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西方新政治經濟學是用新古典經濟學方法和理論分析政治問題的一個西方正統經濟學分支，有別于西方經濟學中其他冠以 “政治經濟學”之名的學術傳統。新政治經濟學是 “經濟學帝國主義”的一種表現，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一個組成部分。中國經濟學界對新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和運用中存在不少混淆，根本原因在于沒有區分西方正統經濟學與非正統經濟學。由于新政治經濟學存在與新古典經濟學相同的缺陷，對于中國經濟學研究的借鑒意義并不大。當前要特別警惕把西方新政治經濟學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關聯起來的做法。

關鍵詞：新政治經濟學；經濟學帝國主義；新自由主義經濟學。

“新政治經濟學”（New Political Economy,簡稱NPE）① 是近30年來取得較大發展的一個西方主流經濟學分支，在中國也引起了越來越多的關注。由于冠以 “政治經濟學”之名，與我們習慣上所稱的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看起來好像有一定的聯系，從而造成了不同學術傳統一定程度的混淆，人們對西方新政治經濟學的性質也產生了一些誤解。本文的目的是消除這些混淆和誤解。本文第一部分對當代西方經濟學中的種種 “政治經濟學”進行分類闡述，同時明確新政治經濟學的含義；第二部分闡明新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淵源和研究對象與主題；第三部分明確新政治經濟學的性質；最后指出中國經濟學界對待新政治經濟學應該注意的幾個問題。

一、西方經濟學中的 “政治經濟學”種種。

為了更好地理解和把握新政治經濟學，有必要對西方世界當代經濟學用語中的各種 “政治經濟學”作一簡單說明。

（一）當代西方的各種 “政治經濟學”.

古典時代的經濟學都以 “政治經濟學”為名。邊際革命以后，“經濟學”這個名稱逐漸取代了 “政治經濟學”,經濟學的范圍和方法也與古典政治經濟學分道揚鑣。但是，“政治經濟學”這個用語一直沒有離開過經濟學，并且在20世紀70年代以后使用的頻率越來越高，出現了含義各異的 “政治經濟學”.有學者按照不同標準對當代西方的政治經濟學進行了分類，① 但由于回避了西方經濟學存在正統經濟學 （Orthodox E-conomics）和非正統經濟學 （Heterodox Economics）兩個對立陣營這一事實，從而使得這些分類稍顯雜亂。本文把當代西方世界的政治經濟學劃分為以下三類。

第一類是西方正統經濟學中的政治經濟學。這個類別多數情況下并未自稱 “政治經濟學”,多以 “公共經濟學”、“產權理論”、“集體行動理論”、“公共選擇”這樣的名稱出現，卡波拉索和萊文將其歸為 “新古典政治經濟學”和 “政治的經濟學分析”.這種類型的政治經濟學圍繞著兩個相互關聯的主題，用新古典范式的經濟學理論展開分析：一是市場和個體決策之外的公共領域和集體決策問題，二是與政府和政策有關的政治問題。有關第一個主題的研究有兩種思路，也就是市場失靈問題的兩種解決方案：一種是政府干預，阿特金森和斯蒂格利茨的著作集中體現了這種思路；② 另一種是產權方法，以新制度經濟學的產權和契約理論為基礎，排斥政府的作用。第二個主題也就是本文的研究對象 “新政治經濟學”的淵源，將在后文詳述。

第二類是西方非正統經濟學的政治經濟學。馬克思主義傳統的經濟學在西方被歸為非正統經濟學之列，與后凱恩斯主義、制度主義等學術傳統共同構成了非正統經濟學的主體。西方非正統經濟學有時也被直接稱為 “政治經濟學”,比如菲利普·奧哈拉主編的 《政治經濟學百科全書》，涵蓋的就是非正統經濟學的內容。① 《政治經濟學評論》本期刊發的賈根良教授的論文對這種類型的政治經濟學有詳細論述，這里不再贅述。

第三類是介于正統經濟學和非正統經濟學之間的政治經濟學。這種類型的政治經濟學，要么不依賴于某個學術傳統，尋求對政治與經濟的關系或者其中的某一個主題進行 “多元”的解釋，比如卡波拉索和萊文劃分的 “以國家為中心的政治經濟學分析”和 “以正義為中心的理論”;要么希望在正統與非正統之間建立聯系，把正統經濟學的方法嫁接到馬克思主義或者其他非正統經濟學傳統的框架中去。② 這種類型的政治經濟學由于缺乏鮮明的價值觀，沒有牢固的理論基礎，很容易表現為一個大雜燴。

（二）兩種 “新政治經濟學”.

