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來，出于對改造國民性和道德革命的強調，許多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意識到倫理道德問題的極端重要性，并將其作為專門的問題來研究，同時引進西方倫理學及倫理道德觀念，以此來關照中國的道德問題，進而發展起了一門系統化、理論化的倫理科學。在近代倫理學建構過程中，中國學者付出了自己的努力。從大量研究論文的發表到倫理學著作的出版，再到對倫理學學理問題的探究，無論是對倫理學基本問題與方法的探討，還是對倫理學體系的建構，亦或是對道德原則、道德規范、道德建設等問題的研究都更為自覺、更為清晰，出現了不少有影響的學者和有代表性的倫理學著作，使倫理學真正成為了一門獨立的學科。

一、大量研究論文的發表

在中國近代倫理學建構過程中，學者們利用報刊雜志這一宣傳和研討平臺，發表了大量研究論文，對道德問題、倫理教育問題以及倫理學學理問題進行探討和研究，體現出中國學者構建自身倫理學的學術努力。
據筆者統計，清末至1919年近30年間，中國學者以學術論文的形式在倫理學理論方面的研究成果共計百余篇。這些論文或是關于新舊道德規范的論爭，或是對道德現象進行評論，或是探討倫理道德教育的種種問題，或是討論倫理學相關問題等，內容涉及到倫理學科的方方面面。如關于道德問題的文章有《人之責任論》（《萬國公報》第56冊，1893年）、《道德法律之別》（《國民報》第3期，1901年）、《新民說：敘論——論新民為今日中國第一急務 釋新民之義》（《新民叢報》第1號，1902年）、《新民說：論私德》（《新民叢報》第3號，1902年）、《道德與經濟之關系》（《湖北學報》第2集8冊，1904年）、《道德上之三大要素與二大要義》（《大陸報》第三年第1、2號，1905年）、《論道德與科學之關系》（《寰球中國學生報》第3期，1906）等。關于道德教育的文章有：《德育》（《新世界學報》第8號，1902）、《論道德教育之關系》（《東方雜志》第2年第4期，1905）、《修身教案》（《直隸教育雜志》第1年第19期，1905）、《德育鑒》（《廣益叢報》第99、100、101、103、105、107、111—120、122、123、128號，1906—1907）、《德育標準說》（《浙江教育官報》第2期，1908）、《論放失德育之現象》（《四川教育官報》巳酉第1冊，1909）等。
關于倫理學相關問題的文章有：《就倫理學上之二元論》（《教育世界》第70、71、72號，19040、《倫理學》（《洞庭波》第1期，1906）、《倫理臆說》（《教育》第1年第1號，1906）、《倫理學講義》（《教育》第1年第2號，1906）、《現代之倫理學》（《教育世界》第144號，1907）等。上述文章從不同角度對倫理道德問題進行的理論研究和探討，是中國近代倫理學建構的重要部分，體現了中國學者在建構自身倫理學方面的初步嘗試和努力。中國近代倫理學也正是從此起步，并得到了最初的發展。
1919年后，中國學者建構中國近代倫理學的學科意識更加強烈，學術意識更加自覺，他們發表了大量學術論文對西方倫理學代表人物和代表學說進行分析和研究，以此來為中國近代倫理學的建構尋找理論依據，提供學科借鑒。在眾多的研究論文中，具有代表性的文章有：劉少少的《哲理學說與倫理學說》（《東方雜志》15卷9號、16卷12號，1918年、1919年）、蔣夢麟的《杜威之倫理學》（《新教育》1卷3號，1919年）、楊昌濟的《西洋倫理學史之摘錄》（《民鐸》1卷6期，1919年）、張東蓀的《新實在論的倫理主義》（《東方雜志》19卷17號，1922年）、張頤的《黑格爾倫理學說的發展、意義及其限制》（《學藝》6卷1—3期、6期，1924年）、繆鳳林的《評快樂論（上、下）》（《學衡》32期、35期，1924年）、張東蓀的《快樂論：其歷史及其分析》（《哲學評論》2卷3期，1928年）、何兆清的《近代倫理學發展之概況》（《中央大學半月刊》1卷1期，1929年）、張東蓀的《嚴肅主義：其歷史及其批評》（《哲學評論》3卷1期，1929年）、施有忠的《斯賓諾莎倫理思想》（《哲學評論》3卷4期，1930年）、張東蓀的《蘇格拉底之道德論》（《民鐸》11卷1期，1931年）、何兆清的《論柏格森的道德哲學》（《文藝叢刊》1卷1號，1933年）、張君勱的《序嚴群亞里士多德之倫理思想》（《再生雜志》2卷4號，1934年）、周輔成的《格林道德哲學》（《清華周刊》41卷5期，1934年）、王守一的《克魯泡特金之倫理學說》（《驚蟄》1卷3號，1937年）等。這些研究成果內容廣泛，涉及到從古希臘蘇格拉底到杜威、羅素等西方現代倫理學諸多代表人物的倫理學說，顯示了學者們對倫理學研究的理論深度。
