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自由主義的私有化理論:一個批判性回顧

國有企業在世界經濟發展史上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有關國有企業的討論早期集中體現為西方經濟學界關于國家—社會關系\\(或曰政府—市場關系\\)的爭論。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提出了“看不見的手”這一著名的隱喻。雖然諸多晚近的研究者都指出,將在《國富論》中只出現了一兩次的“看不見的手”作為斯密思想的核心加以強調和傳播是對其思想的重大誤讀,但這卻并不妨礙西方經濟學界長期以來以一種經濟自由主義的方式來詮釋斯密的經濟思想。

一些人認為,斯密“看不見的手”這一原理表達了如下思想:一個由私人生產者組成的社會,在市場的引導下,將在實現個人利益最大化的同時,實現整體社會福利的最大化。這也就是說,市場可以自發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政府只須擔負起“守夜人”的職責,維護法制,保護國防,而不應對經濟有任何干預。如果以這樣的理論來分析,那么,國有企業既沒有存在的必要,也沒有存在的空間。

直到1929—1933年“資本主義大蕭條”時代,西方主流經濟學這一發端于斯密的“自由市場”傳統,才從根本上受到挑戰。大蕭條引發了人們對于 “自由市場制度”缺陷的反思,市場存在著普遍“失靈”這一觀念深入人心。人們由此認識到,政府對經濟的強有力干預和控制是解決廣泛存在的市場失靈問題的必要手段。之后,以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為代表的政府干預學說和社會主義思潮興起,凱恩斯主義經濟政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成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普遍奉行的經濟政策,以“新古典綜合”命名的西方主流經濟學取代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登上了歷史舞臺。其間,市場失靈的理論逐漸發展起來,并成為政府干預經濟的理論依據,同時也成為論證國有企業存在性以及國有企業功能的理論依據,此后,西方國家進入了為期30年的國有企業發展鼎盛時期。

受到公共物品的存在,以及外部性、壟斷、信息不對稱等因素的影響,現實中的“市場”并不能像上帝的“看不見的手”一樣,使社會福利自動達到最優,因此國家對經濟的干預對于保持經濟良性運行就是必要的,而最為直接和最為重要的干預手段就是組建國有企業。首先,國有企業可以提供私人企業無法提供的公共物品;其次,國有企業接管自然壟斷企業,可以實現自然壟斷生產效率與分配效率的統一;再次,國有企業的存在也可以減少信息不對稱;最后,國有企業可以作為政府財政政策的載體,直接參與宏觀調控。倡導混合經濟的英國經濟學家米德指出:“在某些方面,比如鐵路運輸、電力供應以及諸如此類的公用事業方面,必須追求規模經濟效益,因此,這些行業的壟斷是無法避免的。有鑒于此,我們主張將這些行業收歸國有,由國家經營?！?/p>

在那個時代,即使是被芝加哥學派奉為鼻祖的西蒙也認為:“就總體而言,國家將面臨實質性的接管、擁有、直接管理的必要,無論是鐵路還是其他公用事業,以及一切不能保持有效競爭的產業?！?/p>

英國工黨的經濟學家,曾經擔任工黨政府的經濟大臣和財政大臣的蓋茨克爾在《社會主義與國有化》一書中對國有化的評價則更高。他說,實現“公有財產的高比率”是“求社會平等”的重要措施,“為了維護公眾使其不受私人壟斷權的侵害,把企業收歸公有是必要的”,總之,“國有化是能達到更高生產力和更大效益以及防止壟斷的最好的或唯一的方法”。

除此之外,國有企業在促進經濟發展中所發揮的作用早已為理論界所關注。

1943年,羅森斯坦—羅丹在其著名論文《東歐和東南歐國家的工業化問題》中指出,經濟不發達的原因是缺乏投資,而投資無法進行是因為其他互補性的投資尚未進行,而后者尚未進行又恰恰是因為前者沒有進行。這一分析看似循環論證但卻道出了眾多不發達國家無法實現經濟發展的重要原因,即經濟中的各個部門存在很強的互補性,導致經濟陷入“低水平均衡陷阱”?；谶@一理論,羅森斯坦—羅丹提出了他的“大推進”\\(Big Push\\)理論,這是旨在促進經濟中的多個部門同時進行協作性投資的政策,這就要求必須能夠將公共投資合理地分配于經濟中的不同部門,而由政府直接組建各類國有企業來完成這種投資的分配是一種有效選擇。著名的發展經濟學家赫希曼發展了這種思想,他進一步指出了產業間的前向聯系和后向聯系。在赫希曼看來,正是因為產業間存在著的這種不平衡的聯系,政府才應當通過出臺不平衡發展政策,促進經濟中某些關鍵部門的發展,而這些關鍵部門所創造的產業聯系的出現,將帶動其他產業的投資。政府直接組建國有企業被看作促進關鍵部門或主導產業發展的最直接和最有效的手段。