“新政治經濟學”這個詞最早出現在威廉·C.米切爾1968年的一篇論文中。他在文中談到：“一個新的跨學科領域正在出現，它把政治學的主題與經濟學的方法和理論聯系起來。還沒有一個名稱來描述這整個領域，我姑且稱之為 ‘新政治經濟學'.”③ 他所指的這個 “新的跨學科領域”,就是當時正在興起的公共選擇理論。米切爾的這個名稱已經清楚地說明了什么是 “新政治經濟學”:用經濟學方法和理論去研究政治學主題。今天的新政治經濟學雖然已經超越了公共選擇理論，但其含義并沒有發生變化。

2008年出版的 《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詞典》第二版的詞條中，雖然沒有 “新政治經濟學”這個名稱，但是用了 “政治制度的經濟學研究方法”這個詞條來指代 “新政治經濟學”.④ 可見，“新政治經濟學”的含義自1968年以來并未發生改變。更準確地說，所謂 “新政治經濟學”,就是用新古典經濟學的方法和理論去分析政治學的主題。本文所闡述和批判的對象，也就是這種新政治經濟學。

不過，20世紀90年代之后，西方經濟學中出現了另一個同樣冠以 “新政治經濟學”之名的分支。

1996年，英國謝菲爾德大學的安德魯·甘布爾 （Andrew Gamble）、安東尼·佩恩 （Anthony Payne）、安凱·胡格威特 （Ankie Hoogvelt）等具有馬克思主義傾向的政治學家和經濟學家創辦了 《新政治經濟學》 （New Political Economy）雜志。他們在發刊詞中指出，世界經濟和政治的發展已經進入新階段，產生了一種新的世界秩序，需要用新的分析模式和新理論來分析，需要把根據理性來分析個體能動性的 “小氣的”理論與從制度和歷史來分析整體結構的 “情景理論”結合起來。①這種結合在新古典經濟學框架內顯然是不可能的。因此，這種 “新政治經濟學”力圖回到古典政治經濟學這個本源。在甘布爾看來，古典政治經濟學有三層含義：一是政策層面的，關注的是公共收入的最大化；二是規范層面的，關注的是政府和經濟之間關系的理想形態；三是科學層面的，關注的是社會系統實際如何運行。② “新政治經濟學”同樣要關注這三個層面上的問題。但是，古典政治經濟學在邊際革命之后已被主流經濟學所拋棄，“新政治經濟學”在回到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同時，要借助西方非主流經濟學中未曾中斷的學術傳統的力量。這種力量有兩個來源：一是常常以異見運動形式出現的 “制度主義支流”;第二個來自革命性的源泉，成長為一種真正激進的傳統，進而提出了帝國主義理論、發達和不發達的系統性聯系理論，以及最終作為一個整體的 “世界體系”理論。③ 這兩個學術傳統都受到馬克思的影響。

