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歷了30年的經濟高速增長，但背后的民生問題已成為當前影響經濟發展和社會和諧的關鍵。中國的財政收入是中等收入水平國家中最高的，但民生性支出卻是低等收入水平國家中較低的，這樣的對比表明中國應該有足夠的能力提供適宜的公共服務，然而事實卻并非如此：

優質教育、醫療資源不僅總量不足，而且分布不均，優勢資源更多地集中在省、市等高層級地方中，而縣、鄉等基層地方則面臨著看病難、上學難等基本民生資源的缺失。中共十八大明確指出“保障和改善民生”,并將其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如何讓公眾更好地共享發展成果已經成為舉國關注的問題。

一、已有研究述評

按照公共產品理論，那些由于市場失靈導致的無法有效提供的、但對社會有益的、必需的產品和服務應該由政府來提供，那么，醫療衛生、基礎教育、社會保障等福利性社會安排必然是政府責任體現的一個方面。事實上，中國的地方政府也確實承擔著這種支出責任，如楊良松（2013）認為中國的地方政府承擔著教育發展的主要責任。

羅爾斯強調的初級產品分配公平、阿馬蒂亞·森的可行動能力公平、諾齊克的程序和權利公平，這些理論都強調政府在社會發展中應當承擔責任、確保公平。問題在于，同樣是由政府承擔的責任，卻呈現出不公平的配置狀態。雖然理論上地方政府應該為居民提供合意的公共服務，但實際經濟運行過程中，政府責任的良好實現仍然需要兩方面支撐：（1）地方政府官員愿意實施這種有效作為；（2）這種有效作為需要有充足的財力保障。Coleman（1975）認為政府能力是政府獲取相應資源來滿足公民基本需求的能力，也有學者將政府能力定義為汲取能力、調控能力、合法化能力和強制能力。雖然學術界沒有關于政府財政能力的詳細論述，但仍然可以從對政府能力的闡述中探尋到財政能力的內涵。財政能力來源于政府能力，是政府能力集的子集。從上述對政府能力的界定中，不難發現財政能力涉及到政府獲取資源，并有效地使用資源，因此本文認為財政能力涵蓋汲取能力和配置能力，這也與學者們對政府能力的理解一致。

按照理性經濟人假說，地方政府實施作為是為了獲取回報，政治與經濟激勵自然而然地成為眾多此類研究的焦點，但這些激勵本身仍然無法滿意地解釋中國地方民生性支出不足導致的公共服務供給不足的狀態。作為地方政府，面對的制度約束相同，理論上激勵效果也應該相同，事實上卻存在巨大差異：刨除固有的資源稟賦差異，某些經濟欠發達地區的公共服務甚至優于經濟發達地區。按照已有研究的解釋，當前民生問題的關鍵原因在于生產性財政支出過量背后的政治經濟邏輯，即以GDP最大化為目標取向的官員晉升錦標賽。那么，民生性財政支出不足是否因為生產性財政支出過量而產生了擠占？

GDP化的考核機制是否在中國的各級地方政府均發揮著同等的激勵作用？依據財政分權理論，居民可以通過“用腳投票”的機制影響地方政府的公共支出模式，這種機制下的地方政府會提供居民合意的公共服務。但中國特有的戶籍制度安排，以及中國人與生俱來的“歸根”情節導致了“用腳投票”理論并不能很好地解釋中國的實際。早期財政分權的思想主要局限在公共財政的范疇內，盡管也涉及了分權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問題，但還沒有更集中地涉及地方政府的激勵模式。

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文獻開始更多地關注中國的地方政府激勵，Qian和Roland（1998）及黃國平（2013）將財政分權與地方政府激勵、經濟轉型和經濟增長聯系起來。中國特殊的政治激勵安排更是經濟學家們關注的焦點：Blanchard和Shleifer（2001）從中國和俄羅斯的比較出發，強調了中國的經濟分權與政治集權之間的紐帶，他們認為俄羅斯的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的控制力較弱，地方政府不存在主動推動經濟增長的動力。中國的經濟分權伴隨著政治集權，晉升激勵使得地方政府官員有非常強的（政治）動力促進地方經濟快速發展。主要是對上而不是對下負責的機制安排，導致了地方政府必須要以上級領導意志為偏好取向：不僅要保證GDP的高增長（否則在政績考核中被一票否決），還要根據GDP等指標排名，地方政府官員為了政績就會有競爭GDP增長率的激勵，從而形成了一種基于上級政府評價的“自上而下的標尺競爭”.“增長的政治經濟學解釋”主要是從政治激勵的角度對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及其背后的民生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由此可以看出，財政配置能力是眾多學者對地方政府公共服務激勵研究的落腳點。

