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百年近代史，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以往中華民族歷史演進的固有節奏，從而為近代的歷史圖景增添了許多特別的內容，這些內容已經溢出了中華民族的歷史在日積月累的過程中通過自然遞嬗而塑成的一種"自然伸展"的性狀，而呈現出新舊雜陳、舊的試圖拖住新的但新的終于勝過舊的這樣一種反復糾纏、斗爭的歷史發展態勢，這也在客觀上決定了中華民族近代道德生活的趨向。所以，從總體來看，對于近代中華民族道德生活的特質應當有這樣三個方面的基本認識：

首先，歷史是有連續性的，這是歷史的最基本的屬性。當我們論及中華民族近代道德生活史時，實際上是在以古代道德生活史和現當代道德生活史為參照背景的前提下把近代這段歷史特別凸顯出來來加以關照。但這或許在一定程度上只是為了理論研究上的"方便"而人為地"框設"出一個歷史片段，以體現這段歷史的特殊內涵和意義。同樣，所謂古代道德生活史的研究或現當代道德生活史的研究也是如此。但這種人為的框設并不是要隔斷整體歷史，當然歷史也是割不斷的，不管理論研究所使用的方法"裁刀"如何鋒利，畢竟史實是不容任意裁剪的。無論歷史中某一階段具有何等特殊的內涵和意義，體現出何等"偶然性"的特征，但它都是歷史發展塑成的結果，都會體現出歷史一脈相承、綿延串流的統緒來，因而，這段歷史內涵和意義也需要通過"整體觀覽"方可準確定位。就中華民族近代的百年而言，雖然我們的民族經歷了"三千年未有之變局",道德生活領域中也必然發生了很大的變動，但是我們仍然能夠發現，在變化、改革或革命的節奏中仍然有不變的東西存在，這也就說明，在中華民族波瀾起伏的近代道德生活世界中，仍然保留著一些生活的"常態",而通過分析這些生活的常態，我們就能夠更加客觀地厘定中華民族近代道德生活史中之"變"究竟是何等程度上的"變":是全方位的變化還是局部的變化，是只發生在思想層面的變化還是在規范或德目抑或是道德價值標準的改變，是社會公序良俗的變化還是個人道德行為的改變抑或是公共生活、職業生活、婚姻家庭生活都發生了改變，等等。

其次，歷史也是具有延展性的，因而發展、變化也必然是歷史的屬性。但是對于歷史的變化，有時僅僅是量上的堆積，就像隨天氣漸冷而慢慢加衣一樣，在時間流逝的過程中，它的"容量"會越來越大，但是其演化路徑和價值取向并沒有發生轉折性的改變，我們可以把歷史中的這種變化稱之為"量變".具體來說，中華民族近代道德生活中固然存在著許多變化的現象，但是有些變化只是發生在表層上的，或者說只是傳統道德元素輻射范圍的擴大，并未觸及道德生活根基層面，而表現出"死水微瀾"的癥候。而梳理清楚這些量變的現象，對于我們理解和把握中華民族近代道德生活的內在演變邏輯和演變過程是非常必要的環節。

再次，近代中華民族道德生活史是一段充滿了"道德變革"或"道德革命"意蘊的歷史，即近代中華民族道德生活的場域中充滿了許多新的、與傳統道德生活格局不契合或不一致的"新質"元素，因而，研究中華民族近代道德生活就需要檢視和發現其中的"質變",發現中華民族道德生活在近代發生的重大轉折。也就是說，聚焦這段歷史不是僅僅要留存中華民族近代道德生活場域中曾經發生的事件，更要洞悉中華民族走向未來、在道德上獲得新生的"秘密".

