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社會學雖然在 1879 年才正式提出， 但實際上自經典社會學時期以來，經濟社會學一直都是社會學研究中很有生命力的一個分支。 一般上將經濟社會學分為古典經濟社會學與新經濟社會學。前者發軔于托克維爾與馬克思，經韋伯、迪爾凱姆、齊美爾從各個角度進行研究，其代表作是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 上世紀 20 年代后，隨著經濟學與社會學學科交叉與對話的減少，經濟社會學研究轉于沉寂，其間熊彼特與帕森斯等人也進行過重要研究，但并未引起學術界的廣泛關注。 新經濟社會學由 1985年格蘭洛維特著名的《經濟行動與社會結構》一文宣告成立，在社會學界引起重大反響。當代新經濟社會學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格蘭洛維特與布迪厄，前者以嵌入理論與網絡分析方法著稱， 后者則提出了與之異曲同工的慣習概念與場域理論。經濟社會學研究的首要問題是確定經濟社會學的學術定義。本文搜集了幾種主流的關于經濟社會學的定義，列表如上。
眾多定義都有兩個共同點：首先，經濟社會學的理論基礎是社會學理論與方法；其次，經濟社會學的研究對象是經濟現象，包括經濟行為與經濟制度。 在這些定義中，本文以為 1985 年社會學天津會議所確定的定義最為科學。 這個定義點出了經濟社會學研究的本質， 即經濟社會學研究的哲學假設是建立在社會學的廣域視角之下的， 經濟社會學研究與經濟學研究的本質區別在于經濟社會學摒棄經濟學孤立的、原子化的、機械的研究視角，代之以廣域的、互動的、結構化的研究視角。
誠然，在社會學的理論構建上，經濟社會學并沒有自己的一套體系，而是在對經濟學的否定與修正中，于“破”中“立”起來的。 因而經濟社會學雖然得出了許多研究成果，但其學說的骨架卻仍然是經濟學的。
在本文看來，經濟學關于經濟研究的基本假設模型如下。
在經濟學的假設中，行動者在利益的刺激下產生經濟行動，經濟行動的原則是理性，在理性的刺激下，行動者按照利益最大化的標準采取行動。 新古典經濟學在理性之外引入了一個新的原則（非理性）即偏好。 理性與偏好是經濟行動者的行動規律。 多次的經濟行為在互動中形成產生經濟組織，當代社會最重要的經濟組織是公司。整個經濟學模型的哲學基礎是原子論。
經濟社會學的發展正是在經濟學研究的基本模型上，從不同的方向上進行改進、修正與擴展，從而在一個更廣域的理論視角與更全面的研究范式上對經濟現象進行分析。經濟社會學對經濟學做出的改進如下。
1. 對利益的概念進行改進
經濟學對利益的預設是較為簡單的，即將利益簡單地等同為經濟利益，且這種利益是獨立與社會之外的，即此利益只對行動者個人發生效用，且行動者在受到利益的刺激時也并不考慮這種利益對社會其他部分造成的影響。
托克維爾增加了利益的概念，區分了個人利益、物質利益與公共利益。韋伯將利益分為物質利益與精神利益（如政治利益、宗教利益）。 涂爾干將利益分為個體利益與整體利益，認為個體利益對整體利益的屈從是道德產生的真正與安全。齊美爾則認為利益是形成社會關系的驅動，而只有通過這些社會關系利益才能得以表達。 經濟利益和其他利益一樣，可以有不同種的表現形式。馬克思對利益理論的貢獻在于將權力問題引入到利益之中，并提出了階級利益這個概念，馬克思的遺產被政治學派所繼承，并運用于對經濟的分析中。
2. 對行動者概念的改進
