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尤其是在市場經濟中，一國或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與其金融發展程度密切相關[1],因此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早已成為我國經濟學界熱議的話題之一。

國內學者對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關系的研究主要是從國家和區域兩個層面通過實證分析展開。在國家層面上，談儒勇指出我國金融中介的發展能夠促進經濟增長[2]. 王志強等發現我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著顯著的雙向因果關系[3].在區域層面上，由于我國各地區經濟與金融發展的不平衡，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也呈現出較為明顯的區域性特征。從地區角度而言，艾洪德等、陳黎敏的實證研究均證明東部地區的金融發展能夠促進經濟增長，中西部地區的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則相當有限[4-5].從省際角度而言，師應來等實證分析得出湖北省金融發展效率與經濟增長正相關，金融發展水平與經濟增長負相關[6].王定祥等認為山東省的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不顯著，且與經濟增長呈負相關，而經濟增長則對金融發展產生積極影響[7].

由上述論述可以看出，由于各地區金融發展的特性，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在不同地區有可能存在不同，因此，有必要將研究深入到地區層面。從目前已有文獻看，對福建省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相關性的研究還比較少見，因此以福建省為研究對象，對該地區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相關性進行研究具有重大意義。本文利用 VEC模型等計量方法對福建省 1985-2013 年的相關數據進行實證分析，并根據實證分析的結論，結合福建省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提出相關對策建議。

一、變量選取及說明

1. 指標選取

在借鑒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本文擬從福建省金融規模與金融發展效率兩方面探究福建省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二者之間的關系。

（1）經濟增長指標

由于地區生產總值最能充分反映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能力，因此本文選取福建省實際生產總值（RGDP）作為經濟增長指標，并取 1952 年為基期，以便消除通貨膨脹因素的影響。

（2）金融發展指標

1）金融規模指標。金融規模指標目前主要分為兩類。其一為 McKinnon 提出的貨幣存量（M2）與生產總值的比值[8].但由于福建省 M2數據無法獲得，故不用。其二為 Goldsmith 提出的金融相關率（FIR）[9].由于福建省的金融資產絕大部分以存貸款的形式集中于以銀行為主的金融機構，且福建省證券和保險在全省金融資產結構中僅占有較小比例，故采用金融機構人民幣存貸款余額與該地區的生產總值的比值來表示金融相關率 （FIR），并將其作為金融規模指標。2）金融發展效率指標。目前，學界關于金融發展效率的指標選取并不一致。

就福建省而言，由于金融產品結構較為單一，且業務主要集中于傳統信貸領域，故選取福建省金融機構貸款與存款的比值來表示金融中介效率（FE），并將其作為金融發展效率的替代指標，用以衡量金融機構將社會儲蓄轉化為投資的效率[10].

2. 數據來源及說明

文中使用的數據均來源于 1986-2014 年《福建統計年鑒》。由于采用的是年度時間序列數據，為使數據的變化趨勢線性化，消除可能存在的異方差影響，因此對變量 RGDP、FIR、FE 進行對數化處理，變換后的變量分別記為 LRGDP、LFIR 和 LFE.

二、福建省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平穩性及協整檢驗

1. ADF 單位根檢驗

由于包含時間序列的回歸模型常會存在 "偽回歸"問題，因此在進行協整檢驗、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之前，需要對各變量序列進行平穩性檢驗。本文采取 ADF 單位根檢驗法，結果如表 1 所示。

由表 1 可知，在 1%顯著性水平下，LRGDP 變量序列平穩，LFIR、LFE 變量序列不平穩，而它們的一階差分序列 △LRGDP、△LFIR 和 △LFE 都是平穩的。因此，可以判定 LRGDP、LFIR 和 LFE 均為一階差分平穩序列。

2. Johansen 協整檢驗

由于 LRGDP、LFIR 和 LFE 變量序列均為一階差分平穩序列，根據協整檢驗理論，變量間可能存在長期的均衡關系[11].因此，采用 Johansen 協整檢驗。根據 AIC 和 SC 信息準則，確定的最優滯后階數為 2.運用 Eviews6.0 得到檢驗結果見表 2.

