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德性思想史在近代發生了一次重要轉換，這次轉換不僅深刻改變了倫理學發展的方向，也對西方社會發展產生了深刻影響。自20世紀50年代開始在西方發生的德性倫理學復興運動，使我們感到很有必要反思和總結這次西方德性思想的歷史轉換。這種反思和總結對于我國的倫理學發展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具有啟發意義。
一、市場經濟 ：西方近現代德性思想的根基
西方近現代德性思想的根源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興起和發展。市場經濟的最基本形態是商品生產和交換。商品生產和交換在西方是一種非常古老的傳統，但當社會的商品生產和交換普遍化并以獲得利潤為目的，而將獲得的利潤作為資本用于擴大再生產時，它就成為了一種社會經濟形態，即市場經濟。這種市場經濟形態最初于13世紀在意大利出現，17世紀在西歐各國占據了主導地位，經過18、19世紀的發展，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成為成熟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西方近現代德性思想就是為了適應這種市場經濟興起和發展的需要產生和形成的，同時在近現代德性思想的指導和影響下形成了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資本主義制度。
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從最初興起到今天達到完善形態，經歷了700多年的歷史。盡管其形態不斷改變，其內容不斷豐富、復雜，所產生的結果也各不相同，但它有一些共同的基本性質和客觀要求，而這些基本要求是由其基本性質決定的。大致上說，西方市場經濟至少具有謀利性、市場性、競爭性、資本性、科技性、公平性、平等性、自由性等性質。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存在和發展必須具備與其要求相適應的社會條件。這些要求概括地說包括以下四個方面 ：
第一，社會以個體利益最大化為終極追求。市場經濟要求把個體作為社會的終極實體和主體，要求社會以個體利益最大化為終極價值目標，個人追求利益最大化不僅是合理的、合德性、合法的，而且社會要為個體的利益追求提供一切必要的條件。
第二，經濟市場化、資本化、科技化。市場經濟要求社會經濟有統一有序的市場，要求將一切經濟資源都轉化為資本，要求通過科技不斷改進生產和交換過程，提高競爭實力和核心競爭力。
第三，社會生活自由化、平等化、享樂化。市場經濟要求社會成員享有充分的自由，以便于他們都能自由地成為市場主體，成為自由的勞動者。市場經濟也要求社會成員在人格、權利和機會方面完全平等，以確保他們自由平等地參與競爭。市場經濟為了普遍實現利潤最大化，還要求社會成員不斷擴大消費，通過刺激和最大限度地滿足需求拉動消費。
第四，政治生活民主化、法治化。為了保障社會成員的自由、平等，市場經濟要求建立民主政治，要求通過民主制定具有最高權威的法律，并運用法律管理社會。
近現代德性思想正是適應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要求產生的。這里我們以近代西方的五個基本德目（它們也是近現代西方的核心價值理念）即利益、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為例做一些簡要的分析。
