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不是社會狀況的一面鏡子。而是對已經顯露出頭角的那方面的報告。新聞不會告訴你種子如何在土壤中生長，但是可以向你報告第一棵秧苗的破土而出?！?

“大人物――即使終其一生一照例是通過一種虛構的個性而廣為人知。因此，一個老生常談也不無道理：仆人眼中無英雄。在仆人和私人秘書看來，他們只有一點是真實的，那就是常常沉溺于自我虛構?！?
在未讀《公眾輿論》之前，我望文生義地將公眾輿論理解為：或市井的議論、或公共事件中公眾的道德呼聲。而李普曼將公眾輿論的研究解構了，將輿論分析大致列為“認識活動舞臺、舞臺形象和人對那個活動舞臺自行產生的形象所作的反應之間的三角關系”。我這樣理解，“活動舞臺”指李普曼所指的真實環境?！拔枧_形象”指楔入人與現實環境之間的擬態環境，“人對那個活動舞臺上自行產生的形象”指人類對虛擬環境的判斷與行為。就是所稱的意見。這三個部分是李普曼分析輿論的三個角度，而三者的關系就是研究的思路。李普曼當然不是想研究社會結構的問題，而是要研究人們與世界在精神的聯系交流中，社會群體的作用力大小。
構成擬態環境的主體就是媒體與受眾，擬態環境的構建是二者合力循環而為。真實環境與擬態環境之間，尚且可以區別。但是人與真實環境和擬態環境的關系就是難以道明的模糊地帶。所以本文想先談談擬態環境存在的必要性。

擬態環境存在的可能性

首先擬態環境一般理解為觀念形態上存在的環境?，F實環境包括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擬態環境包括媒介環境和心理環境。
擬態環境并非精確而全面地描摹現實世界，仿佛它誤導了人們對于世界的認知，但是如果沒有擬態環境。我們對于世界有可能一無所知。
人為什么生活在現實環境中。卻還構建出了意識上的一種非真實物質存在的擬態環境呢?李普曼指出了那些妨礙人們接近真相的因素：人為的審查制度、社會交往的限制和關注公共事務的時間比較匱乏。我個人認為，與其說是審查制度的存在好像妨礙了真相的大白，不如說客觀上人的生存精力是極其有限的，窮其一生能經歷的事情、接觸的信息也只是媒介信息吞吐量中極小的一部分。面對海量的信息，首先人是無暇花精力去一一選擇的，所以傳統媒體的功能也在此體現，報紙就是將信息濃縮的一個媒介。
看不見的信息是通過詞語圖像傳遞給我們的，媒體在處理每天發生的信息時。將媒體工作人員認為的細枝末節拋棄，將瑣碎的語言刪除，到最后只留下了事件的部分描述，媒介的篩選與簡化，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事件的真實的損失，這似乎也是傳統媒體運作當中的一個代價。在滿足人們有限精力的投入使用時，就得付出事實真相這一代價。這種代價意識。還可以通過網絡來加以證明。網絡提供給我們海量的無比豐富的信息。也攜帶避之不及的垃圾信息，于是有種聲音出現了：認為網絡傳播中應當適度地進行把關。但是網絡世界的垃圾信息不正是信息海量自由交換的一種代價嗎?如果真的有了網絡傳播中的把關，敢問網絡世界中那些自由的表達聲音、意見交換還能否可以生動地存在?再者如果真要把關。那么這個“度”怎么“適”可能也會有頗多爭議。
自由傳播信息的代價就是把關的弱化。我們對現實世界的認識。除了極為有限的親身經歷外，其余都來自傳播\\(包括：自我傳播、群體傳播、組織傳播、大眾傳播等\\)。首先，各種傳播方式中，大眾傳播所傳達的信息，不僅是人自身獲取信息的來源，也是其他傳播形式的源頭。不管是街頭巷議，還是網絡跟帖，議論的話題大部分是來源于媒體的。其次，看不見的環境是通過語言來表達的，人類掌握的詞語要比他們想表達的意思少得多?，F實中的環境是那么復雜，我們獲取的信息也是有限的，詞語的明晰程度是值得質疑的，所以信息的不確定性就通過人類的想象來填充了，輿論中必定會有想象的成分。
除去詞語表意的抽象性會激發人類的想象，其實詞語本身的傾向性也會造成一種態度，媒介使用“騷亂”一詞來表述一個活動場面時，潛在地表達了這個活動的非法性，從而肯定了現實環境規范的合法性，就這樣在媒體的用詞上，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受眾的接受態度。

