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法國語言學在中國的傳播與接受（1924-2010）
摘要：法國語言學自 20 世紀 30 年代傳入中國，迄今已影響中國現代語言學的各個部門和分支學科，如語音、語法、語義、歷史比較語言學、語言學史等，在中國現代語言學的建立和發展過程中起過重要的奠基作用，因而有必要梳理法國語言學在中國的傳播和接受狀況，歸納法國語言學在中國傳播和接受的特征、主要作品、譯介手法和途徑。
關鍵詞 :法國語言學；語言學思想 ;傳播 ;接受 ;中國語言學
一、引言
法國語言學自20世紀30年代傳入中國，至今已有80余年歷史，涵蓋語音、語言結構（語法與句法）、語義、歷史比較語言學、語言學史和索緒爾語言學的傳播等，共出版著述（經不完全統計）達50余篇部。本文擬梳理法國語言學在中國的傳播情況，總結法國語言學在中國的接受狀況，繼而以法國語言學在中國傳播的大事件為據加以分期，基于分期歸納各時期法國語言學在中國傳播與接受的特征、主要作品、譯介手法和途徑、對中國現代語言學產生的影響等。
二、法國語言學在中國的傳播
僅以法國語言學的范圍界定、傳播途徑與傳入方法和歷史分期三個層面，扼要闡述法國語言學在中國的傳播，旨在為下文分析法國語言學對中國普通語言學產生的影響。
1 法國語言學的范圍界定
本文所指法國語言學主要是自1924年至2010年間傳入的法蘭西學派語言學，包括源自德國語言學研究的歷史比較語言學、普通語言學以及法國語言學家的語音和語言結構研究等。本文姑且以曾在德國萊比錫大學學習的索緒爾、索緒爾的法國學生（梅耶、房德里耶斯等）及其法國學生的再傳弟子（柯恩、馬丁內等）、特別是法國留學歸來的中國語言學家（劉復、王力、岑麒祥、高名凱、方光燾等）為發展脈絡?；谒骶w爾與法國語言學家的傳承關系，本文將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普通語言學在中國的傳播也納入本文的考察范疇。
2 法國語言學的傳播途徑與譯介方法
法國語言學傳入中國的主要途徑是留法人士和國內通曉法語人士對法國語言學論著的漢譯和介紹。截止2010年（據中國期刊網和文秀知識庫，中國共出版有關法國語言學思想的著述50余篇部，其中翻譯著述近30篇部（含經英語轉譯索緒爾的著作4部，不包括修訂本和再版本），含法國語言學的中文著述近20余部。就文本構成方式而言，這些著譯中翻譯多于著述，有的直接譯自法語文本，有的經英語轉譯，有的整體介紹，有的專門介紹個別細節，有的深入批判分析，還有的對相關文本給予綜合評價。就著作而言，翻譯多于著述，著述中介紹和評價多于深入分析和評價?？偟膩碚f，中國人的著述中單篇文章多于著作。然而，這些著譯又帶有其傳入各個歷史時期的時代特征和歷史烙印。
3 歷史分期
以法國語言學傳入中國的著述狀況及中國國內歷史發展的重要事件為基礎，本文將法國語言學傳入中國的歷史分為五個時期:肇始期（1924-1949）、停滯期（1950-1956）、恢復期（1957-1976）、發展期（1980-2000）和新世紀發展期（2001-2010）。
3.1 肇始期（1924-1949）
1924年劉復自譯博士論文《字聲實驗錄》（又稱四聲實驗錄）。該著基于語言田野調查方法，采用法國實驗語音研究方法，探討北京話四（五）聲、南京話四聲、武昌話四聲、長沙話四聲、成都話四（五）聲、福州話八聲、廣州話八聲、潮州話八聲、江蘇江陰話四聲、浙江江山話四聲、安徽旌德話四聲、云南騰越話四聲等，引入浪紋計這一實驗語音學方法，開啟了中國實驗語音研究的大門。爾后，劉復出版譯著《比較語音學概要》（1930），引入法國語音學家保爾·帕西的語音比較研究著作，率先引進法國語音比較研究成果。次年，王力（1931）發表博士論文《博白方音實驗錄》，推進法國實驗語音研究的實踐。1935年董世禮譯注德魯盎（Drouin）的《日耳曼語系研究》，引入法國日耳曼語系研究的方法和成果，目前該書在大陸已難以覓得，在臺灣尚有留存。同年，岑麒祥翻譯梅耶長文《歷史言語學中之比較的方法》，引進歷史比較語言學研究的比較方法，成為當時中國歷史比較研究的重要文獻。
