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自強不息、厚德載物是中華民族穩固的基本精神

德國哲學家卡爾·雅斯貝斯 （ Karl Jaspers）認為，在公元前 800 ~ 前 200 年之間，是人類文明的 “軸心時代”,這段時期是人類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時期。在這段時期，在地球北緯 25° ~35°范圍內，中國、印度、伊朗、巴勒斯坦、希臘等地出現了哲學的突破，人類有了自我意識，文明基本形態成型。此后，各文明形態常常向軸心時代復歸，并通過這種復歸來提供新的精神動力。以中國、印度、希臘這三大軸心文明來比較，由于地理條件、民族形成過程的不同，中華文明形成的是以血緣宗法制度為基礎的宗君合一的專制國家和人倫型傾向的思想； 印度文明形成的是古代世界等級最森嚴的種姓制度和宗教型傾向的思想； 希臘文明形成的是以契約為基礎的城邦國家和關注自然并把自然當作研究對象的科學型傾向的思想。這三大文明的生成首先是因其遠祖人類以巨大的創造力應對較為惡劣的自然環境的挑戰。黃河泛濫反而使它成為中華民族的搖籃； 地處熱帶和亞熱帶的印度，暴雨滂沱，江河暴漲，使其先民敬畏而無法解釋自然現象，便成為宗教盛行的國度； 古希臘雅典所在地區，土壤瘠薄、山骨嶙嶙，難以發展農耕，但雅典人卻發展了橄欖種植業，又發展了陶瓷制造、采礦與海洋貿易，產生了海洋文明。與印度不同，中國先民特別在殷商之后，沒有形成宗教型傾向的思想，而是具有無神論傾向。周人感到神權的不可靠，強調敬德保民。與希臘也不同，中國先民沒有形成 “天人相分”的科學型傾向的思想，在族群克服水患的共同奮斗中，中國古代形成的思維方式是崇尚群體價值的整體性思維方式，是把天地萬物、君臣上下、夫妻子女都看成按一定秩序構成的 “天人合一”的和諧整體。

《易經》為群經之首，自夏 《連山》、商《歸藏》到周 《易》，經過千百年的發展演變，中國的 “天人合一”的人倫型傾向的思想已奠基?！疤煨薪?，君子以自強不息” （ 《易·乾卦象》） ,是中華民族基本精神的剛健強勁的一面；“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易·坤卦象》） ,是中華民族基本精神的包孕萬物的一面。

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基本精神主要展現為憂患意識、進取精神與求實精神。首先，憂國憂民的憂患意識，是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精神的基礎。黃河的泛濫，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早就為我們憂患意識的產生提供了土壤。中華民族精神的深層結構是以集團本位的群體意識為基礎的，所以，就產生了 “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 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1〕的思想。誠然，這種意識使古代知識分子不能擺脫封建桎梏，但它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為民族和國家大義而獻身的志士仁人。 “先天下之憂而憂”是我們民族的高風亮節，是我們民族得以強盛的砥柱精神。第二，剛柔相濟的進取精神，是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精神的動力。天道的本質特點是健，就是運行不息。君子效法天道而剛健主動。先哲也體察到事物發展的反復曲折，“反者道之動”,因此， “曲則全，枉則 直，洼 則 盈，敝 則 新，少 則 得，多 則惑?！薄?〕《易》《老》互補，代代相傳，就形成了我們民族剛健自強、堅忍不拔的進取精神。第三，經世致用的求實精神，是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精神的落足點。儒家提倡教化，極重人世，自不待言。道家以道、天、地、人為 “四大”,亦重人生，企圖實現更大的人生價值。我們傳統的憂患意識與進取精神，是指向如何安身立命與治國平天下的?！盀樘斓亓⑿?，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3〕，是古代知識分子的人生奮斗目標。明清許多思想家 “崇實黜虛”,更體現了一種經世思想，力革時弊以救世。中華民族厚德載物的基本精神主要展現為和合理念與人本精神。其一，協和萬邦的和合理念，是中華民族厚德載物精神的基礎?！渡袝虻洹分v堯的德行之大就在于能 “協和萬邦”.

