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作為一項重要的“非正式”制度安排，對經濟增長及企業競爭優勢的源泉給予了補充性解釋。正如福山\\(1998\\)明確提出，新古典經濟學理論對現實的詮釋在大部分場合仍然有效，但只達到“百分之八十”，另外“百分之二十”的缺憾需要文化或信任來補充。在一大批社會資本理論大家 （布迪厄、科爾曼、林南、格蘭諾維特、普特南、福山等） 的關注下，社會資本發展成當前學術領域中最具潛質和挑戰的概念。其實，有關社會資本的思想由來已久，正式提出是經濟社會學不斷發展的結晶，且受到管理學及其他社會科學的擴充而逐漸豐富，從而產生一系列新型的社會資本概念，國外有些學者也稱之為“關系資本”\\(Relational Capital\\)。
改革開放之后的體制突破給中國社會結構造成重大變化的其中一個方面是私營企業家群體的崛起。在這一復雜及多屬性的私營企業家群體中，中小企業主占據絕大部分比重，它們不僅在創造就業和 GDP 的經濟過程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也對社會其他方面 （如政治、文化及階層等） 產生了重大“非物質”影響。在此背景下，肩負重大責任的中小企業的成長性問題自然受到全社會重視。關于企業成長理論，國內外學者，尤其是西方學術界，已做出大量非常有見地的研究，觀點之多，呈現出“成長叢林”現象。早在 1890 年，馬歇爾就在其名著《經濟學原理》 \\(Principals of Economics\\)中提出企業家精神作為一種投入要素，甚至是最重要的資源，參與利潤分配無可爭議。
考慮到中國企業成長的“鄉土”環境，私營企業家們的領導特質或異質性、獨特能力往往在企業創建及成長過程中扮演著關鍵作用；而且在東方式“人情”、“面子”傳統情結的影響下，是否擁有廣泛的政治與社會資源成為企業能否發展的決定性因素之一。因此，探尋社會資本與企業成長的內在關系成為目前經濟社會學的一個熱點。之前的一些研究還較少關注到社會資本對中小企業成長的影響機制這一問題，文章旨在通過選擇一些能代表社會資本的顯性指標，考察其是否對企業成長存在促進作用。
二、理論解析
十八屆三中全會 《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 指出，“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睂嶋H上，中國的市場化改革就是國家行政權力在經濟活動、社會組織及社會生活等方面的控制范圍與程度不斷放松的過程。但 《決定》 中的上述內容，一方面顯示出全面改革的堅定意圖，另一方面也恰好說明目前有些領域仍處于政府與市場雙重機制并行的矛盾與變化之中。在這種狀況下，在國家行政權力和市場之間存在許多無法有效控制的交換關系 （李璐璐，1995）。因此，長期以來，對中國私營企業家來說，在獲得資源、保證銷售及進入許可等與企業生死攸關的方面，若能與行政權力聯姻則意味著成功了一半，因此其往往通過具有血緣、姻親或親戚朋友等宗族色彩很濃的關系，使得企業利潤得到保障，市場風險大大降低，甚至攫取大額壟斷利益。Fong & Chen\\(2007\\)發現在中國情境下，擁有政府或黨政機關的社會關系在獲得重要資源方面發揮著實質性作用。因而此類社會資本的增加將有利于企業成長，而欲提高其社會資本量，有效途徑就是提高企業家的受教育程度和社會層級地位，即所謂行政級別 （邊燕杰，2000）。
在許多跨文化研究中，華人社會往往被認為是低信任度社會。近幾年，在關系民生的食品藥品危機的重創下，不少學者已用“信任危機”概括目前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現狀。這種低信任度對社會和經濟的損害是顯然的，它使交易成本急劇增加，社會分工受阻并將在長期上影響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張維迎，2002）。而通過構建專屬社會網絡和積累社會資本，可大幅降低信任風險并確保信息及企業情報的真實性。當代信息的作用已無可疑義，企業家關系網絡不僅能為企業成長提供非正式渠道信息，也是重大正式信息的來源渠道。正如以血緣為紐帶的宗族網絡提供了一種社會保險，為其成員的勞動力流動提供了保障 （郭云南，2013）?！叭饲椤鄙鐣Y本是市場化力量還未促成契約型社會情況下的一種理性策略。在具有一定排他性的社會網絡內，“關系”中的主體可以大快朵頤地享受到外人所無法企及的信任通道，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中小企業的社會資本具有抵御信任危機負作用的特殊功能。