如表 2 所示，在 5%顯著性水平下，變量LRGDP、LFIR 和 LFE 之間存在且僅存在一個協整關系，其標準協整方程為：LRGDP = 3.529 834LFIR - 1.265 218LFE （1）（0.253 43） （0.212 49）由方程（1）結果可知，福建省的經濟增長與金融規模、金融發展效率之間存在著長期的均衡關系。具體而言，福建省的經濟增長與金融規模之間呈現正相關性，與金融發展效率之間呈現負相關性。這是因為金融機構規模的擴張使得其能夠在市場上大量吸收存款和發放貸款，促進了經濟增長。然而，由于當前金融市場上的產品種類不夠豐富，仍以儲蓄為主，難以滿足客戶多樣化的金融需求，影響了金融中介效率促進經濟增長作用的發揮，進而導致了經濟增長與金融發展效率之間的負相關關系。換言之，從長期來看，福建省金融規模的擴張是福建省經濟持續增長的主要原因。

三、福建省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 VEC 模型分析

1. 向量誤差修正（VEC）模型參數估計

由 Johansen 協整檢驗可知，福建省的經濟增長與金融規模、金融發展效率之間存在長期均衡關系，但短期內是否存在均衡關系則有待研究。因此，下文采用 VEC 模型來驗證變量間短期動態關系。VEC 模型的參數估計值具體如表 3、4 所示。

在 LRGDP 的誤差修正模型中，誤差修正項VECM 系數值為-0.048 023,t 統計量為-7.798 93,在 5%顯著性水平下顯著，表明在長期中，本期誤差修正項對下一期 LRGDP 有負向調整作用，即當LRGDP 偏離長期均衡關系時，由于誤差修正機制的存在，下一期將會以 0.048023 的力度反向作用，保證其不偏離長期均衡。同理可得，當 LFIR 偏離長期均衡關系時，下一期將會以 0.158257 的力度正向將其拉回均衡狀態。

2. 基于 VEC 模型的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

下文將通過基于 VEC 模型的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來分析模型中所有差分項短期內對因變量的預測作用是否存在，檢驗結果見表 5.

如表 5 所示，在 5%的顯著性水平下，原假設"LFIR 一階差分不是 LRGDP 一階差分的格蘭杰原因"、"LFE 一階差分不是 LRGDP 一階差分的格蘭杰原因"及"LFE 一階差分不是 LFIR 一階差分的格蘭杰原因"均被拒絕，因此福建省的金融規模、金融發展效率是經濟增長的格蘭杰原因。換言之，福建省金融規模與金融發展效率的波動對經濟增長有預測作用，而經濟增長對金融規模與金融發展效率的預測作用并不顯著。

3. 基于 VEC 模型的脈沖響應函數

前文所述的基于 VEC 模型的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僅僅只是對短期內 LRGDP、LFIR 和 LFE變動是否存在格蘭杰因果關系進行了檢驗，卻無法反映出系統中某個變量的變化對其他內生變量產生的作用方向及時間長短。而脈沖響應函數則很好地描繪了系統中的一個內生變量受到其它內生變量的沖擊后的反應軌跡。在前文的分析基礎上，本節使用脈沖響應函數來進一步說明福建省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相互影響關系。

（1）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由圖 1 可知，當在本期給金融規模指標 LFIR一個正沖擊后，國民經濟在第 1 期對經濟發展的影響非常微弱，但在第 2 期至第 4 期對國民經濟有一個持續增加的促進作用，之后的 6 期這種促進作用經歷了先逐漸減弱再緩慢增加的過程，直至第 10 期后趨于平穩，穩定值保持在 0.03 左右。

這表明福建省的金融規模的擴張對經濟增長起到穩定的推動作用。這是因為金融總體發展規模的擴張推動了金融市場的競爭，有利于金融機構加快產品創新、提高服務質量，以滿足經濟增長過程中社會對金融產品與服務的日益增加的需求，從而推動經濟的發展。

當在本期給金融發展效率指標 LFE 一個正沖擊后，第 1 期的國民經濟沖擊響應值為 0,之后逐漸遞減并在第 5 期達到最大負響應，隨后 5 期對經濟增長的沖擊雖有些微波動，但總體都呈負向響應，并從第 10 期開始逐步趨于穩定，穩定值保持在-0.037 左右，這說明福建省的金融發展效率對經濟增長在一定程度上有抑制效應，但該抑制作用并不明顯。這是因為目前國有大型商業銀行仍占據壟斷地位，但隨著經濟增長，這一運行模式已無法滿足社會發展的需要?，F有的銀行金融市場缺乏多層次、多樣化的金融產品與服務，難以滿足客戶日益增長的需求，從而弱化了金融發展效率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

（2）經濟增長對金融發展的影響

由圖 2 可知，當在本期給經濟增長指標LRGDP 一個正沖擊后，金融規模指標 LFIR 在第1 期達到最大正響應，在之后的 5 期呈 V 型變化，并在第 3 期至第 5 期間呈現負響應。從第 6 期開始，雖然沖擊效應出現小幅波動，但在第 10 期之后基本穩定在 0.005 左右，這表明從長期來看，福建省的經濟增長能夠推動金融規模的不斷擴張。