市場經濟是追求利潤最大化的經濟，而利潤就是市場主體從經濟活動中獲得的歸自己所有的經濟利益。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追求和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是市場主體從事經濟活動的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動機 ；而且也只有如此，市場主體才能不斷增強競爭實力，市場經濟才能獲得發展，社會財富也才會快速增長。追求利益最大化不僅是市場經濟的客觀要求，而且是市場經濟的本質。
由于經濟利益的實現需要許多其他社會資源支持，而這些資源對于個人來說，也體現為不同的利益，如政治權力、社會地位和聲望、受教育的機會等。當然，這些資源對于個人的社會生活也是意義重大的。于是，個體利益就成為了人們經濟活動乃至其他活動的根本追求。所以，法國哲學家愛爾維修提出的“利益是我們的唯一推動力”［1］537，“人永遠服從他理解得正確或不正確的利益，這是一條事實上的真理 ；無論人們不把它說出來還是把它說出來，人的行為永遠會是一樣的”［1］536成了時代的表達。
市場經濟是一種多元主體自主經營的經濟，它要求市場主體有充分的自由，可以自我決策、自我經營、自我負責，同時也要求所有社會成員都能自由地成為市場主體。這種經濟要求就是對社會成員自由權利的要求，西方近現代的自由的價值理念就是這種要求的體現。
市場經濟是一種多元主體公平競爭的經濟，它要求市場主體平等地以主體的身份參與市場競爭并憑實力取勝，所有市場主體都有平等的機會，享有平等的權利和履行平等的義務，并且在市場規則面前人人平等。這種經濟要求就是對社會成員平等權利的要求，西方近現代的平等價值理念的原初根源就在于此。
市場主體以及所有社會成員的自由、平等以及其他經濟權利，需要上升為政治權利，需要有政治的保障。在專制制度下，社會不可能為社會成員提供這樣的權利保障，只有在民主制度下，這樣的權利保障才有可能。民主實質上就是社會成員自主和自治，社會成員在政治上自主就具有自由，也才會有彼此之間的機會、權利、人格以及法律上的平等。因此，市場經濟需要有民主政治與之相適應，沒有民主政治，就不會有自由、平等，也就不會有市場經濟存在和發展的條件。
至少現代意義的民主是市場經濟所客觀要求的，西方近現代的民主的價值理念與這種要求直接關聯。
市場經濟的正常運行和發展需要良好的社會秩序，這種秩序需要法律制度加以維護，要求市場主體和社會成員除了法律之外享有最廣泛的自由。也就是說，市場經濟要求法律成為社會的最高權威，成為社會成員活動必須遵循的底線，政治權力必須在法律范圍內、在法律之下行使。同時，這種法律是社會成員意志的體現，社會成員遵循法律就是遵循公共意志，就是社會成員的自治。這就是現代意義的法治政治。顯然，這種法治政治是民主的要求，同時也是民主的保障。民主和法治，歸根到底都是市場經濟的客觀要求，都是與市場經濟相適應并為之提供政治保障的社會德性。
西方近現代德性思想就是伴隨著西方市場經濟的興起并適應市場經濟要求形成和發展的，是西方市場經濟的客觀要求在思想上的反映。西方近現代德性思想雖然從西方傳統德性思想吸取了豐富的內容，但就其實質而言，它是與市場經濟的性質和要求完全一致的。因此我們說，西方近現代德性思想的根源或主要源頭是從14世紀意大利開始興起的市場經濟。當然，西方近現代德性思想并不只是對市場經濟要求的消極反映，而且還對西方市場經濟的發展發揮著指導作用。這些思想不僅促進了人們對市場經濟要求的認識，而且還引導人們建立與市場經濟要求相適應的社會制度和社會生活，其重要作用絕不可低估。正因為西方近現代德性思想是為適應市場經濟的客觀要求而形成的，因而也有重大的局限，即它們都完全服從于社會利益最大化這一終極追求，具有明顯的功利化、資本化和市場化的物化偏頗，而這種偏頗在現有的西方德性思想以及資本主義價值體系和制度框架內是很難克服的。
