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對諾貝爾獎“理性預期學派”的理論介紹，提出了該理論對市場和政府邊界的啟示，在當下全球經濟危機的背景下，在中國市場經濟的前提下，揭示了中國的市場與政府邊界的問題，以具體的事例為證說明了中國政府存在的越位、錯位、缺位現象，并且對中國市場與政府的邊界的深層次改革提出了重要建議。

一、對諾貝爾創新理論的介紹

按頒獎委員會的說法，2011 年的經濟學諾貝爾獎授給美國經濟學家、紐約大學教授薩金特（Thomas J.Sargent）及普林斯頓大學教授西姆斯（Christopher A.Sims）兩位在“對宏觀經濟中因果的實證研究”中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兩位學者在計量經濟學領域的時間系列因果關系分析，尤其是西姆斯在矢量回歸分析方法方面的創新，一直受到經濟學界的高度評價。而這種研究方法，與傳統的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理論有巨大差異，尤其是在經歷了2008年以來全球性的金融危機之后，全球各國政府均采取積極救市措施這樣的大背景下，實際上對政府干預對現實經濟能否起到預期效果提出了疑問，本質上是對當前全球性寬松貨幣財政刺激政策的反思。正因如此，總體上看，今年兩位諾獎得主對于政府調控經濟的有效性，是持悲觀態度的。
薩金特與西姆斯所從事的專業研究方向和所取得的成果，與理性預期學派是一脈相承的。尤其薩金特，作為“理性預期學派”代表人物之一，他利用動態宏觀經濟模型研究后得出的結論是：市場主體的理性預期行為，會抵消政府宏觀政策效果。這就好像人們預期冬天將要到來，而提前預置棉衣來保暖一樣。這一點，顯然與 2004 年兩位諾獎得主芬恩·基德蘭德（Finn Kydland）和愛德華·普雷斯科特（Edward Prescott）的研究成果不僅有聯系，而且非常相似，觀點也幾近一致。有聯系，是說這些經濟學家基本都可歸屬于“理性預期學派”門下；很相似，表現在他們的貢獻幾乎都在動態宏觀經濟學方面。普雷斯科特等人也認為，正因為政府政策將被市場主體理性預期所抵消，所以政府的政策最好是中性的，而且保持不變。
實際上，與大蕭條時期政府的全面進入背景一樣，政府的過度入市，引發了 20 世紀 70 年代后期經濟學界對傳統主流經濟學的反思，新古典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等都加入到了這個反思潮流之中，其中理性預期學派對政府效率方面做出了很有現實意義的探索。

二、創新理論對市場與政府的邊界的啟示

對于中國而言，兩位諾獎得主的研究成果，可能在處理政府與市場邊界方面更有積極的參考意義。從全球范圍看，自 2008 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全球都加入到積極刺激寬松行列之中，尤其是歐美發達國家，奧巴馬政府在伯南克的經濟理念指導下，已連續實施了近三年的政府救助方案，并且在近期接連出臺巨額的就業計劃以及相關配套措施。但這些措施與實際發展并不相關。以“理性預期學派”的觀點來分析，這種擴張性政策或許短期內有效，可從長期看，由于企業與雇員已提前根據未來可能發生的通脹率談判工資，商業銀行也會根據未來預期調整利率水平，所以擴張性貨幣政策不僅無助于經濟增長，反而只是加劇通脹。美國麥肯錫的研究就表明，以目前美國的狀況，經濟恢復至少需要五年時間。
中國的問題同樣不容樂觀，在政府主導的 4 萬億投資刺激下，產能過剩和重復建設有了很明顯的擴張，而且引發出的地方融資平臺和銀行金融風險已開始顯性化，近期頻發的民間借貸危機對中國經濟體系的穩定造成了不小震蕩，而這個問題的關鍵就源于在金融抑制環境下，中小企業金融需求無法滿足。事實上，類似政府有形之手伸得過長造成市場資源配置無法正常實現的問題，在各個部門和地區都存在。

