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應辰（１１１８—１１７６），字圣錫，信州玉山（今江西省上饒市玉山縣）人，自幼聰慧過人，紹興五年（１１３５）十八歲中進士第一，后因反對秦檜議和而遭貶謫達１７年之久。在秦檜死后，汪應辰遂受重用，勤政有為，剛正不阿，頗有名望，官至吏部尚書，卒謚文定。
南宋偏安江南，與金南北緊張對峙，戰爭持續不斷。汪應辰作為一個士大夫，以強烈的憂國憂民情懷，不但貫通經史，而且對軍事兵書、兵法也頗有研究，力圖從中汲取用兵之道，為時所用，希望改變當時南宋王朝積弱偷安的局面。他根據南宋當時積弱的政治軍事形勢，針對當時政治和軍事上存在的弊病，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軍事主張和思想。對于汪應辰的軍事思想，目前學界尚無人涉略，因此筆者對此作如下初步探討，以期能對歷史人物汪應辰的研究有所補充，并拋磚引玉，以求正于方家。
一、思患預防，常若敵人之至，厚為守備
紹興八年（１１３８），汪應辰任秘書省正字。當時秦檜當權，力主與金議和，而宋高宗以為與金達成和議就可以萬事大吉。汪應辰卻清醒地認識到，從當時形勢來看，國家還沒有到孟軻所說的“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這樣太平的時候；當時宋金即使達成和議，而朝廷上下因和議而出現因循無備、茍且偷安現象是令人可畏的。他引經據典，分析指出：戰國時秦之謀楚，嘗與之土地、借之兵而結為兄弟，又為婚姻，結果秦還是滅掉楚；秦之謀齊，與齊通和，凡 四十余年 未嘗交兵，結果 秦還是一樣滅掉齊。
以史為鑒，汪應辰認為當時金“所謂還我梓宮、歸我母兄、復我輿地者?！彼谓鸷秃镁置嬉苍S能夠維持一段時期，但必須在政治和軍事上保持警惕和戒備。然而當時南宋統治者宋高宗因和議而毫無憂患意識，卻是“今乃肆赦中外，厚賞士卒，褒賞帥臣，動色相賀，以為休兵息民自此始矣?！?br>因此，汪應辰不得不發出“縱一朝遂忘積年之恥，獨不思異時意外之患乎？”這樣的感嘆，指出當時朝廷上下缺乏憂患意識，出現因循無備、茍且偷安現象之可畏。對于當時金與宋和好，南宋朝廷甚至有人以為金敵“有悔過效順之意”，汪應辰冷靜地指出這是不可信的，其中有兩點值得可疑：一是“臣聞王倫之行未嘗一詣其庭，是必有詭謀密計而畏吾使者之或能覘之也，是豈能洞然無疑于我哉？”二是“又聞敵之遷而北也，竭取財物，盡驅其丁壯而往，下至雞豚狗彘，靡有遺者，是豈能有愛于我而不取哉？”這些正是說明當時金“夫非誠有悔過效順之意，而翻然以與我和”，是值得可疑的。
針對朝廷上下缺乏憂患意識，因宋金和議而出現因循無備、茍且偷安這一可怕現象，以及金講和之可疑，紹興八年（１１３８）五月汪應辰在上《輪對論和議異議疏》提出，要求統治者宋高宗不僅要具有憂患意識，“陛下痛心嘗膽以圖中興，勿謂和好之可以無虞，而思患預防，常若敵人之至?！倍以谲娛律稀八松杲鋱淌?，交修庶政，陰飭邊吏，厚為守備?！?br>由此可見，汪應辰反對朝廷因宋金和議而因循無備、茍且偷安，呼吁朝野上下要有“思患預防，常若敵人之至”這樣強烈的憂患意識，加強軍事守備，可謂是切中時弊，唯我獨醒，在當時應具有振聾發聵之意義?？上У氖钱敃r汪應辰這一軍事主張并未得到統治者重視，卻由此得罪權相秦檜而遭貶謫。
二、國于江左，必據上流