繼王古魯（1930:33）引入“蘇秀爾”（今稱索緒爾）譯名和孫伯堅（1935:36）引進蘇聯對“蘇修爾”理論的批判思想后，東阜（陳望道）（1938）發表專文《說語言》系統介紹并探討“語言”與“言語”的關系，該文為國內第一篇專門探討索緒爾“語言”與“言語”理論的專文，確立了這對術語的漢譯名。1939年岑麒祥編寫《語音學概論》引進描寫語音學和歷史語音學方法，闡述描寫語音學和歷史語音學原理，確立語音學、音位學、音素、音位、音節、調類、調值、調位等重要的語音概念。1942-1944年呂叔湘出版《中國文法要略》，該書組織布局（詞句論和表達論）主要受勃呂諾（FerdinandBrunot,1860-1938）的《語言與思想》（Lapenséeetlalangue）和丹麥語言學家耶斯伯森的《英語語法綱要》（EssentialsofEnglishGrammar）的影響，開創了中國語法書編寫從意義到形式的新體例。1944-1945年王力（1944:8）著《中國語法理論》頻繁引用和參考房德里耶斯的《語言論》，將syntax譯為“造句法”和“結合法”,引進耶斯伯森的“三品說”構建漢語造句法理論。1947年高名凱發表《中國語的語義變化》，參用法國語義學闡述漢語的語義變化，將sémantique譯名由“意義學”統稱為“語義學”.次年，他在《中國語的語義變化》基礎上發表《中國語的語義變化與中國人的心理趨勢》一文，促進了術語“語義學”的流通。此外，高名凱（1948）還出版《漢語語法論》，該書受到法國語言學家房德里耶斯和瑞典漢學家馬伯樂的影響,認為漢語缺乏形態變化，得出漢語實詞不分詞類的論斷。王力（1948）為紀念包令留教授來華教學40周年專門撰文《法語的起原及其最早的史詩》，引進了法語緣起知識。
除了上述著述，針對陳望道于1938年10月19日上?！墩Z文周刊》15期發表的《談動詞和形容詞的區別》一文，中國語言學界發起歷時6年的“中國文法革新討論”,其中一方以方光燾為主，以索緒爾的“共時語言學”與“歷時語言學”、“能指”與“所指”等為理論依據，為索緒爾語言學在中國的傳播起到鋪墊的作用。該期中國共出版著述10余篇部，這些作品大多出版或發行于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開明書店、輔仁大學和當時影響力比較大的學術期刊，其中本土著述多于翻譯引進，涵蓋語音、語法、語義等層面?？v觀該期文獻構成，1938年以前引進的法國語言學著述均為翻譯作品，1938年以后則多為中國語言學家自覺運用法國語言學撰文立說，可見中國語言學界已經步入理論實踐的初創階段。
3.2 停滯期（1950-1956）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因政治原因，中國對國外語言學著述的引進呈現出面向蘇聯“一邊倒”的傾向，因而法國語言學的引進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到了近乎停滯的程度。該期中國只出版1部涉及法國語言學的專著，即高名凱于1954-1955年在上海東方出版社出版的《普通語言學》。該書以高氏在北京大學開設的“語言學引論”為底稿，旨在為高校提供教材，為各界人士提供語言學知識的參考書。
