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全球化為各國或地區之間經濟周期的傳導提供了基礎，因此經濟周期協同性的研究已經顯得越來越重要?？傮w來看，這種協同性的研究著眼于以下方面，首先是針對經濟波動同步表象的研究。例如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對經濟危機在世界范圍內的形成進行過系統的研究，并深入地分析了1847—1848 年世界經濟危機在各資本主義國家蔓延的同期性現象，馬克思還曾經提出過各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周期協同性的觀點，認為經濟危機會先在一個發達國家爆發，然后就會在一切國家發生總崩潰，就象排炮一樣[1]；Traistaru（2004）發現歐洲貨幣聯盟和中歐國家宏觀經濟周期的同步性、協同性比其內部成員之間要弱[2]；第二是對經濟周期協同性的內部機理進行分析和研究，例如 Selover 和 Jensen（1999）認為地區與國家經濟周期協同性的理論之一是內生傳導理論，其核心思想主張傳導系經濟波動傳導的紐帶，如鎖模理論。理論之二是沖擊論，強調來自系統之外的沖擊對經濟波動產生一定影響，如實際經濟周期理論[4][5]；車維漢（2002）認為國際經濟世界市場上商品和生產要素價格的變動會引起一國貿易部門和非貿易部門價格的變動，從而引起其產量和就業變動，整個經濟也開始變動[1]。

隨著 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臺灣經濟的成功轉型，臺灣經濟與國際接軌的步伐也越來越快，而且隨著兩岸“大三通”的開通，臺灣已經日益成為大陸地區最大的貿易伙伴之一，也是大陸的主要外資引進地[3]，因此這一切都應該對兩岸經濟交往產生重大影響，并將會極大地提高兩地經濟周期的協同性。因此我們準備在對大陸與臺灣地區經濟周期特征進行分析的基礎上，對海峽兩岸相同時間段內經濟周期同步情況，意欲為促進兩岸經濟一體化發揮一定的參考作用[3]。

一、大陸與臺灣經濟周期的歷史回顧

為了便于下面的分析，我們先來分析兩個地區經濟周期的歷史軌跡。通過回顧 1978—2010 年兩地區經濟波動曲線（如圖 1）可知，該 30 年兩個地區經濟周期波動的頻率都大致相同，一共分成 6 個周期[4]。我們把各個周期特征的計算結果列于表 1。首先，相對于臺灣來說，大陸波動幅度較小，經濟增長水平也相對較高。其次，大陸的波動位勢總體上趨于穩定，而總體上臺灣的經濟增長程度即波動位勢卻出現下降態勢，這應該與近年來的幾次金融危機的作用有關。再次，再來看波動系數，兩個地區都是呈現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趨勢，這與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兩岸經濟交往日益加深，大陸有效地緩解了臺灣宏觀經濟的壓力，使得臺灣經濟得以穩定增長。因此兩岸經濟波動的形態和特征都會對兩岸經濟的增長產生重要影響。下面借助共同周期檢驗以及鎖模的方法對二者經濟周期的同步進行研究。

二、兩岸共同經濟周期的實證檢驗

這一部分筆者將對大陸與中國臺灣經濟周期的同步與相關程度進行檢驗，然后利用共同周期檢驗法來驗證兩岸經濟周期是否存在一個共同周期。

（一）大陸與中國臺灣經濟周期的同步性檢驗

一般來說，經濟周期的同步性與各個地區的峰谷起止年份有關，如果起止年份較一致，則說明同步性可能較高。因此筆者把兩個地區自從 1960 年以來的起止年份列于表 2。由表2 可知，改革之前二者的起止年份差別較大，而改革以來則一致性明顯提高。尤其是 90 年代以來，其起止年份更是達到了高度一致[5]。