事實上,發展經濟學對于國有企業在經濟發展中作用的論證,可以看作對經濟發展歷史經驗的總結。德國、俄國、日本等眾多后發國家都曾經出臺過利用國有企業帶動經濟起飛的政策。早在20世紀初,德國著名經濟社會學家維爾納·桑巴特就在其《現代資本主義》一書中對歐洲國有企業在現代產業形成過程中的重要作用作出過積極評價,他把國有企業稱為“資本主義工業發展的催化劑”。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在凱恩斯主義和發展經濟學的指導下,西方各國相繼出現了國有化浪潮,剛剛取得民族獨立的眾多發展中國家,也紛紛組建了各類國有企業。世界銀行1995年的報告顯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世界各國的國有化浪潮推動下,20世紀70年代國有企業的發展達到了鼎盛時期。

1978年,在8個工業化國家中,國有企業的比重達到了8%,而在發展中國家中,國有企業的比重更是達到了23%。

但是,20世紀80年代之后,西方各國普遍出現經濟發展停滯現象,而以拉美國家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也普遍面臨著發展動力不足的問題。在這樣的背景下,凱恩斯主義和發展經濟學開始受到質疑,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潮抬頭,并成為西方經濟學的新主流。與此相聯系的是,西方經濟學理論界對國有企業的態度發生了重大轉變。在接下來的分析中我們將看到,新自由主義思潮是如何一步步地否定國有企業,以達到將其逐出經濟活動這一目的的。

\\(一\\)以“產權理論”為基礎,編造國有企業低效率論,從正面否定國有企業

新自由主義者試圖以產權理論為基礎,證明國有企業運行效率低下,以此否定國有企業作為生產性組織的合法性。他們先指出國有企業在微觀上缺乏效率,繼而指出國有企業在宏觀上對國民經濟產生拖累效應,從而為推出他們的私有化政策主張輔路。

1.國有企業微觀低效率論

新自由主義者首先從效率這一問題出發,對國有企業進行批評。新自由主義者進一步詮釋了科斯的企業理論。他們指出,產權的明晰化和可交易化是減少交易費用的關鍵,而國有企業產權所有者是組織而非自然人,因此國有企業必然效率低下。新制度經濟學的代表人物德姆塞茨甚至認為,人類社會是沿著財產所有權越來越私有化的方向發展的。

其理由是資源的所有者要比國有制下的控制者———官僚———更能對自己的行為后果負責任。

新自由主義者對于這一命題的論證主要圍繞三個問題展開:一是所謂的“代理問題”。國有企業的產權屬于全體公民,因此,全體公民擁有“剩余索取權”。加之所有者與經營者之間存在高度的信息不對稱,因而很難實現對管理人員的有效激勵。而且,由于國有企業代理鏈條過長,其代理成本也較高。

二是所謂的國有企業治理“搭便車問題”。國有企業的產權歸屬于全體公民,因此就單個公民而言,他沒有采用適當的方式去監督企業管理者行為的動機,因為他不想為此付出成本。在這種情況下,每個人都希望自己不去監督而由別人去監督,即希望“搭便車”。其結果必然是,不會有人真正履行監督職責。

三是所謂的“預算軟約束問題”。國有企業在出現虧損或面臨破產時,常常能從政府那里得到援助,即它們所受到的預算約束是軟性的,因此它們的行為難以受到競爭壓力的影響,這一問題導致了企業管理的無效率。此外,國有企業即使經營得糟糕也并不面臨被收購和接管的威脅,因此其經理人受到激勵的力度往往不夠。由于這些因素的存在,國有企業必然是微觀無效率的,而由于微觀效率是社會整體效率的基礎,國有企業的存在也必將拖累整體經濟效率提升。在新自由主義者看來,將國有企業私有化,是提高整體經濟效率的必要手段。

