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科學技術史研究始于20世紀初期,很久以來,國內對中國傳統科技史研究的一個動機是為中國及其文化作辯護[1].
與此相應,在中國,現代學術意義的數學史研究也起步于20世紀20年代.
從那時起,中國學者一方面翻譯介紹外國數學史知識,一方面在整理祖國科學文化遺產,在此學術背景下,主要研究中國數學史.對外國數學史研究甚少的原因除上述的主觀原因外,還有外國歷史語言障礙及獲得外國歷史文獻較為困難的客觀原因.所以,很久以來,中國學界對外國數學史的研究一直不能順利展開.1957年以后,由于冷戰局面的國際政治環境和中國國內政治運動等因素的影響,所有的學術研究都不能順利進行,甚至不得不停止.
改革開放之后,隨著中國科學事業的恢復,外國數學史研究也開始走上了正軌,但仍然因歷史語言障礙和經濟因素的影響,外國數學史的規范性研究仍然十分薄弱.
經過最近30多年時間的數學史專業研究生的培養,終于出現一些正式的外國數學史研究.
如20世紀八九十年代遼寧師范大學數學史研究團隊編輯出版了《外國數學簡史》和《世界數學通史》,并對古代埃及數學、希臘數學、瑪雅數學進行了專題研究.
以陜西師范大學、四川師范大學、內蒙古師范大學的部分數學教育專家為主體的《幾何原本》課題組翻譯了歐幾里得、阿基米德、阿波羅尼烏斯等人的數學著作,并對希臘數學進行了專門研究.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與系統科學研究所的研究員李文林、袁向東、胡作玄對西方現代數學史進行了專門研究.
此外,自李儼、錢寶琮等數學史前輩的研究工作以來,以中國為中心的中外數學交流史研究一直是中國數學史學界十分關注的課題,李儼、錢寶琮的著述中不僅論述了中國數學傳播朝鮮、日本、越南的歷史,而且也討論了中國與印度數學、阿拉伯地區的數學交流,在此基礎上杜石然對中阿數學交流做了系統研究.20世紀90年代以后,中外數學交流史研究成果逐漸增多:李文林研究了中國與法國的現代數學交流;韓琦對以傳教士為中心的中西數學交流史進行了研究;金虎俊發表系列文章,討論中國古代數學在朝鮮半島的傳播與影響[2-5];韓琦在章用與李儼工作的基礎上,研究了中國天文數學在越南的傳播與影響[6].
在數學史專業研究生培養方面,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西北大學、內蒙古師范大學、河北師范大學、遼寧師范大學、上海交通大學的碩士和博士論文選題中,外國數學史與中外數學交流史方面的論文也不斷增多.
特別是,2002年吳文俊院士以他所獲得的首屆國家最高科技獎勵基金在中國科學院設立“吳文俊數學與天文絲路基金”,推動了中外數學交流史研究.在此基金資助下,紀志剛以斐波那契《計算之書》為中心,研究中世紀中國與西方的數學交流問題[7];郭世榮系統調查了中國數學典籍在朝鮮半島的流傳與影響,尤其是首次調查了清代數學著作在朝鮮的影響[8];馮立昇對中國與日本的數學交流史做了深入研究,對清代數學著作在日本的傳播以及明治后日本數學影響中國的研究貢獻較大[9];徐澤林則整理編譯了和算典籍[10],著重研究中國傳統數學方法與數學思想對和算的影響;阿米爾、伊力哈木、郭園園則圍繞對阿拉伯文數學文獻的翻譯,探討中國數學對阿拉伯數學的影響問題[11-13].這方面的研究工作目前還在繼續[14].
中外數學交流史研究的立場與視角都是以中國科技文化為中心,不同于國別科技史研究的視角,著眼于中國數學在國外的傳播與影響,以揭示中國數學文化對世界文化的影響為宗旨,從而容易忽視對傳入國數學文化發展歷史的整體梳理與分析,以及傳入國與其他文明的數學文化的關系.