財政配置能力體現了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務供給激勵，然而，不管地方政府有怎樣的激勵，地方政府實施任何行為的前提是要有財政汲取能力做支撐。

1994年中國地方政府的財政支出占到政府總支出的60%,同期，工業化國家為34%,發展中國家僅為22%,這表明地方政府承擔了過多的責任。與分稅制改革后地方政府財政支出責任不斷增加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地方政府財政收入銳減，縱向財政不均衡問題相當突出，尤其是縣鄉等基層地方政府更面臨著相當嚴重的財政困境，這導致基層地方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務提供能力受到極大制約。因此，地方政府財政汲取能力也是影響地方政府公共服務的重要因素，是地方政府公共服務的物質基礎。

眾多文獻對地方公共服務的影響因素進行了較為深入的研究，但僅從地方政府責任缺失的角度來解釋中國大國發展道路中的“發展失衡”仍然顯得有失偏頗；財政縱向不均衡理論指出的縣級財政困境也不能對民生性支出的差異給出令人足夠信服的解釋，畢竟某些經濟并不十分發達的縣市卻能夠實行許多發達地區想都不敢想的全民免費醫療、免費教育等社會福利安排。對體態龐大的中國，地方民生性支出不足既有地方政府作為選擇偏好的因素，也有地方政府作為實施能力的因素。鑒于此，本文將嘗試在一個框架內，通過面板數據的分析方法，研究中國地方政府公共服務供給不足的機理。

二、計量模型、變量選擇及數據來源

分稅制改革很明顯地改變了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與支出，也對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務供給產生了重要影響。已有文獻多是從財政分權的角度對公共服務提供進行了有益的探索研究，分析財政分權制度影響下公共服務提供效率與水平。

Zhuravskaya（2000）在控制了財政支出水平之后，考察了財政分權對俄羅斯部分地區公共物品供給的結果的影響，并且認為，實證結果反映了財政分權對公共物品供給效率的影響。

Faguet（2004）則實證研究了財政分權對教育、農業、城市發展、自來水等多項基本公共物品的影響，并回答了財政分權是否提高了政府對居民需求的回應。張軍、高遠和傅勇（2007）運用GMM方法檢驗了財政分權、Tiebout競爭、向發展型政府轉型等因素是可解釋基礎設施投資支出變動模式的重要變量。陳碩（2010）考察了中國財政分權過程中中央地方財政關系的變化對地方政府財政境況和支出結構的影響。大部分研究公共服務提供的文獻討論的皆是財政支出，用人均財政支出來度量公共需求的敏感性。但是，為了研究到底哪些因素影響了公共服務提供，財政支出必須作為投入因素，而不是產出因素來對待。這方面，傅勇（2010）做了很好的嘗試。他以非經濟性公共物品的產出或質量作為被解釋變量，而將人均公共物品的投入作為控制變量，經典理論認為分權提升的是公共物品供給的效率而不是其投入。為了能夠對地方政府公共服務供給的機理進行探討，參考Zhuravskaya（2000），Faguet（2004），張軍、高遠和傅勇（2007）及傅勇（2010）等的做法，建立回歸模型如下：PSit=αi+ηFDit+λVit+βPREFit+γCONTit+εit其中，下標 i 和 t 分別代表第 i 個省份和第 t年，η、λ、β、γ分別是各變量的系數或系數矩陣，ε是殘差項。PS是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為被解釋變量；FD代表財政分權水平，因為已有研究已經表明財政分權水平對地方公共服務有影響；V代表地方財政均衡水平，作為地方政府財政汲取能力的重要變量，也必然對地方公共服務產生影響；PREF代表地方政府財政配置能力；CONT代表其他影響地方公共服務的控制變量。

