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注冊會計師行業經過恢復、重建和不斷發展,已經成為推動我國經濟與社會健康發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但是,由于起步晚、基礎薄弱等諸多原因,其整體水平與我國經濟與社會發展要求和全球注冊會計師行業發展水平仍有很大差距[1].當前,國內會計師事務所的業務主要集中在傳統的審計領域,審計業務收入超過 70%,非審計業務收入不到 30%,這與國外同行的業務結構比例正好相反.由于事務所業務過度集中在審計領域,導致審計業務市場過度競爭,注冊會計師執業質量和誠信水平受到威脅.為促進我國注冊會計師行業的健康發展,推動其服務領域由傳統的審計領域向內部控制、管理咨詢、投資決策等非審計領域延伸,促使其在優化企業治理結構、提高經濟信息質量、引導資源合理配置、維護市場經濟秩序和社會公眾利益等方面進一步發揮重要作用,2009 年國務院辦公廳轉發了財政部《關于加快發展我國注冊會計師行業的若干意見》\\(國辦發[2009]56 號\\),鼓勵會計師事務所大幅度拓展新的執業領域.2010 年中國注冊會計師協會出臺了《會計師事務所服務經濟社會發展新領域業務拓展工作方案》,革命性地提出了注冊會計師行業業務結構轉型目標:力爭用 8 年左右的時間,使審計業務與非審計業務收入比重達到 5:5[2].顯然,決策者們試圖通過拓展非審計業務來緩解目前我國審計市場收費偏低、競爭過于激烈、審計質量不高的狀況.由于已有的就非審計業務對審計質量影響的研究并沒有一致的觀點,我們需要用事實來說明促使我國注冊會計師行業發展非審計業務的政策頒布是否具有良好的現實基礎?同時,由于制度環境也是影響審計質量的一個重要因素 \\(Francis & Wang,2008\\)[3],目前尚無文獻將非審計業務對審計質量的影響與制度環境相結合進行研究,為此,本文擬重點研究不同制度環境下非審計業務對審計質量的影響.

二、文獻綜述

\\(一\\)非審計業務對審計質量的影響

關于非審計業務對審計質量的影響,學者們主要利用"委托代理理論"、"知識溢出效應"、"尋租理論"等理論進行分析,得出了不同的研究結論.

1.對審計質量產生不利影響.Firth\\(2002\\)利用1996 年在國際股票市場上市的 1 112 家英國公司的資料,實證研究發現,對支付非審計費用越高的公司,注冊會計師出具非標準審計意見的可能性越小[4].Ruddock et a\\(l2004\\)使用澳大利亞公司的資料研究發現,或有非審計收費與公司的重大錯報金額呈顯著的正相關,而且當公司支付超出預期的非審計費用時,會有更多非正常性應計利潤[5].Causholli et al\\(2010\\)研究認為,當客戶承諾支付高額的非審計費用時,客戶的盈余管理行為會更多地得到滿足,未來豐厚的非審計費用會使注冊會計師在高壓環境下容易屈從于客戶,從而損害審計獨立性[6].陳麗英和李紅\\(2009\\)利用 2004~2007 年間 A 股上市公司為樣本研究發現,非審計費用比重與財務報表重述存在顯著的相關關系,認為非審計服務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注冊會計師的審計質量[7].

2.不會對審計質量產生不利影響.Dopuch et al\\(2003\\)認為,由于發展非審計業務可以被看作是對名譽的投資,為了降低審計失敗的風險,事務所在提供非審計業務后會為了提高聲譽而投入更多資本,并增加其審計獨立性,從而有利于審計質量的提高[8].Craswell et a\\(l2002\\)通過實證研究認為,非審計業務收費不會影響注冊會計師是否出具保留的審計意見[9].Kinney & Libby\\(2002\\)認為,非審計業務發展能夠使注冊會計師更加深入了解客戶,提高風險識別能力,從而縮減交易成本,提高審計質量[10].Qick & Warning-Rasmussen\\(2005\\)以實驗的方法研究在丹麥這樣的北歐國家,注冊會計師提供非審計服務對審計獨立性的影響,結果表明,非審計服務對審計獨立性沒有影響,這可能由于丹麥獨特的文化與市場環境所致[11].劉星等\\(2006\\)以 2001~2004 年間 A 股上市公司為樣本研究發現,公司支付的非審計費用及其占總費用的比重對操控性應計利潤沒有顯著影響[12].董普等\\(2007\\)以 2003~2005 年間 A 股上市公司為樣本,實證研究發現,非審計服務的提供反而提高了審計質量[13].