該書主要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之后蘇聯語言學的影響，“這部書是就我對斯大林語言學著作的了解而寫成的，全書都是拿斯大林的語言學理論來貫徹的，其中許多地方是根據蘇聯的語言學課本和蘇聯的語言學著作來寫的”（高名凱，1954:2）。雖然如此，該書還是采用了部分法國語言學家的思想，或用以旁證語言研究問題的觀點，或是用于專門的批判。譬如，在談及“語言的社會本質”時，高氏用近三頁篇幅批評法國現代普通語言學鼻祖索緒爾的“心理說”.就該期而言，法國語言學的引進，大多用于批判資產階級語言學的觀點，而不是為了發展中國現代語言學。
20世紀60年代晚期，中蘇關系發生惡化，與法國關系漸有好轉，法國語言學的引進得以逐漸抬頭，繼而進入法國語言學引進的恢復期。
3.3 恢復期（1957-1963）
自1956年中蘇關系發生微妙變化，中法關系出現新格局，并于1960年建立中法大使級外交關系，法國語言學的引進得以出現積極的變化，但也只是處于恢復時期。1957-1963年，中國共出版法國語言學專著11部，其中6部由科學出版社出版發行，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各2部，新知識出版社出版1部。
1957年出版與法國語言學相關著作4部，其中包括岑麒祥在“肇始期”發表的《歷史言語學中之比較的方法》以專著形式由科學出版社出版發行，該書旨在推行語言學研究中的歷史比較的方法；高名凱在“停滯期”出版的《普通語言學》在新知識出版社再版。同年，岑麒祥（1957:91）還出版《普通語言學》和《語言學史概要》，前者在第二章第四節系統扼要地闡述索緒爾和梅耶的心理社會語言學觀點，還不同程度地引述房德里耶斯等的語言學觀點。后者整理盧梭、孔狄拉克等的語言起源的觀點（岑麒祥，1957:89-90），歸納索緒爾及梅耶對歷史比較語言學作出的貢獻（同上：126-128），扼要而系統地歸納索緒爾、梅耶、房德里耶斯等的心理社會語言學觀點（同上：217-227），促進了法國語言學在中國的滲透與流通。
1958年，王力出版《漢語史稿》，涉及蘇聯語言學內容較多，但仍有近10處提及法國語言學家及其思想，均起觀點佐證之用，大多與房德里耶斯的理論相關，其中最后一條主要說明該書第59和60節題目與房德里耶斯《語言論》中題目間的關聯，是為法國語言學的影響。
1959年岑麒祥于科學出版社再版1939版《語音學概論》，內容上略有修訂，但大體變化不大。同年，雙明翻譯法國柯恩的《語言--語言的結構和發展》在科學出版社出版，該書由前言（語言學的對象和性質、本書宗旨和寫法）、第一章（語言的定義及其初期發展概況）、第二章（語言的結構：外部區分和內部區分）、第三章（語言的發展:外部發展和內部發展）、總結、參考書目和附錄（柯恩介紹）組成，全面而系統地介紹法國語言學家柯恩有關語言結構與發展的結構語言學觀點，柯氏的語言內外部結構與發展的觀點對中國當時的語言學研究具有一定的啟發意義。
1960-1963年，中國出版的著作基本上是高名凱的著作，含獨著3部、編著1部:《語法理論》（1960）、《語言論》（1963）和《語言學概論》（1963）?！墩Z言理論》介紹梅耶《印歐語比較研究導論》（Introductionàl‘étudecomparativedeslanguesindo-européennes）的歷史比較語法學思想構成（高名凱，1960:11），引述索緒爾有關描寫語法學的觀點,闡述索氏的語言學思想（同上：14），且在相關理論論述方面均參用索緒爾語言學作為依據。此外，該書也旁及房德里耶斯等法國語言學家的觀點。在斯大林語言學思想的影響下，《語言論》以索緒爾的“語言”與“言語”、“結構”與“系統”等二分法為指導，系統地闡述高名凱的語言學觀點，屬于高名凱語言學思想總結性的著作?！墩Z言學概論》雖與高氏《普通語言學》（1957）在構架上頗為相似，但《概論》中的蘇聯語言學痕跡頗為濃重，法國語言學的影響不是那么明顯，完全是受中國面向蘇聯“一邊倒”政策影響的結果。
