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論文目錄導航：
【題目】我國群體性尋租行為探究
【第一章】群體性尋租的政治學分析導論
【2.1】尋租范式的起源
【2.2 2.3】馬克思主義的尋租理論
【2.4】群體性尋租的特征、類型及本質
【第三章】群體尋租中的經濟相關性
【第四章】群體尋租中的權力關聯性
【第五章】群體性尋租的治理策略
【結語/參考文獻】群體性尋租現象研究結語與參考文獻
第五章 群體性尋租的治理策略
這里關于群體性尋租的“治理”并不是指完全杜絕群體性尋租行為，因為在當前的經濟制度和社會結構下是不可能完全杜絕尋租活動的，除非是一個自由人的社會。這里的治理是要區分出生產性尋租和非生產性尋租的界限，對于那些可以給社會帶來正面效益的尋租行為。我們應當探討尋租治理過程存在的問題，探索政府應當采取的適當的激勵的方式，鼓勵監督機構加強執法力度，防止利益集團在群體性尋租的過程中的不法行為，并對此行為進行適當的防范以維持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一、通過法律法治改革治理群體性尋租
（一）嚴格有效的立法
我們的利益集團的行為是否屬于尋租行為，法律對此種行為的確認十分重要。如果沒有相應的法律支持，那么在處理尋租案件時就無法可依。法律對尋租行為的判定越周密，越有利于法律在監督利益集團的過程中發揮作用，這樣，利益集團的尋租行為被法律確認的機會就越大。因此立法體系應該由以下幾個要求：
1、立法的設計應正對群體性尋租的特點，基于對尋租產生的根源，發展規律及其影響結果的科學認識上。在上文分析的理論知識中，關于群體性尋租產生的根源，既有權力本身的，也有經濟的、政治的、思想的和運行體制等方面的原因。因此國家在制定法律時，應將各個方面都考慮進去。我國對于尋租行為的行政規范，也很雜亂，沒有統一的專門針對尋租的行政法律規范體系，因此這一點要引起立法專家足夠的重視。
2、在預防群體性尋租的法律規范體系中，制裁的部分尤為重要。之所以有法不依，違法亂紀的尋租和群體性尋租現象頻頻發生，固然有很多原因，但法律的缺乏制裁性應負一定的責任。許多尋租活動的發生，法律雖然有禁止的規定，但對違反禁止義務的行為，或者制裁不力，或者根本就沒有制裁的規定，因而使法律形同虛設，有禁不止，有令不行。因此，制裁的規定，是保證法律法規能夠得到正確地貫徹執行的重要保證。
3、在制定法律的時候，必須具備一定的前瞻性。穩定性是法律的重要特征。而社會生活的千變萬化，迅速發展又常常會帶來法律前所未料的新情況，尤其在群體性尋租性質如此復雜的行為上，如果出現一種新情況就頒布一個針對其的規范性文件則易造成法律體系的混亂無序。這就要求立法者要在對腐敗的產生和發展變化的各種因素進行充分的分析的基礎上，使法律具有比較高的適應性和前瞻性，并具有預防意外的功能。
（二）推行政務公開，增加透明度，促進公眾監督
廉政建設的基礎之一就是政務公開，如今政務公開不僅是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也是國家實行民主監督的必要環節。國家政務的公開才能使人民真正成為國家的主人，人民的合法權益才能得到保障，并且才能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來管理國家。
1、政務公開也是加強民主監督的重要保障，是建設廉潔、高效政府的重要途徑。如果沒有監督，政府權力就會被濫用，而政務公開作為監督的前提也是不可或缺的。正如孟德斯鳩所言：“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一條萬古不變的經驗。有權力的人們使用權力，一直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币虼撕芏鄬W者認為我國的群體性尋租和群體性腐敗存在的原因就是政府部門長期缺乏公開有效地監督，公職人員頻頻利用壟斷權力進行司法腐敗或權力腐敗的行為也就不足為怪了。
2、加強政府權力的社會監督。作為利益集團的政府部門也不可避免的存在著群體性尋租情況的出現。公共部門擁有的權力是公共資源的集中表達，權力的的運用就是對公共利益的調整，這樣，權力的使用并非僅是掌權者的事情，理應具有對社會的公開性和無條件的透明性，因為主權在民，民眾具有知情權和參與權，由此來保證權力的使用的公平性和公正性。這樣對權力的管理與監督除了政府按照權力原則與紀律進行治理之外，應充分發揮社會民眾、公眾知識分子，新聞媒體對政府權力的民主監督作用，從而形成有利于治理群體性尋租或者腐敗的社會輿論環境。
（三）通過制度創新遏制尋租活動
