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元雜劇作家張國賓的作品影響不算太大，但他的《薛仁貴》卻是當行本色饒有藝術特點的一部好作品?！堆θ寿F》現有元刊本、明刻本兩種版本。由于刊刻者的個人喜好、編選原則以及刊刻年代等主客觀因素，這兩種版本在文字上難免有所差異。本文擬將《元刊雜劇三十種》中的《薛仁貴衣錦還鄉》\\(以下簡稱“元本”\\) 與臧懋循編訂的《元曲選》中的《薛仁貴榮歸故里》\\(以下簡稱“臧本”\\)進行比較，找出二者的異同，并分析差異產生的原因。
《元曲選》編者臧懋循生活在晚明，這個時期正是明傳奇鼎盛繁榮的時代，他很關注傳奇的創作，還改編過湯顯祖的《牡丹亭》。在這種情況下，傳奇創作的一些習慣，對他或多或少有影響。傳奇講究“無奇不傳”，人物經歷越離奇越好。臧氏篩選改編元雜劇，或多或少循此而行。在《薛仁貴》雜劇中就可以看出這一點。元本《薛仁貴》楔子中交代，薛仁貴從軍前，家中只有父母，并無他人，他是后來招為駙馬的。而臧本中薛仁貴是有妻室的，其妻柳氏在薛仁貴十年從軍過程中，獨自一人料理家事，侍奉父母。
薛投軍立功后卻又娶了徐茂公之女，兩位妻子姐妹相稱。這樣的改編在劇本原先宣揚薛仁貴個人英雄的主義的基礎上，更加增添了他的風流韻事，無疑增加了劇本的可讀性，使得劇中人物更富傳奇性!
現今我們無法直接肯定元本就是當時舞臺演出的腳本，但從《薛仁貴》曲文以及賓白的粗糙程度，可以肯定它不是人們用來閱讀的案頭之作。相比之下臧氏的《元曲選》則有著明顯的案頭化傾向。
而“案頭化”正是整個明代文人傳奇創作的弊病。只是雜劇本身的體制———四折一楔子，使得雜劇不至于像傳奇案頭化后遠離舞臺。這里所指的雜劇案頭化，只是與前代劇本相比，更加便于文人閱讀而已，并非指它不能搬上舞臺。
為了使故事情節更加完整，緊湊，臧氏于第一折中刪除了不必要的角色———“駕”。通觀元本可以發現，“駕”即皇帝，在整個劇中只起到一個旁觀的作用，對劇情的發展沒有任何的作用。而且因為他地位特殊，很多唱詞及賓白不得圍繞他來說。在整個第一折中單單“駕云了”就有十處之多，而關乎情節的關鍵性兩個人物———外末薛仁貴，凈張士貴，總共加起來也不過“云”了八處而已。因為元本刪除了很多賓白，若不對照其他版本系統，單單只看元本，我們很難弄清楚人物關系，也不能了解詳細情節。所以這出戲中既不是情節關鍵性人物，也不是主唱的“駕”，他的存在使得原本就模糊不清的情節更加復雜，刪去“駕”，顯得清楚明白了。我們再看臧本中的第一折，除去前面一小部分交代故事情節的賓白部分\\(元本中沒有\\)，上場人物不過四人而已，而且他們之間的關系非常清楚:外徐茂公受“駕”之命，裁定張、薛二人的爭奪;正末杜如晦作為監軍將其所見說出。也正是這樣的處理，使得讀者在不看舞臺演出，也能順暢，明了整部戲。