一、中華民族近代道德生活中的"常態"

歷史是變化的，但又總是在變中蘊含著不變，我們就把這種不變稱之為歷史的常態。中華民族近代道德生活史中的常態主要體現在這樣幾個方面：

第一，中華民族近代道德生活史仍然是中華民族謀生存、求發展的生動寫照，這也是梳理任何一個歷史階段中華民族道德生活史所必須認肯的前提和確立的基礎。

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認為，從歸根結底的意義上來說，歷史的延續不是緣于純粹的思想和觀念的流轉，而是由于人的生命的延續，所以歷史是人的生存史、發展史，而不是純粹的觀念史。這就是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首先必須確定的是，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存在，現實的個人是歷史的起點。因為一切人類生存的第一個前提，也就是一切歷史的第一個前提是："人們為了能夠'創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但是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東西。因此第一個歷史活動就是生產滿足這些需要的資料，即生產物質生活本身，而且這是人們從幾千年前直到今天單是為了維持生活就必須每日每時從事的歷史活動，是一切歷史的基本條件".人為了生存而進行的生產物質生活本身的活動一方面體現了人與自然的交往，另一方面也發展出了人與人的交往，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展開的人與自然的交往形成了一定的生產力，人與人的交往則形成了具體的生產關系。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構成了歷史發展的根本動力。由于人的生存需要不會始終停留在一個恒定的水平上，"已經得到滿足的第一個需要本身、滿足需要的活動和已經獲得的為滿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這種新的需要的產生是第一個歷史活動".因而人與自然之間的交往即生產力的發展水平也不會始終保持不變，生產力的發展又必然會帶動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即生產關系發生改變。這樣，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運動就成為歷史發展的根本動力。而至于人們的"思想、觀念、意識的生產最初是直接與人們的物質生產活動、與人們之間的物質交往，與現實生活的語言交織在一起的。人們的想象、思維、精神交往在這里還是人們物質行動的直接產物。

表現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學等的語言中的精神生產也是這樣。人們是自己的觀念、思想等等的生產者".

歷史唯物主義這一基本原理為我們思考和分析中華民族道德生活的歷史演變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理論依據和方法參照。盡管在幾千年的歷史發展過程中，中華民族的道德生活樣態在發生著變化，但是這種變化仍然沒有逃離這樣幾個基本的要素規定：首先，無論在何種歷史空間或哪個歷史斷面來梳理中華民族道德生活的發展樣態都要基于中華民族謀取生存和發展的實際狀況，即要從她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和生產關系狀況為基礎來探尋發掘其道德生活的內在蘊含和演變邏輯。換句話來說，一定歷史階段的經濟、政治、社會關系等客觀要素成為了特定歷史時期中華民族道德生活架構的基礎。其次，不能從虛構的概念和預設的理論前提出發來構建道德生活史。也就是說，中華民族道德生活史在任何時候都不表現為純粹的倫理思想史或道德觀念史，而就是人們鮮活的生活樣態。當然，研究任何一個歷史時代的道德生活史不能停留在簡單地記錄、復寫或描述日常生活的層面，把道德生活史變成一部機械地記錄生活的"流水賬",而應該從鮮活的生活中捕捉到價值選擇的蘊含。再次，道德生活不是孤立的生活場域，除了是由于其扎根于紛繁多樣的現實生活或滲透于現實生活的特征之外，還在于，即便在思想和觀念的層面，它也不是孤立的，道德的元素與法律、政治、藝術、宗教等元素都存在著交融、互動、重疊的關系，所以應當在宏闊的歷史和社會背景下洞開近代道德生活史的門扉。

第二，中華民族近代道德生活史的核心內涵仍然是民族精神的凝結，這也是整部中華民族道德生活史貫穿始終的主線。近代的內憂外患雖然給中華民族帶來了很大的犧牲和傷痛，可謂元氣大傷，但是她的魂魄未滅，精神未倒，意志未懈，根脈未斷，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未散。