\\(二\\)制度環境對審計質量的影響

戴維斯和諾斯把制度環境定義為"一系列用來建立生產、交換與分配基礎的基本的政治、社會和法律基礎規則"[14].陳小林\\(2007\\)認為,制度環境就注冊會計師而言,是指注冊會計師執業過程所面臨的一系列政策法則以及由此構成的一種等級結構,即正式制度和人們在長期交往中形成的倫理道德、風俗習性、意識形態等非正式制度,從層次上看包括了宏觀制度環境和微觀制度環境,它們對審計獨立性和審計質量有不同影響[15].

1.宏觀制度環境與審計質量.宏觀制度環境是指對審計活動主體具有普遍約束力的正式或非正式規則[15],具體包括法制環境、市場秩序等.學者們研究宏觀制度環境對審計質量影響的觀點可歸納為兩個方面.

關于法制環境對審計質量的影響.Choi et al\\(2008\\)的研究表明,國家和地區的法律環境在決定注冊會計師的努力和審計費用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從而對審計質量產生不同的影響[16].Johnson et al\\(2002\\)研究發現,在法律環境較差的國家,法律制度對中小投資者的利益保護力度較差,企業對于高質量審計的需求較低.在這些國家,注冊會計師所承擔的舞弊風險較小,所受到的法律懲罰較弱[17].Franciset a\\(l2005\\)認為,如果國家的法律能更好地保護投資者時",四大"對客戶將更加保守,審計質量更高[18].

白云霞等\\(2009\\)認為,當法制環境發展較好時,企業因財務舞弊被曝光的可能性更高,曝光后注冊會計師因舞弊所受到的法律懲罰也更嚴重,這對會計師事務所聲譽的損害也更為嚴重[19].王愛國和尚兆燕\\(2010\\)通過對我國 CPA 法律責任變遷的研究發現,隨著法律懲戒力度的增強,注冊會計師會更多地出具非標準審計意見類型的審計報告[20].但是,并非無限度地加重對注冊會計師的懲罰就能夠提高審計質量\\(Chan & Pae,1998\\)[21].Narayanan\\(1994\\)認為,在連帶責任制度下,當被審計單位破產,沒有償債能力時,注冊會計師必須承擔全部賠償責任,而不管他的努力和盡責程度如何,這可能不利于鼓勵注冊會計師提供高質量的審計服務.

關于市場化程度對審計質量影響.陳小林\\(2007\\)認為,市場化程度越高,市場秩序越好,政府行為就越規范,對企業和注冊會計師的干預也就越少,也越有利于注冊會計師獨立、客觀地執業[15].孫錚和于旭輝\\(2007\\)實證研究發現,在市場化程度較高的地區,代理層級越多的國有上市公司更傾向于聘請高質量的會計師事務所.雷光勇和范蕾\\(2009\\)研究發現,在市場化程度較低的地區,經濟發展水平也相對較低,地方政府有強烈動機對上市公司的外部審計進行干預.Wang et a\\(l2008\\)研究發現,在市場化程度較低的地區,國有企業聘請本地所的情況更為嚴重,主要是由于市場化程度較低的地區,政府干預所致.

2.微觀制度環境與審計質量.微觀制度環境主要是指注冊會計師面臨的客戶公司的治理結構及其效率[15].既有的關于微觀制度環境對審計質量影響的研究文獻可以歸納為三個方面.