二、西方近現代德性思想的文化淵源
西方歷史文化是一種多源頭的斷裂而又兼容的復雜歷史文化。人們一般認為，西方文化的源頭主要有兩個 ：一是古希臘文化 ；二是古希伯萊文化。如果從近代以來的歷史看，實際上西方文化的源頭不止兩個，而是四個。除了普遍公認的古希臘世俗文化和古希伯萊宗教文化這兩個源頭之外，還有古羅馬的政治文化和近代意大利的商品文化或市場文化。以上這四種文化不只是西方文化的源頭，同時也是西方先后占據主導地位的四種文化。最初是古希臘世俗文化占據主導地位，然后是古羅馬政治文化占據主導地位，再接下來是主要源自古希伯萊文化的基督教文化占據主導地位，最后是源自意大利的經濟文化占據主導地位。這四種文化就其核心價值觀念而言是各不相同的，不同文化的更替使西方歷史文化具有明顯的斷裂性。但是，后一種文化對前一種文化的替代是核心價值觀念的取代，而不是全盤否定。古羅馬文化吸收了古希臘文化的幸福主義內容，使興盛起來的古羅馬文化不只是先前古羅馬文化的簡單延續?；浇涛幕瘎t更是在希伯萊文化的基礎上吸收了古希臘文化和古羅馬文化才成為完全不同于古希伯萊文化的基督教文化。源自意大利的市場文化也是通過復興古希臘、古羅馬文化興盛起來的，它雖然對基督教展開了無情的批判，但最終仍然將基督教文化包容在自身之中。
因此，西方文化雖然是斷裂性的，但同時也具有兼容性。它繼承了不同文化中適合自身發展的有價值內容并加以發揚光大。
西方的歷史文化雖然是多種歷史文化兼收并蓄的復雜體系，但必須看到，古希臘文化的基本精神成為了后來整個西方歷史文化的基調，也是西方近現代德性思想的精神源泉。這種基本精神至少涵蓋以下八個方面 ：
一是幸福即至善的幸福主義。早在古希臘，個人幸福就被作為個人和社會的終極價值目標，人們普遍關心“什么是幸?！焙汀叭绾潍@得幸?！钡膯栴}，幾乎所有重要的思想家都對這兩個問題進行過深入的探討和廣泛的討論，并大多將獲得幸福作為人生的終極目的，作為至善。古希臘的這種傳統為古羅馬人所繼承，古羅馬的哲學家關注如何達到內心安寧從而獲得幸福，政治家關注如何建立強大的國家為幸福提供物質條件，而法學家則關注如何通過實行法治為公民營造安定有序的社會環境。中世紀基督教文化雖然總體上否定個人現世生活的意義，并認為個人不可能在塵世獲得真正的幸福，但幸福仍然被看作是至善，看作是終極價值目標。只是真正的幸福存在于天國，只有當人們死后進入天國才能獲得真正的幸福即至福。由此看來，在西方古典文化中，幸福主義是貫穿始終的。這種幸福主義為近現代思想家所繼承，他們幾乎從未懷疑追求幸福是人生和社會的終極目標，而且從古典幸福主義思想中汲取了不少的內容。
二是肯定個人獨立自主地位的個人主義。古希臘和古羅馬是奴隸社會，奴隸不具有做人的資格和權利，但在奴隸主和自由民內部，個人的獨立自主性是得到社會肯定的，而且已經有很明顯的公民意識和觀念，個人的公民身份也得到法律的認可和保護。個人與國家的關系不是整體與部分的關系，而是整體與個體的關系，它們各自有自己的權利和義務，社會的目的不是為了社會本身，而是為了個人的幸福和安定。應該說，個人主義精神在古希臘就已經較為完備。在古羅馬，個人主義精神也存在，只是沒有古希臘典型。個人主義在中世紀發生了異化，不過并未完全被否定和拋棄，而是被湮沒、被扭曲，發生了嚴重的異化 ：原本是為個人提供服務的基督教及其教會最后成了統治和奴役人們的政治力量和精神力量，上帝也從拯救人類出苦海的救世主變成殘害人類的劊子手。正因為發生了這種異化，所以近代主張復興古希臘羅馬文化，張揚個人主義。