從根本上說，中華民族的精神、魂魄、意志、根脈、向心力和凝聚力都來源于對祖國深深的熱愛和對祖國統一、完整的高度認同與維護，而這一點在華夏文明初萌的時候即可見端倪。"根據現有資料，我們可以肯定地說，在周朝建立的時候，以黃河流域為中心，中國人已經形成了非常穩固的文化大一統的觀念，這個觀念還可以往前追溯，應該說，至少從中國歷史中的'三代'（夏商周）以來，這個觀念就已經存在。"大一統觀念就是中華民族愛國主義的基礎，就是民族精神之根，也是民族凝聚力、向心力形成發展的內在動力。越是隨著時間的積累，中華民族的民族認同感就越強、內聚力就越大，大一統的格局就越穩固，而非任何其他外力所能輕易支離、瓦解。所以，在中國歷史上，盡管有諸如"五胡亂華"等事件發生，但是結果卻都是中華民族大家庭"添丁增員"而日益壯大。

1840 年鴉片戰爭以后，西方列強試圖吞滅中國。外敵的入侵給中華民族帶來了深重災難，但是，"西方帝國主義雖然不像中國古代的游牧民族，但也是一種外力；太平天國、捻軍、陜甘回民等一連串的起義，說明中國內部也出現了大問題。這正如東漢末年至西晉初年，內部先有'黃巾之亂',接著外部又有邊疆少數民族的窺視。只是因為西方的侵略，讓我們意識到這是'三千年未有之變局'.因而把問題看得非常嚴重?？烧l會想到，我們花了不到一百年的時間就把中國重新統一；統一以后，花了六十年的時間就把經濟全面搞上去?？峙逻B我們自己都不敢相信我們已經達到了中華文明第三黃金時代的入口".

由此可見，近代百年，雖然民族危機空前，但是中華民族精神并未因此而潰散，所以才有了國家的重新統一和民族偉大復興夢想的起航。

第三，中華民族近代道德生活史的重要內容仍然是民族文化的薪火相傳。在中華民族的歷史上，民族文化是承載和傳播民族精神和價值信仰的重要載體，所以，民族文化的傳承是近代道德生活史必須關涉的重要內容。

近代中國民族危機深重，救亡是第一要務。而在挽救民族危機的過程中，反省落后挨打的原因是很自然的事情。從對器物落后的認識到對制度落后的反省再到對文化落后的分析，這一過程被看成是近代民族自我批判意識發展的邏輯過程。很顯然，這一過程的深化便是對民族傳統道德文化的批判。而從史實來看，近代中國，隨著民族危機的加深，反傳統文化的聲浪的確聲勢浩大，傳統的許多東西都被視為中國衰弱的因素而成為革命的對象。如太平天國在定都南京后，洪秀全就對儒家倫理學說采取了激烈的"摒棄"態度，下令"凡一切孔孟諸子邪說者，盡行焚除。皆不準買賣收藏讀者也，否則問罪也".戊戌維新時期，康有為、梁啟超、嚴復、譚嗣同等人也對中國傳統倫理文化進行了批判，認為以三綱五常為核心的封建綱常倫理的教化、禁錮是造成國民奴性的重要原因，"三鋼之說之中于人心也，以至于不可救藥，以君為臣綱，而奴隸箸于政治；以父為子綱，而奴隸見于家庭；以夫為妻綱，而奴隸伏于床笫".以孫中山為代表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呼吁改造國民道德，而改造的重要路徑就是"取法西人的文明",西人文明"經緯萬端，要其一貫之精神，則為自由、平等、博愛".新文化運動時期更是直接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號。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后，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實際相結合，在領導勞苦大眾謀求民族解放和國家獨立的革命斗爭過程中，也對中國封建綱常道德進行了批判，形成了具有嶄新內涵的"革命道德".總之，在近代史冊中，關于對中國傳統道德文化進行反思批判的言論可謂洋洋大觀。