南宋遷都于臨安，偏安江南，與金對峙，但金經常南下侵擾對南宋國家安全構成嚴重的威脅。紹興三十一年（１１６１），汪應辰在《應詔言彌災防盜事》中從國家安全戰略角度明確指出“大抵國于江左，必保兩淮，必據上流?！?br>控制兩淮對于南宋國家安全來講固然重要，但控制長江中上游地區也是至關重要。汪應辰以三國孫吳為例分析指出：“然孫氏之吳，未嘗有淮南尺地也，亦僅足以自守。魏文兵至瓜步，則淮已不守矣，而卒不能渡江。至于上流之地，萬一敵據之，則鮮有不得志者。蓋其順流而下，通行無累，若高屋建瓴而莫之御也?！?br>后來紹熙四年辛棄疾在給宋光宗的奏議《論荊襄上流為東南重地》中也同樣強調長江荊襄上流的戰略重要性：“自古南北之分，北兵南下，由兩淮而絕江，不敗則死。由上流而下江，其事必成，故荊襄上流為東南重地，必然之勢也?！?br>可謂英雄所見略同。當時兩淮、建康一帶，營伍相望，防御較為鞏固，但長江中上游地區防御，尤其是襄陽一帶比較松懈。對此，汪應辰分析認為襄陽一帶防御存在著令人擔憂的五個方面問題：
一是襄陽非險阻之地，防御兵力不足。汪應辰指出，“《兵志》曰：‘以一擊十，莫善于阝厄。以十擊百，莫善于險。以千擊萬，莫善于阻?！倍跋尻栔?，平原廣野，非有險阻之限，所恃者兵而已。今兵實不足”，此其可慮者一。
二是襄陽守將田師中庸碌無為，刻剝其下，士兵嗟怨，嚴重影響軍隊戰斗力。汪應辰指出，將帥“與士卒同甘苦，然后可與之同死生?！比欢敖裉飵熤锌虅兤湎?，而奴隸使之。平居無事，藉藉嗟怨；一旦有急，彼能死其長乎？”此其可慮者二。
三是襄陽軍隊捉募行旅以補軍籍，戰斗力差。汪應辰指出，“捉募行旅以補軍籍，至有斷截肢體以求免者，人情可見矣。其可驅而使用命乎？”此其可慮者三。
四是襄陽守將田師中忙于斂財，難以勤命于朝廷。汪應辰指出，“唐杜牧論用兵之弊，以為爵命極矣，田宮廣矣，金繒溢矣，子孫官矣，焉肯勤于我哉？今（田）師中不幾于是乎！”此其可慮者四。
五是襄陽守將不和有隙，不能彼此應援。汪應辰指出，“李道之于（田）師中，故部曲也。師中怒其去己，予以羸卒而留其家貲。夫兩不相能而欲望其彼此應援如左右手，其可得乎？”
此其可慮者五。除長江上流襄陽一帶防御問題令人擔憂之外，汪應辰還指出，其實令人更為擔憂的是，長江上流軍事防御的戰略重要性并未引起統治者宋高宗重視，所謂“獨未聞執事者有所措畫，豈其知兩淮之重，而不知上流之為尤重乎？”
所以汪應辰提出，要求宋高宗“陛下誠留意于此，使將足以用其兵，兵足以為將之用，形勢相接，聲氣益振?！┦莻溆笥?，所當有一定之說者，愿陛下密詔諸將，悉意條具，使議臣參訂其可否，有未盡者，往復詰難，然后斷自淵衷，裁處其當，表里相應，鷚力力而行之?！?br>也就是說，希望統治者宋高宗能從國家戰略安全的角度出發，高度重視長江上流地區的軍事防御，并針對當時長江上流襄陽一帶防御存在的問題，積極謀劃，采取措施加強軍事防備，確保南宋國家社稷安全?？梢?，汪應辰提出國于江左，必據上流，并加強軍事防御的這一主張對于南宋國家安全來說無疑是具有重要的軍事戰略意義。
三、海道未可進，以逸而待勞
紹興三十一年（１１６１）九月，金主完顏亮率兵大舉南侵，其中一路金兵由海道直趨臨安，南宋告急。為防止和迎擊金兵海上進攻，汪應辰奉命在浙江沿海措置海防，并提出一些積極防御備戰的建議。汪應辰分析認為當時南宋水軍在海上還是處于劣勢：
