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對通貨膨脹及其福利成本問題的研究
楊子暉等用最新發展的非線性Granger因果檢驗方法研究了包括中國在內15個國家CPI和PPI之間的非線性傳導機制及其動態演變軌跡。
研究發現這兩個價格指數之間存在顯著的非線性作用機制，但傳導機制在不同國家存在差異。在中國，總體上存在由PPI到CPI的非線性傳導機制，這意味著會加大“成本推動型通脹”風險。
然而，下游價格對上游價格的反向倒逼機制在我國也日益凸現，使我國面臨著成本推動和需求拉動因素交織作用的復雜情景。
張成思等從資本輪動下行業潮涌的視角重新詮釋了中國的通貨膨脹問題。他們將國民行業劃分為投資品和一般消費品部門，構建了解釋行業潮涌和通貨膨脹關系的理論模型，并用1998年以來的數據進行了經驗檢驗。經驗分析發現，房地產價格增長率對總體通貨膨脹率和一般消費品價格變化率具有顯著的驅動效應，驗證了行業潮涌和通貨膨脹的聯動機制。決策層應該考慮從粗放式的財政與貨幣政策轉向重點關注行業潮涌現象及其背后暗示的居民收入、投資品供給和一般消費品供給方式的調整。
姚余棟等圍繞通貨膨脹預期和央行票據利率構建了中國的“新共識”宏觀經濟模型，對我國2005年以來通貨膨脹預期的形成機制和治理方法進行了實證研究。其結論是我國經濟的風險主要來自通貨膨脹預期的沖擊，通貨膨脹預期和貨幣政策對實體經濟的影響很大，而通貨膨脹本身對實體經濟的影響相對較??；我國的通貨膨預期具有很強的慣性，貨幣政策要發揮最大效用必須對其作出反應，當前來說以央行票據利率為指標的貨幣政策可以發揮重要作用。
陳彥斌等根據中國二元經濟的結構特征，構建了一個兩部門兩產品的Bewley模型，來研究我國通貨膨脹對財產不平等的影響。研究發現，通貨膨脹不僅通過財產結構差異產生再分配的作用，還會推高農產品的相對價格，通過居民消費結構的差異來影響財產不平等，低收入家庭由于恩格爾系數高而承擔了更多的通貨膨脹福利成本。
吳錦順探討了通貨膨脹福利成本估計方法的問題。他用兩種方法估計和比較了1995~2012年我國逐年通貨膨脹福利成本，一種是他提出的基于GMM方法的MIU模型框架下的方法，一種是傳統的MIU模型框架下的方法。比較結果顯示，他提出的新方法更有優勢，因為它能同時考慮通貨膨脹率和名義利率等多個變量對通貨膨脹福利成本的影響。
陳剛基于CGSS（2006）數據，以居民幸福感作為衡量標準測算了通貨膨脹的福利成本。經測算，我國通貨膨脹率每上升1個百分點，國民幸福感會下降1.13%，需要GDP增加2個百分點才能彌補，從而通貨膨脹顯著降低了居民的幸福感。以上結果遠高于基于歐美國家數據的測算結果，意味著我國的通貨膨脹成本遠高于歐美國家。在適應性預期的假設下，我國的預期型和非預期型通貨膨脹都顯著降低了居民的幸福感，福利成本并無顯著差異。
彭方平等考察了我國通貨膨脹容忍度的問題。
他們構建了包含時間效應的非線性面板平滑轉換模型，以合理刻畫通貨膨脹與經濟增長的關系。
研究發現，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通貨膨脹率小于2.3%時，通貨膨脹對投資和經濟增長沒有影響；當通貨膨脹率大于5%時，通貨膨脹率對投資和經濟增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這兩種機制的轉換發生在通貨膨脹率為3.8%的位置，且轉換速度非?？?，因而當通貨膨脹率接近或超過3.8%時，央行應迅速采取措施。
陳衛民等基于我國1990～2010年的省際面板數據，實證研究了人口年齡結構與通貨膨脹的關系。研究發現：少兒人口比重上升能夠提高通貨膨脹率，勞動年齡人口和老年人口比重上升則相反；盡管存在影響程度的差異，人口年齡結構和通貨膨脹率關系的性質在我國東中西部是一樣的；人口結構與通貨膨脹之間存在非線性關系，老齡化達到較高水平后，老年人口比重的繼續提高對通貨膨脹的影響會由抑制變為推高；經濟增長率、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貸款增長率和消費比重提高都會推動通貨膨脹水平上升。