若依上述之論很容易得出這樣幾個結論：中華民族近代道德生活的一個顯明的主題是批判而不是傳承傳統文化，緣何而論民族文化的薪火相傳也是近代道德生活的"常態"的體現？

對此，我們以為有三個方面是需要明示的：

其一，中國近代社會由于外敵的入侵，社會動蕩不寧，各種思想觀念和行為方式紛紛出現，但是他們往往都是圍繞著相同的問題而企圖尋找解決之方，這個問題就是民族和國家的救亡圖存，盡管他們提出的思想主張不盡相同，產生的效果也存在著巨大差別。在這樣的復雜局面面前，以革命的與反革命的或保守的與激進的等等"二分法"來看待這些思潮、事件和人物未免過于簡單和草率。在中國近代這種特殊的歷史條件下，許多人物的思想和行為都是復雜的，難以簡單地予以定性。包括太平天國的領袖洪秀全和洪仁玕、維新派陣營的康有為、梁啟超，甚至領導辛亥革命的孫中山等人，他們的確對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綱常倫理進行過激烈的批判，但是他們又沒有完全否定中國傳統道德，甚至許多人又主張傳統道德的回歸。這說明簡單地套用"一個公式：凡是介紹西方倫理道德學說，就對歷史起正面的推進作用；凡是株守中國傳統倫理道德觀的，則對歷史起消極的促退作用。這樣一個不成文的公式包括不了中國近代倫理思想的全部內容，也是很不科學的".也就是說，不能由于近代中國救亡圖存的任務的迫切而使得我們對激進的反傳統道德文化的思想行為予以更多的關注，而對于守持傳統道德文化的思想行為缺乏客觀公允的考量。

其二，傳承文化不意味著原封不動地照搬，一方面要在新的時代背景下重新詮釋，另一方面要對傳統優秀的道德傳統繼續闡揚。從中華民族道德生活的整個歷史上看，這基本上是各個歷史時期的恒?，F象。

從前者來看，中國近代史上即便是"保守派"或"守舊派",他們固然對中國傳統道德抱有一種"誓死捍衛"的情結或態度，但是他們仍然會結合特定的時代背景對傳統道德規范或德目做出一些新的闡釋。被稱為晚晴保守派代表人物的倭仁在闡述程朱理學時自然也不是完全"照著講",他十分強調程朱理學道德論中的"力行"觀點，認為"講學以為行也，明體必須達用，明善尤貴誠身。我輩今日宜就當下地位講求踐履，步步踏實，盡一方職分，即盡一方性分，方見講學實功不是空談心性".而對"力行"的強調是與他對當時時局的認識和判斷分不開的。他說："且夷人吾仇也，咸豐十年，稱兵犯順，憑陵我畿甸，震驚我宗社，焚毀我園囿，戕害我臣民，此我朝二百年未有之辱，學士大夫無不痛心疾首；飲恨至今，朝廷亦不得已而與之和耳，能一日忘此仇恥哉？"當然他開出的避免"夷禍"的藥方以及"雪恥"的舉措與維新派和革命派是有很大的區別的，倡導"力行"的價值圭臬也是根本不同的。

從后者看，近代的社會危機和社會矛盾不但沒有湮沒、遮蔽中華優秀傳統道德文化，反而為中華優秀傳統道德文化的"出場"提供了一種特殊的歷史境遇。中國傳統道德文化至晚清已經氤氳發展了幾千年之久，在歷史長河的沉淀過程中，中華民族優秀道德文化已經獲得了廣泛的民族認同，可以說與中華民族的生命機體已經融為一體。這些優秀的道德文化傳統在價值導向上主要體現在：第一，注重國家和民族利益，強調對社會、民族和國家的責任意識和奉獻精神。第二，堅持強不執弱、眾不暴寡、富不辱貧的精神。第三，講求謙敬禮讓，強調克驕防妗。第四，倡導言行一致，強調恪守誠信。第五，追求道德境界，把道德理想的實現看成是一種高層次的需要。第六，重視道德踐履和道德修養，倡導道德主體的自我完善。此外，廉潔自律、寬厚待人，艱苦樸素、勤勞節儉、孝敬父母、尊老愛幼以及剛健有為、自強不息、舍生取義、見義勇為和奮發圖強也都是中華民族優秀道德傳統的重要內涵。盡管近代中國，國家衰敗，山河破碎，但是中華民族的這些優良道德傳統并沒有被丟棄，還仍然滲透存留于我們整個民族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行為方式和風俗習慣之中。

其三，近代中國社會充滿了變動，但是從道德生活的層面來看，這種變動在某種程度或某個階段來說仍然是"死水微瀾".

