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我國正處于經濟發展的加速轉型期,社會利益主體日益多元化,社會矛盾的觸點增多、燃點降低,各級黨委和政府維護社會穩定的難度加大.如何進行社會治理創新,科學地統籌好發展與穩定之間的關系,是擺在各級地方黨委和政府面前的重要工作.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指出,要創新有效預防和化解社會矛盾體制,并健全重大決策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機制.重大事項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是防范社會風險的制度性措施,它是指對重大政策、決策或項目在制定、出臺及實施后可能發生危害社會穩定的諸因素進行分析,評估發生危害社會穩定的頻率,對不同的風險進行管理,做好危機預防及計劃準備工作,采取切實可行措施防范、降低、消除危害社會穩定的風險.①這項制度的建立就是要通過社會治理模式和制度安排的創新來擺脫維穩困境,達到社會的良性穩定,實現維穩模式從"控制"到"協商",從"被動"到"主動",從"救火"到"防火"的有效轉變.
一、我國推進重大事項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機制的社會背景
1.社會利益結構日益分化和固化.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社會結構和利益格局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尤其是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和發展,不同的社會階層和社會群體開始成為利益主體,并圍繞各自的利益訴求展開博弈.市場經濟不僅是資源的配置機制和價格的發現機制,同時也對社會結構的分化發揮著根本作用.隨著體制變革的不斷推進,新的社會力量不斷重新組合,并開始定型下來,對公共政策與改革的推進產生重要的影響.②從社會的垂直流動角度而言,處于優勢地位的上層通過職業和社會地位的代際傳承,其封閉性明顯增強,而處于下層的民眾上向流動的機會大量減少,渠道明顯收窄,我國的社會結構趨向于更加緊張、封閉和僵硬,社會結構的彈性弱化,下層民眾怨氣持續累積.地方政府作為公共權力的代表者,必須在公共政策制定和重大決策出臺過程中為各利益主體創造公開、平等表達利益的渠道和平臺,以疏導"社會結構緊張"狀態下的怨氣.③重大事項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機制就是在黨委和政府的引導下,不同群體參與公共決策,平等表達利益并相互協商,最終達成多種利益平衡的過程.
2.公眾訴求日益多樣化.隨著我國社會形勢日趨復雜,民眾的訴求心態更加復雜多變,訴求導向也更加多元化.部分群體除表達物質利益訴求外,一些權利的訴求、安全的訴求也被激活,呈現出物質利益訴求、權利訴求與安全訴求相互交織的態勢.利益訴求主要表現為利益受損群體追求基本的民生保障、征地補償款、動拆遷補償款、拖欠工資以及各種賠償款等.權利訴求是指公眾在一系列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等方面的權利,例如選舉權、知情權、決策參與權、公平享受義務教育的權利等.安全訴求則是公眾要求避免對環境、食品、衛生等領域安全焦慮的需求.利益訴求可以通過利益補償得以化解,權利訴求則需要在政府決策體系中構建公民參與的渠道,而安全訴求則要求政府與公民之間通過持續互動以重塑政府的公信力.重大事項社會穩定風險評估就是在決策和政策出臺前,充分運用問卷調查、民意測驗、聽證會、訪談等多種公民參與的形式,對公眾利益預期進行評估,提高公眾對政府的認可度和信任度,從而在源頭上防范社會風險.
3.移動互聯網時代新媒體的日新月異.最近幾年,我國移動互聯網迅猛發展,新媒體異軍突起.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CNNIC在北京發布第32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截至2013年6月底,我國網民規模達到5.91億,其中手機網民達到4.64億,占比上升至78.5%.2013年上半年,我國新增網民2656萬人,在新增加的網民中,使用手機上網的比例高達70.0%,手機成新增網民第一來源.在原有的社會結構下,社會動員是依賴"熟人社會"結構進行的."熟人社會"里,依憑親緣、地緣、業緣等事先存在的,既有人際關系網絡頻密互動,靠親情、交情、友情和"人緣"將同質性強的親屬、鄰里、同學、同鄉、同事、朋友、戰友等聚攏起來.④在移動互聯網時代,社會的動員模式發生變化,網民通過虛擬空間,如微博、微信等,形成與傳統媒體相互借力的態勢,動員能力和范圍大大加強.在動員結構方面則呈現自下而上,由點到面的裂變式動員特點,熱點事件能夠在短時間內跨越時空迅速擴散.這些新變化對政府依賴自上而下層級式信息控制的手段進行社會管理的方式構成極大挑戰.重大事項社會穩定風險評估就是在決策前了解各方需求,對存在的風險點進行科學識別和測量,有利于地方黨委和政府在社會輿情的傳播中掌握主動權.