其次筆者來分析兩岸經濟周期的相關系數，根據大陸與中國臺灣經濟交往的歷史，筆者把 1978 年、1987 年（中國臺灣當局開放民眾赴大陸探親）、1992 年（大陸確立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并且隨后兩岸“小三通”開通）和 2001 年（兩岸加入 WTO）作為兩岸經濟交往的轉折點，我們把根據各個時間段計算的相關系數列于表 3。由表 3 可知，改革之前的相關系數值極低，只有 0.02，改革以來顯著上升，1987—1992 年為0.5，而 1993—2000 年上升到了 0.9，2001 年以來也達到了0.75。這說明，兩岸的同步程度是隨著大陸對外開放、市場化程度的提高以及兩岸經濟交往程度的提高而逐步提高的[6]。

隨著改革以來兩岸經濟相關程度和同步程度的不斷提高，大陸與中國臺灣是不是已經形成了一個共同的經濟周期呢？因此筆者對此進行檢驗。

（二）大陸與中國臺灣共同周期的實證檢驗

共同周期理論是通過求共同特征值的方法來對共同周期進行檢驗，具體檢驗公式是：

其中 λi是 △Yt與 Wt之間的 s 個最小的典型相關系數，T是樣本個數，如果當 C（p，s）＜χ2值時則這 n 個變量之間存在共同特征向量，否則不存在。

通過對 1978 年以來大陸與中國臺灣的 GDP 對數序列（以 2008 年為基年價格）進行共同周期檢驗，筆者發現統計檢驗并不是顯著，經過不斷的比較與分析，發現從 1987 年開始兩岸共同周期越來越顯著，因此這里以 1987—2010 年的數據作為實證檢驗的數據，首先進行單整檢驗得知，兩序列都是 （I1）序列，符合協整檢驗的條件，其次通過 JOHNSON 檢驗得知，兩序列在 10%的臨界值條件下通過協整檢驗，說明兩岸的 GDP 序列具有長期趨勢（過程略）。最后求出 △Yt與 Wt之間的典型相關系數為：0.4、0.75。然后可計算出檢驗統計量和自由度等指標如表 4 所示[7]。

由表 4 可知，1987 年以來兩岸存在一個共同特征向量，也就是說兩地區擁有一個共同周期，綜合前面的結論，可以認為改革以來兩岸經濟周期的同步性顯著提高，并且兩岸在大陸改革開放到一定時期（1987 年）之后，已經形成了一個共同的經濟周期，1987 年是兩岸開放交流起始之年，中國臺灣當局從此允許中國臺灣同胞回大陸省親，此后兩岸民間往來增加，因此從那之后共同周期的形成也是水到渠成的，接下來筆者對兩岸共同周期的形成機制進行分析。

三、大陸與中國臺灣共同周期的生成與傳導機制分析———基于鎖模的角度

大陸與中國臺灣之所以能夠形成一個共同的經濟周期，主要還是源于大陸的改革開放政策，從而使得兩岸經濟交往空前提高，例如貿易與投資往來等，其次更加重要的還是由于“小三通”及“大三通”的形成，使海峽兩岸的經濟波動呈現特殊規律性。這種規律的形成原因可以引入物理學的機制來解釋。

（一）大陸與中國臺灣經濟周期的頻率測度

物理學認為，如果不同的振蕩系統其波動頻率比較相似，則可能出現鎖?，F象。若對大陸以及中國臺灣經濟周期之內生波長存在的差異性進行分析，即可檢驗其經濟周期的波動頻率是否一致。

首先利用矩陣法求出內生波幅，以該波幅變化來檢驗兩岸經濟周期變動的頻率之同步情況。

由上述的一組共軛復數根，得知中國大陸的內生波幅為5.4 年[8]。

第二步用同樣原理可以得出中國臺灣的內生波幅為5.2年。

鑒于頻率 f=1/T，通過計算得知大陸的波動頻率為0.185，而中國臺灣的波動頻率則為 0.19，同步程度相當高。由此，通過在經濟周期的年份、同步系數數值以及內生波幅等各個角度的研判，大陸與中國臺灣經濟周期的同步性高度趨同，同時波動頻率也十分相似。