盲人摸象――擬態環境是現實環境的一個部分

首先筆者認為，擬態環境是現實環境的部分反映，它并非現實環境的全部復制與描摹。所以它是依賴現實環境而存在的，二者同時不是對應關系，而是部分與整體的關系。因為新聞、信息本來都不是對現實的全景式精確性的描述。只是對現實某個典型事件的截取。其次新聞人在對信息進行處理的過程中，本身是具有傾向性的，在《做新聞》當中，塔奇曼就指出新聞生產過程中，新聞的價值是協商的結果，主編們會開會討論今天的信息，談論哪幾條信息是有價值的，當“非典”來臨時，在沒有疫情出現的幾個省市，都有著人人自危的緊張氣氛，他們對電視上每天更新上報的病例產生了恐懼，盡管現實當中，他們是安全的。說起美國似乎就是摩天大樓，街上行色匆匆的上班族，迪士尼的歡樂景象?？梢哉f受眾心中對于事物的象征性認知，就來源于媒體的選擇性報道。所以擬態環境――一個依賴符號傳播而存在的擬態環境是屬于現實環境的一個部分。
雖然擬態環境是現實環境的一個部分，但是我們從交往中\\(泛指一切傳播關系中、過程中\\)，加上我們自身的想象，所得到的信息成像比我們真實經歷的要廣泛得多，某些時候甚至是覆蓋了原先真實的經歷。比如，直播的新聞節目、體育賽事，它們看似是實況的、現在式的，然而新聞播音員和體育比賽是不在現場的，受眾觀看節目時，心中卻又是具有強烈的現場感的，電視作為一個電子媒介，就是通過共有空間的共建來實現現場感的。
另外，擬態環境在受眾中的解讀也具有傾向性，這種傾向性并不像新聞生產時的傾向性那樣表現出一種公共性，而是表現出一種個人的興趣傾向，受眾會更愿意選擇和自身經歷或者愛好、或者背景相似的新聞來了解。受眾的認知積累、預設態度和已有立場將會影響受眾對信息的解讀產生差異。比如一張報紙，不同的受眾選擇閱讀的信息是不同的。

擬態環境的敞開與遮蔽

擬態環境的敞開指傳者選擇播報信息的行為。而遮蔽就是篩掉信息。敞開和遮蔽是對偶成立的。沒有敞開就沒有遮蔽。敞開即遮蔽。比如關于2008年北京奧運會，不管是對于奧運會志愿者的宣傳片中，還是幕后的采訪，都讓奧運會充滿了一種競技、和諧。而奧運會作為一場賽事，重要的是技能，比賽的緊張氣氛。但是我們在觀看與奧運有關的節目時。多感受到一種祥和的氣息，志愿者的微笑與專注，競技者的友好與謙遜。所以一場賽事正在向一個盛事轉變。那么提起奧運會。中國人心中的象征詞就是：和諧、美好、榮譽的褒義表達。但是綜觀歷屆奧運會，1972年慕尼黑運動會是不太平的，8名巴勒斯坦人闖進會場，劫持人質，殺害以色列人。敞開的信息多是具有象征性的，比如教師是含辛茹苦的、戰士是英勇無敵的。但是“教師”信息的闡釋就是對教師個人其他信息\\(一個兒子、一個游泳愛好者\\)的遮蔽，于是當一個老師體罰學生、或者教學工作有疏漏的時候，就是一個反面的報道。
擬態環境有時通過一種象征來影響現實環境。作為新聞傳播者，選取象征、呈現象征既是新聞生產中的一個行之有效的行業規則，也符合了受眾省力認知的偏好。這種象征性有時就成為新聞生產當中的框架，信息在這樣的框架下再加工后，就成為受眾了解世界的一個窗口。李普曼在研究人類與世界在精神的交流中，將上游留給了傳者研究；議程設置，將下游留給了受眾研究。在受眾研究中。受眾對媒體信息的接觸喜好及受眾對媒體的意見表達，是受到嚴格觀照的，這種觀照來自人類本身，也來自社會的規則，比如新聞娛樂化，或者新聞信息以色情和暴力出現時，就會被責難，這個現象在人類與其他社會其他行業中是不曾出現的，這也充分證明了新聞行業是不能完全以盈利為目的來迎合受眾的，因為整個新聞行業是受到社會道德觀測的。我們對媒體寄予了太多――民主的鏡子、監督的聲音、社會道德的守護者……正如李普曼對于新聞機構寄予的理想一樣，需要社會活動的記錄能與新聞機構共同構筑一個民主的社會。不得不說這是使人心潮澎湃的。暫且不論它實現的現實可行性。畢竟我們做學問的目的不是向現實妥協而是向理想前進。

編校：施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