同時,國別數學編史都是以自己民族為中心,割裂區域數學文化的整體性,強調各自國家傳統數學的獨立性與相互差異性,重視本民族數學的獨特性與具體成就,而輕視區域數學文化的整體性與同質性,對于同屬漢字文化圈的中國、日本、朝鮮(韓國)、越南各國的數學史,僅以文化交流的視角來研究是不夠的,還需要在區域文化視野下深入研究各國的數學文化[15].
1 中國的日本數學史研究
現代學術意義上的東亞數學史研究最先出現于日本,由于中國傳統文化植根于漢字文化圈國家,19世紀末以來,日本學者在研究本國數學史時首先研究中國數學史.
另一方面,17~19世紀的日本數學在東亞最為發達,明治維新后日本數學迅速轉換為現代數學并且影響東亞其他國家的現代數學發展,從而日本數學史也自然引起中國學者的研究興趣.回顧中國的數學史學史中日本數學史研究歷程,大致可分為3個階段:第一階段:改革開放以前.研究者主要有李儼、錢寶琮等人,研究內容主要是中日數學交流史以及部分和算問題.
第二階段:從改革開放至20世紀90年代初.研究者主要有杜石然、李迪、沈康身、那日蘇等人,研究內容主要是中日數學交流史,但基于和算文本的研究不多,主要是介紹性工作.
第三階段:20世紀90年代以后.伴隨數學史專業研究生的培養,出現了基于和算文本與日本歷史文獻的關于日本數學史的正規研究.以日本數學史為學位論文選題的數學史專業研究生有徐澤林、馮立昇、烏云其其格、薩日娜、任愛珍、白欣、周暢、張建偉、張娜、衛霞、劉泉、夏青等.研究內容包括和算問題與中日數學交流史問題.
1.1 1978年以前李儼、錢寶琮的研究工作
李儼、錢寶琮一直對和算史研究抱有興趣,他們在很多關于中國數學史的著述中論及和算相關內容,并且與日本學者三上義夫、小倉金之助等人保持學術聯系,互相贈送數學史資料.
李儼發表了一系列和算研究成果,對和算中的累圓術、橢圓求周術、傍斜術、圓理、角術、增約術等方法進行了研究.
還研究了《割算書》、《塵劫記》、《諸勘分物》、《豎亥錄》、《因歸算歌》等江戶初期的和算書,晩年有全面研究和算史的計劃,但早逝而沒有實現.
錢寶琮很早也有研究和算史的意圖,他在給三上義夫的書信中言及其研究計劃:“對于貴國算學,琮為門外漢,以前毫無研究.今得見大著,史料之豐富,考窮之精確.萬分欽佩,萬分慚愧.琮前以不諳貴國文字為苦,本年從師習讀,因得粗知文典.預料半年以后,或可閱覽淺近日語參考書矣.
將來擬請先生紹介貴國算學史書籍及和算舊書幾種,以資研究.”[16]
但是,錢寶琮最終沒有實現這一研究計劃.1949年后,在整理民族科學文化遺產、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背景下,中國學者對和算史的興趣遠低于日本學者對中算史的興趣.
1.2 1978~1990年的日本數學史研究
文革期間,中國學術事業停滯.改革開放后,中國的科學事業走上正軌,數學史研究也得到恢復.20世紀80年代杜石然給《中國大百科全書·數學卷》撰寫了“和算”條目[17],并在《世界著名科學家傳記·數學家Ⅰ》中撰寫了“高木貞治”的條目[18].其內容大抵是根據日本數學史文獻譯介的.李迪十分關注中日數學交流史問題,在其私人藏書中收集一批日本數學與科學方面的文獻.在李迪指導下,精通日語的那日蘇對日本數學史也做過一些研究.在一時期,沈康身在和算史研究方面最為用力,其工作主要將和算方法與中算進行比較,特別是將關孝和的數學方法與秦九韶的方法進行比較.