本文所選取的樣本是1996-2009年中國29個?。ㄖ陛犑?、自治區） 的面板數據，由于西藏和重慶的數據不全，因此沒有包括。

GDP數據及財政收支數據都按照各地2000年CPI為基數進行調整。①1、地方公共服務。目前研究主要利用三種方法來度量公共服務：第一種是直接利用政府支出加以度量，這種方法簡單易行，例如利用公共教育支出來度量教育服務，但這種方法并不能很好地捕捉到公共服務提供質量；第二種是利用政府公共投入的產出加以度量，如利用人均醫療床位數、師生比與公路密度來度量公共醫療衛生、公共教育和公共基礎設施服務，這種建立在經濟學投入產出理論上的方法，較好地克服了第一種方法的缺陷；第三種是利用消費者最終獲取的結果加以度量，如利用死亡率來度量公共醫療衛生服務，這種方法給出的度量是最寬泛的。大多數研究傾向于采用第二種研究方法。為了能夠較好地度量地方公共服務，因此本文遵循大多數研究的做法，采用第二種方法來選取公共服務指標。

本文的主要實證分析，將從教育與公共醫療兩個角度來研究地方政府公共服務，因為基礎教育和公共醫療是地方政府提供的最重要的兩種公共品，因此采用教育產出與醫療產出兩個指標代表公共品供給水平。①教育產出。喬寶云、范劍勇和馮興元（2005）以小學入學率來衡量基本教育服務，但是義務教育是“普九要求”的重點，這個指標的樣本方差系數非常?。▋H為0.05），無法反映中國基礎教育質量在時間和地區上的差異。

Barro（1990）認為，師生比和成人識字率是度量教育質量更好的指標；在Eckaus（2003）研究中國公共物品質量的文獻中，基礎教育的教師負擔學生比例被用來衡量教育質量。因此，在省際數據中，本文選用成人文盲率（ILLITRATE,%）作為教育質量的度量。成人文盲率是指15歲及以上文盲半文盲人口占15歲及以上人口的比重。②醫療產出。當前較少的幾項實證研究中，衡量公共醫療供給的變量通常會選取每萬人擁有醫療從業人員數、每萬人擁有醫療機構數和每萬人擁有醫療機構床位數三個指標來衡量。然而，由于醫療服務質量未被考慮其中，這三個指標不能完全描述公共醫療事業的發展水平，但是在沒有更為合適指標的情況下，它們在一定程度上仍是反映公共醫療供給水平的良好變量。本文以每萬人擁有醫療機構床位數作為指標來衡量醫療產出。數據均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

2、財政分權。財政分權反映地方財政自主性的大小，財政分權可以導致地方政府按照激勵的方向改變公共服務提供的行為模式。在學術界，如何度量財政分權還沒有統一的標準，而中國財政分權的復雜性也使得對任何一種分權指標的構造都會存在爭議。目前的文獻主要用兩種方法來度量財政分權程度：①Oates（1985）首先采用財政收支指標，用下級政府的財政收支份額來刻畫財政分權程度。

Zhang和Zou（1998）在討論中國財政體制時采用的指標是人均地方政府財政支出與人均中央政府財政支出的比值。②Lin和Liu（2003）采用自有收入的邊際增量來表示財政分權程度。

事實上，陳碩和高琳（2012）認為，“沒有一個最優指標可以適用于所有時段……不同分權指標背后反映了迥異的事實與邏輯，彼此不能相互替代或混用”②,而分權指標選擇的困難還是源于對財政分權定義的不同理解和偏重。政治學上的分權定義要求充分的地方自治，但地方自治程度很難用具體的指標度量。從廣泛的意義上講，財政分權意味著上級政府向下級政府下放財政權力，財政分權的程度可以用下級政府擁有的財政權力的大小來度量。但是，政府間的財政權力配置也和各個國家的文化背景、歷史傳統、體制變革等因素息息相關，在很多轉型經濟中，地方政府雖然擁有了一定的收入和支出權力，但并沒有自主確定稅率和稅種的權力，具體的收入和支出決策還要受中央政府調控的影響。即使兩個國家有相同的地方支出份額，對支出內容安排的不同限制也會導致兩者的財政權力并不對等。因此，財政分權是一個多緯度的問題，單一的指標很難度量分權程度。然而，遺憾的是，正如Marinez和McNab指出的，“信息的缺乏導致我們不得不用簡單的收支份額度量財政分權”③.在僅有的幾篇關于中國財政分權的實證研究如喬寶云、范劍勇和馮興元，張軍、高遠和傅勇，陳碩和高琳，關于財政分權指標的構造也皆不相同，但類似的是均采用收支份額來度量財政分權。參照已有研究和本文研究目的，分別選取財政收入與財政支出角度來構造了兩個財政分權指標，即各省預算人均財政支出/中央預算人均財政支出（FDexp）、各省預算人均財政收入/中央預算人均財政收入（FDrev）。為控制政府支出規模與人口數量之間可能存在的正向關系，對分權指標進行了人均化。這兩個指標可以看作是實際分權程度的一種度量。④