為了對這一觀點進行驗證,新自由主義者還圍繞國有企業的效率問題,開展了相關實證研究。他們中的大多數人認為,國有企業的微觀效率低于私有企業,博德曼和瓦寧對于私有、混合以及國有企業效率的比較研究以及麥金森和奈特的綜述性研究都屬于這一類。博德曼和瓦寧在1989年的論文中對500家非美國工業公司1983年的經濟績效進行了研究。他們聲稱,國有企業和混合所有制企業的盈利水平和生產率水平均明顯低于私有企業,甚至混合所有制企業的盈利水平也并不比國有企業好,因此只有完全私有化才能提升企業績效。麥金森和奈特則通過對國有企業私有化的研究成果進行綜述,得出如下結論:無論是在轉軌國家還是在非轉軌國家,私有化都使企業變得更有效率、利潤更多、財務狀況更好,并且還促進了創新。

2.國有企業宏觀拖累論

新自由主義者還認為,國有企業個體微觀上的低效率,將導致宏觀上的無效率,因此國有企業的廣泛存在阻礙了國家整體經濟增長。論及國有企業與經濟增長的關系,他們更是強調,國有企業的儲蓄—投資逆差將會減少政府在醫療和教育上的支出,增加財政赤字,并增加通脹壓力,因此會阻礙經濟增長。普雷利用45個發展中國家1970—1985年的面板數據進行研究,得出了國有企業產出在GDP中所占比重與經濟增長存在顯著的負相關關系的結論。吉爾范森等人指出,國有企業效率低、員工技術水平低、不愿意采取新技術,因此會降低經濟增長率。他們在對41個發展中國家1978—1992年的數據進行分析后指出,國有企業就業人數的增加將顯著降低人均經濟增長率。此外,一些學者還認為,國有企業的廣泛存在不但無助于消除收入分配中的不公平因素,而且還會導致收入分配差距擴大。

因此,在新自由主義者看來,將國有企業私有化,是提高整體經濟效率的必然途徑。

\\(二\\)重新論證市場的完美性,編造國有企業無用論,從反面否定國有企業

在經歷了大蕭條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經濟學界對于市場萬能的傳統觀念產生了強烈質疑,市場失靈成為共識,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和國家干預思想成為經濟學主流,而國有企業作為國家直接介入經濟活動的組織形式,其有效性得到了廣泛認可。面對這一情況,新自由主義者試圖通過重新論證市場的完美性,并將普遍的市場失靈說成市場機制的作用受到“阻礙”的特例,消解市場失靈概念,從而否定國有企業存在的合法性,為全面私有化提供理論依據。

1.對于市場一般均衡的重新論證

新自由主義者用更為“精巧”的理論重新論證了亞當·斯密那只“看不見的手”。阿羅和德布魯在一系列簡單假設的基礎上,證明了一般均衡的存在性,并進一步證明了被稱為福利經濟學第一、第二定理的命題———一個競爭性均衡一定是一個帕累托最優,同時,任何帕累托最優都可以通過競爭性市場機制來實現。新自由主義者認為,這一理論以極少的假設和簡明的數學工具證明了斯密“看不見的手”的思想———個體最優的結果必然是一個社會的最優,個人目標與社會目標并無差別。也就是說,一個完全由私人企業組成的經濟體能夠實現社會的最優,而且,社會福利的最優也可以通過完全私有化的經濟來實現。由此他們得出結論,政府干預可有可無\\(這種干預甚至就是畫蛇添足之舉\\),國有企業存在的合理性也值得懷疑。

新自由主義的精神領袖哈耶克甚至在哲學層面論證了市場的完美性。他認為,市場的完美就在于市場制度是一種自發秩序,是人類自發行為的結果,而非某種人為設計的產物。他的邏輯是,由于存在大量默會知識,自生自發秩序的復雜程度并不止于人類心智所能把握的程度,因而社會制度不能被理性有意識地設計,對社會秩序進行人為的設計和建構,可能帶來災難性的后果。根據這一觀點,制度正當與否取決于秩序是自發形成的還是人為建構的,顯然市場制度屬于前者,而一切形式的政府干預都屬于后者。事實上,哈耶克的這一觀點與新自由主義者對于市場的看法并無二致,即都是價值判斷的結果而不是科學推理的結果,它們甚至與事實無關,最終必將滑向不可知論與極端保守的宗教主義。