二、對宏觀調節中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問題的研究
張佐敏將財政規則分為購買規則、融資規則和自動穩定規則，用動態隨機一般均衡（DSGE）模型考察了不同的財政規則組合對經濟均衡和政策效果的影響。研究發現，如果扭曲稅率根據上一期債務規模調整，則經濟具有唯一均衡的稅率彈性空間最大，而自動穩定規則可以拓寬稅率的彈性空間。同時，盯住稅率和強自動穩定規則、弱自動穩定規則的不同組合分別有利于實現政府購買刺激目標和穩定產出目標，而盯住債務和弱自動穩定規則的組合最有利于實現穩定就業和價格的目標。
朱軍用貝葉斯估計方法研究了開放經濟中我國財政政策的DSGE規則，考察了我國財政政策的有效性并比較了各種財政政策規則。研究發現：開放經濟中財政政策的“乘數效應”相對較小，我國即期擴張效應僅為0.086%；考慮“債務與否”的政策規則之間有明顯差異，而具有連續性特征的慣性支出規則與“盯住產出”的規則具有近似的經濟效應；“嚴格”債務約束和“寬松”債務約束的財政政策規則具有相似的經濟效應，因此為了充分利用資源可以采取“寬松”債務約束的財政政策規則。
胡永剛等將以產出和通貨膨脹為反應變量的財政支出規則引入了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分析財政政策對居民消費的影響。理論分析表明，財政政策會通過兩種途徑影響居民消費，一種是財富效應，另一種是財政支出規則的預期效應。但是這種預期效應取決于財政支出對產出和通貨膨脹的反應程度，只有當反應程度達到一定臨界值時預期效應才有效。在一個具有價格粘性的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中，他們比較了借新債還舊債、增加增值稅、消費稅、工資薪金所得稅、資本所得稅和縮減政府轉移性支出6種償債方式，發現不同償債方式主要通過財富效應和替代效應對居民消費產生影響，但各有側重。
王晉斌等考察了我國貨幣政策是否存在非對稱的損失偏好。他們直接采用非對稱損失函數檢驗了我國央行貨幣政策損失偏好的性質，計量結果并不支持央行在產出缺口損失和通貨膨脹缺口損失上存在顯著的非對稱損失偏好，因而對稱性損失偏好函數的假定不能被拒絕。這意味著央行采取的是相機抉擇的貨幣政策，貨幣政策目標在通貨膨脹和經濟增長之間權衡選擇。他們認為這可能與中國經濟增長模式和通貨膨脹因素的復雜性有關。
馬草原等研究了我國貨幣政策超調現象的形成機理。他們針對中國經濟環境的基本事實，提出了三個理論假設分析貨幣政策超調的形成機理，并用省際面板數據對其進行了實證檢驗。其結論是，貨幣政策超調根源于我國特殊的經濟制度環境和宏觀調控體系，它造成了我國貨幣政策調控對國有經濟渠道的過度依賴；國有投資比重上升拖累了“總體經濟效率”，使投資增長的“總量效應”受到“結構效應”的削弱，最終使政策當局陷入“求均衡”和“保增長”的兩難困境。因而，要減輕和消除貨幣政策超調，關鍵在于扭轉貨幣政策調控對國有經濟投資渠道的過度依賴，凸顯經濟均衡發展和結構優化在調控目標中的重要性。
饒品貴等在區分企業產權性質是國有還是非國有的基礎上，通過考察貨幣政策對銀行信貸和商業信用的不同影響，為我國貨幣政策信貸傳導機制的存在提供了微觀證據。其基本結論是，相對于國有企業，貨幣緊縮對非國有企業銀行信貸造成更大的沖擊，企業將商業信用作為替代融資方式，證明了貨幣政策微觀傳導機制在我國的存在。另外，他們考察了不同貨幣政策環境下我國銀行信貸資源在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之間配置的差異及其對上市公司未來業績的影響。研究發現，貨幣政策緊縮期信貸資金的邊際增加會使企業下一年度取得更好的業績，不過這主要發生在非國有企業身上，說明非國有企業經濟效益較好卻沒得到足夠的信貸資金。朱新蓉等用2007～2013年上市公司的數據分析了我國貨幣政策傳導的企業資產負債表渠道是否有效的問題。研究表明，我國貨幣政策傳導的企業資產負債表渠道基本有效，但是存在行業的非對稱性，少數行業的資產負債表傳導存在低效應問題；貨幣政策效應整體上存在時滯性，而且不同行業的時滯有差異。