3、政府財政配置能力。作為有限理性經濟人，地方政府追求自身消費以及GDP增長都會帶來效用，因此，地方政府偏好水平也體現在這兩方面。①已有研究通常用行政管理費用來衡量地方政府自身消費水平，但由于國家統計數據的調整，行政管理費已經在財政支出中消失，因此必須尋找其他指標來替代。本文用財政負擔來衡量地方政府消費水平，因為財政負擔意味著發展水平不同的地區會造成不同的財政壓力，在部分地區甚至會產生吃飯財政的問題。財政負擔水平=每萬元財政收入的公職人員人數（BURDEN）。預期財政負擔將會對地方公共物品供給造成負面影響。公職人員數量來源于《中國勞動統計年鑒》。

②地方政府對經濟增長的偏好的主要體現在于吸引外資，但吸引外資的前提是擁有良好的基礎設施，因此地方政府對基礎設施投資的偏好可以從兩個方面加以解釋：不僅實現了基礎設施投資拉動GDP增長，而且可以引入更多的外資，從而產生累積效應。已有研究關于基礎設施投資指標的選取也存在爭議。郭慶旺和賈俊雪（2006）利用財政投資，即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中來自預算內資金部分度量公共物質資本投資；中國經濟增長與宏觀穩定課題組（2006）利用財政基本建設支出度量公共物質資本投資。然而由于統計口徑的變化，財政基本建設支出在2007年之后已經不再公布，因此這樣的指標選取方法也被最近的研究所拋棄。

Prud'homme（2004）以提供的服務的種類劃分的基礎設施包括交通、供水、水處理、灌溉、垃圾處理、供熱、電信服務和能源等幾個方面。因此，本文以人均基礎設施投資來衡量地方對經濟增長的偏好?；A設施投資所選取的指標為電力、煤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電業；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的基本建設投資。其中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在2002年以前的統計指標為地質勘探和水利管理。這樣做的主要原因在于：第一，該指標在《中國統計年鑒》里是作為一個單獨的項目報告的，可以得到十分明確的數據，不存在數據的模糊性與隨意性；第二，該項目中所包含的各個子指標都包含在世界銀行的定義中，本文選取的這三個基礎設施投資指標能涵蓋這些方面。該項目數據均來自《中國統計年鑒》、《中國工業經濟統計年鑒》，并經過各地區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平減。

4、財政汲取能力。分稅制改革使國家對政府間財政關系重新進行了調整，在政府間支出責任分配維持原有格局的情況下，中央政府重新集中大部分財政收入，各級政府間財政關系由分稅制前的“收入分權，支出分權”模式轉變成了“收入集權，支出分權”模式。政府間財政關系轉變的結果也導致了中國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間出現財政失衡的局面。由于財政轉移支付并不能反映地方政府的財政汲取能力，所以本文采用統計數據中的一般預算收入來表示財政收入。因此，財政均 衡 水 平 可 以 表 達 成 :FG province=REVprovince/EXP province（FG province表示某省財政收支缺口，REV province、EXP province分別表示該省財政收入與支出）。⑤

5、相關控制變量。①地方人均GDP,以此來衡量地方經濟發展水平，因為經濟發展水平對公共服務提供與需求均會產生影響。②放入農業人口比重（AGRPOP）。公共物品供給有明顯的城市偏向，因而農業人口比重越高，公共物品供給的整體水平就越低。③某類項公共服務的財政支出水平如：地方醫療支出/財政支出、地方教育支出/財政支出，加入財政支出變量是為了控制在模型中出現的投入-產出問題，以此來控制由于變量缺失而引起的內生性問題（Barankay和Lockwood,2007）。④反腐敗水平。在政府治理的文獻中，反腐敗和公共物品供給都是政府良治的表現，兩者之間應有正向關系?；谝延形墨I的研究基礎，這里采用每百萬人口中的腐敗案件數量度量中國分省的腐敗程度，本文用各省每百萬人口中的貪污賄賂案件立案數（Corrp_Pop）來表示腐敗程度。其中，“貪污賄賂案件立案數”數據來自于《中國檢察年鑒》（1997-2009年）中的分省《人民檢察院年度工作報告》；“人口”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鑒》（1997-2009年）中“年末人口數”.由于缺少1997年和2001年的“貪污賄賂案件數”,本文采用1996年和1998年的平均值、2000年和1年的平均值來代替1997年和2001年的相應數據，在總的觀察值中，按此方法推算出來的觀測值只占15%.單位是件/百萬人?！颈?】