我國在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開始注重從源頭上即制度上來預防和治理群體性尋租行為，我們必須要削弱群體性尋租的前提和基礎，不斷完善市場經濟體制和相關法律監督體制。在中國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過程中，經濟市場化越來越完善，各種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也日趨進步，公共部門的行為也越來越規范，這種種跡象都表明了群體性尋租的空間正在被壓縮，尋租行為的可能性正在逐步被遏制。
制度創新是無止境的，不可能一蹴而就，必然要經歷長期的不斷的完善過程。當制度的創新造成租金空間被壓縮時，經濟人就無租可尋了。制度的創新和完善可以改進體制轉換時期的體制性缺陷的不足，減少腐敗，發揮民眾的監督作用。并且在市場運行的過程中，政府減少對市場的管制，制定政策完善市場競爭機制和價格機制，使市場主體可以通過公平的競爭來獲取稀缺資源，利益集團在發揮其經濟管理職能時就更加具有透明度，政府作為“小政府”將更多的任務交給市場自己去發揮作用，但必須限制政府公職人員對權力的濫用以及將市場機制引入公共服務領域。
公共部門在插手市場經濟運行的過程中可能會產生諸賄賂、腐敗這樣一系列會給社會資源和福利產生不良影響的后果。不僅市場運行時會產生市場失靈的情況，政府作為“看的見的手”同樣會產生政府失靈的情形。政府與市場必須有機地結合，才有利于社會的發展。政府順應市場運行的規律才能駕馭市場，市場失靈的領域也只有政府才能有所作為。人口計劃等，壟斷企業才能從改進自身生產出發去樹立自己在經濟發展中的地位而不是一味追求政府特權。在市場經濟自發運行的過程中，如果政府太過干預市場經濟會混亂，資源得不到合理配置，企業自主性也得不到發揮成為不了真正的競爭主體。政府應該在市場自身無法調節的情況來承擔社會責任如國家安全、法律制度等，政府只有扮演好其協調者的角色，市場中的壟斷企業或利益集團才有可能去提高生產效率而不是一味尋求政府的保護。
二、構建科學有效的政治激勵模式
所謂激勵是指個人在追求某種既定目標時的愿意程度。對利益集團里的工作人員進行激勵，可以促進利益集團之間有效合理地合作，有利于資源重新分配，有利于提高政府的執政水平和行政能力，有利于提高企業生產力，更是有利于提高利益集團的經濟效益。而政治激勵的目標是組織成員和社會民眾廣泛的政治參與并于政治管理者的步調一致，通過政治激勵這樣的手段和方法，促使或激發民眾的政治熱情與動力，和公職人員的熱情，從全社會的角度預防群體性尋租行為的發生。
1、對利益集團內的公職人員的激勵是不可缺少的。這種激勵主要表現在物質利益上，合理的物質激勵可以提高利益集團內部成員的辦事效率，同時也約束組織成員的行為規范。我國目前的存在的現狀是無論對集團內底層員工還是高層領導都普遍實施精神激勵，這種做法忽視了成員們作為理性經濟人的一面，因此常常達不到預想的效果甚至還會有負面作用。實際上，穩定并適當提高公職人員的薪酬水平，既可以促進其工作的積極性、提升工作績效，又能減少租金對利益集團內成員的吸引力。為了優化利益集團內部成員的行為，為了改善政務人員服務品質和減少尋租的可能性，必須要構建良好的行政文化，從而為經濟和社會全面協調發展提供高質量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務。
2、建立完善的政治激勵制度。首先，根據政治組織的實際情況建立一套指標體系，使各項指標盡可能量化，對不能量化的內容也要建立相應的對照體系，對不同的成果設立相應的獎勵等級，包括物質方面和精神方面，使群體性內的核心成員不愿意冒風險去進行尋租活動；其次，在建立個人獎勵的同時，不能忽視集體獎勵的建立，使與成果有關的人員都能得到政治獎勵，這樣群體內的個體再也無心尋求租金；再次，出臺兌現期限，并把制度公之于眾，一旦制定就要嚴格執行，確保政治激勵制度的客觀性和公正性，也增加群眾對公共部門的信任感；最后，適當地給予一些部門監督的權力，如工會，社會第三部門，公共媒體，以確保政治激勵制度的有效展開。使政治激勵制度化，能夠在政治組織成員里形成一種內在規范，這樣即使有尋租的空間存在，組織內部成員也會互相制約互相監督，甚至于提高社會對公共部門的信任和監督，促成人人爭上的局面，給原本企圖尋租的成員或群體以莫大的激勵和穩定感。
三、以他律變自律為目的來強化意識形態
以前都是通過國家機構對以政府部門和壟斷企業為首的利益集團的公共權力依法設定限制從而構成權力的限度和邊界，決定著各級政府部門可以做什么、能夠做到什么程度、不能做什么、不能做到什么程度，這種“他律”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要想真正強化公職人員和群眾階層的意識形態，必須以他律為前提，著重依靠意識形態的自律來改善。