三、中國政府的越位、錯位、缺位現象

1.政府越位：政府主導下資本在實體經濟中資源配置不足問題與解決措施

歐債危機對我們的最大影響是出口，包括出口增長和出口訂單。由于歐洲財政緊縮、失業率高、社會福利減少，人們對經濟前景的預期降低，對中國產品的需求必然就會降低。由此產生的連鎖反應是中國的出口企業出現困難，以及中小企業大量倒閉，失業問題會越來越嚴重。實體經濟空心化，最根本的原因是稅費太高，企業不堪重負。不僅要交 17%的增值稅（全球最高），占工資額 50%的社保繳費（美國為 24%），許多物流企業交 5.5%的營業稅，還有其他雜稅，再加各種行政收費罰款（一般國家征稅后不再收費），如果全部老實交，90%的企業必死無疑。
而與此同時，貸款利率太高，很多企業貸不到款，企業利潤被銀行榨干。要解決實業空心化的問題，必須進行財稅體制和金融體制的改革，前者必須降低企業稅負，減輕企業負擔，后者要放開民間金融，允許民間借貸，降低融資成本，這樣企業的壓力才會真正減小，實業才會活起來。中國的實際失業率也很高，而中小企業是就業機會的主要提供者，如果不進行改革，不僅企業要倒閉，還會導致大面積的失業。國民收入向銀行業流動，銀行業把制造業的利潤榨干，說明銀行業的壟斷和集中度太高，只有發展社區小銀行，強化銀行業的競爭，才能使銀行貸款真實利率降低下來。

2.政府錯位：政府在土地產權買賣中的角色錯位

在各地區中，都存在著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現象，即通過出賣本地區的土地給房地產開發商獲得巨額財政收入，與此同時，卻以較低的價格憑借強制性的行政手段從原有居民那取得土地所有權。地方政府沒有付出任何勞動，僅僅憑著對土地的過手，就得到了巨額的土地出讓金收入。從農民那里得到土地時，政府用的是征用的名義，也就是說，它是動用政府所掌握的公權力來得到這塊土地的，在這個時候，土地不具備商品的稟性，政府對它擁有絕對的支配權力，盡管它也為此向農民支付了補償款，但在公權力的支持下，農民根本沒有與政府談判的資格，農民除了接受政府規定的價格以外別無選擇。而當政府得到這塊土地后，它又運用市場化的拍賣手段，得到了最大利益。這時候，公權力同樣是對拍賣場起支配作用的，政府就像一個生意人一樣，轉手就將土地轉化成了一件奇貨可居的商品。透過對這個過程的簡單了解，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政府做起了無本萬利的土地生意，從一個為人民服務的非營利組織成為了出賣土地商品剝削原住民土地利益的生意人，政府的錯位顯而易見。
相應地，只有實現產權的私有化，才能明確政府的角色定位，才能根本地矯正政府在土地產權運作中的角色錯位，才能真正地解決房地產價格的居高不下的問題。但是土地產權關系到政府的重大利益，只有從根本的土地產權制度上才能得以改變。

3.政府缺位：政府在行業監督領域的不足

毒奶粉、增塑劑等事件發生在食品安全領域的許多的事件都牽動著普通老百姓的心。老百姓對政府的工作越來越不滿意，正是由于政府在易出問題，特別是關系到老百姓生命健康的商品行業缺乏有效的監督，往往給唯利是圖的不良商家提供各種機會，導致各種危及百姓生命財產的重大事件層出不窮。
政府應加強對食品工業、建筑工業、交通等與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關，同時存在安全隱患的各行各業的監督。實行行業準入制度，市場準入制度，定期不定期地抽樣檢查會是對防止此類安全事故發生的有效方式。同時，也應該鼓勵和促進行業的非政府組織的發展，從而能夠輔助政府更好地實現有效的行業監管。

四、中國市場與政府的邊界的深層次改革刻不容緩

1.改革的原因

未來五至十年，對于黨和政府來說，有可能是進行改革的最后時機。其原因有三：一是執政合法性已經經過兩個階段，改革開放前的三十年，是打江山坐江山，改革開放以來的三十年是經濟增長?，F在經過三十年的高速經濟增長，經濟增長潛力已經明顯下降。二是目前的社會矛盾已經非常尖銳，群體性事件多發，現行維穩辦法成本巨大而收效甚微。三是人們都在抱怨，政府的話常被質疑，人們往往從反面解讀政府的言行，發生一件事情，人們也往往歸罪于政府。因此，未來五至十年是一個相當不確定的時期，對此要有清醒的認識。
現行弊端是政府太強，社會太弱，市場扭曲。政府是目前中國最大、最強、最重要的行為主體，占據了太多的資源，又直接參與和干預社會經濟生活，主導經濟的運行和發展，社會太小太弱，幾乎沒有發育起來，改革開放以前，我們基本上是以黨代政，以政代社，社會組織和社會機構基本上沒有什么地位。改革開放以后，雖然有所發展，但仍受到很大限制，可以說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調；市場雖有一定的發展，但又發生了很大的扭曲，該市場化的方面政府仍然管制，或者市場化不足，而不該市場化的部分，政府又通過甩包袱的辦法給市場化了。在整個社會生活經濟中，其他行為主體如果不能與政府保持一致和與官員保持聯系，很難存續，很難發展，因而主動投靠政府和官員，并通過權力尋租成為普遍的行為方式。因此，改革的方向是：約束政府，壯大社會，回歸市場。三者的關系是，要回歸市場，必須約束政府；要約束政府，必須壯大社會；從壯大社會入手，可能是解開三者連環關系的一個可行的選擇。

