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種文明生物,人類總是會犯各種各樣的錯誤,從而陷入各種各樣的問題。然而更重要的是,人能夠認識自己,在對錯誤的反思中成長,在對問題的彌補中進步。伴隨工業文明的腳步,人類的自我膨脹與爭功近利使得生態問題從一個單純的自然問題演化為一個復雜的社會發展問題?!吧鷳B文明”這一概念,是人類在工業文明造成人與自然矛盾尖銳對立、凸顯出生態危機的嚴重后果后,對人與自然的關系進行理性的審視與反思基礎上提出來的,是把“生態學”原則運用到人類社會領域的研究結果。
生態文明問題從本體論上說是一個自然觀的問題,從認識論上來說,則是一個技術理性問題。在工業文明時代,人類現實生存的環境要素正在被全面技術化,人的生活經驗正在接受深層次的技術轉換,技術理性如何在生態文明視角下為自己找到一種合理化的價值實踐模式是哲學研究與生態倫理學研究的一個中心課題。無論是出于對人類生存狀況的憂思還是出于對技術本身的社會功能的反思,人們都需要在人與自然關系的新維度上重新看待技術理性的社會影響,解構技術問題的“自明性”,把被人們無意識地接受的技術現象進行社會重建,并由此引導人們反思當前的生活,展示出另一種生活的可能性以及不同的看待問題的視角。
一、作為一種現代經驗的技術問題
現代人類是技術化的人類?,F代社會因對規范和高效的追求全方位地向技術敞開,而在技術理性的裁制下,自然、社會甚至人本身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技術化的改造,進入到嚴格的技術程序系統之中,成為可量度、可控制、可預測的抽象化與匿名化的存在。人本身的精神生活已經在生命整體的意義上被排除,現代人越是以自身的理性與生命意志推動現代化進程,現代化就越是使人自身的生命和自我走向知性和欲望。每一事物都外在于其他事物,而作為主體的人則外在于作為其對象的世界,這是一個孤寂的物的世界和眾多彌散的個體的世界。
首先,人們經常在由一些數字和抽象觀念所構成的世界中活動,以致日益脫離具體的生活,從而喪失了許多具體的經驗,也逐漸喪失了人的個性豐富性。人們在技術化的世界里沒有屬于自己的一個完整的世界,沒有屬于本己的時間存在和空間存在,就像計算機中虛擬的字符,隨時可以被剪切、被復制、被重新組合。人本身就是一些過渡性的、短暫的、偶然的經驗碎片,似乎每一個碎片的存在都是有理由的,但又都不是獨一無二、不可替代的。因而,作為現代世界中的碎片之一,人們常常會惶恐不安地關注自己的存在,為了提升自己的存在感,人們會千方百計把它“炒”出來,把它“刷”出來,因為人們那破碎的自我正在遠離給它以生命整合力量的生活,難以維系一種自足的存在感。
其次,快速的技術變革使得現代人對新奇性具有強烈的渴求,這種渴求趨向于感官經驗的表層開發,尋求直接的沖擊性的效果,從而創造出技術化的感知模式。在這種模式下,反思、領悟等深層的思想精神交流常因審美距離和社會距離的壓縮而統統被消解。從表面上看,現代人獲得了一種對“現在”的普遍分享,一種“經驗的民主化”,實則獲得的只是碎片化的經驗感受,“它阻礙了能夠有意識地自我判斷和決定的自主和獨立個體的發展”,超驗的價值體系已然崩潰。
最后,現代社會首先是一個機械復制的時代,現代科技的發展打破了人們傳統的經驗結構,人的感覺方式、生活方式、行為方式無不受到技術理性和商業邏輯的規制,世界的經驗呈現以及人們經驗世界的方式都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信息時代的新技術能否成功,取決于人們對新技術所表現出來的情感反應,取決于新技術能否同人的知覺、情感與思維達到平衡。而從目前來看,主體已經越來越成為人工經驗的產物,直接經驗的喪失使主體與真實環境疏離,很可能使主體淪為技術的附庸,失去對現實世界的批判性關注的興趣。此外,媒體的變化會直接引發主體對外界事物的感知方式、思維方式、價值取向的變化。在電子媒介時代,人的意識獲得了延伸,這種延伸固然在很大程度上豐富了人們的生存體驗,但也造成人們最核心的內在自我同現實生活環境的技術性隔離。在現代技術操控下,整體的、綜合的、時間性的經驗方式已經不存在,破碎的體驗時代開始———這種體驗是一種破碎的、異化的經驗,是一種現代人無法把握周圍世界時出現的經驗狀況。