對于以上這兩點改編，有學者提出自己的看法:“這些改動并不一定是臧晉叔手筆。經過多年的演出變動，明代各刊本或抄本的元雜劇，內容已較元代演出本有很多變化。臧晉叔刊印《元曲選》時，所用底本恐已是改動過的明代演出本，不能貿然置于臧的頭上?！?/p>
此論述固然無可厚非，但是筆者認為這些改動即使不是臧氏親自“筆削”，臧氏至少對此改動是持認同態度的，認同的本身也就足以說明其傾向了。
元雜劇要表達的并不是故事情節或內容，而是通過曲文來表達特定的情感。熟悉雜劇的人都知道，雜劇的曲文大都是表達情感的，而真正推動故事情節的很少?？丛s劇，不能單看它的故事情節，更應注意曲文所表達出的情感傾向?！堆θ寿F》雜劇，其元本與臧本最大的不同也在于曲文。
臧懋循是晚明文壇一個較為重要的人物，與同郡吳稼竳、茅維、吳夢旸并稱“四子”。他交游甚廣，其治學范圍多涉及戲曲與俗文學諸方面。據《張縣志》載:臧懋循“字晉叔。居顧渚之陽，因號顧渚。憲副繼芳子，登萬歷庚辰進士，授荊州府教授，擢南國子監博士。懋循生而敏穎，讀書數行下，博聞強記，畋漁百代，高才逸韻，不屑屑一官。既祭酒南中，時與名士雋士覽六朝遺跡，命題分賦，或至丙夜。被劾歸，慕黃山白岳之勝，策杖往游，徜徉云壑，賦詩滿志。已而念金陵舊游地，挈家居焉。自三百篇訖唐中晚，搜遺訂偽，厘別體類為《古詩所》，選元人雜劇一百種，并為騷壇大觀?！盶\(《方志著錄元明清曲家傳略》\\)通過對比臧本于元本曲文的不同，可以很明顯的發現，臧氏文人身份的背景對選作改編的影響，元雜劇經過他的“筆削”，更加文雅化，曲辭更有文采了。先看“元本”中的一段唱詞:
［天下樂］你兀的不枉做了男兒大丈夫! 我私曲實污泥的美除，你不會六壬遁甲呂望書。
你待要領密院，坐帥府，那里有無功勞的請俸祿? \\(外末、凈云了\\)\\(駕云了。\\)\\(正末云:\\)您二人心術，我都知道。\\(唱:\\)［金盞兒］一個秉著機謀，一個仗著陰符，一個待施仁義，一個行跋扈，交同畫字理會軍儲。
陛下! 豈不聞親的子是親，疏的到頭疏。他兩個正是賢愚難并居，水火不同爐?！澳袃捍笳煞颉?、“親的子\\(則\\)是親，疏的到頭疏”、“水火不同爐”等，都是市人日常的口語，極為通俗。
通俗好處在于觀眾尤其是下層觀眾能理解，其缺點是表達的情感過于平鋪直敘，甚至平庸，語言沒有力度。而臧氏改編過后，其文辭明顯更加典雅化了。以下是臧本中杜如晦如何諷刺張士貴的，以及如何夸獎薛仁貴的\\(“臧本”第一折\\):
［那吒令］論著你這文呵，怎的如管仲和鮑叔。\\(張士貴云\\)論我的武呢?
\\(正末云\\)論著你那武呵，怎如的周瑜魯肅。\\(張士貴云\\)論我的智量呢?
