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土斯有民，土地是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開發、利用、保護好土壤關系國家和民族未來，是生態文明建設的前提和基礎。根據2014年《全國土壤污染狀況調查公報》的數據，全國16%的土壤環境超標，其中，一些地方土壤污染嚴重，工礦業廢棄地和農業耕地土壤污染問題突出，重點區域八大類土地（重污染企業用地、工業廢棄地、工業園區、固體廢物集中處置地、采油區、采礦區、污水灌溉區和干線公路兩側）均有相當程度的污染，“毒土”“毒地”等事件在全國各地不斷出現，威脅生態環境和食品安全，影響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因此，加強我國土壤環境污染預防、控制和修復，意義重大、刻不容緩。本文旨在分析國內土壤污染成因，借鑒國際經驗，探求國內土壤污染防治途徑。

我國土壤污染防治工作面臨的問題與挑戰

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經濟快速增長，我國土壤環境也迅速惡化，污染呈現多源、復合、量大、面廣、持久、毒害六大特征，表現出由點到片，由城到鄉，由單一到復合等發展態勢。造成我國土壤環境惡化的原因和問題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土地資源稟賦低。我國土地資源具有絕對數量多、相對數量少且質量不高、環境壓力大等特點。人均耕地面積僅為世界水平的43%,我國以世界上7%的耕地養活20%的人口。除東北平原、華北平原和長江、珠江中下游平原與漢江平原、成都平原外，耕地質量不高，無法耕種的中度、重度污染耕地有5000萬畝，全國集中連片耕地后備資源主要分布在北方和西部干旱地區，后備資源開發存在生態難題。

二是土地污染源多面廣量大。土壤是各類污染物的最終歸屬。我國30多年粗放的發展模式，使土地成為了一個“大垃圾箱”.工業“三廢”排放，使污染物通過多種途徑進入并積累于土壤。全國有11.23萬座礦山，1.2萬座尾礦庫，每年60萬噸石油跑冒滴漏，固體廢物堆放占地面積達200多萬畝，有害廢水污灌污染耕地3250多萬畝，有害廢氣隨雨水沉降到土壤中。農業生產存在“農藥、化肥依賴癥”,化肥產量和使用量占世界1/3以上，非降解農膜殘留量達12萬噸，“白色污染”嚴重，導致土質下降，危害人體健康。

三是土壤污染防治法律法規不健全。我國尚無針對土壤污染的專門法。2015年實施的新《環境保護法》雖對土壤環境保護提出了明確要求，但仍缺乏細則。雖然不少地方專門出臺了土壤污染防治的規范性文件，但沒有形成有效的土壤污染綜合防治法律體系，約束力和系統性不夠。

四是土壤污染防治標準體系不完善。我國有60類共3246種土壤，不同地區土壤有機質含量、年平均降雨量、地下水埋深等影響基準推導的重要參數具有較大的變異性。截至目前，我國已發布及正在修訂的土壤質量標準有60多個，在數量上比較少，管理也不明晰，分屬于10多個不同部門。此外，《土壤環境質量標準》（GB 15618-1995）于1995年實施，2009年開始修訂，至今仍在修訂過程中，已不能適應形勢發展。標準等級全國采用統一的標準值，沒有區分土壤背景值的差異。此外，標準主要針對的是環境質量，從人體健康和生態風險的角度考慮不夠；主要針對農業用地，對工業、商業和居住用地考慮不夠。

五是土壤環境監測能力不足。我國土壤環境監測工作起步晚，技術落后，尚未形成全面的監測體系，部分地方能力有限，難以精準掌握各地區土壤污染的狀況。

六是土壤污染防治技術薄弱。由于污染土壤面積大，污染程度深淺不一，自然條件復雜多變，對土壤污染防治技術和工藝要求極高。國內市場上現有的修復技術往往手段單一，科技含量低且修復成本非常高，修復設備與藥劑大部分仍依賴進口。

七是土壤污染防治資金缺口大。國外的綠地建設中，土壤費占總投入的50%.我國“十二五”環境規劃中僅有300億元中央財政資金用于修復污染土壤，且主要是對城市投入，對農業生態環保投入不足，遠遠無法滿足土壤污染防治資金需求。

八是土壤管理體制不順。我國長期以來多部門分散治土，環保部門“統一監督管理”的職能在很大程度上被肢解和架空，造成權利義務失衡和權力橫向分割的弊端。雖然2013年1月國務院出臺的《近期土壤環境保護和綜合治理工作安排》中提出：“建立由環境保護部牽頭，國務院相關部門參加的部際協調機制，指導、協調和督促檢查土壤環境保護和綜合治理工作?！钡珒H靠部際協調機制難以解決多頭管理的問題，常常會因部門利益影響工作效率。

九是土壤保護意識淡薄。由于土壤污染更具隱蔽性、滯后性和難可逆性，是一種“看不見的污染”,公眾土壤污染防治自覺性和積極性不高，往往將土地利用的功利性和經濟性擺在第一位，忽略土地本身的生命支撐價值、生態價值、文化象征價值、歷史價值。大部分農村居民對環境污染表現淡漠，也缺乏依法維權意識，只要環境污染沒有直接影響到自身的生產生活，大多采取漠視的態度，增加了土壤環境保護的成本。

國外土壤污染防治經驗建立綜合防治的法律體系

西方國家普遍將土壤作為一個獨立的環境要素來進行立法保護，形成了從基本法到綜合性法律再到專項立法的三層法律體系，用以調整和規范各類生產、生活活動。

美國從危險廢物管理著手開展立法，頒布《土壤保護法》《資源保護回收法》《綜合環境反應、賠償和責任法》（“超級基金法”）和《小企業責任免除和棕地復興法案》（“棕色地塊法”）等法律法規，在建立土壤環境保護區、農田保護、土地管理政策、土地利用、污染場地修復等方面作出了具體規定，同時加強對水、化學品等污染的控制和立法。德國制定《聯邦土壤保護法》《區域規劃法案》《建設條例》等，對土壤污染清除和修復、土地開發、限制綠色地帶開發作出規定。日本通過《農用地土壤污染防止法》《土壤污染對策法》為農用地以及“城市型”土壤污染的治理提供了專門法律保障，而《大氣污染防治法》《二惡英類物質特別對策法》《水質污濁防止法》《廢棄物處理法》《化學物質審查規制法》《肥料取締法》《礦山保安法》等外圍法則從不同途徑為土壤切斷了污染源。法國雖沒有專門性的土壤污染防治法，但修改和完善現有的工業法、廢物法和民法，規定土壤污染者的相關責任，達到土壤污染防治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