道德生活并不是某個孤立的生活領域，其最核心的內涵就是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所表現出的具有價值選擇或價值取向意義的行為方式以及價值觀念。因而道德生活是附著于日常生活世界之上的或者說道德生活是需要通過對日常生活進行過濾后方能敞開的。道德生活的這一特點決定了它具有一種相對穩態的構造性特點或滯后性的變化節奏。因而，雖然說社會環境發生了明顯的變化，這種變化也會影響到道德生活，但是這種影響常常并不是直接就能顯現出來的，社會價值系統的變化是需要經過適應性的調整過程的。

以中國近代社會的具體情況而言，毫無疑問，民族救亡的政治斗爭是當時社會環境中最顯性的要素，"也是國家前進和倒退的關鍵。民主革命的先驅者首先不能不在這個問題上提出方案，并為民族的獨立而進行革命實踐。因而倫理思想往往只是作為當時政治斗爭的一個附屬品，只是革命宣傳工作中的一個項目。因此，很容易造成一種看法，仿佛政治可以代替倫理道德；政治問題解決了，倫理道德問題便迎刃而解。

事實上，政治斗爭對倫理思想雖起很大的作用，但它不能代替倫理思想，也代替不了倫理思想".政治對道德的影響如此，經濟對道德的影響也大致如此。所以，盡管近代中國社會動蕩不寧，但是支撐整個社會的價值系統并沒有像爆破一棟殘破的樓房那樣可讓其瞬間崩解，道德生活領域的變化是有的，但是在很多方面（包括社會階層、社會生活的具體領域、具體地域等等）的變化程度和節奏是存在差異的。

以上所論旨在說明，我們在分析中華民族近代道德生活時，應當在這種歷史變局中看到中華民族的道德精神的恒定性和穩定性。在道德生活領域，雖有西風，但也只是東漸，并未產生瞬間席卷的效果。中華民族雖然遭受沉重苦難，但是民族精神和氣節并未倒下。

二、中華民族近代道德生活中的"量變"

從哲學上看，穩定與變化都不是絕對的，穩定不意味著僵化、靜止，變化也不意味著變動不居。當然，相對于以往的道德生活樣態，中華民族近代道德生活中的變化因子是非常多的。因而，許多學者在論及近代道德生活的特征時，都往往以"變"來定調.但是我們應該看到，近代道德生活中的變化屬性是不一樣的，有些只是"量變",就像是新瓶裝老酒，形式上變化了一些，骨子里并沒有多少改變；有些方面的變化則是"質變",即發生了性質上的根本改變。此處先論"量變".

中國近代時期可以分為舊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前夕稱之為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五四運動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在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面對中華民族的生存危機，農民階級、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都試圖通過學習、改良和革命的方式來改變中國的命運，他們在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先后發起了"六大運動":（1）太平天國運動---反封建反侵略的農民革命戰爭；（2）洋務運動---地主階級的一次自救運動；（3）戊戌變法運動---資產階級政治改良的首次嘗試；（4）義和團運動---農民反帝愛國運動；（5）辛亥革命---偉大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6）新文化運動---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思想文化運動.帝國主義的入侵和這"六大運動"的展開，對中國社會的各方面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對道德生活的影響和改變也是明顯的。但是認真考量這些變化不難發現，舊民主主義時期道德生活的變化在許多方面都只是"量變",即，是不徹底的改變。

首先，以太平天國和義和團為代表的農民階級在倫理觀念和道德實踐方面的確有很多"新"的變化。太平天國的領袖洪秀全雖然對儒家傳統道德大加斥責，簡單地移植和加工了基督教的一些道德元素，在太平天國內部也實行了一些道德革命，以期建立一個"有無相恤、患難相救、門不閉戶、路不拾遺、男女別途、舉選上德"的太平社會。但是實際上他對封建禮教又十分依賴，太平天國的內部統治從實質上來說仍然是以傳統的宗法倫理為綱紀。義和團運動充分體現了農民階級樸素的愛國情懷，但是由于農民小生產者的階級地位和狹隘的眼界使他們無法從階級本質上對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進行客觀的分析和認識，最終為封建勢力所利用。

