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國家在經過二十余年的新公共管理運動以后， 自 20 世紀 90 年代開始了新一輪的政府改革———后新公共管理運動。 新公共管理運動在理論上究竟存在什么樣的局限性？ 在實踐中究竟出現了哪些意料之外的問題？ 后新公共管理是如何被提出來的？ 是純粹因為新公共管理出現問題才出現的還是有別的原因？ 本文認為，后新公共管理的興起與新公共管理運動帶來的惡果有直接的關系，也與風險社會的來臨、信息技術的發展及政治思潮和意識形態的改變有很大的關系。

一、 機構裂化的加劇

客觀地說，機構裂化是伴隨工業革命的興起而出現的一種組織現象。 工業革命就是以打破傳統社會的專業模糊和分工不清為主要著眼點，通過分工和專業化來提高勞動效率。 這種思路被古典經濟學和古典管理理論學者奉為圭臬。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在政府組織結構中，以強調專業化分工、 森嚴的層級制和去人格化為主要特征的“科層制”組織模式逐步形成和強化。 專業化、層級化、 部門化等逐漸成為政府組織的普遍特征。

科層制倡導以職能為中心設置部門和進行層級節制，雖然具有效率高、便于控制和指揮等優點，但導致了原本整體的業務流程被人為地分割為不同的環節和部門，為政府組織機構的裂化埋下了隱患。 隨著分工越來越細，不可避免地產生了部門林立、部門間職責交叉重復，進而導致部門間協調成本和社會交易費用增加，反而降低了效率和增大了成本。 新公共管理運動直接加劇了政府組織結構的裂化。 新公共管理運動在政府組織結構的改革方面的核心內容是對政府組織結構進行“再造”，將政府機構從事某一種職能的部門（如某一部委）進行分解，細化成若干執行機構，每一個執行機構負責更細的某一方面的公共服務供給。 保留部分事務官來進行政策協調和計劃。

這種改革的做法和措施一定程度上確實能夠避免傳統官僚制管理方式的弊端和不足，能夠有效紓解管理組織的結構問題，一定程度提高公共服務供給的績效。 在改革的實踐中，建立了大量的各種形式的執行機構和半自治性的獨立的單一使命機構，讓這些執行機構和分散機構來提供公共服務和負責公共政策的執行和推進。 但這種分散化、獨立化、彼此之間缺乏聯系的單一使命機構在實踐中其實加劇了政府組織結構的裂化。

英國學者馬丁·米諾格等學者經過深入研究后發現，英國、新西蘭和澳大利亞等走在新公共管理改革前列的發達國家的機構裂化問題最具代表性。 英國的“下一步”行動計劃產生的機構（next steps agencies）承擔了從部委分離出去的公共服務供給職能，這些服務職能原本是涵蓋在大的部委機構的內部。 新西蘭與此類似的是國有企業 （state－owned enterprises， 簡稱 SOEs）， 這種SOEs 不再被當成政府機構的組成部分，這與英國通 過 改 革 產 生 的 新 的 行 政 機 構 （next stepsagencies）不同。 除了創立國有企業單位（SOEs）之外，新西蘭的改革者奉行的是有一個目標或一個任務就有一個組織的理念和原則，留在政府體系內的機構和部門被分割成更專業化、更小的執行機構。

在其他推行新公共管理運動的國家，情況也大同小異。 裂化的機構在競爭理念和競爭機制的促使下導致部門之間的合作和協調幾無可能。

學者們普遍認為，機構裂化和競爭機制的引入使得無人顧及政府機構內部的合作和協調，政府機構被嚴重碎片化，形成了碎片化的制度結構。 ”