（一）以規范權力的“他律”為前提
第一，規范權力的來源，對于每個群體每個利益集團的壟斷權力都進行合理的分配。如作為群體性的政府部門的權力就來自上級政府的授權，即全國人大及常委會、地方各級人大及常委會授權。壟斷企業的公共權力一部分來自計劃經濟時代遺留的特權，另一部分則來源于政府機構權力的授予。無論授權的途徑如何，利益集團必須了解到，政府部門和壟斷企業的權力歸根到底同國家權力一樣，都屬于人民，其淵源都深藏于人民之中。社會輿論對利益集團權力利益化的批評，使人們對利益集團權力的自生機制有所警惕，必須把這種利益集團權力自生源控制在最小限度之內。
第二，將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各個企業的職權劃分開來，防止政企不分。實際上這種權力的劃分就是在中央的領導下如何將權力賦予對方的過程。我們有必要按照法律確定的基本原則，合理劃分中央集團和地方集團的權力，把政權、事權、人事權、財權加以科學的劃分，總結1994年分稅制實施以來的經驗，統籌考慮權、利、職、責的落實。在權力的層級上，為了防止權力會出現層級效率遞減的情況，防止利益集團或政府部門內部信息出現不通暢的情況，必須要根據具體實際運用層級落差的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優勢。
（二）以群體內部成員的“自律”為主要途徑
第一，對于公共部門群體性的內部成員而言。公共部門的公務員在執行公務活動或面臨各種利益沖突時，能夠自覺的運用內化于自身的價值取向和觀念，正確地判斷各個事件、各種行為的善惡、美丑以決定自己行為應該如何做才能符合國家公務員的要求，才能不去主動設租或被動受租，如自我控制能力、自我約束能力和自我調節能力，從而促使公務員能夠養成優秀的品格。自律意識比較強的公務員在面對各種利益誘惑或侵蝕時，能夠以公務員行為規范為指導，自覺的抵制尋租者的賄賂、游說，能夠以公務員行為規范為指導，自覺地抵制各種非法行為，不為非法的租金利益所動。
公共部門公職人員要做到自律來規范行為，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首先，公務員應遵法守法、依法行政?，F代社會是法治社會，國家公務員遵法守法、依法行政，是公務員政治行為規范中最基本的規范。我國的公務員，無論其職位高低，都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活動，不能同國家的憲法和法律相抵觸。公務員應該牢固樹立起法治觀念，在履行職責、執行國家公務的過程中，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堅決擯棄“權大于法”的思想，從思想規范上杜絕公務員尋租的可能性。其次，忠于國家，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在我們國家，公務員必須把忠于國家和為人民服務有機統一起來。在群體性尋租的行為過程中，正是因為有些公務員沒有深刻認識到這一點，他們往往因為自己掌握了一定的權力，就經不起利益的誘惑，去應承尋租者的要求，隨意揮霍自己的政治權力，這就完全背離了社會主義國家公務員的政治行為規范，也使忠于國家成為一句空話。公共部門的公職人員應該把忠于國家和為人民服務作為最基本的政治行為規范加以遵守，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大業和為人民服務中去，這樣才能贏得人民的支持。最后，要求公務員堅持職業道德規范，和尋租行為堅決說不。要忠于職守，清正廉潔，遵守社會公德。做到這幾點，即使遇到巨大租金的誘惑時，公務員也能保持本色。社會公德不僅一般公民要遵守，公務員作為國家和政府的代表，就更應該成為遵守社會公德的表率和模范。如果公務員不能遵守社會公德，甚至違背社會公德，那么將對全社會的道德觀念產生巨大的腐蝕作用，整個社會的道德風氣也將淪喪，群體性尋租也將變成不可避免的腐敗活動之一頻頻發生。
第二，對于企業群體性的內部成員而言。首先應實行民主改革，建立企業內部的民主管理制度。任何一個企業內部都存在著權力層級的劃分，權力層級的不同就導致所得利益的不同。如果沒有規范的民主管理制度，那些低層級的職工必然想法設法去尋找租金來彌補自己收入的不足，尋租活動也就變得不可避免了。其次，建立完善的企業職工監督制度。不管是高層領導還是低層職員，都應當按照企業管理規定的規章制度工作。如果低層職工經受不住利益的驅使利用工作之便去尋求租金，或者單體或群體性的高層領導結合利用自己的管理權限設租或接受租金的行為發生，必須接受企業職工監督制度的懲罰。最后，從意識形態上對企業職工加強教育，定期請專門人員為員工展開思想教育工作，從思想上傳達尋租或群體性尋租的危害，使得員工自身不愿意進行尋租活動。