縱觀該期著述，我們發現該期只有2部譯著，其余均為中國留法語言學家的著述，這些著述或將法國語言學融入其中，或佐證相關思想，或作為批判對象，亦或用于獨自創造的立論根據。該期著作對中國現代語言學中的漢語語法結構、詞義和歷史發展研究的影響十分深遠，特別是高名凱的著作，曾一度引發有關漢語研究的大討論。
自1964年，中國時局發生微妙變化，不久就出現文化大革命，幾乎所有的科學研究都受到影響，法國語言學的命運也不能幸免，因而法國語言學在中國的傳播與接受步入了消極的停止期（1964-1979），直到1980年法國語言學思想才得以真正恢復，步入良性的發展期。
3.4 發展期（1980-2000）
1980-2000年間，中國共出版法國語言學著作6部，包括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高名凱譯，1980）、巴爾特《符號學原理》（李幼蒸譯，1988）、孔狄亞克《人類知識起源論》（洪潔求等譯，1989）、房德里耶斯《語言》（岑麒祥、葉蜚聲譯，1992）、游順釗《視覺語言學論集》（徐志民等譯，1994）、格雷馬斯《結構語義學》（吳泓渺譯，1999）、德里達《論文字學》（汪家堂譯，1999）、海然熱《語言人:論語言學對人文科學的貢獻》（張建祖譯，1999）等，均為法國語言學、語言符號學、語言哲學等領域的經典著作。
索緒爾普通語言學的引入始自20世紀40年代初，一直都處于零星的介紹、評價和批評的狀態。高名凱的漢譯本首次完整地引進了索緒爾普通語言學，對中國語言學家全面而系統地認識、學習和應用索緒爾現代語言學具有積極意義。該書的出版引發中國索緒爾語言學研究的熱潮，這股熱潮至今尚存余熱，其研究成果多局限于單篇論文的發表。
法國語言符號學派由索緒爾開創，其思想集中體現于《普通語言學教程》之中。巴爾特《符號學原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索緒爾語言符號觀影響，是法國語言符號學派的代表作。巴爾特《符號學原理》的出版有益于中國學界全面了解法國語言符號學派的思想，推動了20世紀90年代以降的符號學及其相關領域的研究，如文學符號理論、符號學翻譯理論、語言符號學等。
孔狄亞克的哲學著作對語言學研究影響很大，而《人類知識起源論》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部。該書的漢譯方便國人認識孔狄亞克有關人類知識起源的思想，便于國內學界開展有關的科學研究，同時推動了該論與法國語言學的研究。房德里耶斯語言學思想于20世紀50年代經王力、高名凱等的著述引入中國，特別是《語言》一書，但這些思想的引進略顯零散。
就該書譯介的作用而言，其漢譯有助于中國語言學家全面了解房氏語言學思想，推動中國語言學家全面認識和評價房氏語言學理論，在中國現代語言學建設方面影響較大。
與上面提到的幾部譯作相比，游順釗《視覺語言學論集》的影響不是很大，但在一定程度上豐富了中國語言學家的視角和研究思路。格雷馬斯《結構語義學》和德里達《論文字學》則不同，格氏結構語義學的引進，促進了中國語義學界從結構主義語言學視角研究語義的新發展，為中國語義學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德里達文字學思想，從哲學角度探討文字問題，為中國語言學界提供了另一個研究語言的視角。