1.3 1990年以后正式的日本數學史研究
由于是一衣帶水的近鄰,改革開放以后中日經濟文化交流最為頻繁,1990年代以后,伴隨中國學界對外交流的逐漸擴大與常態化,研究生的外語能力也不斷提高,從外國獲得研究資料也漸漸方便起來,特別是,隨著國民經濟的發展,研究條件也逐漸得到改善.1993~1994年,馮立昇在日本學者柳本浩、吉田忠先生幫助下,在日本東北大學訪問一年,調查了大量的中日數學交流史的資料.2001年,內蒙古師范大學講師薩日娜赴東京大學留學攻讀博士學位,研究中日數學交流史課題;2002年,中國科技部科技信息研究所烏云其其格博士在日本學術振興會研究基金的資助下赴東京大學訪問,研究日本近代數學教育史.2003年筆者在“吳文俊數學天文絲路基金”資助下訪問東京大學,調查和復制了大量的和算資料,其間與小川束、森本光生等日本的和算史研究專家進行學術交流.可以說,20世紀90年代之后,國內學界基于一手和算文獻與日本歷史文獻的學術研究走上正軌.
在擁有數學史研究方向的內蒙古師范大學、西北大學、天津師范大學、首都師范大學、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東華大學、上海交通大學等科學技術史學位授權點,不斷出現有關日本數學史研究的學位論文與研究論著.
2 內蒙古師范大學科學史研究院(所)的日本數學史研究人才培養
20世紀90年代之后國內研究日本數學史的學者基本都是從內蒙古師范大學科學史研究所(現為科學技術史研究院)碩士畢業.該研究所在李迪教授的領導下成立于1983年,是國內數學史研究的中心之一,研究方向主要是數學史、少數民族科技史、物理學史,尤以數學史研究見長,飲譽海內外.由于李迪教授對日本數學史和中日數學交流史研究有興趣,因此其個人藏書中擁有一部分日本數學史資料,并且與日本數學史學界、日本數學教育界保持良好的學術聯系與研究合作,他與日本和算史家道脇義正教授及其領導下的群馬和算研究會共同組織了每3年一次輪流在中日兩國召開的“漢字文化圏及其近鄰地區數學史與數學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與日本數學教育及數學文化學者橫地清教授以及大阪教育大學共同組織了“數學文化史”國際學術研討會.
這兩個系列研討會不僅促進了中日數學史學界的聯系,也推動了國內對日本數學史的研究.
另外,由于蒙古語、朝鮮語、日語、突厥語都屬于阿爾泰語系的粘著語,語法規律接近,所以內蒙古的學生學習日語具有優勢,這也客觀上造成在內蒙古師范大學科學史研究所研究日本數學史者居多的現象.
20世紀90年代以來,內蒙古師范大學科學史專業碩士生選題為日本數學史的論文分別如下:(1)徐澤林:《算法新書》研究(1994年,指導教師:李迪);(2)烏云其其格:和算家安島直圓及其圓理理論(1996年,指導教師:李迪);(3)包羽:三上義夫博士論文之研究(1998年,指導教師:李迪);(4)薩日娜:中日筆算史比較研究(1998年,指導教師:李迪);(5)任愛珍:關孝和的垛積、招差術及其定周公式研究(2000年,指導教師:羅見今、馮立昇);(6)鄧可卉:關孝和對《授時歷》的研究(2001,指導教師:馮立昇);(7)張光華:《天生術演代》研究(2009,指導教師:馮立昇、郭世榮).
2006年以前,內蒙古師范大學科學史研究所沒有博士學位授予權,因此該校研究日本數學史的碩士生分別報考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和西北大學攻讀博士學位,但他們的博士論文選題仍然在日本數學史研究領域.
這些博士論文情況如下:(1)徐澤林:和算的中算基礎及其與清代數學的比較(西北大學,1998,指導教師:李文林);(2)馮立昇:中日數學關系史研究(西北大學,1999,指導教師:羅見今);(3)烏云其其格:和算的發生(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1999,指導教師:郭書春);(4)白欣:西學傳入之初的中日測量術(西北大學,2006,指導教師:曲安京).