馬勇考察了宏觀審慎貨幣政策規則及其政策效果，在DSGE模型中，動態地引入了一個具有摩擦的內生性金融體系，系統考察了宏觀審慎的貨幣政策規則及其反應方式。模型的模擬結果表明，基于宏觀審慎的貨幣政策最有效的方法是對通貨膨脹和產出作出靈敏反應，緊盯通貨膨脹和產出缺口的規則依然可以成為穩健貨幣政策的基石?；诤暧^穩定的貨幣政策可能更青睞簡單、清晰的規則，而非復雜的多目標規則。王博等以高儲蓄率對貨幣政策和宏觀經濟關系形成的約束為切入點，研究了有利于增強宏觀經濟穩定性的貨幣供給規則。他們將貨幣供給反饋規則引進了代季交疊（OLG）模型，討論了差分經濟系統穩態均衡點附近的穩定性和福利最大化的消費水平，并用我國1985～2007年的數據進行了參數校準和模型估計。結論是央行遵循的貨幣供給行為的結構參數可以影響居民的消費-儲蓄決策，進而能夠影響穩態的儲蓄率；1997年后我國超額貨幣供給對通脹偏離其目標的反應程度發生了變化；我國過高的儲蓄率與經濟系統的穩定性不相容，已經觸及理性人的邊界狀態。作者認為間接提高代表性行為人的貼現率并輔以貨幣政策參數微調，可以提高宏觀經濟的穩定性。戴金平等構建了一個包含市場化利率規則和非市場化信貸指導兩種貨幣政策調節方式的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以考察我國貨幣政策對實體經濟的影響。研究發現，央行的公開市場業務和對商業銀行的信貸指導都能夠引導實體經濟、平滑經濟波動和增加社會福利。然而，信貸指導這種非市場化的調節手段會加劇金融市場利率的扭曲，從而導致金融中介的低效率。
三、對全要素生產率和我國經濟增長源泉問題的研究
范志勇等用參數和非參數方法核算了開放條件下我國1981～2010年國民收入的增長狀況和特征。指數核算方法和計量經濟學分析都表明，我國的全要素生產率近年來快速下降，對國民收入增長貢獻的份額呈下降趨勢；資本投入對國民收入增長的貢獻份額不斷上升，成為國民收入增長的主要源泉。同時，貿易條件的惡化使我國2003～2009年實際國民收入增長速度慢于實際產出增長，出現了“增產不增收”現象。
龔關等突破了Hsieh和Klenow提出的資源配置效率測量方法中規模報酬不變的假設，他們證明用TFPR的對數方差測量資源扭曲會增加計算誤差，轉而采用MRPK和MRPL的方差衡量資本和勞動的配置扭曲程度。他們用Levinsohn-Petrin半參數估計方法估計了我國制造業跨行業的資本和勞動的產出彈性，通過對我國1998～2007年制造業企業數據的實證分析得出：如果資源得到有效配置，我國1998年制造業的全要素生產率會增長57.1%，2007年會增長30.1%。
邵宜航等從異質性企業的角度考察了我國工業企業間的資源配置對工業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
在Hsieh和Klenow研究的基礎上，他們進一步對交通等硬環境和金融市場軟環境造成的扭曲進行了測算和比較，并將數據延伸到2007年。研究發現：資源配置優化可能帶來很大的加總全要素生產率收益，資源配置在所考察的樣本期內以2005年為分界經歷了先改善后惡化的轉變；金融環境扭曲對中小企業特別是小企業資源配置扭曲的影響是造成總體資源配置扭曲惡化的根本原因；交通等基礎設施在我國未來的發展中將起到關鍵作用，2005年后對大、中企業來說交通等設施的負面影響已經超過了金融的負面影響。
蔡昉將增長理論和經濟史結合起來，從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積累激勵的角度，嘗試建立一個統一的理論框架來解釋經濟增長的成敗。他總結了四種人類經濟增長類型或階段：馬爾薩斯式的貧困陷阱、劉易斯式的二元經濟發展、劉易斯轉折點和索洛式的新古典增長。他認為我國已經經歷了這四種類型的前三個，最終會進入一個新古典增長階段。在當前我國從二元經濟發展階段向新古典增長階段的轉變過程中，已經出現了資本報酬遞減的現象。中國的全要素生產率仍然有很大的提高空間，不過需要一系列人力資本條件和制度環境。