僅從著作引進情況看，法國語言學在中國傳播的發展期與前幾個時期的差異可歸納如下：該期出版著作均是法文直譯，結束了以前漢語著作中的零散引進狀況，說明中國語言學界已經認識到全面了解和深入挖掘法國語言學的必要性；該期引進的法國語言學，范圍更加廣泛，內容更加完整，有益于引導國內學界開展廣泛而深入的語言學研究；在引進新思想、新著作之余，該期已意識到引進法國語言學經典著作的必要，為后期國內學者開展語言學的歷史研究打下了鋪墊（王秀麗，1996;徐志民，2005）；該期最大的不同在于相關譯著的出版，引發國內對特定理論和思想的集中討論，譬如高名凱的譯著《普通語言學教程》出版后，國內語言學界長時間集中于索緒爾語言學的討論。較之著作的特征而言，該期的期刊論文具有產量多，內容廣，質量參差不齊等特點。
據中國期刊網2012年4月21日以主題“法國語言學”為搜索條件所獲取的數據,共獲取發表論文48篇，排除20余個非相關項，如擬測、喬治穆南論可譯性、從現代俄語的發展變化看語言的社會功能、20世紀以前的會計發展、漢日發音比較、檔案與利用者關系、漢語語體學、藝術史、山西方言、海南方言、民族學、生成語法、漢語語義學、心理機械論等，獲得自1980-2000年間發表的相關論文近30篇，其中專門介紹法國語言學家及其思想的專文7篇，其余則多涉及法國語義學、生成語法在法國的發展、50年來法國語言學的發展歷史、主題切分與語篇功能、配價語法、語言風格、詞典理論、馬丁內的功能語言學觀、從屬關系語法、表述語言學觀、最小價值原則在法國的發展、法語動詞研究、索緒爾相關研究、結構句法等理論觀點。就發表刊物而言，以語言研究刊物為主，如《當代語言學》、《中國俄語教學》、《現代外語》、《外語教學與研究》《、漢語學習》《、法國研究》《、外國語》《、外語學刊》、《現代外語》等，其中《當代語言學》
的發稿量占1/3強。另外，據中國期刊網2012年4月21日以主題詞“索緒爾”和關鍵詞“索緒爾”為搜索條件，獲得有關索緒爾的論文數據分別為847篇和666篇，其中含有少量非語言學成果，內容涵蓋普通語言學、具體語言學、文藝學、翻譯研究、修辭學等與語言相關的各個領域的各個層面。較之以“法國語言學”為主題的成果，有關索緒爾語言學研究成果發表的刊物略顯多雜，且就文章內容而言，重復工作較多，質量參差不齊，存在不良的學風問題。
縱觀該期論文文獻，在以“法國語言學”為主題的成果中，大多仍以介紹、評述為主，具有深度剖析和自主研究的成果仍不占主流，尚未見有譯文出現;在以“索緒爾”為主題和關鍵詞的成果中，仍存在介紹和評述性的文章，但已不占主流，多數成果均能從不同層面不同角度剖析或探討索緒爾語言學的理論原則，基本上能夠體現出索緒爾語言學在中國人文學科各部門的應用價值及其影響。該期法國語言學在中國傳播與接受的特征是以介紹和評述方式引進法國新興語言學理論為主，兼顧以索緒爾為首的普通語言學理論探析，為中國語言學新世紀發展期的法國語言學的接受奠定了理論和思想基礎。但是，就中國現代語言學發展而言，法國語言學在中國傳播與接受雖然已步入發展期，可仍不占中國現代語言學引進歐美語言學思想的主導地位。從引進內容看，該期尚未引進有關法國語言學界研究認知語言學的觀點和成果，且有關篇章、語義、語用等方面的引進力度也略顯薄弱，尚不夠系統。
3.5 新世紀發展期（2001-2010）
步入新世紀的十年，中國語言學發展異常迅速。僅就法國語言學在中國的狀況而言，據不完全統計，新世紀的前十年，中國共出版相關著作20余部，其中譯著16部（含再版），涵蓋普遍唯理語法（阿爾諾等，2001）、結構語義學（格雷馬斯，2001）、社會語言學（卡爾韋，2001）、會話策略（甘柏茲，2001）、語言的起源（雅克·魯索，2003）、隱喻（利科，2004）、語言與言語（Roland,2004）、文字學（德里達，2005）、言語的意味（布爾迪厄，2005）、普通語言學問題（本維尼斯特，2008）、歷史比較語言學中的比較方法（梅耶，2008）、索緒爾語言學（索緒爾，2001,2002,2007,2009），其中索緒爾語言學的譯著最多。此外，格雷馬斯（2001）、德里達（2005）、梅耶（2008）、索緒爾（2009）等均為原有譯本的再版。