關于股權性質對審計質量的影響.趙學彬等\\(2006\\)認為,國有控制的上市公司更容易被出具標準審計意見,主要由于國有大股東代表為追逐表面好看的標準審計意見,會對會計師事務所施加壓力.Chan& Lin\\(2006\\)研究發現,在中國,本地政府控制的本地企業由本地所出具的非標準意見更少,被出具非標準意見的公司在第二年更可能從外地所轉回本地所,轉回本地所后更可能得到標準審計意見 .薄仙慧和吳聯生\\(2009\\)的實證檢驗發現,國有控股上市公司的正向盈余管理水平顯著低于非國有控制的上市公司,主要是由于國有控制上市公司特殊的所有權性質所致,民營企業盈余管理的動機更強.

關于股權比例對審計質量的影響.Shleifer &Vishny\\(1998\\)研究發現,股權的集中或控股股東的存在,會減少企業管理當局的機會主義程度.Dechow eta\\(l1995\\)研究發現,缺少非執行大股東的公司的盈余管理現象比較嚴重.Fan & Wong\\(2005\\)研究發現,上市公司股權過于集中,控股股東能夠決定會計師事務所以及注冊會計師的選聘,并影響審計費用金額,導致審計獨立性喪失.同時,大股東為了掩蓋自己侵害小股東的行為,不會去聘請高質量的審計師.

關于公司治理結構對審計質量的影響.Beasley\\(1996\\)研究認為,董事會規模、獨立董事比例及其持股比例與任期和審計質量有顯著的正相關關系.Niu\\(2006\\)、杜興強和周澤將\\(2007\\)的研究也得出類似的結論.Carcello\\(2000\\)研究表明,勤勉型、專家型、獨立型的董事會有助于提高審計質量.Birkett\\(1986\\)、Parke\\(r2000\\)、李紋和薛祖云\\(2005\\)、涂建明\\(2010\\)研究認為,公司審計委員會的設立、專家成員比例及其有效運行對提高審計質量會產生不同的影響.

\\(三\\)簡單評述與本文的研究機會

通過對國內外文獻的梳理,我們可以看出,關于非審計業務對于審計質量影響,學術界沒有得到一致性的觀點,這主要是由于拓展非審計業務所處的政治、經濟、社會和審計行業自身發展的階段不同所致.審計活動總是在一定的制度環境下進行并且受制于具體的制度環境,在不同制度環境下,會計師事務所的非審計業務對審計質量的影響可能有所差別,但在目前研究非審計業務對審計質量的影響時,學者們還沒有考慮到制度環境因素.

中國是一個地域寬廣且市場化程度發展不平衡的國家,雖然各地區的制度框架基本統一,但由于市場化程度和法律制度發展不同,制度環境差別很大,這為我們的研究提供了"天然試驗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所做的主要工作及可能的貢獻是,從制度環境中的法制環境與終極控股權性質兩個角度著手,首次嘗試研究并檢驗在不同的制度環境下非審計業務規模對審計質量的影響.實證檢驗發現:相對于好的法制環境,在差的法制環境下,非審計業務規模對審計質量的提升作用更為明顯;相對國有控制的上市公司,在非國有控制的上市公司中,非審計業務規模對審計質量的提升作用更為明顯;進一步檢驗發現,當非國有控制的上市公司處于差的法制環境時,這種作用更為明顯.