二、技術進化與技術異化
人們對技術產生了深刻的依賴性,傾向于通過建構可能的技術手段來解決所有問題。而社會的技術化降低了人的因素對技術系統的直接干預,也降低了人本身在社會技術系統中的地位。
首先,就社會機制層面而言,工具和機器同生活在工具和機器環境中的人們被現代技術融為一體。這些技術正在變成人們的一種習慣,一種慣常的生活方式,它們使人類外部感官的功能得到了進一步延伸,同時,也使機械的習慣同生物的、社會的節律混合到一起。米德在 1954 年 9 月 4 日的《時代周刊》中撰文說: “對社會前進不得不保持過高的速度,方能跟上機器的速率,人們的怨言實在是太多。
如果你的前進完全徹底,如果社會、教育和娛樂的變化并駕齊驅,那么迅速前進是大有好處的。你必須同時改變整個模式,同時改變所有的人———而且人民必須自己下決心向前推進?!边~克爾·揚認為:“任何復雜的工具都是一種物質性的習慣,要經歷反復地否棄或修改,這些習慣把無數先輩的過往經驗封存在現在,并在其以修改過的形式得到傳遞以前不斷地精致化\\( further elaborated\\) ?!?br>人類的全面技術化帶來了諸多社會機制方面的異化問題,如物理自然環境技術化所帶來的環境破壞問題; 人類社會自然環境技術化造成的個體對官僚機構的無力感。
其次,就人類精神層面而言,人的心理自然環境被技術化普遍引發了生命的無意義感。人們傾心于技術、投身于技術,但對技術又常懷著又愛又恨的矛盾心態??傮w上說,高度發達的環境給人的參與機會很少,而對專業化分工的要求卻很高。這導致了人類總體的進化和個體的異化?!皾撘庾R抑制保護我們的核心價值系統,它借助一種簡單的機制,大大緩解經驗的沖擊,從而保護我們的神經系統一樣。對許多人來說,這種冷處理系統導致終身的心理僵化或夢游癥?!?br>一方面,沒有異化,就沒有進化。而另一方面,通過異化而達到的進化總是不斷需要糾偏才能完成真正的進化。那么,人們通過何種途徑來完成這種糾偏呢? 很多人文主義的技術哲學家贊成技術是一種運行著的人性的觀點,他們試圖通過將現代技術與前現代技術進行批判性的比對來揭露現代技術的反人性,如果說前現代技術是體現了人性、服務于人類的,而現代技術是壓抑了人性甚至威脅社會民主秩序的,那么,從前現代到現代,技術中的人性是如何喪失的呢? 顯然,按照現象學觀點,對象總是關聯著對象視域,技術問題也不可能僅僅是技術問題。
“與其說我們需要對技術進行人性批判,毋寧說需要對人性 - 社會 - 技術體系進行反思和批判?!卑凑罩袊鴮W者趙建軍的觀點,技術實際上是一個創造性的建構過程。技術建構的對象是問題,技術問題的生成背景包含各類相互制動的社會力量,具有理性探究的成分,也離不開判斷、權衡、直覺、猜度和抉擇等過程; 技術問題的解決部分依靠技術發明和工程設計,但技術結構與功能之間并不存在一一對應關系,與科學中的“理論之于事實的不定性”類似,在技術中存在著“設計之于功能需求的不定性”; 最后,技術產品的接受也不是一個純粹理性的計算過程,而是包含著建構、磋商和沖突的過程。
三、技術理性異化的根源是倫理維度的缺失
隨著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和政治的變革,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模式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原來由宗教所整合的價值體系逐步被世俗化的浪潮所吞沒,新的價值體系的支撐點不再是具有超越性的神,而是作為主體的人。在現代工業化的價值體系中,理性的工具意義———計算獲得了非理性的突顯,自由的功利意義———權利獲得了技術性的規制。