與科層制相比， 政府組織在新公共管理改革之后，采取協調性、綜合性行動處理復雜事務的能力受到削弱，“戰略一致性” 問題被迅速放大，組織結構破碎的危險空前嚴重。

由此可見，新公共管理的主觀愿望是好的， 但卻選擇了錯誤的方式。 通過打破大的機構來改變專業化分工帶來的弊端卻招致更嚴重的機構裂化和公共服務的碎片化。

首先，機構裂化最大的后果是在政府組織中產生了大量組織機構和部門，造成政府組織結構僵化，行動遲緩。 科層制理論主張按照管理職能劃分部門，其結果是部門林立，各部門職責往往交叉重復。 新公共管理改革設立了大量使命單一機構和半自治性的分散機構和獨立機構。 使政府組織的數量和規模變本加厲。 同一個公共服務的提供可能涉及多個部門， 而缺乏牽頭協調部門，就不可避免地會導致多頭管理， 公眾無所適從，政府的職責也很難最終落實。 此外，機構裂化導致原本完整和連貫的業務流程被分割為不同的支離破碎的片段，人為地堆砌起來部門之間的隔閡， 部門之間的信息溝通和協調工作成倍增加，組織結構變動僵化，組織的行動變得遲緩，拉大了政府組織與公眾之間的距離，無法對公眾的需求做出有效和及時的回應，同時也使得政府組織在應對外部各種突發事件時的靈活性大大降低，在瞬息萬變的信息社會，組織的學習能力和適應能力減弱。

其次，機構裂化導致了組織中公共服務人員的異化。 機構裂化源于按職能劃分部門和專業化分工，而專業化分工導致了政府組織機構中的人員在工作中只承擔較為單一的職能，在自己的職責范圍內從事單調乏味的工作，其行為由嚴密的法律規則制度和正式文件來進行規范，公共服務人員在處理公共事務時不能摻雜任何個人主觀判斷和價值因素。 這種非人格化的科層制體系把每個人都變成了這架龐大機器上的齒輪或螺絲釘，促使他們走向異化，他們情緒抑郁、態度冷漠，缺乏精神情感和工作激情，變成了屈從于規章制度的“組織人”在科層體系中，脫穎而出的不是真正的有才之士，而是只知服從、不思進取、情感冷漠、態度傲慢、勾心斗角的“從屬型”人才。 被異化的公共服務人員在工作中往往缺乏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導致公共服務的質量和效能都不高。 韋伯為此而深感憂慮：“早晚有一天世界上會充滿了齒輪和螺絲釘式的蕓蕓眾生，他們緊緊地抓住自己的職位，處心積慮、不顧一切地渴望沿著官僚化的等級層次階梯往上爬，一想到這種可怕的前景就令人不寒而栗。 ”

最后，機構裂化導致了公共事務治理的碎片化。 在職能分工和單一使命機構充斥政府組織時， 每個部門在工作過程中均有自己的利益訴求，都把自己的實際利益作為部門行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甚至將部門利益和個人利益凌駕于公共利益之上，出現所謂的“政府權力部門化，部門權力利益化，部門利益個人化”的傾向，直接導致了政府職能的異化，忽視了政府的整體目標的實現，最終使得治理碎片化。 它通常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工作的轉嫁：把原本應該由自己承擔的工作轉嫁給其他的部門或機構；（二） 工作重復：不同的部門工作重復，導致公共資源無謂消耗和浪費；（三）項目和目標的相互沖突：一些部門或機構的政策目標或項目本來是一致的，但在工作實踐中卻變成互相沖突和拆臺；（四）缺乏溝通和協調：不同的部門和機構由于缺乏信息共享機制，在行動中各自為政，或進行不恰當的干預；（五）公共服務的碎片化 ：由于治理的碎片化 ，導致公共服務的碎片化。 公眾不能得到整體性的滿意的公共服務。