一是敵順風我逆風，迎擊敵人十分困難。汪應辰分析指出：“蓋今明州之分屯于海上，皆水軍也。舟楫之于海，其所因者風爾，順風而行則瞬息之頃已數百里，不然則寸步不能進也。彼其所以能來者，其得風可知矣。我乃溯風而迎擊之，其難易勞逸之勢，不侔甚矣?；蛞詾槎笃浜蠖u之，則我之與彼皆順風也。夫均是順風，然彼先而我后，彼往而我隨，亦未見其必可勝也，況或者眾寡強弱之不敵耶?！?br>二是明州水軍在海上戰斗力不強。汪應辰也分析指出：“伏見明州水軍有選于諸寨土軍者，有選于本州禁軍者，有取于諸州弓弩手者，其間雖多強壯伉健，而海道則往往非其所習也。驅之登舟，掀簸奇支仄，則悸眩而不能立，嘔逆而不能食。瀕海之人，類能言之，此正可以用之于陸也。至于見在海舟，以近降指揮則例計之，其羨卒不下千人，舟之大小，自有分量，人數過多，適足為累。而明州弓弩手五百人，名為水軍，其實止就本州教閱?！?br>正因當時南宋水軍在海上處于劣勢，所以汪應辰認為應該揚長避短，不可盲目從海上迎擊敵人，而是應該發揮陸上優勢，以逸待勞，陸海結合，掌握時機消滅敵人，所謂“能據其便利，扼其要害，則用力甚省而功倍之?！?br>他還分析如何揚長避短的具體作戰方法：敵人之來，非大舟不可以浮海，非乘潮不可以入港，非小舟不可登岸。今誠于明之定海，選練步兵，分列港岸，而又多設機械以隔閡敵所從入之路。彼雖僅能入港，而潮退之后，舟為無用矣，岸上之兵強弓勁弩，拳石火炮，乘間俱發，彼輾轉于泥涂之中，進則不能前，而退則吾以舟師邀之，可坐而斃也。如有縱之使去，雖復入于海，亦將安所為哉？此萬全之計，甚易見也。夫舍堅而攻瑕，以逸而待勞，處高而臨下，此皆用兵之道。
他建議朝廷“今若于軍中通選一千五百人，取其可用于陸者以為步兵，如此則無益兵之費，而水陸之技各盡其長，備御之方始得其要矣?！粡退h，況舟師在海，乃曰備之于陸，其言若未易信，而理則有可見者?！敝挥羞@樣，才能打敗金兵在海上的進攻。
汪應辰提出“海道未可進，以逸而待勞，陸海結合，掌握時機消滅敵人”。這一主張為后來紹興三十一年（１１６１）底擊敗金軍水師提供了重要的參考借鑒作用，由此體現了汪應辰這一軍事主張和思想在當時的戰略和戰術意義。
四、修治軍政，精兵強將
宋金紹興講和以來，南宋軍餉不足，士兵移作營運負販、失于教閱訓練，軍備松弛，軍政荒蕪腐敗現象日趨嚴重，例如紹興十三年（１１４３）宋高宗自己在詔書中就指出：“殿司諸統領將官別無供給職田，日贍不足，差兵營運，浸壞軍政?！苯B興二十四年（１１５４）有臣僚也指出：“州郡禁卒，遠方縱弛，多不訓練，春秋教閱，臨時備數”。紹興三十一年（１１６１），宋高宗又在詔書中講到：“比聞諸路州廂、禁軍、土軍，有司擅私役，妨教閱?！?br>而汪應辰對當時軍政荒蕪腐敗、軍隊戰斗力差的現象則分析更為詳細：自講和以來，諸將坐擁重兵，初無尺寸之功，而高爵厚祿，極其富貴，安享優佚，養成驕惰，無復激昂奮勵之志。兵籍雖多，初不閱習，或拘之以為工匠，或驅之以為商賈，或抑之以為仆廁之役。既虐使之以不當為之事，又侵奪其所當得之食，行路之人皆知其不可用也。已而敵騎奄至，曾不一戰，望風遁逃峽辰之間，而兩淮之地蹂踐幾遍。
接著，汪應辰還指出當時軍隊中冒功領賞，賞罰不當，公肆欺玩，軍令不行等問題十分嚴重：
方且恬不忌憚，咨為誕謾，列上戰功，狂惑群聽。急危之際，被旨應援，乃或游辭詭計，顧望不進。陛下雖嘗取其不用命者治之，終未足以震服中外，且鈞是罪也。而罰有輕重，人猶不能無詞，況于或罰之、或賞之乎？故其免于罪而蒙賞者不知愧怍，而反謂朝廷之可欺，偃蹇傲睨，日以滋甚。陛下損金帛以賜士卒，適以資其刻剝之計。至于怨讎并興，無以自解，乃復奏功第賞，超越資級，動以數萬?！綗o事時，朝廷有所使令，率以詔旨行下，或陰為遷延，或公肆欺玩，或直抗執而不行。
針對上述當時南宋軍隊普遍存在軍政荒蕪腐敗的嚴重現象，汪應辰認為南宋軍隊戰斗力不強的主要原因不在于兵力不足，而是有以下幾點原因所致：