經濟學中的行動者即經濟學的經濟人假設。 這個假設最初將行動者定義為具有無限理性，且擁有完全信息的個體。 在新古典經濟學階段，經濟人的概念被修正，行動者具有的是有限理性，且是信息不完全的個體。但無論是古典經濟學還是新古典經濟學，其經濟人假設都有一個相同的致命之處：經濟人的原子性。 在經濟學視野中，經濟人是獨立于社會背景之下的，不受到社會網絡與社會關系的影響。經濟人的理性，無論是充分的還是有限的，都僅僅只用來考慮自身收益的大小，而不是整體社會的福利。
在經濟社會學視野中，這個假設得到了社會學方向上的補充。 孔德對“社會人”的定義能夠對“經濟人”概念提供補充，米德社會角色的概念則給予行動者更大的理論空間，為不同行動者不同的經濟行為的差異提供解釋的可能性。
韋伯闡述了社會行動者的概念，假定行動者之間存在著聯系而相互影響。 格蘭洛維特的嵌入理論為行動者提供了一種新的研究視角：行動者存在不斷變化的社會關系中，因而行動者本身是“嵌入”于社會背景中的，而非經濟學假設的那種游離的狀態。
3. 對“理性”的質疑與批判
“理性”是經濟學的核心支柱，即使是在個體理性受到廣泛質疑的今天，經濟學家仍然捍衛理性的意義，只肯將原先不加限制的無限理性（通曉一切知識、不犯錯誤、永遠計算正確）修改為有限理性。對經濟學“理性”假設最有力的攻擊并非來自社會學而是行為主義學派，但他們的批評為經濟社會學的發展提供了許多嶄新的發展空間。
經濟社會學對經濟理性的修正主要集中在三個領域：
首先是關于利他偏好的行為研究，因為利他行為從根本上推翻了經濟學對經濟人的自利假設，對利他偏好的研究中，最著名的是由洪堡大學教授古斯主持的最后通牒實驗，這個實驗有力地重創了經濟理性的基礎。 其次是關于貼現行為的反駁， 即個人對長期收益的態度， 并非如經濟學家所說，是由貼現因子 構成的函數那么簡單，且并非完全的理性的。 對個人消費的縱向研究表明（Mankiw & Rotemberg,1985），個人的消費并不會隨年齡增長而逐漸平穩，退休并不一定能夠導致預期的消費下降，這個研究動搖了經濟學家對個體算計理性的盲目信奉。 第三個領域是個體對所得之物與所失去之物價值判定上的區別，即人們往往寧愿花更大代價保住自己已有之物，而不愿意花較低的代價去購買相同的東西。應用在股票市場上，表現為人們可以過早拋售升值股票， 而不愿意放棄價值已下跌的股票， 可以少賺錢，卻很難壯士斷腕。行為經濟學的主要貢獻并不是構建一套完整的經濟學新體系，而是從各個方向上指出傳統經濟學的漏洞。
行為主義對理性的攻擊非常深刻，在學術界內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但行為主義在解構的同時卻缺少建構，因而雖然重創了理性假設，卻沒有建立能夠代替或至少修補理性假設的理論學說。在這方面，經濟社會學的貢獻主要不是攻擊理性本身，而是集中于研究經濟學非理性的部分。
4. 對經濟行動者規律非理性部分研究的擴展
經濟學的核心是理性，但平心而論，經濟學也并不將理性當做唯一的來源。 經濟學中的非理性部分主要由偏好填補。偏好理論能夠成為經濟理性的有力補充，但兩者仍然面臨一個不能解決的理論漏洞：無論是理性還是偏好都是行為者個體層面的，都是獨立于社會其他部分之外的，依然有著濃重的原子論色調。同時偏好并不能解決歷史性問題，即偏好是如何，以及在怎樣的環境下形成，偏好又是如何獲得合理性。