二、 分權化改革的失控

正如在機構裂化方面新公共管理運動并非始作俑者一樣，嚴格說來，人類社會有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分工以來，在處理中央和地方關系方面，“分權”被認為是給予地方政府更大權力的一種政治主張，從不乏擁躉者。 20 世紀 70 年代以來，分權化改革伴隨了整個新公共管理運動的全過程。 新公共管理推行的分權化改革主張削減中央政府職能或者把中央政府的職能轉移到地區或地方政府以及非政府組織中去。 典型的如英國“下一步”（the next step）行動計劃，通過設立執行機構來減輕部長的壓力和管理操作方面的日常事務，使他們能集中于政策工作；新西蘭將原本屬于部級的主要管理權轉移到司局一級。 分權化后下級機構有更大的自主權，能夠更加獨立地執行任務、自由地與其他組織進行競爭。 帶來的好處非常多，如提高效率、增加政府官員接觸公眾和獲取信息的機會， 使得政府能夠更加貼近公眾。 但在實踐中，分權化改革也帶來了越來越多的弊端。

分權化改革作為一種以權力分散和權力下放為基本形式的行政改革，確實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減輕了政府各部部長和高級文官超負荷工作的問題，使他們不至于陷入眾多的日?，嵥榈氖聞?，而是集中精力來考慮政府戰略問題；二是扼止了政府規模不斷膨脹的趨勢。 以英國為例，其“下一步”行動方案推行后所有執行機構共雇用了原來在政府中工作的公務員總數的 76％，有效地實現了政府機構的“瘦身 ”，緩解了政府的財政壓力 ；三是較好地保證了下級政府機構和地方政府擁有一定公共權力，使他們能夠根據本地區本部門的實際情況自主地決定本地區本部門公共事務管理的目標，有利于發揮各地區各部門的工作積極性和創造性，有效地向公眾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 在促進地方民主和公民參與公共事務等方面，分權化改革也確確實實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分權化改革也出現了一些意料之外的后果。

首先，地方被賦予過多的自主權。 西方各國在分權化改革后普遍發現，權力從中央政府下放到地方政府以后隨即就沉積在地方政府： 一方面，由于地方政府沒有較好地把權力賦予普通公眾，并沒有有效地促進公眾對公共事務管理的積極參與，而另一方面卻由于權力下放而實實在在地削弱了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的控制力。 這種局面無論是對于國家整體能力的提高還是公共服務質量的改善都是無濟于事的。

其次，地方政府惡性競爭加劇。 政府競爭與政府合作一樣本是政府間常見的關系形態，但分權化改革改變了地方政府間這種關系的平衡，地方政府的競爭逐漸走向惡性的競爭。 地方政府間的惡性競爭導致的問題是嚴重的。 首先，惡性競爭阻礙地區間分工力量和各類生產要素的合理配置，嚴重影響各地區按照地區比較優勢參與到社會分工， 進而導致地區間各種項目的重復建設。 這與市場經濟的本意是背道而馳的。 在市場經濟中，生產要素要能自由地在各地區間合理流動。 而地方政府的惡性競爭結果是落后地區在收益分配中失去話語權和較好的談判地位，使得落后地區不愿意加入到這種區域分工體系中來，從而導致整個社會分工不能深化，地區間大量重復建設，產業發展走向同構。 對于落后地區而言，發展了不合本地優勢的產業。 對于優勢地區而言，失去了分工體系中必不可少的合作伙伴。 其次，惡性競爭容易導致公共服務供給失去平衡。 地方政府是地方各項公共服務供給的重要主體。 各種類型和層次的公共服務供給中都有地方政府的主導和參與。 在地方政府間競爭加劇甚至走向惡性競爭時，各地方政府有充分的激勵力量把大量的資源投入到招商引資中，從而擠占原本用于公共服務供給的資金和其它資源。 尤其是那些與經濟增長相距較遠或不太具有增長效應的公共服務。 另外，對于城鄉和區域間公共服務供給來說，由于聚集效應和規模效應的影響，為城市公眾提供公共服務所帶來的產出和增長效應要超過鄉村尤其是邊遠地區。 地方政府競爭可能導致這種差距進一步被拉大，造成更嚴重的城鄉公共服務供給非均等化。 這種非均等化還會產生馬太效應。 城市地由于區資源價值高，財政收入多，政府有條件提供數量更多質量更高的公共服務，落后邊遠鄉村地區資源價值低，財政收入少，政府能夠提供的公共服務就少，當這種落差影響到基本公共服務供給的層面，即基本公共服務供給的均等化都做不到的時候，馬太效應就更加明顯。 因為這種供給結構的差異是地區間進一步競爭的基礎和條件， 發達地區的競爭基礎有了保障，就可以在下一輪的競爭中處于更大的優勢地位，而落后地區則相反。 地區差異被進一步拉大。