4.傳統維穩模式陷入困境.傳統的維穩是一種剛性穩定模式."剛性穩定"以壟斷政治權力為目標,以僵硬穩定為表象,以國家暴力為基礎,以控制社會意識和社會組織為手段.⑤在剛性穩定模式下,地方黨委和政府追求絕對穩定,在社會矛盾化解和群體性事件的處置上往往采用單向的靜態穩定思維,更加注重事件發生后處置的速度和力度,甚至為維護穩定不惜代價.在治理方式上,地方政府針對社會矛盾和風險采用"運動式治理"."運動式治理"以政治與行政主體的自覺動員為特征,它既作為一種非常態的制度安排出現,也以運動式的制度安排為表征.⑥在運動式治理模式下,各級黨委和政府采取自上而下以垂直命令、群眾動員、專項治理和集中整治的方式,并通過集中配置資源和整合多方力量來解決社會沖突和矛盾.這種治理方式往往能起一時之效果,但無長久功效.此外,由于基層黨委和政府由于權小責大,缺乏化解矛盾的權力、資源和政策工具,往往陷入維穩困境.黨的十八大報告明確提出,要加快形成源頭治理、動態管理、應急處置相結合的社會管理機制.對事關民生的重要決策、重要政策、重要項目、重要改革措施進行社會穩定風險評估,對可能存在的不穩定因素及其風險程度、可控程度進行科學分析評估,同時明確化解、控制措施.與原有治理模式比較,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有助于實現從少數人決策到科學、民主決策的重要轉變,對制度上構建社會穩定的基礎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5.新時期貫徹黨的群眾路線的必然要求.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黨的根本宗旨,群眾路線是黨的生命線和根本工作路線.深入開展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對于教育引導黨員干部牢固樹立宗旨意識和馬克思主義群眾觀,切實改進工作作風,贏得人民群眾信任和擁護,夯實黨的執政基礎,鞏固黨的執政地位,具有十分重大而深遠的意義.但是受傳統文化的影響,地方干部的"官本位"、"權力本位"意識仍然突出,在決策中"一言堂"現象以及人民群眾深惡痛絕的"四風"⑦問題依然嚴重.這些問題的存在,一方面是干部的思想觀念和意識問題,更重要的是政府決策中民主的體制和機制建設滯后造成的.重大事項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機制就是通過科學和民主的方式,為黨委、政府和群眾的對話協商提供制度化的渠道,有利于在群眾工作中突出"以人為本",積極回應和滿足群眾的利益需求,實現對人民負責,讓人民滿意,體現"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的執政理念.
二、我國重大事項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機制的現狀分析
從各地的實踐來看,2005年四川省遂寧市首先推行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機制.隨后,一些地方也開展試點,如2007年江蘇淮安市、浙江平陽縣等地進行嘗試.根據中央部署,2009年開始在全國各省推廣社會穩定風險評估.2010年,國務院《關于加強法治政府建設的意見》中明確提出"完善行政決策風險評估機制".2011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二五"規劃綱要》明確提出"建立重大工程項目建設和重大政策制定的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機制",黨的十八大報告和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都明確指出要"建立健全重大決策社會穩定風險評估".從實踐來看,各地積極推進制度建設,規范評估程序,明確責任主體、評估內容、評估程序、考核與責任.這些舉措都有力地推動了我國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機制的建立和運行.但是,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機制作為一項制度創新,其有效性取決于其能否嵌入原有的行政決策體制并與之相容.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機制仍存在一些缺陷,具體表現為:
1.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機制的基礎理論研究不足,評估缺乏科學系統的理論支撐.由于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機制在地方還處于起步階段,2008年后才逐步進入學者研究的視野,學術界對社會穩定風險評估理論層面的研究還在探索階段.近年來,國內學者的研究主要有:其一,"利益相關者"\\(Stakeholder\\)理論.該理論是基于利益相關者利益訴求、期望、心理和行為表現的風險評估模型.利益相關者分析的內容主要包括對利益相關者的利益訴求的合法合理性的分析,對不同利益相關者之間的關聯網絡、社會網絡、社會資本的分析,以及利益相關者之間、利益相關者與項目之間在利益、價值觀和心理感受等方面存在的矛盾沖突等內容的分析和評估.⑧其二,政策縫隙理論.公共政策中的社會風險源自政策縫隙\\(PolicyGap\\),它是指同一領域的政策在時間、空間、社會群體之間在政策實質性內容上存在著不一致\\(Inconsistent\\).不一致的后果使其成為在利益再分配過程中成為社會矛盾沖突點或社會穩定風險點,政策之間存在著縫隙.⑨其三,社會燃燒理論.該理論構建社會穩定風險體系:作為燃燒物質的重大事項、作為助燃劑的利益訴求、輿論與溝通、作為點火溫度的重大事項的實施方式.⑩這些理論對社會穩定風險評估進行理論構建,探索了社會穩定風險評估的內在規律,但是尚未進入實踐應用層面.由于理論基礎研究的欠缺將制約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機制的運行、效益的提高和持續推進.