經濟社會學家對經濟行動者行動規律中非理性的部分進行了大量的擴展。在這部分的擴展中，我們不僅能夠看到不同社會思想流派的各放異彩，更能夠看到社會學關于結構與能動的分歧得以表達。 經濟社會學對行動規律非理性部分的理論貢獻按照自能動至結構劃分為三個層次，分別是慣習---嵌入、網絡與場域---制度與結構。
對偏好的一個有利的補充（甚至是取代）是布迪厄的慣習理論。 慣習理論的價值在于可以解釋自身的形成過程與合理性，且不同于偏好，慣習的形成是與社會互動的過程中完成的，因而更具有社會學的廣域視角。布迪厄重視慣習的作用，認為慣習的首要作用是摒棄笛卡爾的一是哲學，從而避免機械主義與目的論。 他認為慣習是社會化了的主體性，慣習是行為高度經濟化的準則，它有助于計算上的巨大節約，也帶來了行動時尤為稀缺的時間資源方面的節約。
比慣習更結構化的概念是場域與嵌入。 場域同樣由布迪厄所提出。布迪厄認為經濟可以作為一個場域進行分析，而每一個場域的結構都可以通過它對資本的分配來理解，場域中存在著四種資本，即經濟資本、社會資本、文化資本和符號資本（這種四維子系統的劃分讓人不禁聯想起帕森斯社會系統的理論）。格蘭洛維特的“嵌入”理論是新經濟社會學的扛鼎之作，但他自己包括許多研究者對嵌入這個概念的定義卻往往語焉不詳。在本文看來，嵌入是一種軟性的結構，它的優點在于一方面確定了社會行動者與社會背景之間具有互動甚至從屬的關系，肯定了經濟行動者行為具有一定的規律性，另一方面，嵌入理論又比結構論或制度論更靈活，似有形又無形，不至于落入機械主義的深淵。 或許嵌入理論太過抽象， 格蘭洛維特以及他的追隨者們對 “網絡”理論的研究更加深入人心。
事實上，“網絡”的理論早已有之，早在經典時期，涂爾干就指出個人行為受到社會角色的影響，而并非孤立的，僅僅只受到個人私利所驅使。 個人或集體常常處于更大規模的網絡之中，而主體在網絡中所占的位置對主體的發展極為關鍵。網絡理論的應用主要在于兩個部分，第一是研究個體行動者在網絡中的行為，第二是研究不同社會網之間的交叉、融合與互動。網絡理論是目前社會學研究中最為活躍的研究領域之一，格蘭洛維特、斯科特·鮑曼與舒茨，以及中國的邊燕杰都長期關注于網絡分析的研究。 在格蘭洛維特的理論中， 網絡與嵌入具有同一性， 網絡是嵌入的具體形象。就本文看來，網絡或嵌入理論一方面揭示出了經濟行為的社會性特征，但另一方面，嵌入理論過于強調網絡（或關系）在經濟活動中的重要性，反而又忽略了經濟制度。 事實上，制度在當代市場上扮演的角色遠遠大于傳統的社會網絡或關系，經濟行動者更樂于在市場制度下與陌生人進行匿名性的交易活動，而不是與熟人買賣，跨地區、跨國的交易正在大量的進行，正如電子商務的蓬勃發展。
不同社會網之間的研究重點在于組織、國家間的網絡融合，以及同一個國家內不同網絡之間的關系。沃勒斯坦建立了一種世界體系的學說，將世界以網絡的形式劃分為核心、半邊陲與邊陲，認為后發國家在世界體系中往往處于邊陲位置，利潤與資源被核心處的早發國家所提取。[13]
國家在世界體系中位置的異同影響不同國家的發展道路與產業結構。 Cardoso 分析了拉丁美洲國家的發展道路，證實了國際網絡能夠影響國家的發展模式。[7]在國內不同網絡之間的關系研究中，Peter Evans 認為強大的社會網絡對于成功實現經濟增長意義重大，國家在經濟發展中應扮演積極的角色，國家政治網中的精英也必須進入到企業家與金融家的網絡中來。[8]
這個觀點也同樣可以在早期日本的發展中找到佐證，日本家喻戶曉的人物澀澤榮一在成為財政大臣大藏少佐后，在 33 歲的壯年遞交辭呈，投身企業家中，成為日本株式會社的創始人。[9]無獨有偶，中國的市場經濟蓬勃發展的時期， 也同樣出現大批政治精英下海經商， 成功創業。 這些都能作為經驗證據，說明在國家的發展過程中，國家政治精英向企業經營轉型，政治網絡與經濟網絡的融合交并，對經濟發展有重要作用。