四、加大市場化經濟改革的力度
市場經濟作為我國當前轉軌時期的經濟制度，直接作用于整個社會，推動了政府一系列的變革，也使公民、法人及其他組織逐漸擺脫政府的束縛，自由的進行經濟活動。市場經濟的基本表征是優勝劣汰，但是在這一機制中，市場經濟難以估計每一個社會個體，并且正處于轉軌時期的中國，由政府完全主導的計劃經濟向市場主導的市場經濟過度，政府指導還沒有完全退出市場，市場競爭體制也并未完全發育成熟，這就給群體性尋租帶來了很大的可能性空間，因此，加大市場化的經濟改革力度也就變得迫不及待了。
（一）走社會主義市場化道路，深化經濟領域改革
雖然我國目前在走市場經濟的道路，但是必須看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尚未完成，特別是政府職能轉變不到位，成為目前經濟社會領域許多矛盾和問題的體制性根源，群體性尋租也正是看中了改革進程中的巨大空間而愈演愈烈。只有下決心解決公共權力不恰當干預資源配置的問題，才能最大限度地正確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只有準確把握政府在經濟社會領域的角色定位，才能進一步強化其公共服務職能，才能拒絕尋租者給予的巨大的經濟誘惑，才能自身不主動去設租破壞市場秩序，有效地消除市場競爭的負面影響，不斷提升民生幸福水平；只有適應市場經濟要求加強民主法治建設，保證權力在陽光下進行，有效地預防和治理尋租與腐敗。我們必須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既不走計劃經濟體制的老路，也不能讓權力尋租扭曲市場經濟，更不能照搬照抄西方模式。唯一正確的選擇，就是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
我們不但要加大市場經濟改革的力度，還要深化要素市場和產權制度的改革，完善資源型產品價格形成機制，打破市場壟斷和價格壟斷，創造有效配置資源、促進轉型升級的條件，使得利益集團的群體性尋租無路可走。分類推進國有企業改革，促進國有企業產權多元化，創新國有資產監管方式，改革國有企業分配模式，競爭擇優選拔企業管理者，提升國有企業市場競爭力，使得以國有企業為群體的利益集團不是僅靠著尋求政府的保護來獲得利益，而是通過提高自身的科技水平和勞動生產率在市場競爭中占有一席之地。進一步深化財政體制和預算制度改革，逐步理順省以下財政體制。推進地方金融改革創新，建立健全科學防范化解風險的金融管理體制，促進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協調發展。整頓和規范市場經濟秩序，堅決打擊欺行霸市、制假售價、商業賄賂的尋租行為的發生。
（二）加速政府職能轉變，發揮政府作用
政府經濟職能定位的轉變以及經濟職能履行方式的轉變可以相對較好地解決主動尋租設租的問題，因為它在很大程度上讓政府超然于市場之外，有助于較為徹底地、自然地斷絕主動尋租設租的坑內。但對于企業而言特別是國有企業的壟斷問題而言，情況則較為復雜。對于政府職能的轉變而言，如何有效地解決市場壟斷，防止群體性尋租行為的發生將是一個極大的挑戰。首先要積極推動公有、私有企業享受平等的合理政策待遇，為其平等競爭、公平發展創造條件；其次正對不同的壟斷類別，采取不同措施引入競爭機制；再次，要穩步而積極地推行國有部門的所有權改革，發展混合所有制，推進國企股權的多元化；最后，要提高非公有制經濟自身的素質與水平，提高其競爭能力。
對于權力主導下市場化轉軌困境的解決而言，應通過政治體制改革與政府經濟職能轉變的雙管齊下，使政府從經濟活動中退出來，下放權力和資源，把更多的事情交給“看不見的手”即市場負責。這既可以有效制約權力對經濟的不當干預，打破壟斷、減少各種尋租的機會，也有利于政府承擔起宏觀調控、社會管理、提供公共產品和法治保障的應有職能。因此由轉軌困境引發的利益矛盾與沖突自然也就會得到很好的消解與整合，群體性尋租的空間也得到大大的壓縮，尋租的可能性也極大地降低了。
總之，如果要對中國市場經濟當前群體性尋租行為的現象進行遏制和預防，首先就必須要壓縮租金存在的生存空間，從制度和法律兩個基本的政治手段入手，從根本上規范作為群體性存在的利益集團或壟斷企業或政府部門的行為準則。通過制度合理配置權力資源，明確群體性內部成員之間的權力和責任，鼓勵壟斷企業進行生產創新，杜絕壟斷企業企圖通過向政府尋求政治保護獲得租金的途徑。而法律手段不僅是通過制定法律法規和規章制度將各個部門及其成員的行為舉措規范化，上升至制度層面，另外對于非生產性的群體性尋租行為如賄賂、腐敗等行為也起到監督制約的作用。