最后，組織信任弱化。 新公共管理為政府組織的活動推廣了一些新的原則來促進分權化改革，其中一個就是框架的指導，即高層領導向中底層領導授權和交待任務，自己只關注目標和結果的達成。

讓中低層管理人員防守去選擇不同的手段去實現公共目標。 然而，新公共管理的中的領導概念并非一以貫之，而是含混不清的。 一方面， 新公共管理主張政治領導人應該放權，另一方面，又認為應該加強對所屬組織、單位及其領導者進行控制和檢查。 行政領導者一方面得到更多的授權，另一方面又認為他們存在獨斷專行的可能性，因此應該受到更多的控制。 重要的是，新公共管理的這些主張是建立在形式主義和不信任的基礎之上的，導致了組織信任的弱化。

三、 民營化改革的實效

按照民營化大師薩維斯（Savas）的表述，民營化是指針對政府部門所擁有的資產及資產經營的相關活動，逐步降低政府的影響力，增加私人影響力的一種過程；代表政府重新思考其角色定位 ， 以 反 應 社 會 需 求 的 一 種 努 力 。 民 營 化（Privatization） 是西方新公共管理的又一重要主張。 新公共管理的倡導者們堅定地認為，國家機器太龐大，干涉太多、公職人員特權太多，太自大，私營部門必定比公共部門更有效率。 因此，應該盡可能地把公共服務轉交給私營部門來提供。

新公共管理的倡導者認為，民營化能夠帶來諸多好處：比如削減機構內部開支、緩解外部財政壓力、增加工作靈活性，減少官僚作風、提高公共服務質量等。 但民營化帶來的并非總是好的收益，一些學者在研究后指出，西方國家甚囂塵上的民營化至少在以下幾個方面存在不足。

首先， 并未帶來成本的節省或成效并不明顯。 一些學者經過實證研究后發現，沒有足夠的證據能夠證明私人生產公共服務和成本的節省直接存在直接關系，民營化對費用的節省主要來自于犧牲服務水平和質量， 即便有費用的節省，這種節省也只是暫時的，從長遠來看，費用不見得要低。 Walsh 在其專著 《公共服務與市場機制：競爭、合同和新公共管理》中這樣評論：將公共服務承包給私營部門也許能節約 20%-30%的直接成本，但是我們并不清楚這些所謂的節約從長期看是否可持續。 至少在一些案例中，節約是來源于直接提供公共服務的工人的工資。 交易成本往往被忽略，但事實上并非如此，它可能非常大。

其次，損害了公平正義等民主原則和導致問責問題彰顯。 學者們認為，新公共管理的顧客導向造成了對一些民主治理原則的拒絕，包括公民身份、公民義務和公共利益。

比如，在民營化過程中，一旦承包商獲得了合同，取得了公共服務的提供權，就有可能失去責任心，原因在于為私營企業與政府部門不同， 他們只對合同負責，只重視公共服務提供方面的績效，很容易忽視公眾變化了的需求和其他方面的責任，因而并不見得能對民眾的需要做出及時的回應。