2.消解市場失靈這一概念

新自由主義者還試圖通過消解市場失靈概念,取消政府干預和國有企業存在的全部理論依據。一方面,新自由主義者以“科斯定理”為依據指出,在很多情況下,市場失靈并不存在,產權沒有界定清晰便無法通過市場進行交易,而產權界定清晰之后則可以通過外部效應內部化來確保市場的有效性。另一方面,他們認為,即使市場失靈不能避免,也應該通過其他方式而不是組建國有企業或實行國有化的方式來應對。公共選擇學派提出了所謂的“政府失靈”概念,該學派指出,即使由市場提供公共物品不是最優的,但也可能比由政府\\(即國有企業\\)提供更有效率,因為“政府失靈”所引發的問題可能比市場失靈更為嚴重。另外,新自由主義者還發明了“可競爭市場理論”,認為只要具備“潛在競爭者”施加的壓力,壟斷企業會像競爭性企業那樣高效率地運行。

至于公共物品提供和自然壟斷行業,也可以采取私人企業經營加政府管制的模式,引入競爭的方式經營,相關工作無須國有企業參與。

通過上述梳理不難看出,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為了否定國有企業的合法性編織了一整套理論,從正面以產權理論為基礎建立了國有企業低效率論,從反面以重構“市場萬能”論為基礎建立了國有企業無用論。在以新自由主義為主流的西方經濟理論中,國有企業不僅意味著低效率,而且基本上喪失了存在的必要性。另外,眾多關于國有企業效率的實證研究仿佛使新自由主義者批評國有企業的理論假說得到證實。然而,現實卻并不像新自由主義者分析的那么簡單:一方面,雖然世界范圍內國有企業經歷了大規模的私有化,但國有企業仍然在世界經濟中占有一席之地;另一方面,很多國家的國有企業在諸多經濟領域仍然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這些情況的存在,使得直面現實的經濟學家無法接受新自由主義者對于國有企業所下的結論。我們將經濟學家對新自由主義私有化理論的批評具體作如下分析。

二、凱恩斯主義對新自由主義私有化論的批判:產權真的重要嗎?

各種流派的凱恩斯主義者都反對將產權作為解釋企業效率的核心要素,他們認為,新自由主義所謂國有企業效率低下的產權理論存在問題。

首先,所謂的“代理問題”是由所有權與經營權相分離所引發的,所有的現代企業都具有所有權與控制權相分離這一特征。因此,代理問題實際上是現代公司制企業共同面臨的問題?，F代企業治理就是通過設計一整套企業治理方案來解決該問題的。

既然現代企業可以從治理機制設計入手解決所面臨的代理問題,那么國有企業當然也不例外。而所謂國有企業代理鏈條長,從而導致代理問題更為嚴重的說法,顯然違背了“次優原理”。

其次,所謂治理的“搭便車”問題是現代企業股權分散所導致的共同性結果,這一問題也非僅在國有企業中存在?，F代企業,特別是上市公司\\(publicenterprises\\),往往都存在股權分散的情況。對于眾多持有少量股票的小股東而言,持有企業股票的主要目的就是獲取紅利或股權風險溢價,而非參與對企業的監督管理,他們也希望在治理方面“搭便車”。

這一狀況已經引發了美國的所謂“經理人革命”或“內部人控制”。因此,特別針對國有企業作出批評是毫無道理的。

再次,“預算軟約束”也與“國有”無直接聯系。

如果一個企業對于政府來說足夠重要,那么這個企業就會在事實上獲得“軟預算約束”的條件。比如,有些企業曾經解決了眾多居民的就業問題,一旦破產可能帶來失業潮并且在當地引發嚴重社會問題,再或者有些企業是該國家\\(或地區\\)的支柱企業,如果破產將導致經濟發展陷入困境等,在這些情況下,政府通常不可能任由企業破產而不實施救助,這就是所謂的“大而不倒”,而非“國有而不倒”。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中,美國政府出資救助瀕臨破產的AIG、高盛、美林等金融機構及通用汽車公司\\(GM\\)等大型企業就是最好的例證。其實,國有企業雖然可能不承受被并購、接管,或者破產的壓力,但也必須承受來自政府和社會的監督以及其他一些壓力,這些壓力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弱于來自資本市場的壓力。