【題目】我國群體性尋租行為探究
【第一章】群體性尋租的政治學分析導論
【2.1】尋租范式的起源
【2.2 2.3】馬克思主義的尋租理論
【2.4】群體性尋租的特征、類型及本質
【第三章】群體尋租中的經濟相關性
【第四章】群體尋租中的權力關聯性
【第五章】群體性尋租的治理策略
【結語/參考文獻】群體性尋租現象研究結語與參考文獻
第五章 群體性尋租的治理策略
這里關于群體性尋租的“治理”并不是指完全杜絕群體性尋租行為，因為在當前的經濟制度和社會結構下是不可能完全杜絕尋租活動的，除非是一個自由人的社會。這里的治理是要區分出生產性尋租和非生產性尋租的界限，對于那些可以給社會帶來正面效益的尋租行為。我們應當探討尋租治理過程存在的問題，探索政府應當采取的適當的激勵的方式，鼓勵監督機構加強執法力度，防止利益集團在群體性尋租的過程中的不法行為，并對此行為進行適當的防范以維持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一、通過法律法治改革治理群體性尋租
（一）嚴格有效的立法
我們的利益集團的行為是否屬于尋租行為，法律對此種行為的確認十分重要。如果沒有相應的法律支持，那么在處理尋租案件時就無法可依。法律對尋租行為的判定越周密，越有利于法律在監督利益集團的過程中發揮作用，這樣，利益集團的尋租行為被法律確認的機會就越大。因此立法體系應該由以下幾個要求：
1、立法的設計應正對群體性尋租的特點，基于對尋租產生的根源，發展規律及其影響結果的科學認識上。在上文分析的理論知識中，關于群體性尋租產生的根源，既有權力本身的，也有經濟的、政治的、思想的和運行體制等方面的原因。因此國家在制定法律時，應將各個方面都考慮進去。我國對于尋租行為的行政規范，也很雜亂，沒有統一的專門針對尋租的行政法律規范體系，因此這一點要引起立法專家足夠的重視。
2、在預防群體性尋租的法律規范體系中，制裁的部分尤為重要。之所以有法不依，違法亂紀的尋租和群體性尋租現象頻頻發生，固然有很多原因，但法律的缺乏制裁性應負一定的責任。許多尋租活動的發生，法律雖然有禁止的規定，但對違反禁止義務的行為，或者制裁不力，或者根本就沒有制裁的規定，因而使法律形同虛設，有禁不止，有令不行。因此，制裁的規定，是保證法律法規能夠得到正確地貫徹執行的重要保證。
3、在制定法律的時候，必須具備一定的前瞻性。穩定性是法律的重要特征。而社會生活的千變萬化，迅速發展又常常會帶來法律前所未料的新情況，尤其在群體性尋租性質如此復雜的行為上，如果出現一種新情況就頒布一個針對其的規范性文件則易造成法律體系的混亂無序。這就要求立法者要在對腐敗的產生和發展變化的各種因素進行充分的分析的基礎上，使法律具有比較高的適應性和前瞻性，并具有預防意外的功能。
（二）推行政務公開，增加透明度，促進公眾監督
廉政建設的基礎之一就是政務公開，如今政務公開不僅是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也是國家實行民主監督的必要環節。國家政務的公開才能使人民真正成為國家的主人，人民的合法權益才能得到保障，并且才能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來管理國家。
1、政務公開也是加強民主監督的重要保障，是建設廉潔、高效政府的重要途徑。如果沒有監督，政府權力就會被濫用，而政務公開作為監督的前提也是不可或缺的。正如孟德斯鳩所言：“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一條萬古不變的經驗。有權力的人們使用權力，一直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币虼撕芏鄬W者認為我國的群體性尋租和群體性腐敗存在的原因就是政府部門長期缺乏公開有效地監督，公職人員頻頻利用壟斷權力進行司法腐敗或權力腐敗的行為也就不足為怪了。
2、加強政府權力的社會監督。作為利益集團的政府部門也不可避免的存在著群體性尋租情況的出現。公共部門擁有的權力是公共資源的集中表達，權力的的運用就是對公共利益的調整，這樣，權力的使用并非僅是掌權者的事情，理應具有對社會的公開性和無條件的透明性，因為主權在民，民眾具有知情權和參與權，由此來保證權力的使用的公平性和公正性。這樣對權力的管理與監督除了政府按照權力原則與紀律進行治理之外，應充分發揮社會民眾、公眾知識分子，新聞媒體對政府權力的民主監督作用，從而形成有利于治理群體性尋租或者腐敗的社會輿論環境。
（三）通過制度創新遏制尋租活動