2.社會穩定風險評估的主體單一,評估主體的權威性和中立性不足.在推進社會穩定評估中,各地一般首先建立社會穩定風險評估領導小組,由地方黨委分管領導任組長,由維穩、法制、發改、建設、規劃、公安等部門參與的重大事項社會穩定風險評估工作領導小組,領導小組在黨委、政府領導下開展工作,將風險評估結果報黨委、政府,由黨委、政府決定是否實施重大事項.其次,風險評估領導小組指定或允許重大決策擬定部門作為承辦重大決策社會穩定風險評估的單位,指定或允許項目建設單位及其行政主管部門負責指導、協調、預審項目的社會穩定風險評估.再次,風險評估單位可以在部門內組織人力物力進行評審,也可以委托學術機構開展重點建設項目社會穩定風險評估,形成評估報告后再由評估領導小組辦公室牽頭各部門進行評議.在實施評估過程中,如果兼有決策和評估職能的部門和單位認為有必要的,可商請維穩、信訪部門參與,而不是強制性地要求維穩、信訪部門一定參與.從以上過程可以看出,風險評估領導小組主要起到協調各方的作用,提出決策的職能部門在整個過程中仍然處于主導地位.同一個部門既負責重大政策決策的出臺又負責評估和判定這一政策是否會影響社會穩定,最后風險評估的結果往往是肯定而非否定該政策決策和該建設項目.這樣的風險評估容易變成"走程序".此外,第三方機構的評價也只側重于外部社會風險指標的定量計算,對政府體系內運作過程因職責交叉、利益阻礙所產生的社會風險認識和評估不足.
3.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機制與現有決策程序不對接,評估形式化.目前,我國地方政府一般采取如下決策程序:決策動議-分管領導負責-部門牽頭-調查研究-形成初步可行性報告-部門審議-上交政府常務會議或黨的常委會討論.從各地的實踐分析,社會穩定風險評估只是在部門牽頭過程中的一個環節,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機制建立后,地方黨委和政府決策程序一般改變為:決策動議-分管領導負責-部門牽頭-調查研究+社會穩定風險評估-形成初步可行性報告+穩定風險評估報告-部門審議-上交政府常務會議或黨的常委會討論.在決策過程中,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極易成為可有可無的裝飾機制.其一,我國地方決策中"一把手"主導的特點十分明顯,因此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機制與原有的地方政府決策模式之間嵌入的有效性,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一把手"對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機制的認識水平和重視程度.地方"一把手"在強大的發展壓力下,大型工程和商業項目具有非常強吸引力,對風險評估存在排斥心理.其二,部門在實施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時,受到部門利益的影響,對主觀上會輕視重大事項中的潛在的社會風險.其三,在常委會的決策討論中,由于常委會成員各有分工領域,在討論不屬于自己的分工領域時,受到專業知識和人情因素的制約,很難對其他常委會成員分管的專業領域內的社會穩定風險評估報告提出針對性的問題和建議,從而使得評估形式化.