就著作而言，該期最大的特點是：（1）譯作多，著作少，且再版著作多于以往；（2）引進的內容已延展至社會語言學、語用學的會話策略、普遍唯理語法、語言起源、言語的意味等古今經典語言學著作；（3）索緒爾著作的翻譯和再版數量超過以往，不但均屬英文轉譯本，且初次出現兩版第三次教程的譯本。
譯作狀況體現的是法國語言學在中國的傳播，中國學者的著作則體現法國語言學在中國的接受，對完善和發展中國語言學具有非常的意義。該期出版法國語言學相關著作不足10部，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為《索緒爾研究在中國》（趙蓉暉，2005）、《法國語言學教程》（王秀麗，2006）、《篇章分析--法漢話語范圍導入詞對比研究》（王秀麗，2008）、《索緒爾與結構主義語言學》（劉富華等，2007）和《當代法國語言學研究動態》（王秀麗，2010），著重于索緒爾研究、法國語言學理論的新發展和法漢對比三個方面。
趙蓉暉（2005）是以索緒爾語言學在中國傳播發展為脈絡，經過擇選編輯的理論文集，是索緒爾語言學在中國傳播與接受的里程碑性著作，劉富華等（2007）則為索緒爾語言學與結構主義語言學間承襲關系的梳理性著作，對理清索緒爾語言學與結構主義語言學間的承襲脈絡具有重要意義。然而，王秀麗（2006）與王秀麗（2010）雖屬于介紹和梳理的著作性質，但對新世紀法國語言學在中國的傳播與接受而言，這兩部著作的作用則更為重要。王秀麗（2008）則屬于漢法語篇對比分析的微觀著作。因而，王氏三著也代表了新世紀前十年法國語言學在中國的發展狀況。
王秀麗（2006）是為了解決國內法語系缺乏相關教科書這一現狀，用法語寫作.本著人類認知由淺入深的規律，該書內容涵蓋語言學基本術語、普通語言學、歷史語言學、語音研究、詞匯研究、句法學、語篇研究、語義學、語用學、認知語言學、語言風格學、翻譯研究、心理語言學、語言對比、社會語言學等，是國內目前最為系統梳理法國語言學的著作，也是國內目前唯一的法語語言學教科書。
王秀麗（2008）注重篇章分析領域的概念、流派、國外的最新研究成果，結合了漢語、法語和英語的語料加以深入分析，該書開了國內法漢語篇對比分析的先河。王秀麗（2010）系統而扼要地闡述當代法國認知語言學研究（Guillaume的心理機制論、Fauconnier的心智空間與概念整合論、Vandeloise的法語空間表達概念論及認知視角下的語言理解研究）、當代法國語言自動處理研究（句法、詞匯、篇章及機器翻譯）、當代法國語用學研究（Culioli的表述語言學和Ducrot的預設論）、當代法國語言學研究（Pottier的認知語義學、Rastier的語義學、Kleiber的原型語義學及其他語義學派）、當代法國詞匯學研究（歷時、共時、動態、歧義、劃分組合單位、詞典編纂研究）、當代法國社會語言學研究（Hagèpe的語言政策、法語推廣、語言消亡過程及通俗語的研究）、當代法國教學法研究動態（交際法、行動法、Galisson的文化詞匯語用學及教材與測試）、當代法國語言哲學研究（一戰前的論戰、二戰后的論戰、結構與語言問題、哲學的結構主義）、當代法國話語分析研究（言語交往、CatherineKerbrat-Orecchioni的言語交往論、Charolles早期篇章推進論及其話語范圍倒入詞論）、當代法國漢語研究（歷時語法、認知視角下的漢語研究、著名研究者及《現代漢語中的感嘆語氣》）等方面的最近發展。該著是了解法國語言學界新發展的重要參考文獻，也是中國法語學界系統梳理法國語言學研究新動態的第一部著作，對推進國內法語界借鑒和發展中國語言學具有非常意義。