科學、技術和工業已經在經驗上成為進步觀念可變現的基礎。支撐進步信念的科學主義、物質主義、自由主義成了這個世界的基本價值理念。在進步的教條里,價值的創造被簡化為人造物的快速增長,價值的實現被等同于物欲的滿足,而生命的價值就在于其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有利于這樣一種進步事業。社會生活的總體背景急劇地變動,一方面是物質和精神的傳統聯系的斷裂,另一方面是世界本身的分裂以及人的主體意識的分裂、人的經驗空間的分裂。隨著對世界總體的研究轉變為一種分工的、職業化的技術操作,人逐漸喪失了對其自身行為的最終負責。
在工具取向的理性視野中,就人與自然的關系而言,自然不再是本來意義上的自然,而是按照人的文化、欲望和目的重新理解的自然,是人類主宰自然的理念的產物和人的本質力量對象化的產物,自然不是一個倫理對象,而是一種純粹的資源。以這種技術理性為指導的工業生產實踐是以打碎、分割、割裂自然生態秩序為前提的,當人類的實踐行為對自然所造成的破壞超過了生態系統自我修復能力的限度之后,生態自然的秩序就會遭到毀壞,人類則要面對生態危機和環境危機。因而,要克服生態危機,就要弘揚生態文明的價值觀,并且要把這種價值倫理作為一種內在目的滲透到技術理性之中。生態文明價值觀以人與自然的和諧共存為根本,把自然作為倫理價值的對象,把人與自然的協同進化作為實踐行為的出發點和最終目標,在肯定人類對自然的權力和利益的同時,要求人類對自然承擔相應的責任和義務。
責任是人類群體性或社會性的產物,責任源自人際間的社會依存性,是特定社會之于個體思想、行為的規定性,責任主體通過與群體、社會以及生態環境之間的互動,將這種規定性內化,并最終體現于自身的思想和行為實踐之中。傳統的責任倫理大體上是以行為動機和實際效果來確認責任的,然而在科技主導的現代社會,很多風險都是事前無法預知其后果的,尤其是那些以科學 - 技術為主導的人類行為,很多都是從根本上改變了事物存在的自然屬性的行為,如轉基因的后果、克隆人的后果等,行為動機本是善意的,但人們并不清楚這種善意的動機是否一定能帶來善良的結果,因為很多后果都需要跨越一段漫長的時空之后才能具體顯現出來。換言之,人們的行為結果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人們無法預先確知自己行為的影響。無法確知影響,當然也就無法確定責任,無法確定責任,也就無法建立相應的責任約束機制來限定那些明知是很大風險卻又無法定義的風險。在這種情況下,人們既迷失了責任的主題,也無法做出責任的評價。
從人類的角度來說,人們總以為自己也可以成為上帝,并努力做出了許多以上帝的權能才有資格做的事情,做完之后卻發現,自己并非全知全能。從特定個體或特定群體的角度來說,隨著社會分工與個人主義的膨脹,人們的利益分化日趨嚴重,他們追求自由、追求發展、追求成就、追求利益最大化,但特定時空與社會資源的限制勢必造成這些不同主體間利益的分裂,以致每個人都希望財富個人化而成本社會化,個體利益與社會利益的沖突,結果就是每個人都不想負責任或一心只想轉嫁責任,造成主體的社會責任缺失。
四、技術理性的合理化探究
當今世界的發展及其所引發的各種全球性問題告訴人們,科學技術越發展,越需要與自然、與人類的生活經驗相適應?!艾F代社會構建了一個技術統治社會的時代,在這個時代,技術的力量遍布整個社會,不僅是對自然,而且深入到人們的交往———這導致技術對人們頭腦的控制,并進而導致實踐墮落為技術,墮落為社會非理性?!?br>在技術實踐論的語境下,理論和應用的關系取代了傳統意義上的理論與實踐的關系,這樣一來,技術理性被片面化為工具理性,而這種工具理性又進一步使得實踐概念的內涵片面化,使得人的自由自覺的實踐活動片面化為以對象控制為核心的技術活動,技術的失控自然而然會導致生態危機甚至社會和文化的危機。這要求人們在理論理性之外發展一種實踐智慧,用以指引人的生活與人類的生存,在把人類作為自然生命整體的一部分的意義上,看待和處理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按照中國古代哲學的說法,實踐智慧應“通天、地、人”,且“參贊化育”。技術并非是一種純粹理性的過程,技術理性也并非是一種單純的工具理性。技術首先是一種人類的有目的的設計活動,技術的思維方式也可以說就是“設計”。