三是以自由意識覺醒為特征的自由主義。亞里士多德就把“一個為自己、并不為他人而存在的人稱為自由人”，并把他最推崇的哲學看作是真正自由的。［2］31后來的伊壁鳩魯派和斯多亞派更崇尚自由，把心靈寧靜、精神自由作為人生追求的最高境界。按照黑格爾的說法，“雅典人知道他是自由的，正如一個羅馬公民，一個出身貴胄的人也是自由的”［3］51。這表明他們是有自由意識的，而這構成了他們與世界其他民族的區別。中世紀社會雖然等級森嚴，但就自由的意識和觀念而言卻前進了一大步。黑格爾認為，在基督教的教義里，在上帝面前所有人都是自由的，耶穌基督解救了世人，使他們得到基督教的自由，人的自由不依賴于出身、地位和文化程度。［3］51-52
誠然，西方古代的自由主義遠遠沒有達到將自由看作人的本質，看作是人不可剝奪、不可轉讓的天賦權利的高度。但是，這種自由主義傳統成為了近代西方人自由觀念的源泉和爭取自由的重要依據。
四是走向異化的平等主義。平等與自由相聯系。古希臘和古羅馬社會自由民與奴隸之間存在著嚴重的不平等，但自由民在政治上是平等的。
至少到古希臘晚期和古羅馬時期的斯多亞派已經有了明確的平等意識。斯多亞派創始人芝諾明確主張建立“世界城邦”，把所有人都看作是我們的同胞和公民。斯多亞派的世界主義和平等主義思想對基督教產生了直接影響，基督教圣經特別是新約圣經宣揚的“愛鄰人”的博愛思想，就是以所有人都在上帝面前平等為前提的。在基督教看來，人在上帝面前不僅是自由的，而且是完全平等的，他們都是上帝創造的，同樣具有理性、意志等與上帝類似的規定性。當然，這種基督教的平等主義并沒有在中世紀社會中得到貫徹，相反基督教教會統治的世界與現實的封建社會一樣，是等級森嚴的等級制社會。也正是反對這種宗教的異化，才產生了近代意義的平等思想。
五是踐行民主共和的共和主義。眾所周知，西方民主源自于古希臘雅典。雅典的民主雖然是一種較為簡單樸素的直接民主，但這種民主是城邦的治理方式，而且有一整套民主制度和機制，因而是一種比較完全意義的民主。雅典的民主并沒有為古羅馬所繼承，但羅馬在國家治理方面采取了共和制?！肮埠汀保╮espublica）源自拉丁文，意為“公共事務”，其本意是指通過制度組織起來的公共事務領域，而不是指一種組織形式或政體。
在共和制之下，國家權力被看作公共權力，國家的治理被看作是所有公民的共同事業。這種共和制，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是一種社會管理者內部的民主形式。羅馬共和國雖然后來為羅馬帝國所取代，但它開創了西方共和觀念和制度的先河。
古希臘的民主與古羅馬的共和對西方近現代主流文化和德性思想產生了巨大影響，近現代西方的民主共和觀念和制度正是源自于這兩者的結合。
六是實行依法治理的法治主義。柏拉圖最早注意到法律對于人類生活的極度重要性，認為法律是使人類生活與野獸生活區別開來的根本規定性?！叭祟愐粗贫ㄒ徊糠刹⒁勒辗梢幏蹲约旱纳?，要么過一種最野蠻的野獸般的生活?！保?］636亞里士多德則最早提出“法治應當優先于一人之治”［5］167-168。
在古希臘雖然有民主的傳統，但沒有真正形成法治的傳統。羅馬人則從王政時代開始一直到東羅馬帝國時期都非常重視法律的制定和運用，逐漸建立了對后世具有重要歷史影響的完整的羅馬法體系，并形成了古羅馬的法治傳統和一系列法治觀念。法律或律法也是古希伯萊文化的一個突出特色。希伯萊實行的雖然并不是法治，但也不是人治，而是神治。更為重要的是，這種神治是通過法律實現的。西方古代極其豐富的法治實踐、觀念和理論為近現代西方法治主義的產生和完善提供了寶貴的靈魂和資源。
