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國政府和社會管理改革背景

2008 年，時值由美國次貸危機引起的世界金融危機，當時中國政府推出了許多行政性措施，抵御了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造成的大波動；同年，汶川大地震之后的眾志成城以及集全國之力成功舉辦了北京奧運會。 在這一系列的事件發生后，以國有經濟主導以及強有力的政府管控為特征的 “中國模式”被西方國家大肆宣揚，很多中國學者認為這一說法是在懷疑和否定我國的市場經濟改革。 其實從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來看，他們發生經濟危機的時候政府也是出臺一系列政策進行管控的（如美國的“羅斯福新政”）。 盡管當前有學者對“中國模式論”的存在性及其褒貶存在異議，但不可否認的是：我國一直在走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還不夠完全、不夠市場化，政府的管控過于微觀、力度過大，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之路還必須持續下去，而整個公共管理體系的改革必然與市場經濟的改革要同行。

在對改革開放 30 年的經驗總結中，由于我國的經濟快速發展是建立在大量消耗物質資源、使用廉價勞動力、利用不合理的產業結構推動出口等一些列不可持續性方式的基礎上，國家提出了當前要推進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中共十七大報告提出了當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點是：“堅持走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道路，堅持擴大國內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的方針，促進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投資、出口拉動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由主要依靠第二產業帶動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協同帶動轉變，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質資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創新轉變。 ”但是，當前我國正在逐步推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其關鍵就在于首先要改革我國的公共管理體制，體制性障礙嚴重阻礙了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進度和力度。

2 政府改革探析

“九五”計劃之后，我國首次出現經濟發展方式轉型的提法，且之后的 20 多年時間中， 經濟發展方式需要轉變被以不同形式多次提出（如“由粗放型轉變為集約型”）。

在中共十四大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到目前將近 20 年的時間，我國政府仍然是將支配資源的大部分權利握于己手，而在資源配置中市場的基礎性作用并未在很大程度上發揮效用。 各級政府為了自身績效，很容易盲目性地用手中握有的權利去支配資源配置以促進 GDP 的增長，這又進一步造成生產過剩而消費不足，這是造成資源浪費、 效率低下的實質性原因；再則，權利過于集中且缺乏監督機制又進一步導致了腐敗的滋生。 正是由于這些原因，我國的改革之路首先應該是政府自身的改革，政府應下定決心打破既有利益格局，改革需要有“頂層設計”。 學者吳敬璉也指出：“我們的執政黨需要在“頂層設計”上作出選擇，在這個大系統下的各個子系統都要有這樣的設計，包括經濟系統、法治系統、教育系統等等。 ”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繆爾達爾在《亞洲的戲劇》中指出：“由于權力尋租和腐敗的侵蝕導致了南亞國家的流亂四起、 社會潰敗，這些國家腐敗盛行的根本原因并不是政府的權利過小，而是因為過度干預經濟以及沒有受到監督，因此少數人有機會利用公共權利牟私（印度則是典型的腐敗國家）。 ”

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國家，在政府的定位上，我國的政府應該將自己視為“平衡效率與公平的一個第三方組織”。 在此講對這一觀點予以解釋：一則，市場經濟必然是講求效率的；二則，社會主義社會更多的訴諸是公平；再則，將政府視作第三方組織而言：它應該有所為有所不為、 有所多為有所少為，它應該是一個將市場和社會放在最核心位置的第三方組織。 正因為如此，政府部門的改革方向應該是面向平衡效率和公平的第三方組織進行。

3 政府與市場關系探析

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帶來了巨大的經濟沖擊，為了消減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的影響，2009 年政府出臺了“4 萬億投資”刺激經濟的計劃， 從政策實施的短期效用看，這的確是成功拉動了我國的經濟發展，這樣看起來似乎政府強有力地干預確實有效。 但從長期看，我國經濟增長主要依靠投資和出口，內需增長一直乏力；另外，依靠對生產要素高投入的經濟發展方式只會進一步加劇結構性矛盾。 而這一矛盾，在需求結構上表現為外需繼續增長，內需舉步不前，投資與消費關系不協調，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偏低；在供給結構上表現為低附加值產業比重過大，自主創新能力不強，科技進步和創新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偏低。 政府不可能進行持續性的投資行為，金融危機之前我們可以依靠出口來彌補國內消費不足，但是任何經濟的增長沒有內生性因素而僅靠外部力量是無法為繼的。

