通過農村基礎教育的增強來實現。改善農村基礎教育，首先要加大農村教育投入，建設農村教育基礎設施。同時，要改革教育評估方式，切實以培養人才為主，讓流動人口全面提高文化素質。
另外，還要加大專業技能培訓力度，提高流動人口技能素質。當前，流動人口難以適應產業結構升級、城鎮化進程的需要，是造成流動人口“就業難”主要障礙之一。因此，要大幅度開展職業技能培訓，提高新生代農民工技能素質，為我國制造業發展不斷提供合格的產業工人。政府應當加大培訓資金投入，健全和規范培訓信息的發布渠道，并對有關培訓機構給予適當培訓補貼，鼓勵企業對員工進行培訓，成為培訓流動人口的主體，高素質的流動人口勞動技能強、接受能力快，企業聘用他們也會得到更高的收益。同時，鼓勵流動人口，尤其是新生代流動人口自我投資接受培訓，為他們提供真實可靠的培訓信息與培訓機會。
（二）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提高個體勞動生產率按照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要求，轉變企業經營方式，不再以壓榨工人的勞動時間與勞動強度為賺取利益的方式，而是在技術進步的基礎上，不斷提高單個勞動力的生產率，從而創造條件，使新生代流動人口的收入水平與經濟發展實現同步提升。
（三）消除就業歧視，實現同工同酬提高新生代流動人口收入，就要在就業方面消除各種歧視流動人口的現象，實現同工同酬，待遇均等。
首先要加強立法執法建設，從根本上保護流動人口的權益。新《勞動合同法》的頒布，為打擊企業侵害勞動者權益的行為提供了強大的法律依據。政府要嚴格的執行《勞動法》和《勞動合同法》，對企業進行監督檢查，只有這樣才能改善流動人口的就業環境，真正維護流動人口在企業工作的合法權益。
其次，要轉變對流動人口歧視觀念，營造平等就業環境。社會應該給予新生代流動人口更多的關注，使他們可以與城市人一樣真正擁有平等就業的權利，能參與到正常的就業競爭中去，能享受與城市職工同等的待遇。要消除對流動人口的歧視與偏見，不僅要借助公共媒體進行宣傳，政府還應該加快社會改革的進程，為流動人口營造平等的就業環境，這才能從根本上消除就業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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