七是重視知識和追求真理的科學主義。古希臘人特別重視知識，追求真理，尤其熱心探求有關宇宙本原的“第一真理”。古希臘早期哲學家就出于對宇宙的好奇和對知識的熱愛而追求作為萬物本原的形而上學知識，于是產生了哲學。到蘇格拉底那里，知識（主要是關于善的知識）被看作是德性，亞里士多德更認為“求知是人的本性”［2］27，由此形成了崇尚真理和知識的傳統。黑格爾在談到古希臘科學主義精神對后世西方的影響時說 ：“那更高的、更自由的科學（哲學），和我們的優美自由的藝術一樣，我們知道，我們對于它的興趣與愛好都根植于希臘生活，從希臘生活中我們吸取了希臘的精神。如果我們可以心神向往一個東西，那便是向往這樣的國度，這樣的光景?！保?］157-158八是推崇智慧和理性的理性主義。早在古希臘，人們就十分推崇智慧，在希臘神話中就有“智慧女神”雅典娜（Athena），后來智慧又被看作是國家和個人的首要美德。同時，古希臘人也非常重視“邏各斯”（logos）。邏各斯的含義很豐富，但主要是指理性。對于古希臘和古羅馬人而言，理性不只是人的認識能力，而且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根本規定性，它既是知識、真理的源泉，也是道德、法律的源泉。中世紀雖然信仰被看作是高于理性的，但神學家們仍然肯定人的理性本質，并致力于運用理性闡發神學理論和證明上帝存在，把上帝看作是全智、全善、全能的。力圖將信仰置于理性的基礎之上。近代思想家雖然批判宗教神學的信仰主義，但仍然堅持古希臘以來推崇理性的傳統，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使理性得到空前的高揚。
以上這八種精神基本上都源自古希臘，隨著歷史的發展而在西方時顯時隱，但始終不曾被完全拋棄和否定。黑格爾在談到古希臘的影響時意味深長地說 ：“一提到希臘這個名字，在有教養的歐洲人心中，尤其在我們德國人心中，自然會引起一種家園之感?！保?］157
顯然，西方近現代德性思想的產生和發展離不開對這些文化傳統基本精神的吸收、繼承和弘揚。但是，這種吸收和繼承是以適應市場經濟客觀要求為前提的，而且在吸收和繼承的同時又做了與新的時代需要相一致的改造。我們可以說西方近現代德性思想是一種市場經濟取向的文化。市場經濟的核心是資本，以市場經濟為取向也就是以資本為取向。同時，近現代西方德性思想對西方古典德性思想的吸收和繼承并不是單一與線性的，而且多源頭的。從實際的情況看，它既直接接受了基督教的精神遺產，并通過基督教接受了古希臘、古羅馬和古希伯萊的文化傳統，同時它也確實繞過基督教直接從古希臘、古羅馬吸收了更多的思想內容，而且就其基本精神而言也與古希臘羅馬思想更具有內在一致性。從這種意義上看，古希臘羅馬的德性思想的確是西方近現代德性思想更直接的傳統淵源。
三、規范論和社會德性論的轉向及其旨趣
在西方，古代德性思想的主體主要是哲學家（包括具有哲學理論的神學家，特別是經院哲學家），而所屬學科主要是倫理學。古代的倫理學主要關注的是德性問題，而關注的重點又是個人的德性問題。古代倫理學的這種關注重點自近代開始發生了兩方面的轉向 ：
一是從注重個人德性問題轉向關注社會規范問題，或者說關注規范問題而不關注德性問題。這是在倫理學范圍內發生的。
二是從注重個人德性轉向注重社會德性，或者不如說主要關注社會德性問題，而忽視個人德性問題。這是在倫理學之外發生的。這種轉向主要是由經濟學家、科學家、政治學家、哲學家共同完成的。自近代以來，經濟學、政治學、哲學等學科十分關心研究社會德性問題，它們試圖從不同的角度提供理想社會模式及其實現方式的方案。
從幾百年的歷史來看，西方近現代思想家為解決和回答“好社會”及其實現問題主要做了以下四方面的工作。當然，這些工作是就總體而言，并非每一位思想家都做了這四方面的工作。
第一，探討什么樣的社會是“好社會”。近現代思想家普遍對近代以前的中世紀社會持否定態度，認為中世紀是愚昧的、等級制的、專制的黑暗社會，對這種社會必須予以否定。但是，對于取代中世紀社會的新社會應該是什么樣的社會，思想家們有種種不同的回答。例如，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者所希望構建的是一種個性充分解放、充滿感性情趣的社會 ；馬基雅維利推崇由能夠建立統一國家的強有力的君主實行統治的專制主義社會 ；空想社會主義者所設想的是消失私有制、消滅剝削和壓迫的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社會。