此外，在一些哲學論文當中也有許多內容涉及到對西方倫理學代表人物和學說的研究和介紹，如方東美在其《柏格森生之哲學》（1920）、《唯實主義的生之哲學》（1920）、《詹姆斯底宗教哲學》（1921）、《柏格森生命哲學述評》（1922）等論文中對柏格森、詹姆斯和某些新實在主義哲學家的倫理思想有所述評；張君勱在《黑格爾之哲學系統與國家觀》（1931）、《費希特〈對德意志國民演講〉摘要》（1932）、《斯賓諾莎之政治哲學》（1932）等文章中對斯賓諾莎、黑格爾、費希特的倫理思想有所介紹；賀麟在其《斯賓諾莎的生平及其學說大旨》（1933）、《黑格爾之為人及其學說概要》（1933）、《從叔本華到尼采——評趙懋華著〈叔本華學派的倫理學〉》1934）、《康德名詞的解釋和學說的要點》（1936）、《費希特哲學簡述》（1943）、《謝林哲學簡述》（1944）等論文中對斯賓諾莎、康德、費希特、謝林、黑格爾、叔本華、尼采等歐陸哲學家的倫理思想或多或少有所論述等等。
這些成果主要集中于對近現代英德法倫理學的介紹和研究，這與中國倫理學自身發展的特點和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特點以及西學東漸的大趨勢是相一致的。同時，通過對中西倫理文化的比較研究來研究倫理問題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中西文化（包括中西倫理文化）的差異，是諸多學者感興趣的論題。
陳獨秀《東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異》（1915）、杜亞泉《靜的文明與動的文明》（1916）、李大釗《東西文明根本之異點》（1918）、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1922）、胡適之《今日中國的文化沖突》（1929）、陳序經《中國文化的出路》（1934）、錢穆《世界文化三型——東西文化之探討》（1942）、熊十力《略說中西文化》（1947）、唐君毅《中西文化精神之不同論略》（1947）等是關于這一論題的代表性論述。在他們的比較中，被闡述的基本倫理觀念有：西方倫理文化以個人為本位，中國倫理文化以家族為本位；西方公德發達，中國私德興盛；西方注重物質、功利，中國推崇精神、道義；西方追求快樂、幸福，中國力主節制、修養；西方鼓勵行動、進取，中國宣揚靜觀、知足；西方標舉自由、民主，中國勸導馴服、忠誠；西方高揚個性、人權，中國彰顯共性、義務等。這些都屬于對中西倫理文化的整體比較。要素或局部的比較研究主要在某些先秦思想家與西方倫理學家之間進行。如錢穆在其《論希臘某哲人與中國道家思想之異同》（1920）、《伊壁鳩魯和莊子》（1923）中比較過這兩位中西遠古哲人的人生觀；唐君毅在其《柏格森與倭伊鏗哲學之比較觀》（1930）中對這兩位生命哲學家的人生觀、在《論墨學與西方宗教精神》（1947）中對墨家與基督教的倫理思想或詳或略做過比較。這些研究成果豐富和深化了學者們對倫理學基本問題和倫理思想的研究，是中國近代倫理學開始走向成熟的標志。

二、倫理學著作的撰寫

1919年以后，伴隨著西方倫理學大規模的輸入，中國學者開始大量撰寫有關倫理學的著作，在倫理學建設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下表即是這一時期中國學者撰寫的倫理學著作目錄匯編：表中所列著作基本上涵蓋了1919年至1949年30年間中國學者以學術著作的形式在倫理學方面的研究成果?？梢钥闯?，與此期西方倫理學的傳播相一致，學者們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倫理學原理、體系、倫理學史、中國倫理思想以及道德問題的研究上，尤其是對倫理學學理的研究比以往任何時期都更加深入、更加全面、傾注的心血更多，也更多地體現出在西方倫理學影響下中國學者建構自身倫理學體系的自覺和努力，以及結出的果實。