（二） 大陸與中國臺灣共同經濟周期生成和傳導的渠道檢驗

接下來筆者用 GRANGER 因果檢驗來分析兩岸經濟周期的傳導渠道，兩岸經濟周期的傳導渠道較復雜，涉及金融領域傳導、勞動力要素傳導、游客位移傳導、心理含義的傳導、兩岸貿易傳導、對外投資傳導等，在此筆者只對貿易傳導和投資傳導進行檢驗。這里用 TRA 和 TDI 來表示兩岸貿易增長率和臺商直接投資增長率序列。首先筆者進行 ADF 檢驗，得知它們為平衡序列，達到 GRANGER 檢驗的要求。表 5 中給出因果檢驗結果，其中不難看出，該兩個序列與大陸和中國臺灣的 GDP 增長率序列都是互為因果關系，因此兩岸貿易和臺商直接投資都是兩岸共同周期生成和傳導的重要原因[9]。

既然兩岸貿易與投資是兩岸共同周期生成和傳導的重要渠道，那么它們對大陸與中國臺灣經濟波動的沖擊機制如何呢？下面用 VAR 模型中的脈沖反應來對此進行分析。首先以上述數據為基礎，建立兩岸貿易投資與各自的 GDP 的VAR 模型如下式所示（根據 AIC 準則，確定最優滯后值為2，另外，模型中的 dgdp 和 tgdp 分別表示大陸 GDP 和中國臺灣 GDP）：

由表 6 可知，特征根倒數模的值都在單位圓內，滿足脈沖反應的條件。利用軟件包我們可得貿易和投資對兩岸 GDP的沖擊如圖 2 至圖 5 所示。

由脈沖反應圖可知，首先從沖擊方向來看，貿易和投資對大陸與中國臺灣 GDP 的沖擊都是正向的，即前者的波動會引發后者的同步波動；其次從具體沖擊力度來看，TDI 對雙方 GDP 的沖擊比 TRA 要弱，而且產生的效果也遲一年（TDI第一年的沖擊值是 0），這說明雙方共同周期的生成和傳導主要還是源于兩岸的貿易往來[10]；再次從對雙方的沖擊差異來看，不論是 TDI 還是 TRA，對中國臺灣的沖擊力度都要比大陸要強，這是由于相對大陸來說，中國臺灣是一個較小的經濟體，比大陸更容易受到沖擊，而且，中國臺灣對大陸的出口要遠大于從大陸進口，對大陸的投資也是同樣的情況，因此大陸已經成為中國臺灣不可或缺的貿易伙伴和投資地，受到更大的沖擊也是情理之中。

（三）大陸與中國臺灣經濟相關性的非線性檢驗

兩個振蕩子之間存在非線性關系是構成鎖模的另一個重要條件。故筆者在該部分對此進行檢驗。以中國臺灣 GDP 總值作為自變量，以大陸 GDP 總值作為因變量，單位分別為新臺幣和人民幣，首先進行線性回歸，回歸結果或者是擬合度低，DW 統計值接近于 0，存在自回歸現象，或者是系數的 T 統計值不顯著，這表明兩岸的GDP 總值之間的回歸是非線性的。因此筆者對二者進行非線性回歸，回歸結果如下式所示（貨幣單位為萬億元）：

上式擬合度較高，T 統計值也較顯著，更重要的是不存在自回歸。因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兩岸經濟體之間的聯系屬于存在顯著的非線性關系，滿足鎖模的另一個必要條件。

四、兩岸共同經濟周期生成的經濟背景分析

民族的凝聚力是推動兩岸經濟周期同步的重要動力，因此導致了兩岸的貿易投資額的不斷上升以及金融合作與一體化。

（一）兩岸的貿易額和投資額直線上升

自從 1978 年大陸實行改革開放以來，兩岸的貿易和投資就不斷增長。尤其是進入 21 世紀以來，兩岸經貿往來更是呈現出迅猛增長的態勢。2001 年兩岸相繼加入 WTO，而且大陸與中國臺灣又于 2008 年 12 月 15 日開通了直航，這使得兩岸之間的貿易額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例如兩岸之間的TRA 總值占大陸 GDP 的比例從 1999 年的 4%上升到 2007 年的 6%，占中國臺灣 GDP 比例更是上升了 72 個百分點，大陸自從 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就是中國臺灣最大的貿易伙伴[11]。從投資方面來看，兩岸之間的相互投資額也呈明顯上升趨勢，2008 年在中國吸引的 FDI 中，中國臺灣占了 44%，2009 年占了 51%，而投資又加快了貿易往來的步伐，二者形成了一個良性循環。