在所有這些方案中，啟蒙思想家所提供的以社會契約為前提，以自由平等為基礎的民主法治社會方案最終成為西方社會接受的“好社會”理想模型。
第二，探討“好社會”應具備什么樣的規定性，或者說，“好社會”應具備什么樣的品質。這種品質當然是好品質，即德性。社會德性從社會價值體系的角度看，也可以稱為社會的核心價值理念，或者說，社會德性就是社會價值體系中的基本價值理念。社會是復雜的，不僅有許多不同的方面，還有諸多不同的層次，社會的德性也因而有不同的方面和不同的層次。而且，社會的德性可以從終極目的看，可以從基本目的看，還可以從實現基本目的的基本手段看。近現代思想家對于好社會應具備的德性可謂是見仁見智，不過，他們主要是從不同學科的角度提出“好社會”應具備的基本德性的。就各個學科內部而言，不同思想家的意見分歧也很大。從近代以來為社會所普遍接受的角度看，思想家提出的社會德性主要有利益（主要表現為財富、金錢、資本）、市場、知識（后來主要表現為科技）、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公正、環保、責任等。其中17世紀至19世紀最為西方社會公眾關注的是自由、平等、民主，20世紀以來則主要是公正、環保、責任。
第三，探討如何構建“好社會”。思想家提出“好社會”及其德性的構想，不只是出于某種美好的愿望，而是為了使之實現。近現代西方思想家對于如何構建好社會的路徑也進行了持續的探討，并提供了種種不同的方案。例如，馬基雅維利的方案是君主的不擇手段強有力征服 ；自然法理論家主張通過訂立社會契約的方式建立理想的社會。在這些方案中，有些是針對推翻封建專制和基督教教會統治的，也有的是針對資產階級統治的。例如，馬克思主義就主張通過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建立共產主義社會 ；修正主義則主張通過“議會道路”從資本主義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雖然自然法理論家的“社會契約論”為西方人普遍接受和認同，但資本主義社會實際上主要還是通過資產階級革命建立的，當然建立的依據是“社會契約論”。
第四，探討怎樣確?！昂蒙鐣遍L治久安?！昂蒙鐣辈粌H要建立起來，而且要能夠具有持續運行的穩定性和耐沖擊力的堅韌性，這種穩定性和堅韌性本身也是好社會應具備的德性。近現代西方思想家對“好社會”及其德性的探討和設計，在很大程度上是與此有關的。在這個問題上，雖然不同思想家也有不盡相同的看法，但相對而言，他們的看法比較一致。不同思想家從不同的角度得到了大致相同的基本結論，這就是 ：“好社會”必須是自由、民主和法治的公正社會。20世紀以來，西方思想家又根據近現代西方社會日益突出的社會不公問題，又特別強調社會公正的重要性。
他們普遍認為，一個好的社會還必須是公正的社會。在這種社會中，其成員各得其所，都能享受公正的待遇。不過對于什么是公正，西方現代思想家存在著較大的分歧，其中新自由主義、保守自由主義、社群主義之間的分歧最為明顯。盡管如此，大家都承認，一個好社會必須是公正的社會，公正的社會才能確保社會的穩定和發展。在近現代西方思想家看來，有了自由、民主、法治和公正，一個社會就會不僅是一個好社會，而且是長治久安的。因此，在西方近現代社會德性思想中，這四種社會德性既具有目的的價值，又同時具有手段的價值，因而是他們關注最多、成果最多、創意最多的核心德性。