董敏杰等用一個可以測算經濟增長來源的非參數分析框架測算了我國經濟增長的來源。他們推導出一個非參數分析框架，用1978～2010年的省際數據測算了我國經濟增長的來源。測算結果顯示，TFP、勞動、資本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貢獻份額分別為10.9%、3.7%、85.4%。這表明TFP是我國經濟增長的重要推動力，同時我國經濟對資本的依賴很高而且依賴性越來越強。
劉瑞翔在一個考慮了環境因素的非參數經濟增長核算框架下，用1989～2010年的省際數據，從要素投入、全要素生產率和環境消耗三方面分析了中國經濟增長的源泉。研究發現，在中國經濟增長的源泉中，要素投入的貢獻份額為70.2%，全要素生產率為20.55%，環境消耗為9.25%，然而我國不同區域間經濟增長的源泉有很大差異；存在增長源泉對我國經濟增長和波動貢獻度相背離的現象，中國經濟更多地與全要素生產率呈現出一致的變動趨勢。
李平等基于純生產率和索洛余值法測算了我國生產率的變化及其增長的源泉。主要結論是：我國生產率從改革開放以來出現了漲跌互現的波動情形，其增長是我國經濟增長的重要源泉；我國經濟增長方式是資本投入驅動型，東、中、西部的經濟差距源于資本投入貢獻的差異；我國生產率2002年以來呈下降趨勢，同時資本投入迅速增加，這種“粗放”的經濟增長方式難以保證我國未來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武鵬考察了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增長動力的轉換。他用SFA和DEA方法，基于我國1978～2010年的省際面板數據，測算了勞動、資本和TFP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值。研究發現：資本投入是我國經濟增長最主要的動力來源，貢獻率高達92%；勞動投入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貢獻最??；TFP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值略高于勞動，但絕度水平較低；我國經濟增長的動力轉換可分為1979～1985年、1986～1997年、1998年后至今三個階段；我國經濟增長動力有兩個明顯特征，一是投資拉動的作用保持了很高的水平，二是效率驅動的作用逐漸弱化，直至走到經濟的對立面。中國未來迫切需要將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由投資拉動轉變為效率驅動。
張德榮研究了“中等收入陷阱”的發生機理和中國經濟增長的階段性動力。他根據統計數據認為“中等收入陷阱”是一個普遍的現象。實證研究發現，在不同發展階段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是不同的，適時轉換動力機制是規避“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從深層次看，中等收入國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原因是缺乏經濟增長動力機制轉換的激勵。我國存在通過知識創新推動經濟增長的潛在空間，改革和原創性技術進步是我國未來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
四、對經濟周期問題的研究
鄭挺國等構建了一個可以綜合利用我國季度數據和月度數據的經濟周期計量模型———混頻數據區制轉移動態因子模型。他們運用該模型識別了我國1992年以來的經濟周期態勢，并在搜集宏觀經濟實時數據的基礎上，對我國2005～2011年間經濟周期的識別和測定進行了實時分析。他們發現混頻數據區制轉移動態因子模型可以很好捕捉我國經濟周期的階段性變化，并且可以提取出基于混頻數據的一致指數；該模型在我國經濟周期測度上有很好的可靠性和時效性，從而對我國是適用的。
