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15年國民經濟運行情況的最新數據，2015年我國城鎮人口占總人口比重為56.1%,我國城市化得到持續深入推進，它既成為中國社會轉型的重要標志，又成為中國社會轉型的重要推動力。雖然城市化給我們這個千年的鄉土之國農業之國帶來了顛覆性的變革，給城市自身帶來量上的擴張與質上的提升，但是同時也給城市自身發展帶來一些伴生的問題，城市公共安全危機就是這些問題譜系中引起越來越多市民關注的焦點。事實上，城市公共安全危機往往通過網絡演變為網絡輿情，它與網絡輿情的聯系越來越凸顯。

一、網絡輿情給城市公共安全帶來的危機

（一）放大了城市公共安全危機的風險

目前我國城市化率已超過50%,從國際經驗來看，此時往往是社會矛盾的集中爆發期。從我國的實際來看，也得到部分證實。以城市的住房為例，這個是關乎到城市居民的本體層面的生活需要，因為安居樂業、有房才有家的觀念已在中國人的頭腦中根深蒂固，擁有一套住房已成為每個新進入的城市家庭的標配，成為了舉全家之力甚至是舉可能親戚圈之力也要實現的家庭夢。但自新世紀以來，隨著城市化的加快，房地產業開始興盛起來，房價幾乎年年飛漲，目前無論是一二線城市還是三四線城市，房價已大大超過相當一部分普通家庭的購買力，已購買的許多家庭也因每個月的高額房貸而加入了房奴階層。許多家庭因而對政府調控住房的政策措施很不滿，這種不滿成為危害城市公共安全的輿論種子、輿論火花，一旦遇到突發事件的觸發點，這種不滿的輿論種子就會借機發芽，輿論火花就會迅速集結在網絡上全方位蔓延開來，逐步形成聲勢浩大的網絡輿情。

伴隨著網絡輿情的蔓延，曾經對城市政府不滿的屬地市民以及非屬地市民觀望到了這種網絡輿情，他們終于找到了發泄的出口，于是他們像飛蛾撲火般地撲向網絡輿情。網絡的匿名性，以及“有組織的不負責任”[1]給他們提供了最厚重最多元的“馬甲”,他們乘機把自己的不滿粘貼到網絡輿情中，通過幸災樂禍式地轉發評論，甚至謾罵造謠，使輿情大火越燒越旺。本來是地方的小事件逐漸演變成全國性的大事變；本來只是一點點安全疏漏，經過他們的眾聲喧嘩，城市安全危機大大放大。如政府不能及時引導這些異化的網絡輿情，必將給事發地城市的公共安全帶來真實的傷害。

（二）損害城市政府的公信力和維穩力

近年來，政府的網絡輿情引導能力雖然有所提高，但網民的要求也在提高，水漲船高，而且隨著移動互聯網已成為網絡輿論發布的主導平臺，越來越多的人可以隨時隨地加入到網絡輿情中，因此網絡輿情引導的時效性越來越強，需要引導的人越來越多。在無限遞增的網民目光匯聚的聚光燈下進行引導，可以想象政府的壓力越來越大，稍有閃失，就會引來網民的排山倒海式的輿論轟炸。壓力大，更易緊張出錯。更為重要的是，城市政府的傳統體制設置在應對網絡輿情這種新生事物時，常常出現的是體制性的時滯，這就給那些平時對政府不滿的市民提供了可乘之機。

當輿情引導不當時，會產生兩個由具體到一般的“連坐”效應：一是由具體屬地城市政府連坐到非屬地的符號化的抽象政府。網絡輿情發生后，常常是瞬間就溢出爆發地。隨著非屬地網民的增加，本來是針對屬地城市政府的責問，很快就變成對非屬地的符號化的抽象政府的責問?！癆地的負面事件，會在B地發生負面事件時，被網民加總為‘政府’的錯。在現有機制下，不會有任何一個機構來承攬‘抽象政府’的責，于是，‘抽象政府’的公信力流失，最后又反過來惡化了網民對具體部門的行政評價?！盵2]二是不分主客觀原因動不動連坐到政府公信力的拷問。屬地政府在引導網絡輿情時，除了一些主觀上的不作為、亂作為造成引導不當外，有時也存在一些客觀上的原因，比如有些事的確難以馬上說清楚，有些工作也難以立即做，這其中許多都是體制性障礙，不是一個地方城市政府能夠解決的。本來也應該是一事一議，不要隨意超越邊界。但是網民都不管這些，他們發揮社會想象力，往往一上來就把本來是具體的工作失誤、錯誤等工具理性內容連坐到政府的公信力這個價值理性層面上。一旦政府的公信力受到損害，形成惡性循環的話，那么就會生成“塔西佗陷阱”,這就會大大損害城市政府維護公共安全的維穩力，最終可能造成屬地市民和非屬地市民受到損害而雙輸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