市場失靈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①市場上存在壟斷和非充分競爭， 且市場難以規避這一弊端；②單純的市場調節難以弱化外部性的影響； ③公共物品配給問題； ④市場難以兼顧效率和公平；⑤市場不能確定和控制宏觀經濟總量。

既然會出現“市場失靈”與“政府失敗”， 我國的政府與市場在關系上至少應做到如下幾點：①對于提供公共產品的國有企業，政府應進行嚴格支配， 盡力做到公平；②逐步退出微觀經濟活動，并加強自身監管能力；③通過制定合理的宏觀經濟政策來控制經濟總量平衡。

通過以上三點能最大限度地消除政府與市場的缺陷，同時能將效率和公平做到有機結合。

4 社會管理改革探析

當前我國的社會組織，即非政府組織的發展還很不完善，并且在發展程度上還出現了區域化的差異，我國東部沿海地區（特別是廣東省一帶）由于國家政策扶持及區位優勢，社會組織的發展相對于中西部地區更為成熟。 對于非營利組織的發展，中央政府應該在政策上保持一定的地域平衡性，各級地方政府應完善非營利組織的培育管理制度，對于掛靠于行政部門的社會組織應在其職能范圍內鼓勵開展合法業務，使其逐步獨立（這種獨立應該是其自身地位的獨立以及其自身發展的獨立性，在減輕財政負擔的同時，使其真正具有社會性）。

近年，西方國家在“政府再造”的實踐中提出了 “公共服務民營化”， 其對于我國的適用性以及將其中國化地運用對于我國公共管理體制的發展有極大的促進作用。

民營化主要是指政府將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領域投入到市場機制中，其目的是克服“政府失敗”，提高效率。 民營化的優點主要有：降低生產、服務成本；提高質量、給予公民更多的自主選擇權等。

由于我國目前的市場經濟以及公民社會的發展還不太完善，因此我國在進行公共服務民營化的時候應注意以下幾點：①首先政府應先逐步完善相關法律、法規以規范民營化行為， 注重加強監管能力；②項目公開招投標，民營化過程透明化；③制定備用方案，一旦當前實施方案無法繼續應立即更換；④對于準公共物品（如國防設施等） 基本上不應進行民營化改革，而純公共物品則應逐步讓其走向市場化、民營化。

5 結語

綜上所述，中國的公共管理改革關鍵在于政府首先要鼓足勇氣進行自我改革。 中國的公共管理要走出一條“強政府—強市場—強社會”的道路，“強政府”并不是一個“管得寬”的政府，而是政府要通過宏觀政策以及強有力的監管體系使得政府在總體的控制力上有助于我國的市場經濟和公民社會的發展；“強市場”并不是說我國應該走上完全自由競爭型的市場經濟，實際上西方國家的市場經濟也時常出現政府干預的狀況，強市場應該是一個在受到嚴格監管下，各個經濟活動主體處于合理、有序競爭狀態的市場經濟；“強社會”也不是完全意義上的社會自治，它應該是一個能夠與政府和市場進行適度平衡，做到對二者的有力監督以達到和諧社會與可持續發展的最終目標。

參考文獻

1 吳敬璉． 國營主導資源分配與中國市場經濟不相稱［J］．創新科技，2011（7）
2 吳敬璉．政府應該下決心自我改革［J］．滬港經濟，2011（8）
3 岡納·繆爾達爾． 亞洲的 戲?。跰］． 北京：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1992
4 黎民．公共管理學［M］．北京：高等 教育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