協和萬邦與厚德載物的思想是一致的?？追蜃又v： “君子和而不同?！薄?〕這就是說，君子要以坤地一般的寬厚胸懷包容天下之人與物，使人與外在世界和諧、人與人之間和諧。老子講： “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薄?〕和作為陰陽本體之道，是一種自然而然的常態。協和萬邦的和合理念促進了中華民族的融合與 “大一統”國家的建立，這與古希臘分為成百個城邦國家是絕然不同的。其二，治國安邦的人本精神，是中華民族厚德載物精神的歸宿。在西周確立敬德保民的意識以來，人本精神就成為古代治國安邦的重要指導思想?！渡袝の遄又琛飞现v： “民為邦本，本固邦寧?！惫茏又v： “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為本。本理則國固，本亂則國危?！薄?〕管子就強調要親近人、尊重人，注意人心向背，要滿足人的需要，寬惠愛民，不去做人所厭惡的事。

而和合是實現人本精神的基礎和途徑?？鬃又v“和為貴”〔7〕，孟子講 “地利不如人和”〔8〕，荀子講 “萬物各得其和以生”〔9〕。先哲從不同角度都強調和合才帶來治世，也才能帶來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豐厚土壤。

總之，自西周以來形成的中華文明模式從社會結構到觀念形態，“乃 出 于 萬 世 治 安 之 大計”〔10〕，其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基本民族精神具有很強的穩固性。

二、中華民族精神的變易性

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中華民族精神也回應同其他文明形態的交往與歷史重大事件的挑戰而發生更新與變易。在魏晉南北朝直至隋唐五代時期，發生了胡漢文化的沖突與互補，中印文化的碰撞與交融。中華文化經歷了一個更新與充實的過程。漢傳佛教與中國哲學相互影響，形成了宋明理學。佛教的平等觀念和圓融智慧進一步豐富了中華民族精神的和合理念。宋代自趙匡胤杯酒釋兵權之后，皇權專制得到了加強，但兵將分離，遇到邊患便無力應對了。蒙古鐵騎踐踏中原大地，遭秉持中華民族精神的軍民奮力抵抗。文天祥的 “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就是這種精神的寫照。但是，蒙元的一次次入侵，使中華民族精神也受到極大的摧殘，精英文化更是備受打擊。自秦起封建帝王皆專制，明朝把中央集權的皇權專制進一步推進，八股化的科舉制度有著扼殺中華民族自強不息基本精神的惡劣作用。清代，這種專制更加完善，漢民族的奴性與日遞增。但是清代和元代有極大的不同，清朝統治者重視中華文化的學習與繼承，這當然是從有利于他們的統治著眼的?？傊?，封建社會后期中華民族精神有下降趨勢。

對于扼殺民族精神的皇權專制，明末清初的黃宗羲在江浙資本主義萌芽的基礎上，提出國君是 “天下之大害”〔11〕的政治思想、“工商皆本”〔12〕的經濟思想，主張學貴履踐，經世致用。這就有了民主思想的先聲，對自然經濟下形成的基本民族精神有了更新的取向。晚清以后，國際大背景下弱國態勢中的志士仁人開始覺醒。龔自珍、林則徐、魏源等有識之士開眼看世界，提出 “師夷之長技以制夷”〔13〕。1915 年興起的新文化運動中，先進的救國志士探索新的思想武器，尋求新的救國方案。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魯迅等人高舉民主與科學的旗幟，更新著民族精神。遠古以來的 “君為民主，民為國本”的重民思想并不是民主思想。我國是一個缺少民主傳統的國度，個體意識更是我們民族的缺憾。我國傳統的經世致用意識，能導致中國人關心政治、關心社會，卻阻礙人們致力于構造客觀世界純知識的邏輯體系，阻礙科學的進步。新文化運動使中國知識分子與青年學生受到西方近代文化的洗禮，人們的思想從中國幾千年傳統思想束縛中得到一次大解放。中華文明經歷著自明朝中葉以來的中西文化的碰撞與交融的高潮。但是，在西方資本主義擴張的壓力下，中國節節敗退，走向危亡。民族精神更新的需要讓位給了救亡圖存，剛健自強、堅忍不拔地抗御外敵的民族精神是其時國人的第一需要。