最后,一些凱恩斯主義學者認為,在決定企業效率的眾多因素中,所有權可能并不重要,對企業效率不起決定性作用。正如斯蒂格利茨所指出的,明晰界定的產權的缺失可能并非中心問題。關于這一點有兩個證據:一是大多數大公司都由雇傭的經理人來經營而非由所有者來經營,二是明晰界定的產權的缺失并沒有 妨礙 中國南部地區經濟的快速發展。有學者認為,競爭比所有權更為重要。博徹丁等人指出,在競爭充分的條件下,在單位成本方面國有企業和私人企業的差異是不顯著的。法爾等人認為,只要被置于相同的競爭壓力和市場信號之下,而不考慮企業在所有權結構方面的差別,在分配效率方面,國有企業和私有企業的績效水平是相似的。馬丁和帕克在對英國各類企業私有化后的績效進行綜合比較后發現,企業私有化后的平均績效與其所在市場的類型有關:在競爭較為充分的市場上,私有化將顯著提高績效;但在壟斷市場上,私有化后績效的提高并不明顯。因此他們認為,企業效益與產權歸屬并無必然聯系,企業效益與市場競爭程度有關系。與產權相比,企業的管理更為重要。世界銀行的報告指出,“決定企業效率的關鍵因素并不是公有還是私有,而是這個企業是如何管理的。在理論上,在任何形式的所有權條件下,都可能創造出效率最大化的激勵方式”。根據X-非效率理論\\(X-inefficiency\\)來分析,競爭強度決定了企業內部的管理。競爭會迫使企業改革治理機制,提高經營水平,因此,競爭才是企業提高效益的根本保證。

三、發展經濟學對新自由主義私有化論的批判:市場真的完美嗎?

新自由主義者對于“完美市場”的闡述與真實的情況相去甚遠,因此,新自由主義者對于市場失靈的否認毫無意義。事實上,經濟中的市場失靈現象非常普遍,格林伍德和斯蒂格利茨就從信息不對稱的角度論證了市場失靈的存在和國家干預的必要。

既然市場失靈現象普遍存在,那么國家通過組建國有企業來解決市場失靈問題就是必要的。

發展經濟學對市場失靈這一命題的認識更為深刻,在很多發展經濟學家看來,“不發達”恰恰就是市場失靈的嚴重后果。在經濟發展中,更為嚴重的市場失靈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市場的“協作失靈”。發展經濟學家注意到,目前存在著一類嚴重的市場失靈問題,而這一類問題并沒有受到重視。這類市場失靈問題被描述為:由于產業間存在較強的互補性,因而經濟可能落入“低水平均衡陷阱”,而同時有一個更好的均衡卻無法達到,當所有的經濟參與者能夠將他們的行動加以協調時,則有可能達到那個更好的均衡。這一問題被一些發展經濟學家稱為“協作失靈”\\(coordi-nation failure\\)。墨菲等人對羅森斯坦—羅丹的“大推進”理論重新進行了闡釋:新市場的出現依賴于市場規模的擴大,但由于存在協調失靈,新市場的出現和市場規模的擴大不可能自發實現,因此必須由國家主導市場的創造。特別是在落后的經濟體中,由于私人資本薄弱,市場不發達,國家只能依靠國有企業解決“協作失靈”問題,通過培育市場,集中投資,推動工業化和經濟起飛。具體分析如下:一方面,能源、交通、基礎設施等是經濟發展所必需的,但私人資本往往不愿或無力投資,而國有企業提供基礎設施可以為工業化創造初始條件,有助于經濟走出“低水平均衡陷阱”。另一方面,國有企業作為政府將有限的資源集中起來進行投資這一行為的載體,為國家統籌運用財力、物力,實施產業政策,提供了物質保障。并且,國有企業的利潤可以直接轉化為財政投資,用以解決經濟不發達狀態下常常出現的儲蓄不足問題。

第二,市場的“長期失靈”。發展經濟學家看到,在促進經濟發展方面,國有企業可以依照國家的長期發展目標作出決策,這些決策可能不是以追求利潤最大化為目的的,因而能夠克服私營企業行為短期化這一弊病。國有企業還可以通過動員儲蓄刺激投資,創造良好的投資環境,及將投資用在整體經濟發展最需要的地方,從而促進投資增長。格申克龍的研究強調了國有企業對于落后國家工業化的重要性。在格申克龍看來,極度落后國家發展的關鍵在于動員資源并將其投到資本密集型項目上,因此,由國家直接組 建國 有企業對于后發國家至關重要。赫希曼的“不平衡發展戰略”包含著利用產業政策促進經濟發展的思想。日本、韓國經濟高速發展的事實也表明,合理的產業政策和不均衡發展戰略能夠促進經濟實現趕超式發展。但是,受到產權制度的制約,國家借助產業政策對于私有經濟的干預是有限的。在發展中國家的特定條件下,與間接地通過稅收、補貼等方式指導或引導私人部門相比,通過發展國有經濟的方式實施產業政策是最直接和最有效的辦法。通常,國有企業既可以作為戰略產業的先行投資者,創造新的產業機遇,也可以作為新技術引進、研發和外溢的中心,推動技術升級和產業進步。