徐澤林博士畢業后赴天津師范大學與東華大學任教,指導數學史方向的碩士論文,其中日本數學史研究的論文有:(1)周暢:《綴術算經》研究(天津師范大學,2006);(2)張建偉:江戶時代和算流派研究(天津師范大學,2006);(3)張娜:《算法天生法指南》研究(天津師范大學,2007);(4)衛霞:論東亞傳統數學中代數演算方法的發展---以“演段”為中心(天津師范大學,2009);(5)劉泉:和算消元法起源的歷史考察(天津師范大學,2010);(6)夏青:東亞傳統數學中“理”之探析(碩士,東華大學,2012).
3 中國人的日本數學史研究成果
首先最集中的成果反映在中日數學交流史研究方面.
自李儼開其端,這方面的著述一直不斷,至馮立昇的工作集其大成.馮立昇的著作《中日數學關系史》不僅系統論述了兩千多年中日數學交流史,而且首次對江戶時代、幕末、明治時代的中日數學交流史料進行了調查,特別對明治以后日本數學對中國的影響作了深入調查研究.
第二方面的研究成果反映在以比較及中算對和算影響的視角對中日傳統算法進行專題研究.這方面的工作也是始于李儼,沈康身隨其后,徐澤林在漢字文化圈區域文化視角下對和算算法及其中算源流做了系統研究,并在中國哲學與數學知識背景下對和算家建部賢弘的數學成就與數學思想進行了深入研究.烏云其其格對和算的社會環境與文化環境進行了深入研究.白欣則對中日傳統測量學方法進行了研究.還有其他人的工作,這方面的成果比較多.
第三方面的研究成果反映在日本現代數學教育研究和日本數學教育史研究.代欽及其學生的研究工作集中于此領域,薩日娜以清朝留日學生為中心對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的中日數學交流史以及東亞的數學教育問題也做了研究.4展望人類進入21世紀,伴隨著經濟全球化浪潮與信息技術的突飛猛進,文化多樣性越來越受到學界的關注,東亞數學文化傳統也必將受到國際學術界重視.
另一方面,學術研究也越來越國際化,為中國的外國數學史研究提供了便利,國家經濟的發展與高等教育的國際化,為年輕學子學習外國歷史語言提供了條件,例如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系數學史研究方向就培養了掌握拉丁語、阿拉伯語、梵語的優秀畢業生,他們的論文選題都是利用外國歷史文獻的外國數學史問題.因此,當今學術環境與研究條件有利于中國學者研究日本數學史.內蒙古師范大學科學技術史研究院在數學史研究領域有著優良的學術傳統和豐富的學術資源,目前是中國數學史研究中心,以郭世榮教授為中心的朝鮮數學史研究,以代欽教授為中心的中日數學教育交流史研究,有很好的基礎.
以“東亞數學史研究國際合作項目”為紐帶的國際合作,日本數學史學者森本光生、小林龍彥、佐佐木力等教授作為該校的客坐教授,他們不僅捐贈了個人藏書,而且也將在研究生培養方面發揮作用.
希望該學院能夠發展成為世界著名的東亞數學史研究中心.
最后,希望中國、韓國、日本、越南的同行共同合作,超越民族,從儒家文化、漢字文化的整體視野把中算、和算、東算以及“越算”視為整體來研究,全面認識東亞數學思想、數學精神與數學知識體系及其在世界數學文化史上的意義.
后記:
2012年2月8日至12日,筆者受森本光生教授邀請,赴日本京都大學數理解析研究所參加《大成算經》的專題研討會,森本教授希望筆者在專題討論之前介紹一下中國的日本數學史研究狀況.2013年9月28-29日,內蒙古師范大學科學史研究院召開了建院(所)30周年紀念學術研討會,筆者以在京都大學的報告為基礎,進一步調查整理這方面的材料,做了題為“內蒙古師范大學與日本數學史研究人才培養”的報告.
此文基于上述兩個會議報告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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