這是因為由于經濟增長，我國金融市場的競爭日益激烈，資本的"逐利性"擴大了金融總體的發展規模。

由圖 3 可知，當在本期給經濟增長指標LRGDP 一個正沖擊后，金融發展效率指標 LFE 一直呈負向響應，且這種負向響應經歷了先減小后增加的過程， 直到第 12 期之后逐漸趨于穩定值-0.006 2,說明福建省的經濟增長對金融發展效率的提高有一定的抑制作用。這是因為在當前的金融市場中，國有大型商業銀行在資金流動中始終居主導地位，金融效率問題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和改善，從而影響了金融效率的提高。

4. 基于 VEC 模型的方差分解

脈沖響應函數分析的是系統中一個內生變量的沖擊給其他內生變量所帶來的影響。而本節的方差分解則是通過分析每一個結構沖擊對內生變量變化的貢獻度來評價不同結構沖擊的重要性。

由表 6 對 LRGDP 的方差分解可以看出，在前2 期，LRGDP 的變動受到自身波動的影響較為明顯，但其貢獻度呈逐年遞減的趨勢。而在第 3 期至第 5 期間，金融規模指標 LFIR 對 LRGDP 的貢獻度較高，但其貢獻度從第 4 期開始逐漸減少。從第6 期開始，金融發展效率指標 LFE 對經濟增長指標 LRGDP 的貢獻度較高，且呈現出逐步上升的趨勢。從長期來看，由于三個變量的貢獻度都達到20%以上，因此可以認為，LRGDP 的變動同時受到自身、LFIR 和 LFE 的影響。

由表 7 對 LFIR 的方差分解可知，在前 4 期，LFIR 的變動主要是受到自身波動的影響。但從長期而言，LFIR 自身對其貢獻度逐年遞減，而 LFE對其貢獻度則呈明顯上升趨勢，且從第 5 期開始貢獻度達到 30%以上。LRGDP 對 LFIR 的貢獻度基本保持穩定，維持在 6%左右。這表明，福建省的金融規模受到自身及金融發展效率的影響較為明顯，經濟增長雖然對其也產生了一定的作用，但效果并不特別顯著。

由表 8 可知，對 LFE 的方差分解來自自身的貢獻度最大，基本穩定在 97%左右，其次是 LFIR,從第 3 期開始基本穩定在 2%~3%之間。LRGDP雖然對 LFE 的貢獻度在總體上呈逐漸增加的趨勢，但由于數值較小，作用并不大。

四、結論與建議

由上述的實證分析可得如下結論：1）福建省的金融規模、金融發展效率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金融規模的擴張是經濟持續增長的主要原因。 2） 在短期內，當 LRGDP、LFIR 偏離長期均衡關系時，誤差修正項將分別以0.048 023、0.158 257 的力度從反向、正向將它們拉回均衡狀態，同時福建省的金融規模、金融發展效率是經濟增長的格蘭杰原因。3）由脈沖響應函數及方差分解分析結果可知，福建省的經濟增長同時受到金融規模及金融發展效率的影響，金融規模的不斷擴張能夠促進經濟增長，而金融發展效率的提高則在一定程度上起抑制作用。

針對上述實證結論，結合福建省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本文提出以下建議：1）制定靈活政策。

目前，福建省正處于重要的戰略機遇期，平潭綜合實驗區、福建自貿區的設立都為福建省新一輪的經濟增長提供了契機。因此，福建省應抓住機遇，結合地區實際的經濟金融情況，制定靈活自主的經濟政策，并擴大對外金融領域的開放，以此吸引更多優質企業的進駐，從而實現經濟增長。 2）優化金融結構。福建省應大力發展股份制銀行及城市商業銀行，繼續引進外資銀行及臺資銀行，同時在政策允許的范圍內，開放民間資本進入金融市場，適時建立民營金融機構，從而打破國有金融機構在金融業中的壟斷地位，以此來促進金融機構間的競爭。換言之，福建省必須構建多元化、多層次的金融機構體系。 3）鼓勵金融創新。首先，從制度上鼓勵金融創新，政府應出臺各項有利于金融創新的措施，為金融創新提供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其次，推動金融機構創新，即鼓勵建立更多的小型金融機構及民營金融機構，從而更好地為不同層次的客戶提供多樣化的金融服務。此外，加強金融產品創新，即鼓勵金融機構創新金融產品，在增強自身競爭力的同時，也能夠滿足多層次的金融需求。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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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陳黎敏。 中國各地區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分析[J].浙江金融，2011（8）：3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