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是中國繪畫發展史上的一個特殊時期，這一時期的文人雅士迫于各種壓力而無意功名，隱逸山水之間，專心于書畫創作，抒發胸中逸氣。這一時期社會動蕩，政治大背景下的反政治藝術恰恰推動了藝術向高潮發展。

元代以前，繪畫藝術以特有的“成教化，助人倫”的功能深得歷代帝王的扶植，同時也吸引了不少文人雅士躋身其中；此外繪畫還成為很多人進入仕途的工具。特別是兩宋時期，統治者設立了翰林圖畫院，更是為繪畫與政治以及文人士大夫的發展搭建了一個很好的平臺。政治與藝術的密切結合，使藝術家針對藝術創作所出現的問題提出了重神韻、求俊發、講究詩畫一律等理論主張，一些畫家在創作方法上進行了大膽的探索。繪畫藝術發展到宋代真可謂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但元代歷史的發展出現了“逆轉”,從政治因素上影響到了繪畫發展的未來走向和人文底蘊。

元初為了鞏固統治，提倡佛道而輕視儒學，沒收銅器和禁止集會等，而科舉制度的廢除更使士人階層淪至社會底層。所有這一切，都給士人階層以沉重的打擊。這種進取無門的處境，使士人階層變得意志消沉，但在現實面前還得以一種無奈的心緒開始尋找個人定位。他們之中有的剛烈決絕，與現實抗爭到底，如文人鄭思肖；有的散淡人生，悠游于世；有的遁跡山林，寂寞守志；當然也有不少人通過各種途徑慘淡經營，以求入世求達，如趙孟頫。但他們無論做出哪種抉擇，都需要找到一種精神寄托。在這個營構個人精神家園的過程中，繪畫作為抒情達意的手段，使元代繪畫的創作隊伍結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給繪畫的發展帶來深刻的影響。

鄭思肖生性耿直，現實生活中的很多人和事都與他格格不入，尤其是那些屈節仕元的所謂識時務者之流在他眼中更屬糞土之輩，他絕不與之為伍。所以他對元統一時所實施的新政絲毫不感興趣，甚至嘲弄與詛咒，他只能在“獨行、獨住、獨坐、獨臥、獨吟、獨醉、獨來、獨往”的大寂寞中吞吐人生，反映到藝術上則達到一種極高的境界，給后世文人畫樹立了榜樣。他畫幅上的題識，常以點明主旨、抒發情懷為目的。蘭花在他的筆下不再是單純的取悅于人的審美對象，而是畫家自我人格的象征和道德操守的印證，惟其如此，才有“頭可斷，蘭不可得”的骨氣。也正是蘊含在作品中的這一令人欽敬的人品，才使鄭思肖在元代畫壇上占據了不可替代的位置，使他的墨蘭散發千古不滅的馨香。

趙孟頫作為宋室后裔，仕元后成為“官從一品，榮際五朝”的“明星”式的人物，而他卓著的藝術成就和對書畫同仁的愛護與提攜，更使他成為眾望所歸的一代宗師，所以他的藝術實踐和理論見解就自然而然地為整個文化界所普遍認同，他也因此成為元初以及整個元代開啟一代畫風的領袖人物。對于趙孟頫這位偉大的藝術家，盡管后人對他有很多爭議，但是應該更多地看到他對藝術的貢獻。

清代，明末的文人雅士、皇室后裔又一次被拋向政治的邊緣，中國的繪畫藝術獲得了另一種際遇。清初四僧畫家弘仁、八大、石濤、髡殘，都是由明入清的畫家，他們的繪畫無不帶有深摯的情感色彩，并且曲折隱晦或淋漓盡致地反映了各自的遺民意識，他們的作品所具有的強烈個性，都與當時占據主流地位的正統派畫風大相異趣，構成了畫壇上一道流光溢彩、靚麗炫目的別樣風景。他們依據個人對新政權的厭惡程度推動自身藝術的發展，他們被政治拋棄或被逐殺，將不得已的情與恨都化作胸中的情結進而體現在作品中。

弘仁是四僧中最徹底的遁世者，出家后掛瓢曳杖，芒鞋羈旅，遠離世事紛爭，與畫做伴，儼然“不食人間煙火”的世外高人。后來返回家鄉，時而出游，往來于黃山白岳（齊云山）古寺之間，沉浸在繪畫藝術的精神世界中。

弘仁的山水畫呈現的是畫家心目中的“世外山”,然而他的山水畫境依然曲折地反映了他的遺民意識。一個時代，一個政權的確立，都或多或少地對藝術產生方方面面的影響。與弘仁相比，八大山人的坎坷與心理歷路都曲折地反映在他的作品中。他的藝術比常人的藝術帶有更強烈的情感色彩和更復雜的精神內涵。

總的來看，元清政治背景下的中國畫是時代的產物，從形式到內涵都折射出那個時代文人的世界觀與價值觀，其藝術韻味永遠散發著不朽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