4.社會穩定風險評估程序前后不銜接,評估結果難以應用.社會穩定風險評估的目的不僅是要發現風險,而且要有效控制、化解社會風險,從而保障地方重大事項的順利推進.因此,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是從風險識別到風險評估再到風險預警最后到風險控制和防范的連續過程.一般而言,各地在實踐中把社會穩定風險評估的程序分為:確定評估事項-制定評估方案-進行分析預測-形成評估報告-確定實施意見-落實維穩措施等步驟.對高于標準范圍風險的緩行決策、項目等,如何制定針對性、操作性強的應對防范措施,對風險進行跟蹤聯動,最終控制和排除風險,避免引發重大不穩定因素,地方黨委和政府各部門之間的協同配合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例如,決策提出部門或項目牽頭部門在實施評估過程中,其評估中涉及的相關信息是跨部門的,需要維穩和信訪部門的參與;在落實維穩措施階段,決策提出部門由于受到職權和預算的限制,又需要財政部門的協助;對產生的社會矛盾化解又需要民生保障部門,甚至司法部門的參與.但是,目前在評估的過程中,各部門各自為政,相互分割的問題較為嚴重.目前,雖然各地對制定的實施意見和操作細則已經對風險評估工作的職責分工作了規定,但實際操作中各部門的具體職責交叉,相互扯皮仍然存在.例如,項目評估中落實防范、化解和處置措施的牽頭部門和配合部門仍不明確,容易造成評估后的防范化解和動態跟蹤等工作難以有效落實.
三、我國推進重大事項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機制中的難點
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機制是在黨委和政府領導下的一種新型的公民參與決策模式,是對傳統行政決策模式的重大變革,在實施過程中受到認識水平、評估技術、責任追究等問題的制約,這項制度的推進過程中還存在以下幾方面的難點:
1.對社會穩定風險評估認識上的障礙.在風險評估機制的推行中,地方職能部門和干部出現了一些錯誤的認識.其一,對社會穩定風險評估的內涵認識不足.如有的干部把"社會穩定風險評估"等同于經濟評價和建設項目的環境影響評價,成為典型的為評估而評估;有的干部把社會穩定風險評估看作是黨政機關內部自我評估,根據領導的需要來決定風險等級以及應對措施,把社會穩定風險評估變成推卸責任的"擋箭牌",致使評估流于形式.其二,對社會穩定風險評估的功能認識不足.
一些干部擔心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機制的推行會影響地方發展和城市建設,對社會穩定風險評估還心存疑慮,擔心這一機制會影響項目的推進,進而影響地方的發展速度.受"一把手"決策慣性思維的影響,有些地方干部習慣于自上而下的決策模式,對社會穩定風險評估的推行在思想上還有抵觸,認為這會增加決策程序,影響決策效率.其三,對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機制如何運行的認識不到位.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是決策部門、經濟發展部門、民生保障部門和政法維穩部門之間相互協同配合的過程.因此,社會穩定風險評估在實施過程中涉及內容多、影響面廣,這不僅是政法機關或維穩部門的責任,還涉及到政府行政管理的各個部門和各個環節.在推進過程中,由于各部門所處的立場不同,對風險評估的認識還不盡相同,有的部門存在重發展、重項目,而輕評估、怕評估的觀念.
2.風險點的識別與科學測量難.社會穩定風險源于傳統意識形態和社會控制機制逐漸失效,而新的社會治理機制尚未形成.風險政治的邏輯出發點不僅僅是事實性的,而且也是規范性的:不僅有現實性的一面,也有非現實性的一面.
當前,我國正處于經濟與社會轉型時期,利益訴求日趨多元化,社會穩定風險的來源是多方面的:歷史的因素和現實的因素,人為的因素和政策、法律因素往往相互交織在一起.風險點既有群眾的利益訴求過高所引發的,也有現有的政策、規章和法律滯后于現實發展的原因,還有的是歷史遺留問題誘發的.此外,社會穩定風險與社會環境密切相關,尤其是政府的公信力對風險起到決定性作用."一個系統需要信任作為輸入條件,缺乏信任會形成惡性循環,系統就無法在不確定性和有風險的環境中激發起支持行動".