其次，處在封建統治階級陣營的地主階級在國家危亡的關頭出于維護封建統治和自身利益的目的，也試圖對傳統道德進行改造。一些開明或主張變革的地主階級思想家如魏源、林則徐、張之洞、曾國藩、左宗棠等人都對當時的道德淪喪表達了憂慮和憤懣，提出了一些整肅道德風尚和加強道德教化的主張，而且在接觸西學、師夷長技的過程中，他們也對西方人的一些價值觀念，如以商為本、重視事功等予以肯定。以倭仁、楊廷熙等人為代表的地主階級保守派盡管固守傳統倫理綱常，但是面對西學的滲透和改革的呼聲，他們也不得不根據時局變化而對傳統道德進行一些新的詮釋。當然可想而知，地主階級作為統治階級，他們無論如何也不會做出顛覆和危害自己統治地位的改革來，道德上的變化也只是為了更加有力地維護他們的統治地位。

再次，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在批判舊道德倡導新道德方面表現得最為激進的當屬資產階級。戊戌變法時期的思想家，如康有為、梁啟超、嚴復、譚嗣同等人，他們對封建綱常倫理進行了尖銳的批判，主張開民智，新道德，移植或嫁接西方倫理思想，但是他們處于傳統而反傳統的姿態決定了他們道德革命的不徹底性。以孫中山、黃興、宋教仁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者，領導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統治，也試圖建立一種全新的道德生活格局。但是正如馬克思所說，資產階級的政治革命總是帶有私人利益的牽掛，因而他們不可能徹底地改變為本階級謀利益的價值立場，也就不可能與舊道德徹底決裂。另外，資產階級革命所依靠論中華民族近代道德生活的變革的革命主體并不是最廣大的下層社會民眾，因而他們的道德啟蒙總是有局限性的。

再從社會具體生活領域來看，舊民主革命時期，經濟生活領域、政治生活領域、文化生活領域和公共生活、職業生活、婚姻家庭生活領域都出現了一些新的變化，這些變化也都體現出價值取向的變遷。如在經濟生活領域，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傳統的重農抑商、重義輕利的觀念有所動搖，主張富國固本的觀念受到越來越多的人的認同和贊賞；在政治生活領域，主張學習西方、改變國家政治管理模式的思想和觀念也不斷有人提出；在文化生活方面，在厚重的傳統文化織就的"幕布上"也不斷地出現一些鮮亮的顏色，特別是城市文化生活領域也呈現出開放多元的征候，一些大都市竟然也慢慢"光怪陸離"了；在公共生活領域，隨著公共生活空間的逐漸擴展，人們的公共生活方式逐漸豐富，人際交往的范圍和內容也有了新的變化，公共生活的道德準則也慢慢豐富起來了。職業生活的變化也是十分明顯的，這種變化主要源于在近代社會背景下，隨著商業領域的緩慢發展，職業分化越來越頻繁，新的職業不斷出現，各種職業行規也必然會不斷完善；婚姻家庭領域的變化也是非常明顯，傳統家族文化在新的時代受到了沖擊，傳統的生育觀、貞操觀受到批判，倡導"家庭革命"也意味著倡導建構新的婚姻家庭倫理。

對于上述內容，限于篇幅，本文在此只能簡單地羅列。但是，我們在這里要強調的是，在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道德生活領域的這些變化是我們研究中華民族近代道德生活所必須要關注的內容，忽視了這些內容，毫無疑問就無法完整地呈現中華民族近代的道德生活圖景。但是對于這些變化我們又必須進行審慎地剖析：在某種意義上說，這些變化只是在為近代真正意義上的道德革命積蓄力量，它們本身還被許多傳統道德"陋俗"拖拽著，因而只是"量變".