參照Zhuravskaya及張軍、高遠和傅勇的處理方法，被解釋變量萬人中醫療床位數量為對數值；相應地，在回歸方程右邊，除分權（FD），某類公共服務支出水平：地方醫療支出/財政支出、地方 教 育 支 出/財 政 支 出 ,農 業 人 口 比 重（AGRPOP），財政負擔（BURDEN）以外，其他指標均為對數值。

三、統計描述、計量結果與穩健性檢驗

（一）平穩性檢驗與描述性統計
LL和IPS檢驗與單純時間序列的ADF檢驗對應，如果LL和IPS檢驗拒絕單位根假設，則面板數據是平穩的；反之，則意味著數據可能是非平穩的。檢驗結果見表2.【表2】

從表2可以看出，除FG、PGDP兩個變量的Im-Peranran-Shin檢驗值未能拒絕原假設外，其他所有檢驗量均在5%的顯著水平下拒絕了單位根假設，說明變量基本上是平穩的。

表3給出了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數據。從均值和標準差可見財政能力、分權水平、財政負擔水平在樣本間的波動較大，而公共品供給在樣本間的波動均較小?！颈?】

（二）計量結果分析
表4給出了以醫療、基礎教育為代表的地方公共服務供給質量影響因素的回歸結果，表5則給出了分地區的地方公共服務供給質量影響因素的回歸結果。從回歸結果中可以發現以下結論。（1）就總體而言，財政均衡與地方政府公共服務供給質量呈現正相關，并且結果顯著。也就是說地方財政均衡度水平越高，其公共服務供給越好。以支出分權為例，財政均衡對基礎教育與醫療的促進系數分別為0.46與0.58.但對分地區而言，對東部地區，財政均衡水平確實顯著地提高了公共服務供給水平，但對西部地區，財政均衡明顯地阻礙了地方公共服務水平的提高，這驗證了前文分析的結論：西部地區財政汲取能力較弱，抑制了公共服務水平的提高?！颈?】

（2）作為衡量地方政府偏好的指標，基礎設施投資與地方公共服務供給質量呈負相關。尤其是分地區討論時，基礎設施投資對東部地區的公共服務供給呈現負相關，且十分顯著，這也與當前主流研究相吻合，因為晉升錦標賽使得地方政府更偏好于基礎設施類投資，而東部地區已有的學校、醫院等基礎建設均已較為成熟，所以基礎設施類的投資更具有經濟性。但對西部地區則是正相關關系，可能的原因是西部地區基礎設施較為欠缺，基礎設施的投資中也包含了對學校、醫院等提供公共物品的載體建設，所以反而促進了地方公共服務的發展。

（3）財政負擔水平對地方公共服務呈現負相關，無論是全國、東部、中部、西部均是如此，且較為顯著。這表明地方政府的自身消費偏好對地方公共服務供給起到了十分明顯的阻礙作用。但反腐敗水平作為地方政府治理的一個重要參變量，對地方公共服務供給有著促進作用，這表明反腐敗水平越高，可能地方政府治理水平越高，從而越能體現公眾的公共利益。

（4）財政分權與地方公共服務供給水平呈現負相關關系，且十分顯著。這個結論在所有的回歸中都是一致的。財政分權的指標基本都在1%以下的水平上顯著（無論分權指標選擇支出分權還是收入分權得到一致結論）。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分權程度越高，文盲率越高，從而教育質量越差，醫療床位數越低，從而醫療服務質量越差。即便是在控制了對應的人均財政支出和財政自給率之后，這個結論仍然成立。

（三）穩健性檢驗
由于基礎教育和公共醫療都是公共品的測量指標，所以其數據應該彼此相關。統計上這意味著模型1到4的殘差項應該彼此相關。此外，模型1和模型2以及模型3和模型4中的解釋變量也基本相同（除了分類的財政支出），這表示加在各個方程上的限制相同。對這些模型進行單獨估計會浪費掉這些限制提供的信息。本文將采用似不相關回歸模型（Seemingly UnrelatedRegressions,SUR）進行估計，以此獲得更有效率的結果，并驗證表4和表5中的結論。