西方近現代思想家的德性思想是各別的，但總體上看，特別是實踐后果上看，它又是成體系的。西方近現代各國資產階級構建本國資本主義價值體系的依據是西方近現代思想家的德性思想，而且整個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主流價值文化也都是從西方近現代德性思想吸取其內容的。西方近現代思想家提出的各別的德性思想正是在近現代西方社會構建社會價值體系和價值文化的過程中得以系統化的。從這種意義上看，西方近現代社會德性思想與西方近現代主流價值觀是一致的，甚至可以說是大體上同義。我們完全可以認定西方近現代的社會德性思想就是系統的社會及其構建理論，是他們共同提供的“好社會”的理想模式。這種理想模式也就是社會的價值觀或社會的觀念價值體系。這種觀念價值體系的現實化就是資本主義社會現實的價值體系，就是資本主義價值文化。
西方思想家在為“好社會”及其實現提供方案的同時，也致力于從倫理學理論的角度構建社會秩序以及作為其基礎的規則，這就是倫理學的規范論，或者說是規范倫理學。近現代倫理學的規范論轉向和規范倫理學的興起演進大致上經歷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在承認人本性具有利己的自然傾向這一前提下肯定利己的天然合理性，并且提出利己不能損人的道德原則（可簡稱為“無損于人”原則）。這一原則是西方近代早期思想提出并論證過的。第二階段是在肯定“無損于人”的前提下，提出了“給行為所及的最大多數人最大幸?！钡囊?，可概括為“有益于人”原則。這一原則主要是由功利主義提出并論證的。第三個階段是在承認前兩項原則的前提下，提出“通過他人利益的最好實現來實現自己的利益”要求，可概括為“服務他人”原則。這一原則是20世紀50年代伴隨著市場營銷觀念而產生的新原則。這一原則后來又補充了對他人和社會負責的“社會責任”要求。在整個近現代西方，規范倫理學有兩種主要倫理學主張，即功利主義和康德的義務論。
大致上說，功利主義更反映了西方近現代市場經濟的客觀要求，因而其原則為西方近現代社會所實際奉行 ；康德義務論則因為否認道德與利益的相互關聯性，強調為責任而責任，而并沒有為西方近現代社會接受，不過在西方學界的影響仍然很大。盡管這兩種規范倫理學到20世紀50年代以后受到了在西方興起的德性倫理學的挑戰，但仍然是當代西方倫理學的主流觀點。
德性問題是現實生活中客觀存在的問題，不會因為倫理學不研究它而不存在。德性倫理學轉向規范倫理學后，個人德性問題實際上也并沒有被完全否定，功利主義倫理學家、休謨、康德也都研究過德性問題。但是，德性在人生中再也沒有古典德性倫理學的地位。它已經成為從屬于目的的附庸或實現目的的手段。除倫理學家外，還有其他學者也研究過德性問題，不過他們也大多在手段的層面上看待德性。例如，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1706—1790）非常重視德性，還提出了著名的“十三德目”。不過，他也僅僅是將德性看作是實現富裕的手段，在他那里，德性與幸福沒有內在的關聯。近代也有一些思想家還在傳統的意義上討論德性。例如，伽桑狄、17世紀至18世紀的英國情感主義者、斯賓諾莎（BaruchSpinoza，1632—1677年）、佛代斯（David Fordyce，1711—）等人都在古典的意義上對待德性。但是，他們的聲音非常微弱，而且沒有引起什么反響，其著作幾乎也被人遺忘。他們的德性思想可以看作是古典德性思想的余響，與西方近現代社會顯得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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