歐陽志剛用共同趨勢和共同周期方法檢驗了中國經濟波動的國際協同，并在共同趨勢和共同周期的約束下分解了經濟增長的趨勢與周期。他們對周期成分和趨勢成分分別設定了非線性因子VAR模型，以研究國際共同沖擊、本國沖擊和外國沖擊對我國經濟波動的影響。研究發現，中國經濟波動具有國際協同特征，國際共同沖擊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周期成分和趨勢成分有明顯的正向沖擊效應；2012年以來國際經濟增長趨勢處于下降通道，將會帶動我國經濟的下行。
楊子暉等也考察了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的協同性。他們構建了一個國際經濟周期三層因子模型，基于24個主要經濟體的跨國數據進行了經驗研究。研究發現，我國宏觀經濟周期在過去十多年里與全球經濟周期密切關聯，我國關鍵宏觀經濟指標的變動受國際經濟因素的影響很大；國際共同因子項解釋了我國CPI波動的很高份額，外部因素對我國物價變動有顯著的沖擊；美國經濟周期對世界經濟周期具有主導作用；金融危機期間，國際經濟因素對主要經濟體的產出、股指波動的影響增加。
呂朝鳳等構建了一個考慮外生政府支出沖擊和代表流動性沖擊的偏好沖擊的小國開放經濟三部門實際經濟周期模型，來解釋我國經濟周期的特征事實。研究發現，代表流動性沖擊的偏好沖擊是消費、TB/GDP波動的重要沖擊來源，政府沖擊是消費、就業、TB/GDP和產出波動的重要來源，該模型可以解釋我國92%以上的經濟波動特征，而且可以合理預測實際消費與TB/GDP之間、產出與TB/GDP之間的明顯的逆向協動性。
林建浩等用條件馬爾可夫轉移模型對我國1979～2011年GDP增長率數據進行了實證分析，探討中國經濟周期演變過程中的“大穩健”問題。研究發現：以1995年第四季度為界，我國經濟從高波動與低波動交替出現階段進入以微波化為主要特征的“大穩健”；2006年和2008年分別出現了“從低到高”和“從高到低”的方差結構轉移，目前還無法判斷這是“大穩健”的插曲還是終結。
對于“大穩健”的可能原因，他們認為與發達國家不同，我國存貨投資并不是GDP穩定化的原因；固定資產投資的穩定化與產出增長的穩定化緊密相關；貨幣政策呈現出與GDP增長類似的波動結構變化是“大穩健”的重要潛在根源。
五、對人民幣均衡匯率和變動趨勢問題的研究
孫國峰用DSGE模型實證測算了人民幣的均衡匯率水平。測算結果顯示，人民幣匯率在1997年金融危機前后出現一定幅度的高估，但危機后我國加入WTO后勞動生產率快速提高和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共同作用使人民幣匯率變為低估，低估幅度在2006年時達到近15%的最高點；次貸危機后人民幣匯率低估幅度迅速減少，甚至出現了短暫的高估；2009年后人民幣實際匯率趨向均衡。
陳華研究了央行干預對人民幣匯率均衡的影響。他從外匯交易者異質性的微觀假定出發，在理論上分析了央行干預對匯率失調程度可能存在的影響，并結合2005年8月至2013年3月的月度數據，用ESTAR模型進行了實證檢驗。研究發現，央行干預對匯率失調存在U型效應，央行干預推動了人民幣匯率更加均衡。
陸前進等從銀行信貸、外匯儲備角度考察了人民幣均衡實際匯率的形成機制，強調了銀行利潤最大化的信貸供給和外匯儲備變動的雙重影響。
理論分析發現，實際匯率可以表示為貸款利率、名義匯率、外匯儲備、勞動生產率和外國價格水平的關系式，這些因素是影響實際匯率的重要因素。實證研究發現，名義匯率和人民幣實際匯率正向變動，貸款利率、外匯儲備和外匯市場壓力對實際匯率的影響為負，勞動生產率和美國價格水平對實際匯率的影響為正。
徐國祥等構建了人民幣分別同發達市場和新興市場貨幣的五元和四元BEKK-MGARCH模型，研究跨市場匯率波動傳導效應。研究發現：人民幣和美元之間存在顯著的交互波動傳導效應關系，匯改后人民幣表現出更強的波動傳導效應，只有歐元匯率表現的相對比較孤立；在新興市場之間構建的匯率波動傳導模型中，和其他貨幣相比，人民幣具有更強的波動傳導效應。
梅冬州等考察了人民幣升值對我國貿易順差的影響。模型數值模擬發現，在不考慮金融加速器和資產型貨幣錯配情形下，貨幣升值能明顯降低貿易順差，并且對產出的影響不大；然而在考慮到我國和其他東亞國家持有大量外匯資產并且主要依靠國內融資的現實情況后，通過金融加速器效應，貨幣升值會降低企業凈值，使企業外部融資成本迅速上升，從而對投資和產出有抑制作用，進而帶來投資品進口的大幅下降，最終使貿易順差進一步擴大。