2.改革的方向

人的行為是由制度規則決定的，因此，制度是重要的。然而，制度變遷又與人的理念高度相關，有什么樣的理念，就會建立什么樣的制度。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理念可能更重要。我們有沒有這樣的理念？
一是要從壯大社會取得突破，就必須從落實《憲法》第 35條做起，即真正實行言論、集會、結社自由。讓民間機構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設立、活動起來。社會機構發展起來，不僅可以代行政府的很多職能，形成監督，而且相互之間也會形成合作和制衡。這樣的社會才有可能達到真正的和諧和穩定。
二是限權政府，建設有限政府。這是政治理念的根本轉變。小政府大社會不是個嚴謹說法，我們的政府的確很大，大到擁有無限權力，大到權力不受約束，因而是一個無限政府。其實，政府只是社會機構中的一個，盡管是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一個，但究竟只是多元社會中的一家。在現代社會，政府只能擁有法律明確規定的權力，而且這種權力還要受到必要的約束、制衡和監督。
三是打破國有部門壟斷，扶植民營經濟發展，走出政府主導和政府控制的怪圈，真正回歸市場。

3.改革的具體舉措

至于改革的具體內容，舉其要者有：
一是真正實施公共財政。讓納稅人參與、討論和決定政府預算，通過公共選擇的政治過程而不是現行的行政過程進行預算決策；建立全面統一的政府預算，把預算外和財政外資金（包括各單位的小金庫）納入預算；按照財權與事權相匹配的原則重建中央和地方的財政聯邦制關系；為財政支出用于經濟投資的規模設定上限，保證財政支出主要用于教育、醫療、社保就業和環境保護等社會公共服務。改變現行強政府，富中央、窮百姓、地方苦樂不均的不合理狀態。
二是先收租，再分利，推進資源要素價格改革，解決國有企業的利益侵占問題。使資源要素租金真正成為全體人民的財產，人人有份，共同分享。
三是推進利率和匯率的市場化改革，解決利率和匯率的長期呆滯和扭曲問題。
四是加強社會大協調。只有這樣，才能充分聽取群眾的訴求，依法行政，通過民主協調機制，促進民主。
五是細化行政法律、法規，完善和疏通群眾法律維權通道，特別是嚴厲追究侵害群眾利益的相關行政人員和行政機關的責任的處理。
六是疏通社會監督的反饋機制，建立和完善一個合法、有序的媒體監督的渠道。社會各個方面的行政監督機制發展得較為迅速，包括網絡媒體，電視媒體等，在此情形下，行政行為處在有效的監管之下，有效減少了行政越位、錯位、缺位的情況的發生。但是，網絡社會魚龍混雜，不恰當的報道也可能會侵犯行政人員本身的人身權利，比如，私下偷偷錄制的影像資料侵犯了相關行政人員的隱私權，網絡上盛行的人肉搜索不僅侵犯了個人的隱私權，也侵犯了個人的人身安全權，甚至會泄露國家的安全信息，對國家安全造成了巨大的威脅。因此，政府部門需要發起和完善一個合法、有序的媒體監督的渠道，讓言路自由，也要讓信息安全。

4.改革前景

一切改革都是在出現危機的情況下發生的，是在無論是統治者，還是被統治者，都無法按照原來的方式生活下去的時候進行的。1978 年的情況就是如此，“文革”使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三十年的計劃經濟使老百姓吃不飽肚子，治理的合法性發生了動搖，于是，開始了市場化的改革。今天也面臨著一種危機的形勢（只是與 1978 年時的危機情況不同罷了），因而存在著改革推進的可能。
一是從維護執政黨和決策者的地位出發推進改革，二是社會矛盾在某個方面激化，現行鏈條從某個環節斷裂出事，迫使決策者進行改革，這種可能性較大。
改革的目標正是如當下政府所提出的實現中國夢，即是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將經濟社會發展的成果讓全體人民共享，實現共同富裕。但是改革的道路是艱辛的，需要參與不僅僅是政府單方面，更要重視社會的多方參與。改革需要的絕不是一條明確詳細路線圖而已，更需要改革的決心和勇氣。正如當下政府所提出的，既需要壯士斷腕的決心堅定不移的推進改革，又要講究策略方法，因地制宜，試點現行、積微至著、漸進式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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