制度與結構是經濟行動者規律中最為“固化”的部分，也往往因為其過于固化而帶有的決定論色彩而遭到主流社會學家的詬病。 帕森斯創建的結構或系統論是試圖創造巨像社會學理論的最成功嘗試，他提出的社會系統理論提出了一套四個維度的坐標系，AGIL,或適應、目標、整合、維持，這一套坐標至少在帕森斯看來能夠為任何社會存在或行為進行內部分析。帕森斯的嘗試在一度是成功的，甚至為社會學帶來了一段令人興奮的繁榮，但他的學說依然因為過于決定論或宿命論而被當代主流社會學所否定。
制度與結構相類似，但制度更為“人化”,制度是凝固的網絡，決定論的色彩較少。經濟社會學中制度理論的主要貢獻來自新制度經濟學。 新制度經濟學建立的一個核心概念是“交易成本”,在新古典經濟學中，交易或經濟行動是無成本的，而現實生活中的經濟行動則涉及到方方面面的成本。
成本的介入解釋了許多傳統經濟學未能解釋的現象，許多在經濟學者看來理所當然應該能夠發生的交易之所以未能產生，主要是因為其中有著經濟學者長久以來忽視的交易成本。 交易成本為經濟制度與經濟組織的存在提供了合法性---市場交易需要成本，而企業能夠節約交易成本。[10]
新制度經濟學認為社會制度對緊急行動者是重要的，因為社會制度能夠塑造激勵結構。 公司：科爾曼強調指出，一旦人們建立一個公司來實現自己的目標，則公司本身也能夠追求它自身的利益，公司基本上是一種社會創造物。[11]新制度經濟學一方面開創性地以交易成本這個概念有力地補充了新古典經濟學，更強調了社會制度的重要性，但另一方面，新制度經濟學過于強調制剛性的制度而忽視個體的能動性，因而有還原論的漏洞。
5. 對經濟行動理論的研究
對經濟行動理論的研究起源于韋伯對行動類型的分類，即將行動劃分為受慣例支配的行動，受習俗支配的行動和受利益支配的行動。這種劃分方式具有相當的啟發性。我們可以認為受利益分配的行動即為經濟學者所謂的行動，受慣例支配的行動則與“慣習”的理論暗合神通，受習俗支配的行動則讓我們聯想到嵌入、網絡或人類學的相關內容。
應該說韋伯的這一理論具有相當大的延展性，深入研究將能提供一種將新經濟社會學與經典經濟社會學串聯起來的理論范式。
主流經濟學認為行動主要受到偏好、資源、理性和技術等方面的制約，每個行動者的行動都具有個體性，與社會背景區分開來。 對這種個體性的批判貫穿于經濟社會學的研究中，通過對理性的批判，對利益的分析、對行動規律非理性部分的探索而不斷強化。從社會學角度看經濟行為，就必須將行動的社會意義帶入進來，要分析經濟行動的社會屬性。 在社會背景下，經濟行動受到社會的影響。 友誼影響買賣雙方的經濟行為與交易價格，人們對小動物的偏好使貓、狗肉難以進入市場，個人的職業選擇往往受到所在環境的影響而非經過理性的分析。[8]
6. 文化對經濟的影響
文化對經濟的影響：Zelizer 在她最近的研究中（1994），認為貨幣形成的并非一種中性的和無社會性的力量，而是以被打上文化烙印的多種形態出現的力量。 文化對經濟影響的理論主要淵源自文化經濟學，Harry Hillman 將文化經濟學定義為一種經濟學的分支，其主要目標是研究文化因素對經濟行為與思想的影響。[12]