我國在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開始注重從源頭上即制度上來預防和治理群體性尋租行為，我們必須要削弱群體性尋租的前提和基礎，不斷完善市場經濟體制和相關法律監督體制。在中國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過程中，經濟市場化越來越完善，各種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也日趨進步，公共部門的行為也越來越規范，這種種跡象都表明了群體性尋租的空間正在被壓縮，尋租行為的可能性正在逐步被遏制。
制度創新是無止境的，不可能一蹴而就，必然要經歷長期的不斷的完善過程。當制度的創新造成租金空間被壓縮時，經濟人就無租可尋了。制度的創新和完善可以改進體制轉換時期的體制性缺陷的不足，減少腐敗，發揮民眾的監督作用。并且在市場運行的過程中，政府減少對市場的管制，制定政策完善市場競爭機制和價格機制，使市場主體可以通過公平的競爭來獲取稀缺資源，利益集團在發揮其經濟管理職能時就更加具有透明度，政府作為“小政府”將更多的任務交給市場自己去發揮作用，但必須限制政府公職人員對權力的濫用以及將市場機制引入公共服務領域。
公共部門在插手市場經濟運行的過程中可能會產生諸賄賂、腐敗這樣一系列會給社會資源和福利產生不良影響的后果。不僅市場運行時會產生市場失靈的情況，政府作為“看的見的手”同樣會產生政府失靈的情形。政府與市場必須有機地結合，才有利于社會的發展。政府順應市場運行的規律才能駕馭市場，市場失靈的領域也只有政府才能有所作為。人口計劃等，壟斷企業才能從改進自身生產出發去樹立自己在經濟發展中的地位而不是一味追求政府特權。在市場經濟自發運行的過程中，如果政府太過干預市場經濟會混亂，資源得不到合理配置，企業自主性也得不到發揮成為不了真正的競爭主體。政府應該在市場自身無法調節的情況來承擔社會責任如國家安全、法律制度等，政府只有扮演好其協調者的角色，市場中的壟斷企業或利益集團才有可能去提高生產效率而不是一味尋求政府的保護。
二、構建科學有效的政治激勵模式
所謂激勵是指個人在追求某種既定目標時的愿意程度。對利益集團里的工作人員進行激勵，可以促進利益集團之間有效合理地合作，有利于資源重新分配，有利于提高政府的執政水平和行政能力，有利于提高企業生產力，更是有利于提高利益集團的經濟效益。而政治激勵的目標是組織成員和社會民眾廣泛的政治參與并于政治管理者的步調一致，通過政治激勵這樣的手段和方法，促使或激發民眾的政治熱情與動力，和公職人員的熱情，從全社會的角度預防群體性尋租行為的發生。
1、對利益集團內的公職人員的激勵是不可缺少的。這種激勵主要表現在物質利益上，合理的物質激勵可以提高利益集團內部成員的辦事效率，同時也約束組織成員的行為規范。我國目前的存在的現狀是無論對集團內底層員工還是高層領導都普遍實施精神激勵，這種做法忽視了成員們作為理性經濟人的一面，因此常常達不到預想的效果甚至還會有負面作用。實際上，穩定并適當提高公職人員的薪酬水平，既可以促進其工作的積極性、提升工作績效，又能減少租金對利益集團內成員的吸引力。為了優化利益集團內部成員的行為，為了改善政務人員服務品質和減少尋租的可能性，必須要構建良好的行政文化，從而為經濟和社會全面協調發展提供高質量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務。
2、建立完善的政治激勵制度。首先，根據政治組織的實際情況建立一套指標體系，使各項指標盡可能量化，對不能量化的內容也要建立相應的對照體系，對不同的成果設立相應的獎勵等級，包括物質方面和精神方面，使群體性內的核心成員不愿意冒風險去進行尋租活動；其次，在建立個人獎勵的同時，不能忽視集體獎勵的建立，使與成果有關的人員都能得到政治獎勵，這樣群體內的個體再也無心尋求租金；再次，出臺兌現期限，并把制度公之于眾，一旦制定就要嚴格執行，確保政治激勵制度的客觀性和公正性，也增加群眾對公共部門的信任感；最后，適當地給予一些部門監督的權力，如工會，社會第三部門，公共媒體，以確保政治激勵制度的有效展開。使政治激勵制度化，能夠在政治組織成員里形成一種內在規范，這樣即使有尋租的空間存在，組織內部成員也會互相制約互相監督，甚至于提高社會對公共部門的信任和監督，促成人人爭上的局面，給原本企圖尋租的成員或群體以莫大的激勵和穩定感。
三、以他律變自律為目的來強化意識形態
以前都是通過國家機構對以政府部門和壟斷企業為首的利益集團的公共權力依法設定限制從而構成權力的限度和邊界，決定著各級政府部門可以做什么、能夠做到什么程度、不能做什么、不能做到什么程度，這種“他律”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要想真正強化公職人員和群眾階層的意識形態，必須以他律為前提，著重依靠意識形態的自律來改善。
（一）以規范權力的“他律”為前提