SUR模型估計結果報告在表6,可以看到財政均衡和公共品供給的水平依然是正的且顯著，較高的財政均衡水平意味著較高的公共品供給水平。而且基礎設施投資、財政分權水平均與表4中結果吻合，證明了結論的穩健性。最后，除了基礎教育和公共醫療等政府公共服務之外，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品還包括社會保險、基礎設施建設、支農補助、社會治安等?！颈?】

因此，以上采用兩個測量指標無法描述出公共品供給水平的整個面貌。為了提高研究結果的外部有效性（External Validity），本文又加入了每萬人擁有公共交通車輛⑥和城市人均綠地⑦來檢驗財政能力對于這些公共品供給的影響。表7的模型7、8、9、10分別匯報了相關解釋變量對于公共交通和城市人均綠地的影響。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財政均衡改善了城市公共交通與綠化水平。財政負擔水平則顯著地阻礙了公共交通與城市綠化水平的提高，這表明地方政府自身消費與所有類型的公共物品負相關。分權水平則顯著地改善了地方公共交通與綠化環境。和基礎設施類似，城市綠化環境也是外來資本是否落地的重要考慮因素，因此地方政府具有改善綠化環境的激勵。

四、結論與啟示

轉型經濟中，財政能力與地方公共服務供給之間存在復雜的動態互動關系?；谥袊‰H面板數據，本文構建了計量模型，運用LSDV分析方法對此問題進行了實證研究。結果證明了：（l）地方政府財政均衡水平對公共服務供給有明顯的促進作用。但對于東部地區的供給有著明顯加速作用，而對西部地區的供給卻有著明顯的抑制效果。所以，財政汲取能力的差異，使得不同地區的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的供給呈現不同的狀態。（2）基礎設施投資及財政分權對地方公共服務的供給也呈現出不同的狀態，對政府公共服務呈現明顯的阻礙作用，而對交通、綠地等涉及投資的經濟性公共物品則起到促進作用，財政分權及其所帶來的標尺競爭效應，是轉型經濟的中國公共服務供給出現諸多問題的關鍵所在。（3）政府治理水平對教育、醫療等軟公共服務供給的增加有明顯作用。按照前文的理性經濟人假設，政府（官員）有激勵把財政的更大比重用在腐敗機會較多的領域。與加大掃盲力度和增加醫療床位相比，城市交通和綠化建設顯然具有更大的尋租空間?；貧w結果顯示，反腐敗力度的加強，顯著地降低了城市人均綠地面積、公共交通，同時也顯著降低了文盲率。這一結論與Mauro（1995）的跨國實證研究以及張軍、高遠和傅勇（2007）關于中國基礎設施研究的結論是一致的，反映出城市公用設施供給存在著明顯的尋租驅動特征。

公眾偏好要求加強政府公共服務供給，在地方經濟發達的地區，需要優化地方政府財政配置能力；而在地方經濟欠發達的情況下，則必須增加地方政府財政汲取能力。而其背后的核心問題則是如何處理好財政分權下的激勵問題。對于各級政府而言，當前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就是如何處理好分權激勵設計與實現經濟可持續穩定增長的關系。本文認為，增加地方政府民生性服務考核指標，同時減弱地方之間的標尺競爭，更好地運用轉移支付手段強化省級以下財政汲取能力是中央和各級地方政府必須謹慎細致對待的關鍵問題。

參考文獻：

①陳碩：《分稅制改革、地方財政自主權與公共品供給》，《經濟學（季刊）》2010年第9期。
②陳碩、高琳：《央地關系：財政分權度量及作用機制再評估》，《管理世界》2012年第6期。
③傅勇：《財政分權、政府治理與非經濟性公共物品供給》，《經濟研究》2010年第8期。
④郭慶旺、賈俊雪：《政府公共資本投資的長期經濟增長效應》，《經濟研究》2006年第7期
⑤黃國平：《財政分權、城市化與地方財政支出結構失衡的實證分析--以東中西部六省為例》，《宏觀經濟研究》2013年第7期。
⑥賈俊雪、郭慶旺、寧靜：《財政分權、政府治理結構與縣級財政解困》，《管理世界》2011年第1期。
⑦呂煒、王偉同：《發展失衡、公共服務與政府責任》，《中國社會科學》2008年第4期。
⑧喬寶云、范劍勇、馮興元：《中國的財政分權與小學義務教育》，《中國社會科學》200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