三、理論分析與假設發展

\\(一\\)非審計業務與審計質量

一方面,學者們基于"尋租理論"與"委托代理理論"認為,注冊會計師向同一家企業提供審計業務與非審計業務時,高額的非審計費用,使注冊會計師在經濟上依賴于客戶,并可能成為企業向其進行尋租的手段,也會使注冊會計師處于即當"球員"又當"裁判"的尷尬境地,從而導致"獨立擔保人"的地位發生變化,影響審計獨立性.然而,這些可能是否成為現實還要受很多因素制約,這些因素包括注冊會計師的聲譽、職業道德以及放棄或降低審計獨立性的成本大小等.非審計服務的提供,能夠增加注冊會計師的聲譽資本投資,而聲譽資本恰恰是注冊會計師維持審計獨立性的擔保品,非審計服務的提供將使注冊會計師更有激勵去維護其審計獨立性\\(Dopuch etal, 2001\\)[8].在安然、世通等舞弊案發生后,社會高度關注注冊會計師這一行業,隨之而來的是職業道德的強化,日益嚴格的監管措施,使得注冊會計師的違法成本大增.目前,我國非審計業務收入占審計業務收入的比例還很小,還不會形成注冊會計師因非審計費用而依賴于客戶的情況.另一方面,由于"知識溢出效應",非審計服務的提供可以使注冊會計師加深對客戶的了解,從而有利于收集審計證據,分析和判斷客戶的持續經營能力和重大不確定事項,最終形成恰當的審計意見\\(陳國輝和王軍法,2006\\).國內學者如劉星等\\(2006\\)[12]、董普等\\(2007\\)[13]從企業角度的實證檢驗也支持了注冊會計師提供非審計業務不會損害審計獨立性,甚至還會提高審計質量的結論.

此外,目前我國審計市場"僧多粥少"的殘酷現實使得審計業務競爭非常激烈,如果會計師事務所單一專注于審計業務,極易陷入以妥協審計質量來獲取審計業務的惡性循環中.會計師事務所大力拓展非審計業務,能改變其單一的經營結構,擴寬收入來源,更有能力承受由于失去某個審計客戶所遭受的損失,減少對審計業務的過度依賴.提供多元化服務也能使會計師事務所引吸和培養更多優秀的多技能的綜合性人才,改變注冊會計師的知識結構和會計師事務所的人才結構.因此,我們認為,在我國現階段,會計師事務所拓展非審計業務不但不會對審計質量造成不利影響,反而會提高審計質量.基于此,我們提出本文的假說 1:H1: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會計師事務所的非審計業務規模與審計質量正相關.

\\(二\\)不同制度環境下非審計業務與審計質量

會計師事務所作為市場主體之一,其提高審計質量的動因來自兩個方面:一是制度約束;二是市場機制的自我調節.制度約束具有強制性、顯性和易觀察等特征,市場機制調節則具有持續性、隱蔽性以及難以觀察等特征.良好的制度環境能夠引導市場機制朝著有利于提高審計質量的方向進行調節,但當制度因素在其中發揮了主導作用時,市場機制原始的自發作用就難以被觀察到.只有在缺乏有效制度約束的情況下,市場機制所發揮的原始配置作用才會占據主導地位,容易被觀察到.通過拓展非審計業務來改變注冊會計師行業的市場結構及事務所的業務結構,進而對審計質量產生影響,這本身是市場機制對審計質量發揮調節作用的過程,但在不同的制度環境下,這種調節作用可能被明顯觀察到,也可能被隱藏在制度約束之下.