在地方政府與公眾信息不對稱的情形下,如果地方政府公信力缺失,無論地方政府出臺的重大項目或重大政策具有多大的可行性、合理性和合法性,民眾都會提出質疑.因此,在決策和政策出臺前,通過界定利益相關方,充分運用問卷調查、民意測驗、聽證會、專家咨詢、訪談等多種形式,對評估事項廣泛征求群眾意見,并對利益訴求進行合理分類、進行風險定級,這在技術層面能測量出客觀風險指標.但是對滿意度、信任、社會心態等影響社會穩定風險的主觀指標還很難設計出一套有效的、標準化的識別和測量體系,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風險評估可靠性.
3.社會穩定風險評估的責任追究難.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機制嵌入到了我國地方政府的原有決策模式之中,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原有的決策程序,對地方政府的決策起到了一定的糾錯功能.在實際運作中存在以下幾種情況:其一,上級要求地方必須貫徹落實的項目和政策.
這類事項如果在評估中存在風險,為了保正順利推進,地方政府往往采取提高利益補償標準的方式.但是,這種做法為其它重大項目和政策的推進埋下了風險隱患.
一旦社會風險產生"翻燒餅"或"漣漪"效應,風險產生的責任就難以界定.其二,地方多個部門聯合推動的重大事項.由于重大事項由地方各部門共同推進,各部門之間的權力和職責交叉,風險的界定難以清晰,這就導致在進行責任倒查的過程中各部之間相互推諉.其三,重大事項的社會風險具有擴散性和傳染性.社會穩定風險是網絡時代的系統性風險,風險認知由于網絡發達而被加強,社會穩定風險因此變得極具擴散性和傳染性,任何一點小的信息符號就能導致人們的無限猜想,從而帶來風險的擴大化.甚至民眾會把某個特定的風險感知擴大到整個制度層面.
這類社會風險責任難以界定.其四,社會穩定風險具有變動性.對重大事項的風險評估,在評估階段風險低,但在執行中卻產生極高的風險的情形,造成責任倒查中的責任主體難以界定.目前,我國的社會穩定風險評估還停留在地方性的制度層面,還未進行立法,對重大決策社會穩定風險評估責任界定和倒查,還缺乏法律的剛性約束力,這必然會影響評估制度的實效.
四、對進一步完善重大事項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機制的對策建議
建立重大事項的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機制是妥善處理改革、發展、穩定關系的一項基礎性工作,也是源頭上治理社會風險,維護社會穩定有力的制度支撐和保障,筆者提出以下幾方面的對策,以進一步完善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機制.
1.各級黨政干部要深化對社會穩定風險評估的認識.對社會穩定風險評估,各地方要加強領導,深化對社會穩定風險評估重要性的認識.地方黨委和政府的部門要從全局的角度出發,突破自身部門利益框架的束縛,把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提升到轉變執政方式,加強執政能力建設的高度來認識,努力提高自身科學執政、民主執政和依法執政的能力和水平.要把社會穩定風險評估工作與當前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結合起來,增強干部做群眾工作的意識、方法和能力.建議各級黨校和行政學院把社會穩定風險評估作為一門主要課程來建設,就風險評估的意義、原則、步驟以及涉及到的各部門間如何聯動等方面的問題,加強對各級領導干部的培訓,讓干部自覺把社會穩定風險評估作為一種重要的工作方法.
2.推動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機制規范化.其一,各級黨委和地方要不斷加強社會穩定風險評估的基礎性研究.要積極研究運用國內外先進技術和理念,完善社會風險評估技術,特別要注重評估方案的制定、信息數據的采集分類、信息數據真實性的甄別、評估指標系統的動態修正完善等環節.其二,要進一步擴大評估的范圍,拓展社會穩定風險評估的深度和廣度,在風險評估中既評民情、也評政策、評工作,要把群眾滿意度和公眾信心度等指標有機結合起來,并作為風險評估的基本方向.
同時也要防止評估工作中"唯數字化"傾向.其三,構建權威中立的風險評估主體.設立社會穩定風險評估委員會.委員會可以由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律師、群眾代表、官員代表、媒體代表等組成,確保委員會的客觀公正性.其四,要加強社會穩定風險評估的制度化建設.適時把評估機制這一行政行為逐步上升為政策法規甚至法律,作為重大行政決策、重大改革及重大建設項目審批的一項重要內容,以法治的形式制約政府部門的權力,切實推進依法決策.
