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城鎮化作為我國實現現代化的必經途徑，越來越受到社會各界的高度關注。新型城鎮化是我國政府具體指導城鎮化進程的戰略、規劃和政策，目前在其具體實施和落實的過程中，亟需選擇適合自身的發展模式。就以往的城鎮化發展歷程來看，我國的城鎮化具有政府主導的色彩，即外生型的運行模式。這種運行模式盡管能夠在短時間內集中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資源，并完成城鎮化的發展目標。然而，隨著城鎮化的逐步推進，此種模式背后所隱藏的各式各樣的問題逐漸凸顯，城鎮化的可持續動力明顯不足，阻礙著城鎮化質量的提升。在經濟新常態的社會大背景下，新型城鎮化需要在貫徹以人為本、綠色發展和創新驅動的基本理念和思想內核的基礎之上，全面發揮市場調節的優勢，強化市場主體的積極性，用市場的力量去推動城鎮化的健康高效發展。這也就意味著，未來的新型城鎮化發展過程中，為能夠深度革除外生型城鎮化所帶來的諸多弊端，并實現提升城鎮化質量和效率及全民幸福指數的初衷，就需要對既有城鎮化模式作出調整，走以市場為主導的內生型城鎮化發展道路，這也將成為新型城鎮化的模式選擇。也是我國在進入到城鎮化加速時期對經濟理論分析提出的一個重要研究任務。

關于城鎮化的發展模式問題，國內外學者也有著熱切的關注。國外學者Michaels對城鎮化模式和結構轉型的關系進行了系統性的探討，并得出結構的合理轉換對促進城鎮化模式的合理性具有明顯促進優勢的結論。[1]Kang通過分析城鎮土地利用狀況，全方位闡述了城鎮化發展模式與交通擁堵的內在關系。[2]國內學者郭小燕以中部地區為例，指出中部地區的城鎮化應走多元化發展模式，即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以統籌城鄉一體化為總體目標，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在人口遷移、要素集聚、城市之間的競爭與協調以及城鄉關系調整等方面的基礎性和主導性作用，通過多種方式推進中部地區城鎮化可持續、集約式發展。[3]寧越敏、李健對我國泛長江三角地區的上海、江蘇、浙江、安徽城鎮化的發展模式進行了全面的論述，如上海市以市外人口遷移為主的模式，浙江省的就地轉移為主、省外人口遷入為輔的模式等。[4]曹剛基于城鎮化歷史進程中城鄉關系變化的視角，認為城鎮化的發展模式主要有三種類型，分別為城市瓦解農村、農村轉變城市和城市饋補農村模式。[5]伴隨著研究的深化，王雅莉、張明斗認為中國的城鎮化應走民生型的發展道路，需體現政府主導和市場調控相結合的運行特點，應摒棄政府主導的城鎮化發展模式。[6]李彥東、劉小新總結了我國城鎮化發展5種模式，即成都模式、天津模式、廣東模式、蘇南模式、浙江模式，并分析了各自的運行過程和特征。[7]對于新型城鎮化，應選擇怎樣的發展模式，學者們也有著各自的認識，倪鵬飛認為未來新型城鎮化的基本模式應該是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方針，堅持“全面、協調、可持續推進”的原則，以人口城鎮化為核心內容，以信息化、農業產業化和新型工業化為動力，以“內涵增長”為發展方式，以“政府引導、市場運作”為機制保障，走可持續發展道路，建設城鄉一體的城市中國。[8]王素齋認為新型城鎮化是由市場主導、政府引導的城鎮化模式[9]; 胡必亮認為其實質是走出一條可持續發展的城鎮化道路[10].張秀娥、李冬艷對山東、吉林、湖南等地進行了新型城鎮化發展模式探索，指出“多村一社區”,人口就地城鎮化的諸城模式； 土地增減掛鉤，整村城鎮化的平洋模式； 以小城鎮建設為核心，高水平規劃先行的望城模式三大新型城鎮化的典型發展模式。[11]通過對國內外文獻的梳理可以看出，部分地區已呈現出具有典型特色的城鎮化發展模式。然而，對于新型城鎮化而言，應選擇怎樣的發展模式，外生型模式和內生型模式各有怎樣的特征，以及新型城鎮化內生道路的要素構成如何，缺乏一個系統性的分析。因此，在綜合考慮政府主導的外生型城鎮化發展模式的弊端及新型城鎮化發展的現實需求下，選擇走市場主導的內生型城鎮化發展模式將成為未來新型城鎮化的基本模式。