\\(正末唱\\)論著你智量呵，怎入的臥龍也那鳳雛。\\(張士貴云\\)論著我兵書戰策，揣著一肚子，我久候還要拜相封侯，做大大的官哩。
\\(正末唱\\)這莫似張子房，辭朝待要歸山去，再習些戰策兵書。
［鵲踏枝］你道他是農夫，做軍卒?！辉[跡南陽，樂意耕鋤?！ㄒ卜曛弁?，一年間三謁茅廬。
\\(張士貴云\\)諸葛亮鋤田刨地，劉先主織席編履，那等的人，題他做甚么。\\(正末云\\)自古忠臣良將都出寒門。我再說一個與你聽者\\(唱\\)［寄生草］想當日韓元帥，乞食那漂母，若不是蕭何舉薦元戎做，則那漢王怎把重瞳蹙，顯見的忠良多在寒門出。則你這筑沙堤推到了紫金梁，怎如他漚麻坑扶立的擎天柱。
這樣的唱詞雖不能夠與明傳奇的“文采”派相提并論，但是相對于元刊本來說，已是相當文雅了。
一支［那吒令］，從文、武、智量、策略各個方面，有條不紊的鞭策張士貴的無能，而且連用六個歷史人物典故，有深度，又文雅了，而且形式上更加整飭。
《元曲選》與《元刊雜劇三十種》的最大區別在于后者刪除了大量的賓白，幾乎只保留了唱詞，而前者賓白齊全，甚至賓白部分多于唱詞。我們這里所說的不同，并不僅僅在于賓白量多量少的問題，而更加側重于所添加賓白，在劇中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的作用。
《薛仁貴》是一出末本戲，從情節上來看，薛仁貴理所當然是關鍵人物，但是正末卻并不是薛仁貴，而分別是楔子、第一折至第四折中的薛大伯、杜如晦、薛大伯、拔禾\\(即臧本中的伴哥\\)、薛大伯。在元刊本中，幾乎只有唱詞，沒有賓白，這種情況下，我們有時連通讀整個故事情節都有問題，更不要說對其中人物形象的理解了。但是自臧氏刊選的版本出后，其中大量的賓白，獨白不僅通順了整個故事情節，在文本中客觀上也加強了人物的形象。
以張士貴這個人物來說，在元本中，他不是主唱，所以沒有唱詞，加之元本刪了太多的賓白，導致我們在看文本時，對這個人物形象的印象充其量不過是個搶奪下屬功勞的人。但是在臧氏改編過的本子中，張士貴的形象清晰了。像上文引用的臧本第一折，不看賓白，單看曲辭，我們只會覺得臧本比元本更加文質彬彬而已，而且三支曲子的唱詞意思大體差不多，有點重復煩瑣。但是臧本在杜如晦的唱詞中，不斷穿插張士貴的賓白，這些賓白不僅使得原先顯得重復的唱詞不再單調，客觀上也使讀者對張的印象更加深刻。
對于這兩個版本之間，其曲白差別為何如此之大，筆者以為以下幾方面或許可備一說。
第一、元人熟悉舞臺，重視劇場藝術，“以曲為本”的觀念深入人心，作家大多注意曲文的寫作而不注意說白。作為深諳場上之道的老藝人，張國賓重曲輕白自有其合理之處，也是時代使然，其豐富的劇場經驗為他的雜劇創作提供了源源不斷的素材。在元朝，一般人批評劇本的好壞，通常只以其詞曲為主，如鐘嗣成、周德清以至明初朱權的著作中都僅稱贊關漢卿、白樸、馬致遠、鄭光祖的曲文而不及其賓白。因此作家也是重曲輕白，作家的原著，可能是很簡略的，有的甚至完全沒有科白。而到了明代，社會生活發生了急劇的變化，雜劇作家的審美情趣及觀眾的好尚較之元朝都大不相同，加之白話文的寫作技術到了明朝嘉靖以后日趨成熟，明人重案頭之劇風尚愈演愈烈，故對科白極其關注，有時我們只讀科白也能了解劇情大意。臧本中的賓白清順流麗，與同時期的《水滸傳》、《金瓶梅》等極為相似而絕非偶然。小說與戲曲同源異流，它們常常相互滲透，彼此借鑒。以臧本為代表的明抄本和明刊本在明代中期的風行，即是戲曲對小說成功借鑒的范例。
第二，元代曲名統一規范，而賓白則可隨場增刪，靈活機動，“或又謂主司所定題目外。止曲名及韻耳。其賓白則演劇時伶人自為之”，故元本不錄科白，體現了嚴謹的戲劇觀，當然，由此造成溝通上的不便也確如前述。而臧本卻正是抓住了元雜劇賓白可自為之的特點，大大發揮了作家的想象力與創造力，肆意敷演，為后人的閱讀與欣賞提供了諸多方便。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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