3.建立科學的社會風險源的分析與識別機制.社會穩定風險與人們的預期相關,風險來源于人們對未來的"預期變數".重大事項引發的社會穩定風險,來自于利益相關群體對該事項在利益性、安全性和合法性上的社會預期,這種社會預期直接引發了與社會穩定相關的行為或行為取向.
要從公共管理和政策、社會心理學、法學、統計學等多學科綜合的視角出發,引入科學的指標體系對風險進行識別和測量,把定性指標與定量指標相結合,綜合性指標與技術性指標相結合,正向指標和負向指標有機結合起來,準確、科學地識別社會穩定風險點.社會穩定風險評估不僅僅是一個量化評估的問題,更需要綜合使用定量、定性、定位、定策相結合的方法,評定穩定風險等級、評估風險承受能力、提出風險化解對策,強調法律法規和政策策略相配套,從源頭上預防和減少不穩定因素.
4.建立地方黨委和政府各部門間的協同治理機制.協同是地方黨委和政府在社會穩定風險評估中通過信息共享進行合作配合、形成合力,達到前后銜接,左右協調,上下聯動的治理格局.其一,各部門和政府部門的工作職責需進一步強化.政法部門、信訪部門、發展改革部門、建設部門、財政部門、社會保障部門要明確各自在評估階段及后續化解階段中的職責.要建立起部門間的互相配合,把風險評估和后續矛盾化解有序銜接起來.其二,各級黨委和政府與上級層面要加強溝通和聯動.對上級黨委和政府要求的重大決策和項目,一旦發現風險點,要上下聯動,制定預案.其三,建立各部門共享的信息共享平臺.運用先進的計算機、互聯網技術、現代云技術和云架構,整合各部門分立的信息系統,為上下級之間的垂直指揮和部門間的橫向溝通,形成統一的信息交流平臺,為風險評估和化解提供技術支撐.其四,要加強財政保障的力度.風險評估工作需要開展大量的社會調查和分析研判工作,需要付出一定的人力、物力、財力成本,有些項目還需要借助專家的智力支持,這些都要求財政上提供保障和支撐,特別是重點建設項目的風險評估費列支要進一步明確.
5.加大社會穩定風險評估結果運用的力度.建立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機制的目的是為了從源頭上防止政府的不當決策而形成社會沖突.要保障社會穩定風險評估的結果具有剛性約束力,確保評估結果能夠真正地影響政府決策.只有這樣,才能保障社會風險評估機制真正發揮作用,真正起到從源頭上、根本上、基礎上化解社會矛盾的作用.另一方面,要進一步強化責任,把社會穩定風險評估作為決策和責任追究的剛性的指標,以增強貫徹執行穩定風險評估機制的自覺性.要進一步明確評估的責任主體,明確決策部門、主管部門和審批部門各自的職責;在責任落實上,要建立風險評估工作的責任倒查、責任追究機制,實行上級條線主管部門倒查與本級督查部門監督相結合的責任追究模式.
6.建立輿情收集和分析常態化的機制.社會風險源不僅與公共政策、項目本身的科學性、合理性、合法性和可行性相關,也與當地民眾的社會心態、公民的滿意度和對地方政府的信任度等密切相關.因此,社會穩定風險評估要和常態化的輿情分析和社情民意研判有機結合起來,才能更加準確、客觀、有效.地方黨委和政府要進一步健全輿情和民情信息工作責任制,及時收集廣大群眾普遍關心的熱點、難點問題,收集社會各層面、各群體對黨和政府重大方針政策出臺、國際國內重大事件、市內和區內重要工作、重大活動部署的輿論反應.黨委和政府各部門要形成合力,對輿情和民情進行綜合分析,以獲取深層次、預警性的信息.要通過政務公開,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的知情權與監督權,增強民眾對地方政府的信任度.
結語
科學評估和防治社會穩定風險是新時期地方黨委和政府改變社會治理方式,提升社會治理能力的迫切要求.理性認識轉型期的社會穩定風險的成因和演變,如何在評估手段上把技術理性與價值理性結合起來,在推進策略上把風險評估機制建設與政治、行政體制改革相結合,在風險防范和策略上把行政措施與司法救濟相結合,已經成為亟待破解的理論和實踐議題.隨著地方對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推進力度的不斷加強,學術界對社會穩定風險評估理論探討的不斷深入,社會穩定風險評估將在評估技術、制度變革和治理手段等方面取得更多突破性進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