林念等研究了實際匯率與服務業發展之間的關系。他們通過對1980～2007年120多個國家的面板數據分析發現：實際匯率變動會對服務業發展產生一定影響，但影響程度受匯率制度的影響；實際匯率升值在固定匯率制度下會加速促進服務業發展，但在浮動匯率制度下二者并沒有顯著的相關關系。徐濤等研究了人民幣匯率調整對制造業技術進步的影響。研究發現，匯率對制造業的技術進步有顯著影響，但不同行業存在差別，人民幣升值對資本密集型行業的技術進步作用不大，而對勞動密集型行業的技術進步有一定的推動作用。
毛日昇考察了人民幣實際匯率上升影響我國工業行業就業的傳導機制和渠道。研究發現，實際匯率升值通過出口開放渠道和進口競爭渠道對凈就業水平產生顯著的負面影響；相對于私營工業部門，國有和外資工業部門的就業水平對人民幣實際匯率變化的反應更加敏感。戴覓等首次使用企業層面的數據研究了匯率沖擊對中國制造業就業的影響。研究發現，我國就業人數對匯率變動的反應存在明顯的企業異質性：有相當數量的制造業企業就業量因匯率升值而下降，同時也有很大一部分制造業企業的就業量因匯率升值而上升，使得匯率沖擊對企業就業人數的影響雖然在統計上顯著，但經濟效果很小。
徐建煒等針對實際有效匯率測算中的“加總謬誤”問題，測算了我國行業層面的實際有效匯率。通過匹配國內外分行業的價格和貿易數據，他們估算了人民幣分行業實際有效匯率，認為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在國內不同行業間存在顯著差異，從而人民幣匯率變化對不同行業國際競爭力的影響是不同的。他們還討論了實際有效匯率指標用于計量經濟分析的內生性問題，并提出了兩種修正內生性的指標，發現分行業實際有效匯率指標優于加總層面的實際有效匯率。
戴覓等則利用2000～2006年企業-交易層面的海關貿易數據，測算了我國企業層面的名義和有效匯率。他們發現，不同企業面臨的匯率變化存在很大差異，企業有效匯率差異的95%來自行業內不同企業的差異而不是行業間的差異，企業的進口的數目與其有效匯率的波動性存在顯著的負向關系。黃萬陽從多個維度探討了人民幣匯率有沒有被低估的問題。研究發現，中美基本要素對人民幣對美元實際匯率有重要的長期和短期影響，2008～2010年人民幣對美元實際匯率被高估了5%～8%，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被高估了2%～6%，而美元實際有效匯率在2009～2010年接近均衡水平。
六、收入分配與宏觀收入分配調節問題的研究
林毅夫等從政府發展戰略的視角，研究了收入分配的根本決定因素，認為政府不當的發展戰略才是收入分配結構不合理的根本原因。研究發現：政府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會減少對勞動的需求，使資本收入增長快于勞動，國民收入分配結構不斷向企業和政府傾斜；如果政府推行比較優勢發展戰略，低收入國家會經歷四個發展階段，工資水平不斷上升，收入不平等程度會持續下降。
利用我國1978～2008年省際面板數據對這一理論假說進行的實證檢驗發現，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將導致城市化水平相對下降、城鄉收入差距擴大，中國城鄉收入差距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呈現出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規律。
褚敏等利用我國1986～2010年的省際面板數據，從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壟斷的視角揭示了我國收入差距不斷惡化的深層原因。其研究發現：地方政府主導經濟的行為是收入差距擴大的原因；國有企業壟斷本身對收入差距的影響不大，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的結合，即權力和資本結合形成的行政壟斷，是收入差距擴大的根本原因。因此，要根本遏制收入差距的擴大，關鍵在于消除行政壟斷。