再次，導致政府腐敗。 從實踐的層面看，民營化過程中各國出現的腐敗層出不窮。 歐美國家如英、法、美、澳等國都曾經有過政府部門的有關負責人收受私營部門賄賂的事件。 有學者認為，民營化是西方國家公共部門腐敗的重要原因。如，根據英國警察部門的估算，1996 年全年英國發生了大約 130 起較為嚴重的政府違規腐敗案件，這些案件的絕大多數與民營化過程中私營部門給予政府官員的回扣有關。 就是說，伴隨著民營化的浪潮和合同外包的大量興起，通過行賄來獲得政府部門的合同越來越成為一個現實問題。

最后，出現“空心國家”與協作困難。 由于大量公共服務通過合同外包給工商企業等私營部門組織，公共組織自身喪失了提供公共服務的能力。 并且由于協作困難，難以應對日益復雜的主體間關系。

四、 風險社會的來臨

風險社會一直伴隨人類存在，而且在人類社會的早期由于人類改造自然和社會的能力有限，人類社會所遭遇的風險更大。 從這個意義來說人類社會的各個時期都是某種意義的風險社會。 但現代社會人類所面臨的風險與過去社會遇到的風險區別巨大。 最近數十年來，人類社會自身開始成為各種風險的制造者，風險的范圍、結構及演變路徑都不同以往，產生了現代社會特有的風險。 德國學者烏爾里?！へ惪苏J為，現代社會之所以稱之為風險社會，是因為現代意義的社會風險體現鮮明的“人化”的重要特征。 各類風險發生的緣起與演變、發生的頻率與范圍與人類的活動呈現越來越高的相關度。 即人類活動頻率越高，范圍和領域越大的時間和空間風險發生的可能性也越大。 風險已經從以往的自然風險逐漸演變為人類社會的不確定性帶來的風險。 而且這種風險日趨制度化。 英國學者吉登斯認為，生活在現代社會中的人同時生活在高度的機遇與風險中。 當今世界的風險已經于現代制度早期發展的情況不同。 一切風險源于不確定，而現代社會的不確定是人為的不確定。 按照吉登斯的理解，這種人為不確定性是“現代制度長期發展成熟的結果”，現代制度長期的發展一方面產生了現代性，另一方面同時也產生了現代意義上的風險。 因此，從根源來講，正是人類對自然和對人類社會自身不斷人為的干預才產生了現代社會的風險。 吉登斯指出，從某些方面來講，現代性其實是有助于減少風險性的，隨著人類生產力的發展和改造自然與社會的能力的增強，傳統社會的諸多自然和社會的風險已經消解。 但是，盡管在自然和社會的部分領域中，由于現代性的發展總體上的風險性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降低，但現代性同時也導致了新的不同以往的風險。 是現代性導入了大量的人類社會以往所知甚少或全然不了解的新的風險變量。 這些變量能夠導致后果嚴重的風險。 吉登斯進一步指出，現代性有四個支柱性的制度形式：世界民族國家體系、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國際勞動分工和世界軍事秩序。 而在全球化的過程中，這四個支柱性的制度形式都蘊含著非常巨大的制度風險。 譬如，世界民族國家體系容易產生民粹主義和極權主義；世界資本主義經濟會出現經濟危機和經濟崩潰；國際勞動分工體系容易產生部分國家和地區的生態環境不斷惡化；世界軍事秩序更是有可能誘發世界性的戰爭甚至核戰爭的爆發。 現代社會的風險在發生前很難預料，影響的復雜性經常超出人類知識之外。 風險實際發生之時，涉及范圍和領域、影響深度和廣度、預防和處置難度都超出傳統社會中發生的災難。

風險是真正的平等主義者，風險社會意味著對社會風險的評估和治理成為整個社會關注的共同議題。 風險社會的結構不是由階級、階層等要素組成的，而是由個人作為主體組成的，風險的跨邊界特征要求更多的風險治理主體不斷涌現，共同的治理主體通過整合和協作達成網絡式治理主體間合作關系。 碎片式的治理在應對和處置各種風險時往往無能為力。 這就需要政府各部門之間、政府與其他的公共管理主體間進行充分的信息共享和協作行動，而無論是傳統政府管理體制還是新公共管理改革后的政府管理體制，在應對現代風險時力有不逮。 以美國、英國、澳大利亞等國家的國家安全管理體制為例，對于恐怖主義的擔心和恐懼促使他們推行集權改革，對更強有力的控制和協調的要求越來越多，美國在“9·11”恐怖襲擊以后，立刻收回了對機場安全的控制權力，組建了國土安全部，重組了安全機器中的軍事部分。