這種 “新政治經濟學”認為，經濟和政治是相互滲透的，因而需要將二者結合起來分析?？梢?，它并非用經濟學方法和理論去探討政治問題，而是希望構建一種新的理論模式來分析新的世界秩序。正因為圍繞著新的世界秩序這個研究對象，這種 “新政治經濟學”主要關注四個主題： （1）比較政治經濟學，探討管制和政策管理問題，以及不同資本主義模式的特征； （2）環境的政治經濟學，關注可持續性問題，以及需要什么樣的社會和經濟制度來保證現有社會和經濟模式的再生產； （3）發展的政治經濟學，關注不平等問題，以及世界體系的結構和進程； （4）國際政治經濟學，關注全球化以及新世界秩序的演變問題。①可見，這兩個 “新政治經濟學”的含義截然不同。前者是用新古典經濟學的方法和理論去分析政治領域問題的一個西方正統經濟學分支，后者則屬于西方非正統經濟學，力圖建立新的分析框架，用新的理論模式把政治和經濟結合起來研究。因為受到正統經濟學的排斥，如同其他西方非正統經濟學分支一樣，非正統的 “新政治經濟學”并未引起太多的關注，以至于經濟學界談到 “新政治經濟學”的時候，指的往往是前者。就本文的目的而言，下文所說的 “新政治經濟學”指的也是前者。

二、新政治經濟學的源和流。

（一）新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淵源。

如前所述，本文將新政治經濟學界定為用新古典經濟學方法和理論分析政治學主題的一個西方正統經濟學分支。相應地，它的理論淵源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兩個組成部分：宏觀領域的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和微觀領域的公共選擇理論等對政治問題的新古典經濟學研究。

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涉及的 “時間不一致”問題，激發了新古典經濟學家去探尋政策制定者的動機。所謂時間不一致，其含義是說，如果經濟當事人是理性預期的，那么政策問題就表現為政府和私人部門這一對理智的對手之間的動態博弈形式。比如政府在某個時間向私人部門宣布了一項政府認為能實現最優結果的宏觀經濟政策，理性預期的經濟當事人相信了這項政策，并以此確定自己的行為。但是，政府在隨后的時間可能因為某種激勵而不再執行這項政策，而是選擇了另一項它認為最優的政策。這種事先和事后的最優政策選擇之間的差異，就被稱為時間不一致問題。換言之，如果政府在t時間得到一項最優政策，而在t+n時間通過重新最優化得到一項不同的最優政策，那么私人部門在時間t時候估計的最優政策就是時間不一致的。② 時間不一致問題討論的是理性預期的當事人如何通過判斷政策制定者的動機來形成自己的預期，其中必然涉及到要根據政治制度和政治矛盾，來對政策制定者的動機進行假設，從而把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分析范圍擴展到了政治領域。只不過，在新古典宏觀經濟學中，“對政治制度和政治矛盾的假設過于表面化”.① 新政治經濟學受到這一研究主題的啟發，深入到政治制度和政治矛盾與經濟政策間的關系的研究中去。

新政治經濟學的第二個理論淵源是以公共選擇理論為代表的新古典經濟學對政治問題的早期研究，包括布坎南等人的公共選擇理論、唐斯的中點選民模型和奧爾森的集體行動理論等。布坎南等人的公共選擇理論把經濟人假定擴展到政治行為人，強調政府與公民之間的政治代理問題，認為在存在利益集團、尋租動機等因素的情況下，追求自身利益的政治代理人會違背大多數選民的利益。② 安東尼·唐斯在1957年出版的 《民主的經濟理論》中，把經濟人假設和新古典方法運用到選舉問題的研究中，認為西方民主政體下的候選人或者政黨會偏向于爭取政治立場相對中立的所謂 “中點選民”,據此贏得選舉。③ 奧爾森則是著重解決理性個體參加集體行動、做出集體決策的矛盾，從而為基于理性經濟人假設對政治活動這樣的集體行動進行分析找到了一個出口。④正是以上這些以及其他將新古典方法和理論運用到政治問題上的早期研究，為新政治經濟學打下了基礎。⑤ 新政治經濟學正是通過改進以上研究、解決它們存在的諸多問題，發展出了更加成熟的新古典經濟學的政治分析。比如，在公共選擇理論的框架內大量采用博弈分析；在唐斯模型中加入制度約束，克服多數同意投票規則中的 “孔多塞難題”;用委托-代理理論分析政治代理問題。同時，新政治經濟學還在傳統領域的基礎上加以拓展，將新古典經濟學的方法和理論運用到與經濟政策、經濟發展、分配等有關的幾乎所有政治問題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