法律制度是制度環境的主要內容之一,不同的政策法規會通過對選擇或提供高質量審計服務者的獎勵,以及對發布虛假財務報表或審計報告者的懲罰,改變企業與注冊會計師博弈雙方的收益成本對比,促使對高質量審計服務需求的增加\\(張立民和張陽,2007\\).在健全的法制環境下,法律對投資者的保護會更加完善,同時也會加大對注冊會計師和企業違法行為的懲罰力度,同時政府也會依法行政,減少對企業的干預,從而形成良好的市場秩序.因此,在法制環境發達的地區,企業本身缺少弄虛作假、虛報業績的動機,注冊會計師自身也有動機提高審計質量,制度環境的強制因素在促使注冊會計師提高審計質量方面的作用更為明顯.與此所對應的是,在法制環境欠發達的地區,政府的較強干預,企業的較低舞弊成本以及審計市場的無序競爭,使注冊會計師更容易受到和接受來自政府與企業方面的干預.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會計師事務所的絕大部分收入來源于審計領域,就極容易陷入為了生存以妥協審計質量來換取審計業務的境地;相反,如果會計師事務所在市場力量驅動下拓展非審計業務,多元化業務拓寬了事務所收入來源,事務所就會更有資本抵抗外部干擾而客觀地執業.因此,在法制環境欠發達的地區,非審計業務規模對審計質量的提升作用更加明顯.故,本文在假說 1 的基礎上,提出假說 2:H2:相對于好的法制環境,在差的法制環境下,會計師事務所的非審計業務規模與審計質量的正相關關系更為顯著.與企業相類似,各會計師事務所也分布在法制環境發展程度不同的地區.因此,為進一步檢驗假說2,我們分別按照上市公司和會計師事務所注冊所在地的法制環境發展水平檢驗不同法制環境下非審計業務規模對審計質量的影響.為此,我們將假說 2 進一步細分為如下兩個假說:

H2a:上市公司處于差的法制環境下,會計師事務所的非審計業務規模與審計質量的正相關關系更為顯著.

H2b:會計師事務所處于差的法制環境下,非審計業務規模與審計質量的正相關系更為顯著.

上市公司由于所有權性質不同,其所具有的政治、經濟背景,所面臨的經營環境、公司治理機制以及經營目標也不同,最終導致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動機和程度的差異\\(劉大志,2011\\).我國資本市場建立的初衷是為了解決國有企業籌資和經營管理困難等問題,因此,國有控股的上市公司無論在 IP0、再融資,還是發行債券、銀行舉債等方面都受到政府的特殊關注.國有企業在追求企業利潤的同時,還要承擔更為重要的社會責任和政治成本,其管理層通常也是通過行政途徑任命,管理層更多是對政府負責,政府偏好比公司業績評估更能夠影響管理層的薪酬和升遷.因此,國有控股上市公司管理層操控盈余的動機及程度更明顯受制于所有者性質這個制度因素,國有控股在某程度是抑制了盈余管理\\(薄仙慧和吳聯生,2009\\).非國有控股的上市公司在融資方面面臨著更為苛刻的條件,其管理層完全遵循市場化的激勵機制,在資本市場的巨大壓力下,企業一旦經營不善,投資者就會在市場上"用腳投票".因此,非國有控股上市公司管理層操控盈余的動機及程度更明顯受制于市場機制.不同所有者性質的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動機及其結果會向注冊會計師事務所傳遞不同的壓力,會計師事務所也可能會因為自身發展而表現出不同的應對.非國有控股的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受制于市場機制更明顯 \\(柴斌峰,2012\\),也更有動機通過各種方式對會計師事務所進行尋租.相應地,如果會計師事務所擁有廣泛的經營范圍,廣闊的收入來源,就更有資本來抵制來自客戶的尋租,表現出更強的獨立性.因此,本文在假說 1的基礎上,提出假說 3:

H3:相對于國有控股的上市企業,為非國有控股的上市公司提供服務的會計師事務所的非審計業務規模與審計質量的正相關關系更為顯著.

非國有控股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也會受到法制環境的約束.在好的法制環境下,法律制度對企業和注冊會計師所都會形成良性約束,從而減少企業自身造假的動機,也會增強注冊會計師提高審計質量的意識.在這種情況下,外部好的法制環境對審計質量提升的作用遠大于非審計業務規模對審計質量的影響,反之亦反.因此,本文在假說 2 與假說 3 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假說 4:H4:非國有控股的上市公司處于差的法制環境時,會計師事務所的非審計業務規模與審計質量的正相關關系更為顯著.