仔細觀察，中國社會存在兩大特征：一是垂直管理或條塊狀；二是熟人政治。在信仰及價值觀遠未對行為準則可以施加影響的情況下，人們的驅動力只能來自于具有威脅或實質利益施予權限的垂直上級部門。一些有利于提高效益的橫向可行措施由于得不到垂直管理的及時考慮而錯失良機或無法推行。在中國，熟人政治的存在可提高受益人的生活福利，而對于缺乏熟人通道的弱勢群體，在面對絕境時，極容易做出非常極端的行為，近幾年頻發的報復社會的惡性事件就是例證。受制于上述兩種特征，中國社會關系網絡布滿“結構洞” （伯特，2001）。
外部環境與主角無聯系，但主角擁有關鍵信息或權力，外人只有獲得與主角的聯系才能減少來自周邊的掣肘，否則僅“看門人”就構成難以逾越的門檻障礙。因此，擁有關鍵信息通道\\(Access\\)的行動者 （即具有高社會資本） 就更容易獲取成功 （周小虎，2004）。
三、資料與假設
為檢驗社會資本在中小企業成長的過程中是否發生過積極作用，本研究通過抽樣方法采集了 39 家深圳中小企業板上市公司數據作為實證研究對象。由于上市公司數據比較規范，因此研究結果具有較強說明力。所有數據均來自作為第三方運營商的巨潮訊中小企業信息披露平臺及網絡搜索，確保數據準確性，經過整理后方能用于研究分析。由于社會資本的衡量在現實中受到局限，因此主要從企業董事長及高管特質的角度分析企業的社會資本。文章采用邊燕杰\\(2000\\)的假設，企業家的教育程度越高，企業的社會資本量可能越大。另外，企業董事長的年齡、工作年限等也是衡量其社會資本的重要指標。截止 2013 年10 月底，深圳中小企業板上市公司 701 家，平均市盈率\\(Price toEarnings Ratio，P/E\\)為 32.18，它們是中國中小企業當中的成長榜樣。樣本選取的具體方法為，先以每股收益為標準進行排名，取前 60 名，然后去掉市盈率過高 （接近或超過 100） 及數據不全的企業，最后剩下 39 家，樣本率達到 5%以上，符合人文社會學科研究的要求 ?！颈?】
總體來看，中小企業家樣本總體的平均年齡為 52.7 歲，唯一的 80 后是二代接班，為廣宇集團\\(002133\\) 。男性占絕對主導，男女比為 38 比 1。從其年齡結構來看 （見表 1），到 2013年董事長們工作年限占其生命比重平均達 57%。對于有些早期創業者，這一比重更高，甚至超過 70%。對于具有企業家潛質的人來說，工作時間往往與經驗和人脈厚度成正相關。另據學歷結構顯示 （見表 2），大專及碩士學位的占比分別為 30.5%與38.8%。高等教育的熏陶與長期經驗的積累是這一批企業家們身上具有的明顯特質。而正是這兩種特質合在一起更加有利于企業家建立起必要的社會網絡并帶來有利于企業的社會資本，比只有單獨一種特質更具張力。一般情況下，建立在學歷基礎上的長期經驗可以增強企業家的信任度；而信任是可以帶來經濟繁榮的社會資本 （福山，2001）。據此，文章提出假設：董事長的年齡和學歷有助于提高企業家社會資本變量進而對企業成長具有正影響?！颈?】
高管方面的相關數據顯示，39 家中小上市企業高管總數平均規模為 16.5 人，最大值為 25 名，天原集團\\(2386\\)和中國海誠\\(2116\\)；最小值為 11，帝龍新材\\(2247\\)。根據高階理論，董事一般具有寬闊視野、豐富信息及高層次社會關系網絡。因此，高管規模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著企業社會資本量。另外，資料表明：具有高學歷 （碩博） 背景的董事長所帶高管團隊的學歷層次比低學歷 （大專） 背景董事長的高管團隊要高，而擁有大專學歷的董事長則偏重于使用大?；虮究茖W歷組成的高管?？傮w上看，基于不同的信任角度，董事長習慣聘用與其學歷背景相近的高管，雖并不存在非常強的相關性，但大致情況如此。在所有高管中，獨立董事的學歷普遍高于業務型高管。
高管整體的存在為企業帶來了更多的社會網絡關系，使上市企業動作空間擴大，成長預期增強。在性別方面，樣本顯示男性高管占據絕對優勢。而女生高管雖然也達到 17%，但占據核心實質崗位的比例偏小。從而，文章得出如下假設：企業高管規模 （人數） 及其學歷有助于企業社會資本的增加，并進而對企業成長施加積極正影響。