第三,市場的“分配失靈”。發展經濟學家還看到,市場制度不會自發實現分配正義,單純依靠市場調節只會擴大收入分配差距,而國有企業則可以解決市場“分配失靈”問題。原因如下:第一,國有企業可以以較低價格提供生活必需品,從而影響實際的國民收入分配;第二,國有企業可以為政府運用政策手段改變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狀況提供便利;第三,國有企業可以確保生活在偏遠地區的居民享受到重要的社會服務,從而確保區域間公民的平等。

此外,許多直面現實的經濟學家也注意到,在解決公共物品提供和自然壟斷行業的市場失靈問題方面,國有企業的作用是私有企業無法替代的。在這些領域,國有企業往往具有更高的微觀效率。研究英國私有化問題的著名學者維克斯指出:“很明顯,相對于私有制而言,公有制具有潛在的優勢。尤其是,公有制為政府提供了一些附加的政策工具,以此來修正由于商品市場和代理人市場的失靈所造成的社會報酬與私人報酬之間的偏差?！岳麧欁畲蠡癁槟繕说膲艛鄰S商參與各種商業活動,這些活動違背了公眾的利益。雖然政府可以通過競爭性條款和監管政策來限制這些商業活動,但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這種操作的復雜性使得公有制成為了更完善的問題解決框架?！?/p>

在發展中國家,政府的監管能力相對較弱,這些國家普遍缺乏征稅和管制能力或相關成本較高,因此,在公共物品提供和自然壟斷行業中,與給私有企業提供補貼和管制的體系相比,國有企業體系通常更為有效。

四、經驗研究對新自由主義私有化論的批判:國有企業真的低效嗎?

一些學者對國有企業效率的研究證明了“國有企業低效率”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米爾沃德對1982年以前的實證研究文獻進行了分析,得出的結論是,“似乎沒有足夠的理由相信國有企業的內部管理效率低于私營企業”;雪利和沃爾什則對1975—1999年公開發表的52部關于國有企業效率的研究文獻進行了分類研究,他們認為,文獻的結論不一致,因而不能證明國有企業比私有企業效率低;史卓頓與奧查德在《公共物品、公有企業和公共選擇》一書中指出,“私有企業在總體上并沒有表現出比公有企業有效率”,“在許多產業中,公有制和私有制可能同樣有效率”。

在理論分析的基礎上,一些學者的實證研究也證明了國有企業在促進經濟發展、保障社會公平方面的作用。福勒和理查德通過對16個OECD國家1964—1985年的數據進行分析,指出國有企業的相對規模\\(包括國有企業在GDP中的比重、就業比重、固定資產比重\\)與GDP增長率存在正相關關系。

嘉利連和維斯對31個發展中國家國有企業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了研究,認為國有企業的規模對經濟增長不存在負面 影響。多米克普對1971—1985年37個國家\\(包括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國有企業對GDP增長率的貢獻進行了評估,發現國有企業對經濟增長有顯著的貢獻。朱安東利用38個國家長達30年的數據,對國有企業與經濟增長、國有企業與收入分配的關系進行了實證研究。

他發現,國有企業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顯著為正,并且國有企業對于投資的影響也顯著為正。他在研究中還發現,國有企業與收入不平等之間的關系顯著為負。另外,在很多國家,凈資金往往是由國有企業流向政府,因此國有企業并不是政府財政的負擔。

一些學者的案例研究也證明了國有企業對于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阿姆斯丹指出,20世紀50年代韓國的銀行國有化使得政府掌握了融資和投資的主動權,政府借助有選擇的投資政策實現了對特定產業和區域的支持。韋德指出,在臺灣地區的工業化進程中,公營企業①發揮了重要作用。臺灣地區的公營企業集中在煉油、石化、鋼鐵、造船、機械、化肥以及供電、供氣、供水、鐵路等部門,這些部門通常是資本密集型的,位于工業生產的上游,與后續工業聯系非常密切,當地行政管理層不與中下游中小型私有企業直接發展關系,而是通過支持公營企業指導經濟發展。此外,臺灣地區公營企業還在銀行業占據主導地位。