二、城鎮化的發展模式及其比較分析

城鎮化發展模式是指城鎮化發展的主導力量以及在主導力量影響下所呈現的城鎮化特征及發展方式。城鎮化的推動力量與推動經濟發展的內在機制相吻合，考慮到世界經濟發展中的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此處主要探討以市場為主導力量的內生型城鎮化發展模式和以政府為主導力量的外生型城鎮化發展模式，并對這兩種城鎮化發展模式進行比較分析。

（ 一） 內生型城鎮化模式

內生型城鎮化模式體現在以市場為主導的城鎮化發展過程，這一模式的基本特點在于，企業和居民個人作為城鎮化的主體，要求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在人口向城鎮遷移、要素向城鎮集聚、城鎮內部功能調整和外部擴張、產業結構的調整升級、城鎮之間的發展協調，以及城鄉關系調整等方面的基礎性和主導性作用； 遵循市場的一般規則，依靠各個城鎮化主體的自主決策、創新和協調，尊重市場規律和市場的選擇來推進城鎮化進程。[12]內生型城鎮化發展是依賴市場機制對各種要素和資源進行合理配置而發展的，這一歷史進程是源于非農產業與農業的比較優勢，城鎮化的主體為尋求這種比較優勢而發展產業集聚性的生產和生活，經濟性的城鎮就會形成和發展。在這一過程中，市場機制對各種生產要素和資源進行有效配置，城鎮化主體和各種生產要素、資源從欠佳區位向最佳區位集聚，即從農村區域向城鎮地域集聚，城鎮對各種生產要素和資源的集聚效應得到發揮，使城鎮的比較優勢更為顯著。這吸引著人們繼續進入城鎮，城鎮規模擴大，城鎮人口比重提高，與之相伴的是城鎮第三產業得到發展并進一步產生規模效應。這樣，城鎮的各種功能相繼逐步得到完善，城鎮化在量和質上都得到發展，城鎮化整體水平得到提高。即在城鎮這一特定空間，如要素的集聚會帶來更多的凈效益或凈福利，越來越多的要素就會在這些特定的空間集聚起來，集聚效應更加明顯。

這種城鎮化發展模式的典型代表為歐美式的城鎮化道路，在發展過程中注重的是市場及其主體的力量，雖然政府制定了諸多利于城鎮化發展的政策法規，但這些政策法規在城鎮化的進程中只是起到輔助性作用，究其根源還在于市場本身的內生性因素，諸如產業的興起、聚集和結構動態變化，以及運輸狀況改善等，對城鎮化起到本質的推動作用。同時，在城鎮化的過程中，無論是城市規模由小到大、由發散到收斂的狀態變化，還是城市空間形態由點狀、線狀再到面狀的發展過程，均體現出市場主導的內生性特點，內生型城鎮化模式也就成為歐美國家城鎮化成功的典范。

（ 二） 外生型城鎮化模式

外生型城鎮化模式體現為政府主導城鎮化的發展過程。這一模式特點在于，政府作為城鎮化的主體，用行政手段調節城鎮化過程，通過制度性安排來確定城鎮化的方向和形式，決定城鎮發展規模，包括在特殊情況下增減城鎮數量和城鎮人口規模，進行行政區劃調整； 通過政府的經濟計劃安排投資項目進行城鎮基礎設施的建設和城鎮其他公共產品的建設。這種模式大部分發生在二戰以后的發展中國家。二戰后，一些原來的殖民地、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和地區獲得獨立，紛紛要求發展和進行經濟建設，而延續發達國家的市場型城鎮化過程需要經過一個漫長的時間等待。所以，隨著政府主導型的經濟發展模式的興起，政府主導型的城鎮化模式也相隨而生。外生型城鎮化模式，往往是城鎮化規模和布局服從于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的需要。在發展中國家，經濟基礎非常薄弱，政府主導可以集中有限財富、全方位地進行工業化，待城鎮工業發展壯大后再反哺農業，而非基于以農業安全和糧食剩余為前提的市場型城市化模式。外生型城鎮化模式更多的是發展中國家為了服從國民經濟發展的大目標，來控制城鎮發展的過程，通過指令性計劃等行政手段來代替市場。

缺乏產業支撐的過度城鎮化的拉美模式屬于典型的外生型城鎮化發展模式。在城鎮化進程中過多地注重政府本身的作用優勢，忽視市場的內在力量。重工業布局于有限幾個大城市，工業部門就業人口比重較城鎮人口比重低，忽視對農業和農村的投入，造成農業部門的衰退和農村生活環境的惡化，快速城鎮化過程使農民失去了土地，大量農村人口涌入城鎮，從而城鎮人口增長速度極快，但缺乏吸納城鎮人口就業的產業支撐，造成城鎮居民貧困化，導致工業化、農業發展與城鎮化的嚴重脫節，形成“過度城鎮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