如江恒源的《倫理學概論》主要論述了倫理學的各種重要概念、道德判斷的對象及相關問題、道德標準、道德知識及人生目的等問題。王耘莊的《道德論集》從歷史和倫理角度考察道德問題。集中討論自由意志與道德責任、動機與效果等問題。張廷健的《現代倫理學》論述了現代倫理學新討論的主要問題：良心、行為、人格、個性、至善、義務、德論、人生觀等。黃方剛的《道德學》主要論述倫理學的一般問題，考察倫理學的定義、倫理與倫理學之發達與歷史、道德的標準、道德生活與倫理世界等。
謝幼偉的《倫理學大綱》對倫理學的性質、任務、派別，革命人生觀與行為論等進行了論述。申自天的《倫理學》主要闡述了倫理學的對象、方法、有關規律和原則及它們對人們行為的節制。孫貴定的《倫理學》論述了倫理學的目的與對象，包括品行、行為、責任、德行、欲生、智識、道德范圍、意志自由、個人自由與政府干涉、倫理學說之一斑等內容。
黃建中的《比較倫理學》對中西倫理學加以比較研究。除論述倫理學的一般問題外，有中西道德之異同、道德律、動機與效果、樂利與幸福、樂觀、悲觀與淑世、進化與倫理、理性與欲望、直覺與良知、自我實現與物我一體、突創和諧之人生等內容。以上只是眾多倫理學著作中有代表性的幾部著作，從中可以看出中國學者對倫理學學理進行學術探討的自覺和努力。
此外，還有不少關于倫理學史、中國倫理思想以及道德問題研究的著作，這些也是倫理學建設中很重要的內容和重要組成部分，豐富了中國自身倫理學的構成。在倫理學史方面，蔡元培的《中國倫理學史》為我國倫理學史的開山之作。它對我國幾千年來的倫理思想作了概括的介紹，是我國第一本從內容到形式都在一定程度上表現出西方學術思想影響的中國倫理思想史，也是中國近代學者用新觀點第一次對倫理學及倫理思想史所作的綜合性研究，初步清理了傳統倫理思想的歷史遺產，為近代倫理學研究構筑了最初的框架，在學術史上具有開創性的意義。姚舜欽的《八大派人生哲學》（上、下冊）也是一部有代表性的倫理學史著作。該書主要敘述中外八大派的倫理思想，即克己派——斯多亞、康德；返樸派——老子；出世派——佛陀、叔本華；放縱派——楊朱、愛辟口羅斯（伊畢鳩魯）；功利派——邊沁、彌兒；進化派——達爾文、斯賓塞；救世派——墨子、蘇格拉底；中和派——孔子、亞里士多德。書中對中外有影響的倫理學家的倫理思想進行了比較、歸類，具有比較研究的意味。蘇冠明的《中國倫理學思潮》也從史的角度論述了中國倫理思想的發生和三個發展時期，以及主要學派的倫理觀點。全書分儒家思想、人性、非儒家的倫理思想等部分進行論述。在中國倫理思想方面，謝扶雅的《中國倫理思想述要》和《中國倫理思想ABC》、蔡尚思的《倫理革命》比較具有代表性?！吨袊鴤惱硭枷胧鲆犯爬酥袊鴤惱硭枷氲陌l展與特點及其基本范疇，對中國倫理的基本概念、最高理性、本務論等進行了論述?！吨袊鴤惱硭枷階BC》則主要介紹了中國倫理思想的特征、變遷、基本概念（天、道、性等），儒、墨、道、新儒等四家倫理觀。蔡尚思的《倫理革命》，原名《新倫理觀》，作者在比較和批評老、孔、墨、佛、耶、回等各家倫理思想的同時，提出了自己的“大人倫觀”，概括了各家倫理道德思想的精華，是實現大同世界、自由、平等、博愛、和平的必由之路和總辦法。此外，在倫理道德問題的研究上，學者們也付出了很多努力。唐君毅的《道德自我之建立》是其中的代表之作，它圍繞一個中心思想，即應超越現實自我，自覺地支配自己，以建立道德自我的中心，分別對道德實踐、道德自我的根源以及精神之表現進行論述。郝士英的《道德學新稿》認為道德既不是神意的啟示，也不是出于天賦的良心，而是與實際生活緊密相聯。作者從社會政治、經濟的發展，以至個人職業、實際生活等方面闡述道德的產生和發展。

三、對學理問題的探討

經過撰寫學術論文和著作等不懈的努力，中國倫理學自主建設的努力結出了較多果實，這些成果，標志著中國倫理學建構已初具規模，進入到發展時期。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對倫理學基本問題的探討更為清晰；二是對倫理學體系的運用更加自覺、也更為自如。