這種設計不僅是理性的設計,也是理想的設計。根據中國學者陳凡和王桂山的看法,“設計思維形成人的實踐活動的觀念,我們也可以稱之為實踐理性。這里的實踐理性是建立在實踐基礎之上的實踐觀念,是一種繪制藍圖、刻畫意想之中的應然狀態的思維方式。這種思維方式是以追求對象在實踐活動中達到預期效果和目標為價值取向的”。
那么,如此說來,前文所說的技術理性就是建立在技術實踐基礎之上的技術實踐觀念,技術理性是一種特殊的實踐理性,是不斷發展著的具有綜合性、整合性的實踐理性。這種實踐理性基于自然又面向社會與經驗個體,它的理想就是通過技術設計將文化、道德與科學和諧地融會到技術之中,在觀念中建構出理想的客體。此外,從一定的意義上說,設計也是從理性到感性、從理論到實踐過渡的一個中間環節,要求一種具有創造性的關系經驗思維,理論理性在這個過程中要合理地轉變為實踐理性,過渡才能理想而順利地完成。如哈貝馬斯所說,“實踐理性不僅追求可能性和合目的性,而且也追求善”,但當前,“技術生活被置于人類的倫理道德生活之上,以創制為主要內容的實踐越來越缺失了倫理的維度”,所以,當代社會實踐的發展迫切地要求技術理性展現出更多的人文關懷和價值意蘊,歸還技術活動的人性本質———合目的性與合規律性的統一、主體尺度和客體尺度的統一、價值屬性和工具屬性的統一。在技術設計中,如果技術的合目的性、主體尺度與價值屬性能夠得到有意識的凸顯,人的感性經驗中的豐富個體內涵與超越性的價值信念都可以得到充分的體現,人文精神將在科學的社會應用中得到彰顯。
總之,生態文明是一種人與自然共生的合人性的文明形態?;谶@一文明視角,人們應該在對技術的合理化探究過程中更深入地思考的一個問題是: 在人類倫理觀變化的過程中,科學技術到底起了什么作用? 科學技術顯然改變了人的存在方式,也改變了人對自然的看法以及人對自身的看法,那么,科學技術是否也根本改變了人性呢? 當然,如果科學技術不能從根本上改變人性,人們就有要求科學技術必須人性化的充分理由。
參考文獻:
[1] 賴章盛. 關于生態文明社會形態的哲學思考[J]. 云南民族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 5\\) : 38—40.
[2] Theodor W Adorno. Culture industry reconsidered[J]. New Ger-man Critique,1975\\( 6\\) : 18—19.
[3] 馬歇爾·麥克盧漢. 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M]. 何道寬,譯. 北京: 商務印書館,2000: 53—58.
[4] Michael Young. The metronomic society: natural rhythms and hu-man timetables[M].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1988: 163.
[5] 王大洲,關士續. 技術哲學、技術實踐與技術理性[J]. 哲學研究,2004\\( 11\\) : 55—60.
[6] 趙建軍. 超越技術理性批判[J]. 哲學研究,2006\\( 5\\) :107—113.
[7] 丁力群. 理論與實踐的關系: 本真涵義與變質形態———從亞里士多德實踐哲學說起[J]. 哲學動態,2012\\( 1\\) : 31—37.
[8] 陳凡,王桂山. 從認識論看科學理性與技術理性的劃界[J]. 哲學研究,2006\\( 3\\) : 94—100.
[9] 哈貝馬斯. 對話倫理學與真理問題[M]. 沈清楷,譯. 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 67.
[10] 吳彤. 實踐的詮釋與現象學[J]. 哲學研究,2012\\( 2\\) : 85—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