四、實證分析
1. 相關性檢驗
目前國內外大多數的研究以銷售業績作為企業成長性的衡量指標，考慮到中小企業上市公司的情況及數據可得性，文章以凈利潤\\(Profit\\)和市盈率\\(PE\\)作為企業成長指標，而社會資本自變量分別由企業家年齡、工作經驗、年歷、高管規模以及學歷來代表。一般來說，企業的社會資本有助于企業成長目標的實現。從相關系數矩陣 （見表 3） 可以發現：企業家年齡與成長指標間均具有正相關關系，分別 0.352 和 0.221。而企業家工作年限與凈利潤\\(Profit\\)正相關關系比較顯著。高管團隊的學歷與企業凈利潤之間的正相關比較顯著，達 0.770。由于一生時間有限，學歷與工作經驗之間存在一定沖突，因此表現出負相關\\(-0.924\\)。從實證角度來看，由于各變量之間存在顯著多重相關性，因此運用部分最小二乘法估計出的系數優良性要好于普通線性回歸。
2. PLS 原理
部分最小二乘法\\(PLS\\)最早是由瑞典化學家 Wold\\(1972\\)提出，它提供了一種多對多線性回歸建模方法，國內也有不少學者稱其為偏最小二乘法。PLS 在集因子分析與多元回歸一體的實證分析中十分適用，特別是當兩組變量 （因變量與自變量） 的個數很多，且都存在較強的多重相關性，而樣本量又較少時，用部分最小二乘法回歸模型具有傳統經典回歸分析，如 MLA，PCR 等等方法所沒有的優點。其思路如下，首先從因變量 Y 自變量 X 中分別提取線性無關 （即相互獨立） 的成分 ur\\(r=1，2，L\\)和 tr\\(r=1，2，L\\)，即各自潛在變量，要求最大限度反映原變量的變異信息及最大化兩組潛在變量的協方差；然后建立這些潛在成分與因變量及自變量的回歸方程，同時要求 tr 和 ur相關程度達到最大，通過不斷迭代法不斷提取殘差中的富余信息，如果因變量與 tr=\\(r=h\\)的回歸方程已達到滿意的精度，則算法中止。PLS模型的優勢在于主成分的確定既保證成分對系統的最強解釋力，又克服了變量之間的多重共線性問題。
3. PLS 回歸結果
利用 39 家深圳市小企業板上市公司數據并按上述原理建立PLS 模型，由于篇幅有限，在此不列出具體的權重與負荷量，只展示最終的回歸結果。潛在變量的模擬符合模型要求，PLS通過調整后R軍2的大小確定模型的擬合程度。模型中的控制變量為董事長性別。由于標準回歸模型缺少對潛在變量的提取，導致在模型里未能模擬出代表社會資本與企業成長的潛在變量，而 PLS 模型正是通過結合探測性因子分析原理，通過提取顯性變量中的潛在因子再進一步觀察其變異信息與關系，可以很好地滿足本研究對實證方法的需求。
首先，對中小企業成長與企業家特質進行分析 （模型 a），調整后可決系數達 0.878，說明模型自變量與因變量之間存在著方程關系。從 PLS 回歸結果來看，企業家的年齡與企業凈利呈正相關關系，而與市盈率之間為負效應?？赡苁且驗楣緝衾膶崿F更依賴于企業家長期積累的存量資源，而年齡通常與其成正比。在目前中國企業生存環境下，企業家的成功很大一部分需要借助于良好的社會資本資源以達到有效配置市場要素的目的，當然企業家的識別與戰略眼光也是不可缺少的能力，但通過社會資本的加入可使企業家風險成本預期值增加，從而能夠從理性經濟人的窠臼中跳出進行大膽投資。而且有些核心競爭力的形成體現了模糊性與社會復雜性，例如通過長期形成的供應商關系不僅可以保證本企業生產與銷售的流暢性，還有可能獲得供應商成本及服務方面的優惠照顧，從而增加本企業應對競爭對手及市場環境突變的信心。另外，企業家年齡與人際關系的處理嫻熟度存在一定對應正相關，企業外部社會資本構建的成功經驗可進一步應用到企業內部社會資本與人際團隊的建設當中，而往往決定企業成敗的最關鍵因素是整個企業員工所秉持的精神信仰力量。通常一個有多年市場經驗的年長企業家在這方面會高于年輕的初嘗者。而市盈率受整個宏觀經濟與政治等系統性風險的影響較大，對企業家個人所能賦予的影響十分有限。出現這種悖論也與中國資本市場的設計及運行有關，當然在此僅從社會資本角度考察。如果將市盈率看作一種更廣大的社會力量，那企業家所能控制的成份就迅速下降，企業家不可能說明市場上每一個投資者都看好本企業，市場中的看漲與看跌預期著實超過單個企業家個人的社會網絡關系之處。但令人不解的是，凈利與市盈率和工作年限的系數為負，這一點與理論直覺存在出入。