首先是關于倫理學基本問題的探討。這一問題涉及到對倫理學內涵、性質、研究對象等問題的理解和研究，屬于倫理學的基本理論部分，而對倫理學學理的研究和探討也一直是學者們努力的方向。關于倫理學內涵的理解。長期以來，中國人的傳統觀念認為西方精于技術，中國勝在道德，西方則沒有倫理道德可言。但經過中國近代思想啟蒙運動以及西方倫理學傳播的影響，人們認識到由史家所載的儒林傳、道學傳等實際上是屬于倫理學史的一部分，而不是倫理學說的全部。這表明倫理學的建構已不能只是附會儒家倫理教條，而應從學術意義上去努力，這種思考也已成為中國近代學者的一種共識。江恒源在《倫理學概論》中對學術界對倫理學所定9種不同的界說進行總結、批評后，給出了自己的一個比較全面的界定，即“倫理學，是論究道德行為的根本原理，辨明道德判斷的最高標準，定出至善之鵠，以期達到最圓滿的做人目的?！?br>謝幼偉在《倫理學大綱》中依據德國哲學家包爾生類似的觀點，提出了自己對倫理學的界定，即倫理學是“探討人生的理想和規定實現此理想之正當行為的科學?！蓖羯賯愒凇秱惱韺W體系》中指出：倫理學“可簡稱為用歸納與演繹方法研究道德現象，以確定善惡標準與行為規律的學問”。此外，張廷健、聶運中等學者也都在自己的論著中對這一問題有類似的論述。
對于倫理學性質、目的、對象的討論。關于倫理學的性質，普遍的態度是把倫理學看成科學。張廷健認為倫理學是一種規范科學。所謂規范科學，是指：“至于擇事實中所有法則，定為吾人生活之規則或規范，以達一定目的或收一定成效者，則生種種之規范科學也?！倍鴤惱韺W“擇其有關道德者，定為吾人處世之標準，則生倫理學?！彼茄芯孔罡邩藴实?，所以是規范科學中最規范的。謝幼偉認為：“倫理學之為科學，是規范的，實踐的?！?br>它既為規范科學，又屬于實踐科學。黃建中在《比較倫理學》中把倫理學作為科學的一種，強調了它的獨立性和學術性，他認為：“倫理學者，科學也，規范科學也，實踐科學也，判斷行為善惡之規范科學也，知行并進之實踐科學也?！?br>經過學者們的研究、分析，基本上得出了統一的認識，即倫理學是一門獨立的學科，是一門科學，是規范科學，同時也兼有實踐科學和理論科學的性質。這樣，倫理學在學術上的地位得到了理論的論證和一致的認可，這在中國自身倫理學建構過程中是極有意義的。關于倫理學的目的、作用。各種倫理學著作都認為，其目的在于研究學理，指導實踐。江恒源說得很直白：“倫理學的目的，是為著做人，是為著做一個世界上堂堂正正的人，做一個千秋萬世，精神永久不死的人?！?br>謝幼偉認為，“倫理學的任務在解決實際的人生問題，在對人生的理想和行為有一種正確的指示，也即是在提出一種人生觀和一種行為論?！鄙曜蕴煺J為，“倫理學能指給我們這應當表現的道德理想的目標，叫我們的行為得到秩序和統一。這樣我們的生活才有意義，我們的人格才能得到美滿的發展?！?br>倫理學不僅能提高個人的道德標準，而且在促進群眾的道德上，它是絕對不可缺少的。汪少倫認為，“倫理學之最高目的，即在用理性研究道德現象或社會習俗，以明了其起源與背景，以確定其最高原則或標準，以厘定其詳細內容或規律?！?br>可以看出，對倫理學目的及作用的認識充分顯示了傳統與現代觀念的結合。與此同時，倫理學的研究范圍和對象也得到了擴展和深化。汪少倫在《倫理學體系》中指出：“倫理學所研究的對象為道德現象。所謂道德現象，就是某個社會為充分實現其本身與其份子的生存與自由，所形成的各種善惡觀念及行為規律。這些善惡觀念及行為規律不但可以脫離某個個人而自立，而且對于每個個人有極大的約束力?！?br>黃建中在《比較倫理學》中梳理了西方倫理學史上有關倫理學界說，歸納為九種：研究行為與品行之學、研究終鵠或至善之學、研究道德律及義務之學、判斷正邪善惡之學、研究人類幸福之學、研究道德覺識之學、研究道德事象之學、研究道德價值之學、研究人生關系之學，并分別指陳其欠缺，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認為，“倫理學蓋以行為為對象，立道德之準則以判斷善惡者也?！笨梢哉f，學者們對此問題的闡述非常明晰，為其他論題的展開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其次是關于倫理學體系的探討。倫理學的學科體系既與倫理學基本問題的討論相關，也涉及到倫理學的建設及其系統化、科學化問題。20世紀中國倫理學自產生之日起，就有一種建構具有自身特色理論體系的學術執著和努力。