（二）金融一體化程度日益增強

兩岸貿易往來促進了兩岸金融往來的日益頻繁。兩岸金融一體化程度也日益增強，兩岸互設的金融機構也日益增多，2005 年以來，中國臺灣金融業投資大陸的趨勢日益加快，中國人民銀行也開始在中國臺灣辦理人民幣業務的有關銀行提供清算安排。這一切都進一步加快了兩岸金融一體化的步伐，極大地帶動了兩岸貿易與投資往來，導致 80 年代末以來兩岸形成了一個共同的經濟周期。

綜上所述，兩岸經濟合作的步伐已經越來越快，兩岸經濟周期同步已經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這必將最終推動兩岸經濟一體化的建立。

五、結論

本文通過對兩岸經濟周期同步及其機理的分析，得出了一系列有意義的結論，具體如下。

第一，通過對 1960 年以來的兩岸經濟周期的相關性進行分析得知，改革開放以前，兩岸經濟周期的同步性極低，只有 0.02，1978 年大陸改革開放以來，兩岸的經濟往來越來越多，導致兩岸經濟波動的相似程度日益加深，例如 2001 年以來達到了 0.75。第二，對大陸與中國臺灣經濟增長率進行協整分析和共同周期檢驗得知，從長期來看，兩岸經濟周期存在長期趨勢，而從短期來看，1987 年以來兩岸存在一個共同周期，從而證明了 1987 年以來兩岸經濟周期的同步性顯著提高。第三，通過對兩岸經濟周期的內生波長的測度得知，大陸與中國臺灣經濟波動的內生波長分別為 5.4 年和 5.2 年，這說明兩岸經濟周期的波動頻率高度一致。第四，以兩岸的貿易總值及大陸吸引中國臺灣的直接投資額作為聯系兩岸的紐帶進行了實證分析，得知這兩個變量分別是大陸與中國臺灣經濟波動的 GRANGER 原因；其次，由脈沖反應圖可知，貿易和投資的波動會引發兩岸經濟的同步波動，而且，TDI 對雙方 GDP 的沖擊比 TRA 要弱，兩個變量對中國臺灣的沖擊力度都要比大陸強。第五，通過對兩岸 GDP 總值的回歸分析得知，大陸與中國臺灣的經濟聯系不存在線性關系，而是存在顯著的非線性關系，從而綜合前面兩點的結論可知：兩岸共同周期的生成及傳導可以用鎖模這種內部機制來解釋。

為此，為了促進兩岸宏觀經濟在同步和互動中的良性循環，必須要加強兩岸宏觀經濟政策的協調，就財政、貨幣、匯率、貿易等政策展開磋商，并聯合采取干預市場的政策行動，共同防范和面對國際經濟危機的沖擊，維持和促進兩岸經濟的穩定增長，具體可從兩方面來實施：首先要推動兩岸金融政策的合作與協調，共同應對經濟危機與通貨膨脹等問題，要進一步加大兩岸在業務及信息交流等方面的合作力度，以提高金融政策協調的效率，還可培育和發展海峽兩岸的資本市場，特別是建立和完善統一的債券市場，通過兩岸互相融資來熨平兩岸經濟所遭受的共同沖擊，同時也為兩岸金融業的健康發展提供先決條件；其次中國臺灣當局應致力于消除貨物、人員、服務和資本自由流動障礙為標志，以促進兩岸市場發展、增添經濟活力、促進兩岸貿易和投資平穩增長，從而帶動兩岸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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