第一，規范權力的來源，對于每個群體每個利益集團的壟斷權力都進行合理的分配。如作為群體性的政府部門的權力就來自上級政府的授權，即全國人大及常委會、地方各級人大及常委會授權。壟斷企業的公共權力一部分來自計劃經濟時代遺留的特權，另一部分則來源于政府機構權力的授予。無論授權的途徑如何，利益集團必須了解到，政府部門和壟斷企業的權力歸根到底同國家權力一樣，都屬于人民，其淵源都深藏于人民之中。社會輿論對利益集團權力利益化的批評，使人們對利益集團權力的自生機制有所警惕，必須把這種利益集團權力自生源控制在最小限度之內。
第二，將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各個企業的職權劃分開來，防止政企不分。實際上這種權力的劃分就是在中央的領導下如何將權力賦予對方的過程。我們有必要按照法律確定的基本原則，合理劃分中央集團和地方集團的權力，把政權、事權、人事權、財權加以科學的劃分，總結1994年分稅制實施以來的經驗，統籌考慮權、利、職、責的落實。在權力的層級上，為了防止權力會出現層級效率遞減的情況，防止利益集團或政府部門內部信息出現不通暢的情況，必須要根據具體實際運用層級落差的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優勢。
（二）以群體內部成員的“自律”為主要途徑
第一，對于公共部門群體性的內部成員而言。公共部門的公務員在執行公務活動或面臨各種利益沖突時，能夠自覺的運用內化于自身的價值取向和觀念，正確地判斷各個事件、各種行為的善惡、美丑以決定自己行為應該如何做才能符合國家公務員的要求，才能不去主動設租或被動受租，如自我控制能力、自我約束能力和自我調節能力，從而促使公務員能夠養成優秀的品格。自律意識比較強的公務員在面對各種利益誘惑或侵蝕時，能夠以公務員行為規范為指導，自覺的抵制尋租者的賄賂、游說，能夠以公務員行為規范為指導，自覺地抵制各種非法行為，不為非法的租金利益所動。
公共部門公職人員要做到自律來規范行為，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首先，公務員應遵法守法、依法行政?，F代社會是法治社會，國家公務員遵法守法、依法行政，是公務員政治行為規范中最基本的規范。我國的公務員，無論其職位高低，都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活動，不能同國家的憲法和法律相抵觸。公務員應該牢固樹立起法治觀念，在履行職責、執行國家公務的過程中，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堅決擯棄“權大于法”的思想，從思想規范上杜絕公務員尋租的可能性。其次，忠于國家，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在我們國家，公務員必須把忠于國家和為人民服務有機統一起來。在群體性尋租的行為過程中，正是因為有些公務員沒有深刻認識到這一點，他們往往因為自己掌握了一定的權力，就經不起利益的誘惑，去應承尋租者的要求，隨意揮霍自己的政治權力，這就完全背離了社會主義國家公務員的政治行為規范，也使忠于國家成為一句空話。公共部門的公職人員應該把忠于國家和為人民服務作為最基本的政治行為規范加以遵守，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大業和為人民服務中去，這樣才能贏得人民的支持。最后，要求公務員堅持職業道德規范，和尋租行為堅決說不。要忠于職守，清正廉潔，遵守社會公德。做到這幾點，即使遇到巨大租金的誘惑時，公務員也能保持本色。社會公德不僅一般公民要遵守，公務員作為國家和政府的代表，就更應該成為遵守社會公德的表率和模范。如果公務員不能遵守社會公德，甚至違背社會公德，那么將對全社會的道德觀念產生巨大的腐蝕作用，整個社會的道德風氣也將淪喪，群體性尋租也將變成不可避免的腐敗活動之一頻頻發生。
第二，對于企業群體性的內部成員而言。首先應實行民主改革，建立企業內部的民主管理制度。任何一個企業內部都存在著權力層級的劃分，權力層級的不同就導致所得利益的不同。如果沒有規范的民主管理制度，那些低層級的職工必然想法設法去尋找租金來彌補自己收入的不足，尋租活動也就變得不可避免了。其次，建立完善的企業職工監督制度。不管是高層領導還是低層職員，都應當按照企業管理規定的規章制度工作。如果低層職工經受不住利益的驅使利用工作之便去尋求租金，或者單體或群體性的高層領導結合利用自己的管理權限設租或接受租金的行為發生，必須接受企業職工監督制度的懲罰。最后，從意識形態上對企業職工加強教育，定期請專門人員為員工展開思想教育工作，從思想上傳達尋租或群體性尋租的危害，使得員工自身不愿意進行尋租活動。