五、 信息技術的發展

在 20 世紀 80 年代以前， 電子政務的概念還停留在行政業務的執行層面，主要采用計算機文字處理技術生產和存儲各種文檔，采用其它先進設備，如復印機、傳真機等復制、傳遞文檔，或者采用計算機網絡技術傳遞文檔，從而取得政府效率的提升， 這類系統被廣泛地稱為業務處理系統，它使政府組織中日常的常規業務活動得到自動化處理。 隨著網絡技術的突飛猛進，電子政務經過 20 多年的發展， 已從最初提供面向單機進行業務處理和數據存儲的輔助辦公產品，發展成為可以在不同的政府單位、 功能和業務之間，能夠提供面向公眾、面向應用的互相溝通和聯通的大型協同工作產品（見圖 1）?！緢D1】

網絡技術的發展對電子政務產生了革命性的影響， 將政府的業務毫無限制地連接起來，突破了傳統的政府層級和職能部門的地理邊界，使政府業務能夠免除以往公文傳遞耗費時日和部門之間信息孤島化的困境，政府能夠全天候地和服務對象取得全方位的聯系。 用信息技術把行政管理過程電子化、數字化，創造出一個集成的行政管理環境，使所有的辦公人員都在同一個桌面環境下一起工作。 電子政務真正實現了效率、品質和民主三重目標。

電子政務在政府對民眾（G2C）、政府對企業（G2B）、政府對政府（G2G）、以及政府的內部效率和效能方面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 從因特網開始普及以來，全世界各國政府，不論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已經積極設置門戶網站，以提供民眾更多信息和服務，政府網站已經逐漸成為政府服務的重要窗口。 隨著包括網絡技術在內的信息技術的進一步高速發展，以及軟硬件價格的不斷降低， 越來越多的政府活動將可以在網上進行，政府各網站的連接也更加便利，公共服務的提供和對民眾需求的回應更迅速。 同一個層級的政府職能部門之間、不同層級的政府之間，將能夠完成業務的協調和聯系，在網站上提供民眾單一窗口的服務，政府實現整合和協同式的公共服務提供也就具備了技術基礎。 當然，信息技術尤其是因特網的普及并不只是改變政府的運作，也深刻地改變了公眾的工作和生活模式，甚至改變了整個社會的運作，在網絡時代，社會的權力結構和組織模式發生改變，公眾能夠在因特網上獲取和傳遞信息。 信息技術在給政府帶來便利的同時，也帶來新的管理難題。

信息技術尤其是電子計算機技術和網絡技術的發明和大規模投入使用，將人類社會的時間距離和空間距離大為縮短，極力推動了人類社會和經濟發展的同時，也改變了政府的運作。 信息技術的發展為后新公共管理的發展提供了技術基礎。 這些技術的發展加快了信息的傳遞速度，擴大了信息的傳遞范圍，使公共部門變得對公民更加公平、對顧客更加負責，也提高了公眾對于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期待，給政府運作帶來新的挑戰。 同時，信息技術的發展減少了溝通與協調的成本，為各國政府新一輪的改革提供了技術的可能。