劉師培在《倫理教科書》中提出了將倫理學從傳統的倫理、哲學、政治、教育四位一體中分離出來，建立專門倫理學的主張，提出以平等觀念作為倫理學的基礎，對倫理的起源作了樸素唯物論的闡述，對父子、夫婦、兄弟倫理作了全新的詮釋，對義與自由、主一與變通、剛與柔、清與和等倫理關系也作了辨證的論述；建構了以倫理的起源、權利與義務、個人倫理、家族倫理、社會倫理、國家倫理、倫理修養、倫理行為以及一系列倫理規范、觀念為內容的倫理學體系。正如后人評價說：《倫理教科書》“標志著獨立化的中國倫理學科的正式產生和形成”。
蔡元培在《中學修身教科書》中，通過對中西文化的比較研究，在借鑒西方倫理學新觀點、新方法的基礎上，對中國傳統道德加以揚棄，形成了具有新時代特征的道德學說。正如該書《例言》所云：“本書悉本我國古圣賢道德之原理，旁及東西倫理學大家之說，斟酌取舍，以求適合于今日之社會?！?br>當時，報界在廣告中介紹該書時也說：“原本我國古圣賢道德之要旨，參取東西倫理大家最新之學說，熔中外為一冶?！辈淘嘧⒅刂形魑幕谋容^、融合，積極吸收西方倫理學說，并力求用近代倫理道德學說充實彌補或修正改造傳統的道德觀和道德修養方式，是中國學者在早期建構中國近代倫理學過程中所做努力的典范。謝蒙1914年編著的《倫理學精義》按照西方學者的觀點，將倫理學研究的對象定為善惡、義務和德性，并認為倫理學是一個由善惡論、義務論和德性論所組合起來的理論體系。
二十年代后，學者們對此問題的認識更加自覺、也更為自如。張廷健在《現代倫理學》中認為，倫理學上所爭論和研究的問題主要有八大類，即人生目的問題、德之問題、人性善惡問題、良心起源問題、意志自由問題、個人與社會關系問題、人格問題、道德與經濟關系問題，這八類問題構成了倫理學的體系。申自天的《倫理學》則是把倫理學分為“理論的倫理學”和“實踐的倫理學”兩部分，來構建倫理學體系。在“理論的倫理學”體系中，作者主要從“良心”、“良心的內容”、“人生的歸宿”、“理論倫理學的結論”四個問題進行論述。在“實踐倫理學”體系中，作者認為：“倫理學者最重要的職責，是規定出人怎樣去實現道德的理想，就是規定出我們對己和對社會的義務?！?br>他的實踐倫理學的內容是由私人道德和社會道德構成的。此外，汪少倫的《倫理學體系》也是非常有代表性的著作。正如作者序中所言：本書“不但將各方面道德問題作有系統的研究，而且在消極方面將古、今、中、西倫理學說作一個綜合的介紹與檢討，以明其不適合中國民族性，或違背二十世紀時代潮流。在積極方面，由研究道德起源以確定善惡標準，再依這個善惡標準敘述各種合乎道德或理想的人類行為，以及各方面合乎道德或理想的社會制度，以指示今后倫理建設之途徑?！?br>因為，這本書將各方面道德問題作有系統的研究，所以名為“倫理學體系”。書中所研究的道德問題主要包括道德起源與背景、道德理論和道德規律三大部分?？梢哉f，汪少倫的《倫理學體系》是30－40年代建構倫理學體系中，比較全面、系統、融合中西理論和觀點的倫理學著作，它既是對前代學者研究成果的繼承和發展，又是對這一時期研究成果的總結，具有很重要的研究價值。
總之，近代以來，隨著中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變動，與之相應的社會道德建設和學術意義上的倫理學建構成為必然。正是在這種社會、歷史發展的大背景中，眾多的學者、知識分子出于社會的責任感和學術的自覺在前期已樹立起來的新的政治理念、倫理思想和價值觀念的基礎上，積極發表研究論文、撰寫倫理學著作、探討倫理學學理問題，為中國近代倫理學的建構付出了努力，做出了貢獻，也開啟了中國文化和道德建設的新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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