較之著作的特征而言，不論在數量上、質量上還是在范圍上，該期發表的論文均具有明顯不同于該期著作的特征，與往期發表的論文也存在顯性的差異。據中國期刊網2012年4月21日以主題“法國語言學”為搜索條件獲取的數據,共獲取該期發表論文39篇，排除10余個非相關項，如馬拉松小傳、中國股市術語詞義演變、會議口譯、法語考試、互文性研究、課堂元語言、法漢比較、CET考試分析、“被”的語法化等，獲得自2001年至2010年間發表的論文20余篇，其中期刊論文9篇、碩士論文13篇，涵蓋布爾迪厄社會語言學理論、房德里耶斯論語言的社會性、動詞配價與配價語法、網絡語言、語言的經濟原則與漢語詞匯認知模式、語言與情感、語法化、語義結構認知等內容。就該期發表刊物而言，研究文章散落于各層次的學報和期刊之中。
另外，據中國期刊網2012年4月21日以主題詞“索緒爾”和關鍵詞“索緒爾”為搜索條件，獲得有關索緒爾的論文數據分別為2096篇和1723篇，其中含有少量非語言學成果，內容涵蓋普通語言學、具體語言學、文藝學、翻譯研究、符號學、語言哲學、語言學方法論等與語言相關的各個領域的各個層面。較之以“法國語言學”為主題的成果，有關索緒爾語言學研究成果發表的刊物更為多雜，且有內容重復，質量參差不齊等特征，仍然存在學風問題。
相對前期而言，該期研究索緒爾的文章明顯增多，涵蓋的范圍也更為廣博。
縱觀該期論文文獻，在以“法國語言學”為主題的論文中，大多集中于配價、語法化、語言社會性等層面居多，前期的介紹和評述性文章明顯減少，且同前一個時期一般，沒有出現相關的譯文;在以“索緒爾”為主題和關鍵1多能夠從新的視角從不同的側面剖析、探討索緒爾語言學理論，或是自覺利用索緒爾的語言學觀點分析文學、藝術、修辭、語料庫、文化交際等領域的問題，體現了索緒爾語言學理論在中國語言研究中的強大生命力。該期法國語言學在中國傳播與接受的特征可歸納如下：
（1）仍以著作形式引進法國語言學的新舊經典為主，兼顧索緒爾語言學著作的追蹤式研究；（2）索緒爾語言學研究的成果數量仍然很多，體現了索緒爾語言學在中國的強大生命力，也說明了以索緒爾為首的法國語言學在中國的接受程度；（3）除索緒爾語言學外，法國語言學理論仍處于弱勢地位；（4）縱觀文獻可見，國內法語界的語言學研究仍處于沉寂的狀態，只有極少數人從事語言學研究，這種不良的發展狀態有待于改進;（5）與前期相比，該期雖然引進了法國語言學界有關認知語言學、語言自動化處理、篇章、漢語、語言哲學、表述語言學等方面的成果，但在法國語言哲學、法國經典語言學著作的應用方面，尚不夠充分，仍有待于加強。
三、結語
自中國學者引進法國語言學以來，法國語言學影響了中國普通語言學的各個層面。在語音層面，法國語言學貢獻了實驗語音學的理論和方法，提供了相關的語音學和音位學的術語;在語言結構研究層面，法國語言學提供了功能視角和結構分析的模式;在語義研究層面，法國語言學間接地輸入了語義學的學科術語、語義場理論等現代語義學必不可缺少的基本要素；在歷史比較語言學層面，法國語言學給予了研究方法論及語言研究實際操作的方法和模式;在普通語言學層面，法國語言學為世界貢獻了索緒爾的現代語言學，推動了中國現代語言學的發展，乃至全世界各國普通語言學的發展?？梢?，不論從哪個角度而言，中國現代語言學的建立和發展，均與法國語言學思想在中國的傳播與接受息息相關，因而是不容忽視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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