一是軍政不修：“不知一旦有急，能惟命是聽以徇國家之難乎？四方之人，何所觀望？三軍之士，何所動沮？雖有貔虎百萬，將誰用之？故臣之所憂，不在乎兵之不足，而在乎軍政之不修也?！?br>二是兵多而冗。汪應辰以三國諸葛亮出師攻魏為例分析指出：“諸葛亮出師無功，或勸以益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于賊，而反為賊所破者，則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減兵省將，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于將來。若不能然者，雖兵多何益？自今以后，有忠慮于國者，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路喬足而待矣?！纱擞^之，亮非徒不肯益兵也，又欲減省之?！?br>而當時南宋軍隊“且今中外之兵，其老弱強壯，不可得而分也；其逃匿死亡，不可得而見也。然則雖欲益兵，亦不知其所以益矣?！彼M而強調指出：“蓋勝敗在將不在兵，兵多而冗，不若少而精也?！?br>要提高當時南宋軍隊戰斗力，汪應辰認為就必須革除弊病，加強修治軍政。那么，如何加強修治軍政，他認為要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首先，要精兵強將，將得其人，操得其柄。汪應辰指出：“昔（唐代）陸贄有言，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眾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為用。兵不足恃與無兵同，將不為用與無將同，固不在益兵以生事，加賦以殄人也?！?br>他接著以北宋仁宗時諫官范鎮、大將狄青為例進一步指出：“至和中，朝廷招募新兵，諫官范鎮以為財用不足、民力凋敝而又欲募兵，是何異欲救火而益以薪，流之濁而復撓其源也。兵不在眾，在練之與將何如耳！方儂智高寇嶺南之后，遣將不知幾輩，遣兵不知幾萬，死亡奔北，不可勝紀。然狄青所以取勝者，番落數百騎耳，此兵不在眾，近事之效也?！?br>所以，他認為陸贄、范鎮之說切中當時南宋軍隊之弊病，值得借鑒采用，當務之急是要將得其人，精兵強將，從而提高軍隊戰斗力。
其次，要治軍有法，整治軍紀，正名分紀律，嚴密軍制。他分析指出：“何謂治軍有法？……況于兵者，聚天下驍勇之徒，粟之以不可向邇之器，而教之以戰斗殺伐之事，其所恃以制御柔服之者，以有名分紀律也?！?br>他認為唐末禍亂繼起，兵革不息的重要原因是名分紀律不明：“一切姑息，上下之分不明，士卒不知有偏裨，偏裨不知有將帥，禍亂繼起，兵革不息者，凡二百余年?！?br>而北宋初令行禁止，中外肅然，東征西討，無思不服，主要原因是“我太祖始定軍制，使以階級相承，毫厘之間不容侵越?！蓖魬竭M而認為當時益修武備，應將儒家理學的禮義思想運用于軍事教閱訓練中，嚴正名分紀律，以提高戰斗力：
今欲專任將臣，益修武備，則宜以名分紀律為先，而所任以領其事者，乃獨不用等級，既非所以尊朝廷，亦非所以率其下矣?；蛘咭詾榻駧浭刂?，初不廢也，特教閱之際不相統臨，其余則自依軍制也。臣竊以為天下之事無本不立，無文不行，將教人以父子之義，則必制為坐立拜跪之儀；將教人以兄弟之序，則必制為徐行后長之節。蓋有文具而本未必然者，未有蕩然無文而以為其本猶在也。今既已不相統臨矣，則所謂軍制者，其能以獨立哉？孔子為政，以正名為先。蓋名正則言順，而事成也有其名，然后可以責其實。