文化經濟學方面最早的權威著作應該首推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其書用來解釋文化與宗教對資本主義精神形成的影響。 其后出版的《儒家與道教》則用來研究資本主義并不在亞洲國家興起的文化成因。 稍后的《猶太人與現代資本主義》[13]更與韋伯有異曲同工之妙。 早期的文化社會學主要研究不同民族文化對資本主義形成的影響，用以解釋后發國家經濟困難的成因。 當代文化經濟學的主題是信任、道德、精神等對經濟的影響，主要假設為好的文化（或道德）能塑造經濟繁榮。
當代文化經濟學的扛鼎之作為福山的《信任》，[9]他細致地描述了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信任如何產生效用，繼而影響經濟繁榮與企業發展的模式。 文化經濟學的研究理論為經濟社會學的發展提供了新的研究視野。
7. 政治對經濟的影響
馬克思將權力問題引入到經濟中。 經濟社會學家們循著馬克思的步伐進行研究，將政治引入經濟學研究的領域之中，研究政治勢力如何影響經濟發展的模式（宏觀），個人的政治態度如何影響經濟行為（微觀）。
經濟社會學者認為宏觀上一個特定的集團（行業壟斷者或標準制定者）為實現自己的利益，改變了美國企業的策略與產業結構。 壟斷企業的出現，20 世紀初制造業寡頭的出現，機構投資者與單一化企業的出現都是權力參與經濟運作后的結果。最近的研究中，Frank Dobbin 認為經濟會仿造政治，反映政體。 在美國，聯邦政府往往調控市場，在法國，中央政府管理經濟走向，在英國，政府則能在更大程度上給企業放任自流的權力。經濟利益影響政治，政治也能影響經濟利益，Carruther 通過對 1700 年東印度公司貿易份額原始資料的分析，形成政治也明顯地影響買賣雙方的選擇。[14]從宏觀的層面說，政治影響經濟制度，而通過政治制度共享的選擇性親和，一種經濟管理能夠從一個社會傳播到另一個社會。[15]
在微觀層面，Bruce Carruthers 更是通過對英國早期股票市場的分析，表明股票交易也并非完全理性的。一些重要公司的股東們更愿意將自己的股權出售給他們自己政黨的成員，即使他們能夠在別的買家那里賣到更好的價錢。[16]
在勞動過程中，管理方式的改進減少了階級對立，[17]資本家形成了對工廠的集體意識，防止工人轉變為自覺階級，從而獲得了對工人的權力。[18]而現代企業中，管理層常常通過給予工人階級政治能動性，來使工人階級認可其權力的合法性。[19]以上即為本文歸納而來的經濟社會學理論結構，以及經濟社會學對經濟學理論做出的貢獻。 經濟社會學是以一種更為宏觀的、完善的、能動的和社會化的視角來研究經濟現象。但我們需要注意到，經濟學對世界的解釋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仍然是正確的（按福山的說法，80%[9]），因而經濟社會學在修正經濟學理論的過程中并未建立自己的全新理論，其理論的基本骨架仍然是經濟學的。
正因為經濟社會學目前的研究并未建立自己的理論骨架，因而研究并未達到完善，依然有一些理論上的困境需要得以解決。 當代的經濟社會學吸收了許多學科的分析方法與理論范式，目前經濟社會學理論研究上最重要的任務在于如何實現更大范圍內的理論整合，實現更大跨度下的學科交融。 經濟社會學已經成為社會科學學科交融與發展的一大熔爐， 筆者相信， 隨著經濟社會學研究的進一步發展，學科交叉研究的更加深入，經濟社會學將有更遠大的發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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