常進雄等研究了我國初次收入分配中勞動占比問題。他們從CES生產函數出發推導了提高勞動報酬占比的基本條件。研究發現：勞動對產出的貢獻遠高于資本，勞動者的所得卻遠低于其對產出的貢獻；怎樣提高勞動報酬占比取決于發展水平和要素稟賦，如果要素替代彈性大于單位彈性，通過擴大就業可以提高勞動報酬占比，反之則通過提高工資水平來提高勞動報酬占比；我國東部地區的要素替代彈性小于1，提高工資水平是有效的，而中西部地區要素替代彈性小于1，擴大就業是有效的。
陳宇峰等綜合考慮了技術偏向、壟斷利潤和二元經濟結構等因素，試圖完整揭示勞動份額的影響和決定機制。研究發現，就單個產業來說，壟斷利潤率是勞動份額短期變動的主要原因，技術偏向性是決定其長期運行水平的關鍵因素。我國勞動收入份額長期低位運行的主要原因是國有企業選擇了資本偏向型的技術，同時二元經濟結構下“逆資源稟賦”的技術偏向降低了經濟增長的就業吸納能力。
學界特別關注城鄉收入分配問題的研究。萬廣華基于泰爾指數構建了城鎮化與收入不均等的理論關系，繪出了表明二者關系的倒U型圖形。
基于國家統計局住戶調查數據的實證分析發現，我國城鎮化在1978～1994年間使總體的收入不均等上升了，但1995年后減緩了貧富差距的擴大，尤其是2003年后通過縮小城鄉差距使貧富差距有所下降。錢忠好等考察了土地市場化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計量檢驗結果表明，土地市場化水平提高并不必然導致城鄉居民收人差距擴大，二者是一種倒U型關系，城鄉居民收人差距隨著土地市場化水平的提高呈現先擴大到相對平穩再到相對縮小的態勢，土地市場化水平對城鄉居民收人差距影響的拐點為25.3%。因此，要縮小城鄉收入差距，應該加快推進土地市場化改革。
萬遠海等評估了戶籍歧視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
他們考慮了內生性問題，重點關注那些戶籍屬性發生轉變的群體，并綜合使用了傾向得分匹配和雙重差分法來估計戶籍的歧視性作用。研究發現，2008年，戶籍歧視使農村居民的收入下降了3.5%，戶籍歧視的存在使基尼系數從0.488上升到0.499。因此，戶籍歧視對我國的收入差距有顯著影響。
徐建煒等基于微觀住戶調查數據考察了1997年以來我國個人所得稅政策的收入分配效應。研究發現，盡管1997～2005年稅制的累進性下降了，但是由于平均稅率大幅上升，個稅的收入分配效應在大多數年份仍然上升了；我國2006年以來多次調高個稅的免征額，在提高了個稅稅制累進性的同時降低了平均有效稅率，免征額提高從總體上反而惡化了個稅政策的收入分配效應，它在降低中、高收入者稅負的同時沒有使低收入者受益；我國個稅與發達國家相比累進性較高，平均稅率偏低，削弱了個稅政策在調節收入分配上的作用。
七、中國可持續發展問題的研究
李斌等研究了環境規制、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和中國工業發展方式轉變之間的關系。他們采用考慮非期望產出和松弛問題的非徑向非角度SBM效率測度模型和ML生產率指數法，測度了我國工業36個行業的綠色技術效率和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同時用面板門檻模型估計了環境規制和中國工業發展方式轉變的非線性關系并計算出門檻值。
研究發現：2001～2010年我國綠色全要素生產率不僅沒有增長，反而出現了倒退，導致其對工業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降為負數；環境規制可以通過作用于綠色全要素生產率而影響工業發展方式轉變，但存在著規制強度的“門檻效應”，當環境規制強度介于門檻1.999和3.645時，逐步加大規制力度會有利于工業發展方式的轉變。