最后，汪應辰希望南宋統治者能夠內自省察，行至正之道，申嚴軍紀，加強軍隊訓練，提高戰斗力：
“以前日之失為在己，奮發英斷，力行大公至正之道，而不牽于異說之私，賞善罰惡，無偏無黨，示天下以好惡所在，使人皆灑心易慮，以聽陛下所為。然后兵籍之多寡，人材之高下，皆可以按見其實。謹其訓練之法，號令必行，等級必明，技藝必精，心志必一，周旋進退將無所不可者矣?！?br>上述可見，汪應辰提出精兵強將，將得其人，嚴正軍隊名分紀律，行至正之道，加強軍隊訓練以提高戰斗力的這些軍事思想主張，可謂是切中要害，鞭辟入里，這實際上也是他儒家理學思想在如何加強修治軍政問題上的充分反映，在當時南宋軍事建設上具有它的重要戰略意義。
五、御戎以自治為上策
紹興三十一年（１１６１）底，金兵南侵失敗之后，金主新立，遣使通和。南宋朝廷茍且偷安，對于當時金的情況了解不實，傳聞不一，因而搖擺不定，正如汪應辰所指出：“蓋自今日以來，傳報不一，或以為金主寬厚，能得眾者；或以為懦弱不立者；或以為急于和親，欲復還河南地者；或以為彼方厚立賞格，以勤戰士，如唐、鄧、陳、蔡之類，失而復取，其志蓋未已者；或以為河朔群盜擾其南，而契丹之遺種攻其北者?！?br>針對當時對于金的情況了解不實，朝廷受各種傳聞擾惑，第二年（１１６２）五月汪應辰在輪對《應詔陳言兵食事宜》中明確提出，不要受各種傳聞擾惑，為國者不當問敵人之盛衰，而應該積極修治內政，使國力強盛，即所謂自治，才是御敵之根本。他分析指出，東漢光武帝初定天下，臧宮、馬武皆以為匈奴衰落，時不可失，而光武帝答以北邊匈奴尚強，從而屯田以加強警備。而南宋當時關于金的傳聞之事“常多失實，古今通患，實在于此。要之，為國者不當問敵人之盛衰，顧吾自治何如爾?！苯又?，他又以東晉為例進行分析，再次強調自治的重要性：
東晉之季，符堅以百萬之師，戰勝之威，長驅入寇，自謂投鞭于江，足斷其流。至于淝水之戰，敵眾奔潰，首尾不支，卒以亡國。然則敵人雖盛，未足為中國患也。晉之謀臣皆欲乘符氏敗亡，開拓中原，王師一出，盡得兗、青、雍、豫之地，然而君臣宴安，無復顧慮。以謝安之勛勞猶不見容，而道之、元顯之流，出而用事，晉之不振皆自此始。然則敵人雖衰，未必為中國福也。
臣故曰：不當問敵人之盛衰，顧吾自治何如爾。南宋與金長期對峙，金對南宋的威脅最大，而在如何抵御和應對金的威脅問題上，時人議論不定。汪應辰在輪對奏議《論御戎以自治為上策》中則進一步提出御戎以自治為上策的重要思想。他十分贊同唐朝杜牧提出御敵上策莫如自治的主張：
唐杜牧追咎長慶以來朝廷措置無術，復失山東，作《罪言》曰：若欲悉使生民無事，其要在先去兵。不得山東，兵不可去，是兵殺人無有已也。今者上策莫如自治，法令制度，品式條章，果自治乎？障戍鎮守，干戈牛馬，果自治乎？井閭阡陌，倉廩財賦，果自治乎？如不果自治，是助敵為虐。環土三千里，植根七十年，復有天下陰為之助，則安可以??？故曰：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最下策為浪戰。