四、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取與數據來源

根據中注協頒布的 2009 年與 2010 年會計師事務所綜合評價百強信息,我們根據有證券業務資格的會計師事務所的年度總收入與審計業務收入,計算出非審計業務收入,然后對其取自然對數作為會計師事務所非審計業務規模的替代變量.中注協各年發布的百強所信息略有區別,僅在 2009 年與2010 年分別披露了前一年百強會計師事務所年度總收入與審計業務收入數據,而在其他年份則沒有單獨批露審計業務收入數據,因而我們的樣本只能限于 2008 年與 2009 年.另外,2008 年與 2009 年分別有 2 家具有證券業務資格的會計師事務所沒有進入百強,①在樣本中予以刪除.公司數據來自 CSMAR數據庫,并剔除了其中金融類企業、當年新上市的公司以及相關數據缺失的樣本,最終我們獲得的樣本數為 2 951 個.數據處理使 STATA12.0 軟件.

\\(二\\)模型構建

一般而言,審計質量是指發現并揭露財務報告違規行為的聯合概率,它取決于獨立性與專業勝任能力\\(DeAngelo, 1981\\).由于審計質量難以直接衡量,學者們采用了不同的替代方式來衡量,比較常見有:會計師事務所規模\\(DeAngelo,1981;房巧,2005\\);審計收費\\(Copley,1994;Elitzur & Falk,1996\\);抑制盈余管理程度\\(Becker,1998;劉峰,2007\\);發表非標準審計意見概率\\(劉峰,2007;方軍雄,2004\\);會計師事務所面臨的法律訴訟\\(Palmrose,1988\\)等.本文采用注冊會計師發表非標準審計意見的概率來衡量審計質量.為檢驗本文所提出的假說 1~4,我們構建基本模型\\(1\\),并使用 logistic 回歸進行分析:

Logi\\(tOpin=1\\)=β0+β1Lnnoaufee+β2Absda+β3Lnas+β4Lev+β5Crg+β6Big4+β7Cfoa+β8Loss+β9Top10+β10Pb+β11Year+β12Ind+εit \\(1\\)

因變量:Opin 是啞變量,當注冊會計師發表非標準審計意見時取 1,否則取 0,主要解釋變量:Lnnoaufee 是本文的主要觀察變量,由會計師事務所的非審計業務收入取自然對數獲得.我們預期 Lnnoaufee 的系數為正顯著相關,說明會計師事務所非審計業務規模越大,審計質量就越好.

控制變量:我們借鑒以往的研究\\(Krishnan &Stephens,1995;Lennox,2000;Carey,2006; 劉 明 輝等,2003;陸正飛和童盼,2003;蔡春等,2005;夏立軍等,2005;劉偉和劉星,2007\\),在模型\\(1\\)中控制了企業特征變量和會計師事務所特征變量.此外,我們還加入了 Absda\\(操控性應計利潤\\)變量,控制了年度與行業效應的啞變量.變量的具體說明詳見表 1.

表 1 中各變量的說明.Lnas 衡量了公司規模,大公司有更強的協商能力,被出具非標審計意見的可能性較小.Lev 衡量了負債所帶來的財務風險,負債越高,財務風險與經營風險越大,越有可能進行盈余管理.Cfoa 衡量了公司的現金流和盈余質量,Cfoa 越小,公司陷入財務困境的可能性越大,越有可能被出具非標準審計意見.Loss 表示當年是否虧損,公司當年虧損時,管理當局更有動機進行"大沖澡".Top10衡量了股權集中度,高的股權集中度,少數股東有可能完全控制公司董事會與監事會,進而影響對會計師事務所的選擇.Pb 為市凈率,高市凈率的公司更有傾向進行盈余管理.Crg 表示會計師事務所市場占有率,劉明輝等\\(2003\\)研究認為,會計師事務所的市場占有率與審計獨立性呈倒 U 型關系.Big4 表示是否為"4 大"審計,吳水澎和李奇鳳\\(2006\\)認為,國際"4 大"的審計質量要好于國內所[47].Absda 衡量了公司的操控性應計利潤,Absda 越高,越有可能被出具非標準審計意見.