三、抗日戰爭是近代以來中華民族精神的轉捩點

1895 年清政府屈辱簽訂 《中日馬關條約》，使日本通過武力吞并了臺灣，并進行了長達 50年的殖民統治。1931 年九一八事變后，日軍強占東三省并建立偽滿洲國傀儡政府，抗日戰爭隨即開始。1937 年盧溝橋事變，日本全面侵華開始，中華民族陷入了近代以來的谷底。物極必反，抗日戰爭的全面爆發使中華民族精神開始上升。

抗日戰爭時期，中國所處的國際背景與既往有很大的不同。1942 年 1 月 1 日，中、蘇、美、英等 26 個國家在華盛頓簽署 《聯合國家共同宣言》，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正式形成。中國早就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在東方的主戰場。中國在整個抗日戰爭期間共有 3500 多萬同胞傷亡，直接經濟損失達 1000 億美元。中國人民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做出了巨大的民族犧牲和重要的歷史貢獻。中國抗擊和牽制了日本陸軍三分之二以上的總兵力，殲敵 150 余萬人，約占日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死傷人數的 70%,對日本法西斯的徹底覆滅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中國的抗戰支持配合了蘇聯衛國戰爭和美英盟國 “先歐后亞”戰略，打亂了德日意法西斯的全球侵略計劃?？恐袊娒竦某志每箲鸩攀刮覈膰H地位空前提高，中國雖弱，卻以四大國之一的身份活躍于國際舞臺。這些，對弘揚中華民族精神創造了極為有利的國際條件。

共赴國難，全民抗戰，是民族精神上升的基礎。1935 年 8 月，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以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義發表的《八一宣言》提出： “無論各黨派間在過去和現在有任何政見和利害的不同，無論各界同胞間有任何意見上或利益上的差異，無論各軍隊間過去和現在有任何敵對行動，大家都應當有 ‘兄弟鬩于墻外御其侮’的真誠覺悟，首先是大家都應當停止內戰，以便集中一切國力 （ 人力、物力、財力、武力等） 去為抗日救國的神圣事業而奮斗?！薄?4〕12 月，勝利到達陜北的中共中央在瓦窯堡召開會議，確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栋艘恍浴吩趪顸h統治區產生了巨大的政治影響，有力地鼓舞和推動了抗日救亡運動的發展。1935 年底，在日軍肆無忌憚、毫無止境的侵略欲望面前，南京政府開始試探要求蘇聯援助并打通同中共的關系。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中共由抗日反蔣、逼蔣抗日調整為聯蔣抗日，經過周恩來等共產黨人與國民黨方面的艱難談判，以國共兩黨合作為主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由此，中國形成了國民黨領導的正面戰場和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戰場這兩個戰場。在與日寇的浴血奮戰中，中華民族的基本精神得以恢復元氣并有了新的豐富與升華。

在抗日戰爭期間，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基本精神表現為不畏強暴、不怕犧牲的精神和百折不饒、戰斗到底的精神。正像毛澤東在 1938 年所說： “中華民族決不是一群綿羊，而是富于民族自尊心與人類正義心的偉大民族，為了民族自尊與人類正義，為了中國人一定要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決不讓日本法西斯不付重大代價而達到其無法無天的目的。我們的方法就是戰爭與犧牲，拿革命的正義戰對抗野蠻的侵略戰。這種精神，我們民族的數千年歷史已經證明，現在再來一次偉大的證明”〔15〕。這種犧牲精神體現在楊靖宇將軍等中共抗日將領和東北抗日聯軍、八路軍、新四軍等中共領導的抗日軍隊身上，也體現在趙登禹將軍等國民黨抗日將領和國民黨領導的抗日軍隊身上。全面抗戰進行了 10 個月后，毛澤東發表了 《論持久戰》這一光輝篇章，駁斥了 “亡國論”、 “速勝論”的錯誤思想，雄辯地論述了抗日戰爭是持久戰的思想?？箲饎倮臍v程驗證了毛澤東的科學預見，也體現出中國軍隊和中國人民堅韌不拔的精神，而且這種精神是在唯物史觀和辯證法理性指導下產生的，這就超越了我國古代形成的剛柔相濟的進取精神，有著不可估量的后續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