六、 政治思潮及意識形態的改變

20 世紀 90 年代， 興起于英國的 “第三條道路”思想開始在西方各國政治思潮及意識形態中占據重要席位。 “第三條道路”作為歐美國家政黨政治發展的產物， 最初由美國總統克林頓提出，后由英國首相布萊爾大力倡導并親自實踐。 此后，德國社會民主黨、荷蘭工黨、意大利左翼民主黨等紛紛響應，經過英國學者吉登斯等人的概括和理論提升，到 20 世紀末，“第三條道路”思想儼然成為西方各國政黨治國理政的新思想，并且在全球范圍內取得廣泛影響。 客觀地說，“第三條道路” 思想是資本主義政黨為解決社會經濟危機，超越新自由主義和新保守主義之爭而走出的一條新的發展道路，所以稱為“第三條道路”（優劣在此不作議論）。 正如安東尼·吉登斯在其 《第三條道路： 社會民主主義的革新》 一書中所指出的：“‘第三條道路’指的是一種思維框架或政策制定框架，它試圖適應過去二三十年來這個天翻地覆的世界。 這種‘第三條道路’的意義在于：它試圖超于老派的社會民主主義和新自由主義。 ”

換句話說，‘第三條道路’代表了一種政治思潮和意識形態的革新，即超越傳統的政治觀念和意識形態，而不是在他們之間。 布萊爾這樣評價自己主導下的英國后新公共管理改革：“我的方法是永恒的修正主義。 ”

在“第三條道路”思想的影響下，英國的改革不僅回應了公共管理領域重視民主價值觀、公民權和公共服務的需求，重新肯定了公共管理改革的規范性基礎，而且對公共管理的自由化和市場化也做出了重大的調整。 以福利制度改革為例，布萊爾政府認為高福利體制對英國的競爭力、可持續發展及傳統倫理均帶來了負面影響，認為應適當削減政府的作用，重新劃定國家、社會和個人之間的權利與義務。 為此布萊爾政府發表了題為《我們國家的新動力：新社會契約》的政策綠皮書，大力鼓勵失業者接受職業培訓和重新就業， 規定領取社會補貼者必須以“尋找工作”作為必要條件；通過稅制改革和懲罰怠工的辦法，真正做到勞者多得。 此外，還大力推行養老金等領域的改革，主要是調整養老金負擔結構，由國家、雇主和個人三方共同負擔；建立公私混合的多元社會福利機構和保險制度。 這些做法充分體現了與保守黨政府在政治觀念和意識形態上的區別。

在這一系列因素的綜合作用下，西方各國政府開始了新一輪的政府改革———后新公共管理改革。 由于諸多因素的影響，這次改革從理論基礎到主導理論，從改革重點到具體措施與第一輪的改革完全不同：從機構裂化到機構的整合與協作；從強調分權到強調適當集權，從民營化轉向一定程度的逆民營化和網絡治理。 學者們一致認為，目前在西方，新公共管理已經逐漸被后新公共管理取代，西方社會已經進入后新公共管理時代。

后新公共管理的興起給中國的公共管理實踐也提供了新的啟示，促使中國更加理性地思考分權化改革的弊端和如何通過選擇性集權加強中央權威和政治控制；如何破解政府機構內部的各地區各部門之間，政府機構與其它的公共組織之間存在較為嚴重的機構裂化和服務碎片化現象；超越公共服務供給的市場與計劃的二元對立模式，以一種務實的、動態的方式進行公共服務的供給。

參 考 文 獻
［1］ 馬丁·米諾格 ，等．超越新公共管理 ：上 ［J］ ． 聞道 ，呂恒立，譯．北京行政學院學報，2002（5）．
［2］ Sylvia Horton，David Farnham．Public Administration inBritain ［M］．Great Britain Macmillan Press LTD，1999：251．
［3］ Boston ， Jonathan ， et al ． Public Management ： The NewZealand Model ［M］． Melbourn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12．
［4］ 馬克斯·韋伯．經濟與社會（上）［M ］．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247．
［5］ Perri 6 ，et al．Towards Holistic Governance ： The NewReform Agenda［M］．New York：Palgrave， 2002：47．
［6］ 湯姆·克瑞斯申森．后新公共管理：比較視角下的公共部門改革最新趨勢［C］//分析與比較：“行政改革與地方治理”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國社會出版社，2006：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