蔣伏心等選取了2004～2011年江蘇省制造業行業的面板數據，用兩步GMM法研究了環境規制對技術創新的直接效應和間接效應。研究發現：環境規制與企業技術創新呈“U”型動態特征，隨著規制強度的增強，環境規制對技術創新的影響由“抵消效應”轉變為“補償效應”；環境規制主要通過FDI和企業規模兩方面對技術創新產生間接影響；利潤率和工資水平對企業研發投入有顯著的正面促進作用，并且不受環境規制的影響。
政府應該制定合理的政策以抵消環境規制對技術創新的負面影響。楊繼生等通過構建含有非觀測交互效應的面板SVAR系統，測度了經濟增長的自然環境成本和社會健康成本及其地區差異，并考察了法制、文化、社會意識等非量化社會環境因素對環境污染和社會健康動態影響的趨勢特征。研究發現：我國各地區的環境污染成本約占人均GDP的8%～10%，且發達地區顯著高于欠發達地區；醫療支出對經濟增長的長期彈性為1.66，顯著大于1，表明經濟增長最終反而降低了社會健康總水平；非量化社會環境因素對環境污染的遏制作用2008年以后顯著弱化。
涂正革等基于我國1995～2011年30個省工業化、城鎮化和CO2排放的數據，用LMDI“兩層完全分解法”研究了工業化、城鎮化對CO2排放的動態邊際凈影響。研究發現：我國CO2排放的區域差異顯著，中西部地區經濟規模擴張的邊際碳排放量遠遠大于東部地區；工業化加速是我國CO2排放的主要推動力量，雖然工業規模擴張的邊際碳排放量呈下降趨勢，但工業比重的邊際碳排放量卻呈上升趨勢；城鎮化給我國碳減排帶來了一定的挑戰，城鎮人口比重每提高一個百分點，CO2排放量平均增加6.83MT。他們最后從碳排放權交易市場、產業轉移政策、產業結構調整和城鎮化政策方面提出了相應的政策建議。
趙紅等用協整和格蘭杰因果檢驗方法，實證分析了我國1978～2010年CO2排放與城市化、經濟增長、能源消耗、貿易開放的關系。研究發現，經濟增長、能源消耗、貿易開放長期中對CO2排放有正向影響，城市化則有負向影響；短期中，經濟增長和能源消耗對CO2排放的正向影響較強，城市化則有較強的負向作用，貿易開放的作用不確定；能源消耗與碳排放存在互為因果的雙向影響機制，經濟增長、貿易開放和城市化與碳排放則僅存在單向影響機制。他們從減排政策、能源結構、對外開放、城市化等方面提出了相應的政策建議。
黃茂興等將環境作為特殊的生產要素引入到Romer模型中，擴展后構建了一個包含環境部門在內的五部門內生增長模型，并分析了環境的消耗、再生和管理，物質資本積累、研發、人力資本開發等因素在可持續發展中的作用。他們基于我國內地30個省份的面板數據，構建聯立方程模型進行了實證分析。其結論是：人力資本開發、研發部門的生產效率與研發部門人力資本存量的提高對可持續最優增長率的提高有積極作用；長期來看，環境管理對最優增長率、環境質量的提高和環境承載力的提升至關重要；我國仍處于環境庫茲涅茨倒U型曲線的左端；消費者越偏好未來的消費，環保意識越強，可持續最優增長率就越高。
胡鞍鋼等將財富的累加定義為“綠色儲蓄率”，提出了綠色儲蓄率公式和計算方法，并測算了我國1978～2010年的綠色國民財富，以尋求推動綠色發展的公共政策。其基本結論是：綠色儲蓄率比真實儲蓄率更接近真實財富的變化軌跡，它的波動更好地闡釋了中國發展質量的變化；我國的綠色財富發展軌跡自改革開放以來呈現出一條早期下降，其后持續上升的“J”字軌跡，表明我國發展總體走上了一條可持續的道路；盡管改革開放以來自然系統一直處于赤字，但近年來已經初步出現盈余，且這一趨勢會持續；我國應當繼續堅持走綠色發展道路，積極加快生產方式轉變，將生態文明建設放在突出地位。
成金華等構建了涵蓋資源節約利用、生態環境保護、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和綠色制度實施的生態文明指標體系，并測度了2006～2011年我國的生態文明發展水平。研究發現：在我國大力加強生態文明建設的背景下，2006～2011年我國的生態文明發展水平不斷提高；我國不同地區之間的生態文明發展水平存在很大差異，生態文明發展呈現出東中西逐漸遞減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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