他認為杜牧所說的自治才是根本：天下之事，變化百出，不可以窮于應付，“自其本求之，則一言而足，杜牧所謂自治是也?！?br>如果舍其本而求末，則雖千萬言終也毫無益處。汪應辰接著分析指出，春秋戰國之際，多事之秋，孫武助吳之攻戰，張儀助秦之縱橫，奔走旁午，當時各國君用之，天下為之騷然，得不償失。然而“孟軻居其間，獨曰：‘蓋亦反其本矣?！?br>孟軻之所謂反本，則是杜牧所主張的自治。汪應辰認為：“物有本末，事有終始。蓋自開國以來至于今，未有不自治而能治人者。牧之說，則雖圣人復起，不能易矣?！?br>汪應辰指出，杜牧所說的上、中、下三策中，只有自治，修治內政，使國力強盛，這才是對付敵人的上策，其余中、下策皆不足?。?br>自治之外復無他策矣。今以自治為上策，而又有中策、下策，是未始有定論也，是謂其君不能也。若（孟）軻則不然，曰：“國家閑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薄对姟吩疲骸板侍熘搓幱?，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笨鬃釉唬骸盀榇嗽娬?，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今國家閑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狈虿荒苤纹鋰覄t已矣，豈復更有中策、下策者哉？
汪應辰最后強調，只有當時南宋統治者能夠以自治為本，使國力得以強盛，才能做到作戰則勝，防守則固，講和則久。他說：“臣竊惟今日所以待敵人者：曰戰、曰守、曰和，然此三者皆末也，要當以自治為本。吾之國家治矣，以戰則勝，以守則固，以和則久，所謂修其本而末自應?！?br>總之，在宋金南北緊張對峙，戰事持續不斷，南宋積弱的背景下，汪應辰作為一個士大夫，以強烈的憂國憂民情懷，根據當時政治軍事形勢，針對當時政治和軍事上存在的弊病，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軍事主張和思想。針對朝廷因宋金和議而因循無備、茍且偷安之可畏現象，汪應辰呼吁朝野上下要有“思患預防，常若敵人之至”的憂患意識，加強軍事守備，在當時可謂是振聾發聵；從南宋國家軍事戰略安全的角度出發，汪應辰主張高度重視長江上流地區的軍事防御，積極謀劃，采取措施加強防備；針對當時南宋水軍在海上處于劣勢，汪應辰主張應該揚長避短，不可盲目從海上迎擊敵人，而是應該發揮陸上優勢，以逸待勞，陸海結合，掌握時機消滅敵人。上述這些軍事主張和思想充分反映了汪應辰深邃的軍事戰略眼光。
同時，針對南宋當時軍備松弛，軍政荒蕪的嚴重問題，汪應辰主張修治軍政，精兵強將，強調治軍有法，整治軍紀，嚴密軍制以及行至正之道，加強軍隊訓練以提高戰斗力；在如何抵御和應對金的軍事威脅問題上，汪應辰強調御敵以自治為上策，只有當時朝廷能夠自治為本，國力得以強盛，才能做到作戰則勝，防守則固，講和則久。汪應辰加強修治軍政、自治為本以御敵的這些軍事主張，則是他“內圣而外王”儒家理學思想在軍事問題上的充分體現。雖然汪應辰的這些軍事思想和主張在當時未能完全得到統治者宋高宗、宋孝宗的重視和采納，但是依然閃爍著其光芒，對后人有著一定啟迪和價值。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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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辛棄疾．辛棄疾全集校注［Ｍ］．徐漢明校注．武漢：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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