私有化失敗的案例也并不少見。英國鐵路部門在實行私有化后,效率并沒有提高,而服務質量下降、事故頻發、票價上漲等問題卻相繼出現,因而近期又重新開始國有化。蘇聯解體后,全盤私有化使其經濟陷入全面衰退,而在全部15個獨聯體國家中唯一實現經濟正增長的國家恰恰是沒有進行全盤私有化改革的烏茲別克斯坦。世界銀行高級經理戴維森·巴德霍在離職時坦言:“我們自1983年以來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基于這樣一種使命感:不惜一切代價將南方國家私有化。為了實現這個目的,我們卑鄙地把拉丁美洲和非洲變成了經濟上的瘋人院?！?/p>

五、認清新自由主義私有化理論的實質,警惕各種私有化版本的誤導

眾多研究成果表明,新自由主義化過程從一開始就是一項“政治計劃”,這一計劃旨在重建資本積累的條件并恢復經濟精英的權力。為了實現這一計劃,需要通過階級關系的重構改變資本與社會在經濟剩余和權力關系中的分配關系。一方面,國有企業私有化本身就是一項將財富從公有和社會大眾領域轉移出去從而刺激私人資本積累的財富分配行為。這也并不是新自由主義時代出現的新現象,而是在原始積累時期就已經普遍存在的舊故事。另一方面,將國有企業私有化還與新自由主義的一整套階級重構計劃密切相關。比如,將國有企業私有化能夠削弱政府對經濟的干預能力,從而有利于解除對私人資本的管制,以推進更為激進的市場化、金融化改革。再如,將國有企業私有化能夠減少公共服務和實物性補貼,從而通過削減社會福利破壞勞動者非市場化方式的生存條件,最終削弱工人階級的力量。

然而,新自由主義者的私有化論始終是蒼白無力的。一方面,相關理論更像是一種政治信條而非科學理論,經不起邏輯推敲和實踐檢驗。新自由主義者關于國有企業效率低下原因的分析并不科學,因為相關問題并非只存在于國有企業中,在所有權和控制權相分離的條件下,現代企業都面臨這一問題。目前,也沒有充分的證據證明私有企業的效率的確高于國有企業,在現實中,既存在低效率的私有企業,也存在高效率的國有企業。另一方面,一些私有化案例向我們展示了新自由主義理論的荒謬。蘇東拉美在實行全盤私有化后,其經濟發展水平不升反降。事實上,盡管私有化浪潮席卷全球,但在很多國家,國有企業仍然占據重要的地位。雖然現在私有化浪潮仍然呈現蔓延趨勢,但是全球私有化要達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那種水平似乎是不可能的。

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經濟實現了奇跡般的飛躍,在這一過程中,國有企業發揮了關鍵性作用。

然而,雖然“全盤私有化”理論不符合憲法規定,其正確性也難以在實踐中得到證明,但新自由主義對中國經濟改革的影響還是很大,不同版本的私有化理論層出不窮,嚴重誤導了中國經濟改革的方向。諸如“國有企業低效率論”、“國有企業壟斷論”、“國有企業退出競爭領域論”、“國有企業純公益論”等都可能導致全盤私有化,這些私有化理論與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是相違背的。

2012年2月,由世界銀行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共同發布的《2030年的中國:建設現代、和諧、有創造力的高收入社會》提出,目前中國的國有企業比重過大,到2030年應當由30%左右降至10%左右,以促進中國的改革和經濟增長。這一論斷顯然是新自由主義私有化理論一個“改頭換面”的版本,不僅毫無依據,而且有悖于常識。因為并不存在一個所謂的“最優國有經濟規?！?國有企業的規模與一國具體的經濟發展階段、社會政治制度、歷史社會環境等諸多因素息息相關,是具體的和歷史的。對新自由主義私有化理論進行全面深刻剖析,有助于我們全面認識國有企業的作用,充分了解私有化的危害,并有助于我們識別各種私有化版本,警惕私有化陷阱,確保中國改革沿著正確的道路前進,確保中國經濟實現持續穩定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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