應該說，工作年限的長短也是企業家社會資本資源大小的決定因素之一，而且年限對個人社會資本資源的積累應與年齡變量存在相似性?？赡苁怯捎谀晗拮兞康脑O置與年齡同處模型內而有所抵消，因而需要進一步探討。需注意的是，PLS 在回歸運算過程中，將企業家學歷資本 （受教育年數占有效生命比值） 逐一展示，未能取得統一系數，但從中可能看出當這一比值很小時，其與企業凈利呈負相關關系\\(-2.564，-5.224，-8.047，-9.594，-1.775\\)，隨著比值加大，其相關關系逐漸偏向正效應，但未取得一致，過大時也對凈利與市盈率不利。企業家的學歷可以提高社會資本結點的層次，從而使社會網絡的邊際效應遞減規律得以拉長，展現出更長久的能量。但企業家的學歷與社會資本資源并不存在絕對地正相關，不同的個體在連續性函數中有所對應。實證結果顯示，目前中國處于學歷層次中端的企業家獲得的社會資本成長效應要大于兩端?；谝陨嫌懻?，任何一個社會資本變量都未能起到絕對性、主導性的積極效應，因此本研究認為企業家的各種特質結合在一起才能發揮出最大能量，從而支持企業成長，單獨某一社會資本因素不足以解釋其領導的企業為何能取得成功。
其次，分析中小企業成長與高管特征的 PLS 回歸結果 （模型 b） 累積方差為 0.711，調整后的可決系數為 0.667，基本通過驗證?？赡馨l現，高管規模未能展示出對企業成長具有積極效果的一面，原因可能是在目前，中國即使是上市的中小企業運營過程中，仍處于非常強的個人領導決策階段，從而當高管人數的擴大超過企業潛在領導最佳規模時反而會形成一種掣肘。再看高管學歷對企業成長業績的影響，由于其未能取得一致的主效應結果，因此針對每個選項都有一個系數。大致規律為，當高管團隊的學歷偏低或過高時，都對企業凈利和市盈率的影響為負，而具有本科及碩士學歷的高管與企業成長的正效應頻率較高。說明隨著知識社會的到來及實際績效的壓力，學歷的選擇也存在理性區間，太低滿足不了社會進步的需求，過高也未能產生實際效應。上市公司的高管團隊是企業社會資本資源的重要來源載體，高管團隊的市場閱歷及良好的學歷背景為企業提供了一種非常優質的社會資本渠道，但可能咎于目前中國企業還缺乏一種外部人參與機制，導致目前很多家庭式中小企業，包括一些上市公司，未能充分地發展高管團隊在社會資本積聚方面應有的力量。
五、觀點與探討
鑒于“關系”在中國社會及經濟生活中的重要性，文章嘗試從經濟社會學角度，探索社會資本在中小企業發展過程中的作用。通常情況下，企業成長的主要外顯特征就是利潤增長，在此以凈利及市盈率代表企業成長。而目前社會資本的測量還存在很大不確定性，為了實證研究能進行下去，以企業家年齡、受教育程度、工作經濟及高管團隊規模、學歷結構作為企業社會資本的參照物。這種代替可能存在商討余地，但是在社會學研究中也經常運用，況且這些因素也確實能代表企業一定的社會活動能力，因此暫用之。實證研究結果顯示，企業家的年齡與中小企業成長為正相關關系，說明在一定歷史時期，企業家年齡 （代表著時代機會） 對公司的創業及成長起著第一位作用。但在本次實證中未能發現工作年限對企業成長有積極效應?？赡苁怯捎诠ぷ髂晗薏⒉皇且粋€很確定的代表本人經驗的定量指標。而企業家學歷在此次驗證中未能取得一致性綜合系數，說明基于學歷上的社會資本效應因企業不同而有差別。但在一般情況下，在社會發展速率及知識更替不斷加快的背景下，企業的技能與知識資本仍將會發揮著越發重要作用。在高管團隊與企業成長的實證分析中，單純的高管規模未能形成企業成長的積極因素，而高管學歷也表現出不一致的系數特征，呈個體效應較強局面。
從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受國外社會資本理論研究興起之影響，探討中國社會中社會資本與企業成長的關系一直受到學者們的關注。但由于社會資本概念仍在發展且對它的測量仍是一個非常有挑戰的領域，因此實證研究中可能大都是強調“大象的某一面”。文章也是從某一面對此展開研究，指標的選取與過往研究一樣采取了簡易化處理，雖然離社會資本的科學定義還有一定差別，但企業家年齡、學歷及高管團隊等似乎也能一定程度上代表著一個企業的社會資本存量。然而，理論研究需要更科學精神，隨著社會資本理論及社會網絡分析方法的發展，將會出現更好的衡量指標，后來的研究將更具說服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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