四、加大市場化經濟改革的力度
市場經濟作為我國當前轉軌時期的經濟制度，直接作用于整個社會，推動了政府一系列的變革，也使公民、法人及其他組織逐漸擺脫政府的束縛，自由的進行經濟活動。市場經濟的基本表征是優勝劣汰，但是在這一機制中，市場經濟難以估計每一個社會個體，并且正處于轉軌時期的中國，由政府完全主導的計劃經濟向市場主導的市場經濟過度，政府指導還沒有完全退出市場，市場競爭體制也并未完全發育成熟，這就給群體性尋租帶來了很大的可能性空間，因此，加大市場化的經濟改革力度也就變得迫不及待了。
（一）走社會主義市場化道路，深化經濟領域改革
雖然我國目前在走市場經濟的道路，但是必須看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尚未完成，特別是政府職能轉變不到位，成為目前經濟社會領域許多矛盾和問題的體制性根源，群體性尋租也正是看中了改革進程中的巨大空間而愈演愈烈。只有下決心解決公共權力不恰當干預資源配置的問題，才能最大限度地正確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只有準確把握政府在經濟社會領域的角色定位，才能進一步強化其公共服務職能，才能拒絕尋租者給予的巨大的經濟誘惑，才能自身不主動去設租破壞市場秩序，有效地消除市場競爭的負面影響，不斷提升民生幸福水平；只有適應市場經濟要求加強民主法治建設，保證權力在陽光下進行，有效地預防和治理尋租與腐敗。我們必須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既不走計劃經濟體制的老路，也不能讓權力尋租扭曲市場經濟，更不能照搬照抄西方模式。唯一正確的選擇，就是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
我們不但要加大市場經濟改革的力度，還要深化要素市場和產權制度的改革，完善資源型產品價格形成機制，打破市場壟斷和價格壟斷，創造有效配置資源、促進轉型升級的條件，使得利益集團的群體性尋租無路可走。分類推進國有企業改革，促進國有企業產權多元化，創新國有資產監管方式，改革國有企業分配模式，競爭擇優選拔企業管理者，提升國有企業市場競爭力，使得以國有企業為群體的利益集團不是僅靠著尋求政府的保護來獲得利益，而是通過提高自身的科技水平和勞動生產率在市場競爭中占有一席之地。進一步深化財政體制和預算制度改革，逐步理順省以下財政體制。推進地方金融改革創新，建立健全科學防范化解風險的金融管理體制，促進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協調發展。整頓和規范市場經濟秩序，堅決打擊欺行霸市、制假售價、商業賄賂的尋租行為的發生。
（二）加速政府職能轉變，發揮政府作用
政府經濟職能定位的轉變以及經濟職能履行方式的轉變可以相對較好地解決主動尋租設租的問題，因為它在很大程度上讓政府超然于市場之外，有助于較為徹底地、自然地斷絕主動尋租設租的坑內。但對于企業而言特別是國有企業的壟斷問題而言，情況則較為復雜。對于政府職能的轉變而言，如何有效地解決市場壟斷，防止群體性尋租行為的發生將是一個極大的挑戰。首先要積極推動公有、私有企業享受平等的合理政策待遇，為其平等競爭、公平發展創造條件；其次正對不同的壟斷類別，采取不同措施引入競爭機制；再次，要穩步而積極地推行國有部門的所有權改革，發展混合所有制，推進國企股權的多元化；最后，要提高非公有制經濟自身的素質與水平，提高其競爭能力。
對于權力主導下市場化轉軌困境的解決而言，應通過政治體制改革與政府經濟職能轉變的雙管齊下，使政府從經濟活動中退出來，下放權力和資源，把更多的事情交給“看不見的手”即市場負責。這既可以有效制約權力對經濟的不當干預，打破壟斷、減少各種尋租的機會，也有利于政府承擔起宏觀調控、社會管理、提供公共產品和法治保障的應有職能。因此由轉軌困境引發的利益矛盾與沖突自然也就會得到很好的消解與整合，群體性尋租的空間也得到大大的壓縮，尋租的可能性也極大地降低了。
總之，如果要對中國市場經濟當前群體性尋租行為的現象進行遏制和預防，首先就必須要壓縮租金存在的生存空間，從制度和法律兩個基本的政治手段入手，從根本上規范作為群體性存在的利益集團或壟斷企業或政府部門的行為準則。通過制度合理配置權力資源，明確群體性內部成員之間的權力和責任，鼓勵壟斷企業進行生產創新，杜絕壟斷企業企圖通過向政府尋求政治保護獲得租金的途徑。而法律手段不僅是通過制定法律法規和規章制度將各個部門及其成員的行為舉措規范化，上升至制度層面，另外對于非生產性的群體性尋租行為如賄賂、腐敗等行為也起到監督制約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