三、中華民族近代道德生活中的"質變"

近代中華民族道德生活最根本的變化是發生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標志就是中國共產黨在領導全中國勞苦大眾爭取民族獨立和國家解放過程中所逐漸形成和發展的"中國革命道德".這也是中華民族近代道德生活中所發生的最深刻的變化，也可以稱之為"質變".

實際上，五四運動以前道德生活領域的變化已經非常明顯了，五四運動后這種變化仍然在延續著，而且在很多方面上升到了新的高度。如在思想文化層面，五四運動之前的新文化運動以批判孔學為名實際上是要提倡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并不能為整個民族提供一種認識中國和改造中國的思想武器，雖然提出了道德革命和改造國民性的口號，但是這種思想啟蒙并沒有以調動廣大民眾參與為目標，因而是有明顯局限性的。但是五四運動以后的思想啟蒙運動則上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主要是因為一批先進知識分子在接受馬克思主義之后，把反封建思想斗爭的立足點，從爭取個人的個性解放發展到爭取人民群眾的社會解放的高度，把反封建的方式，從少數人進行的思想批判，逐步發展為為人民群眾的革命實踐。他們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以往啟蒙者的弱點，把反封建的啟蒙運動有力地向前推進。這些啟蒙為新道德觀的建立和新的道德生活秩序的確立開辟了道德，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文化基礎。

近代以來，他們為民族解放和國家獨立而展開的抗爭之所以一次次遭受挫折和失敗，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缺少堅強的、先進的政黨的領導，中國共產黨新成立后，這種局面開始從根本上改變了。1922 年 7月，中共二大召開，大會更加明確地指出，中國共產黨是為無產階級奮斗的政黨，要堅持群眾路線的方法，到群眾中去，要組成一個大的"群眾黨".黨的最高綱領是實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而在當前階段的綱領是打倒軍閥，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統一中國為真正的民主共和國。經過共產黨人的努力，一向被視為一盤散沙的中國人民的力量逐步組織起來了、凝聚起來了，到 1927 年 4 月中共五大召開時，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工會會員已經達到 280 萬人，工人隊伍已經基本組織起來了，加入農會的農民已經達到了數千萬之眾。中國共產黨的綱領、目標、風范和信仰已經獲得了中國大部分民眾的支持和信賴。

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中國革命的斗爭過程中形成了具有嶄新內涵的"中國革命道德".概括地說，"中國革命道德是指中國共產黨人、人民軍隊，一切先進分子和人民群眾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過程中所形成的優良道德".中國革命道德雖然并不僅僅是新民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產物，但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是中國革命道德形成的非常重要的階段。中國革命道德具有嶄新的內涵，是中華民族近代道德生活中的"質變"元素，主要是基于這樣幾個方面：

第一，中國革命道德具有嶄新的思想基礎。它是馬克思主義同中國革命相結合的產物，是對中華民族優良道德傳統的繼承和發展，是中華民族精神的高度凝結和升華。

第二，中國革命道德具有鮮明的價值立場和目標。它引導中華民族以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為奮斗目標，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宗旨，以集體主義為基本原則，以愛國主義為旗幟，高揚無私奉獻、頑強拼搏、艱苦奮斗、勇于犧牲、忠誠人道、勤儉節約的革命精神。

第三，中國革命道德既是理論更是實踐。在它的引領下，中國共產黨人和廣大人民群眾（特別是根據地的人民群眾）以一種嶄新的生活方式為近代中華民族道德生活史增添了鮮亮的色彩：消滅了剝削和壓迫，實現了人與人之間的平等；建立了軍民魚水關系，中國共產黨的軍隊就是人民的子弟兵；密切了干群之間的關系",只見公仆不見官";提倡婚姻自由，解放婦女，建立和諧的革命家庭；提倡勞動關榮，形成了人人爭奉獻的勞動氛圍；倡導革命同志之間相互關心、相互幫助，形成了嶄新的人際關系……隨著中國革命的勝利，中國革命道德從根據當地輻射到了全中國，中華民族的道德生活史也翻開了嶄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