樊綱、王小魯、朱恒鵬\\(2011\\)在借鑒了國內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建立了中國各地區市場化進程指標體系.我們利用其中 2007 年的"中介組織發育和法律"指數來衡量我國各省、直轄市、自治區的法制發展水平,并按其平均值,將各地區分為好的法制環境\\(指標值大于平均值\\)與差的法制環境\\(指標值小于等于平均值\\).

為檢驗假說 1,我們使用所建立的模型\\(1\\)對全部樣本進行回歸.

為檢驗假說 2 及假說 2a、2b,我們分別按照上市公司與會計師事務所注冊所在地的法制環境水平將樣本分為好的法制環境組與差的法制環境組進行檢驗.

為檢驗假說 3、4,我們首先按上市公司最終控制人的性質將樣本分為國有控股上市公司與非國有控股上市公司兩組分別進行檢驗,然后將非國有控股上市公司組的樣本按上市公司注冊所在地的法制環境再細分為好的法制環境組與壞的法制環境組,再分別進行檢驗.

\\(二\\)樣本數據的初步處理

1.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為消除極端值影響,對主要連續變量上下 1%進行了 Winsor 處理,全部樣本的變量描述性統計見表 2.

由表 2 的統計描述可以看出:7.27%的樣本公司被出具了非標準審計意見;各會計師事務所的非審計業務規模差別較大,發展情況不一樣;不同的公司進行了不同程度的盈余管理;約 5.97%的樣本公司由"4 大"審計;樣本公司分布于全國 31 個省級行政區域,且各區域的法制環境發展水平差異較大;57.81%的樣本公司處于好的法制環境地區;85.34%的樣本會計師事務所處于好的法制環境地區,說明大多數會計師事務所注冊在法制發達地區;39.29%的樣本公司屬于非國有控股,說明國有控股上市公司的數量仍占絕對優勢.

2.多重共線性檢驗.由表 2 的 Pearson 相關系數矩陣可以看出,變量間的相關系數均小于 0.4,說明多重共線對本文的研究沒有產生嚴重的影響.

五、實證結果

\\(一\\)對模型\\(1\\)的回歸

我們首先基于全樣本對本文所設計的模型\\(1\\)進行回歸,回歸結果列示于表 4 的欄\\(1\\)中.主要觀察變量 Lnnoaufree 系數為 0.235,在 5%的水平上正顯著,說明會計師事務所的非審計業務規模與其發表非標準審計意見的概率顯著正相關,即會計師事務所非審計業務規模越大其審計質量越好,假說 1得到檢證.欄\\(1\\)中的控制變量 Absda、Lev、Loss、Pb的系數為顯著的正相關,說明注冊會計師對高盈余管理水平、高財務杠桿、高市凈率和虧損的公司發表非標準審計意見可能性更大.控制變量 Lnas、Cfoa、Top10 的系數為顯著的負相關,說明規模越大、盈余質量越好的公司被出具非標準審計意見的可能性越小;前 10 大股東持股比例越大,公司越有可能通過董事會等機構選擇迎合其需要的會計師事務所.回歸結果中我們沒有發現會計師事務所的市場占有率對審計質量產生影響以及"4 大"的審計質量更好.

\\(二\\)對假設 2 及假設 2a、2b 的檢驗

我們依據 2007 年樊綱的中國市場化指數中的"中介組織發育和法律"指數的平均值對樣本進行分組.按上市公司注冊所在地的法制環境水平進行分組的檢驗結果顯示于表 4 的欄\\(2\\)與\\(3\\)中.欄\\(2\\)的Lnnoaufee 系數為 0.462,在 1%的水平上顯著正相關.欄\\(3\\)的 Lnnoaufee 系數不顯著.按會計師事務所注冊所在地的法制環境水平進行分組的檢驗結果顯示于表 4 的欄\\(4\\)與\\(5\\)中.欄\\(4\\)的 Lnnoaufee 系數值為 0.825,在 1%的水平上顯著.欄\\(5\\)的 Lnnoaufee系數值為 0.136,僅在 10%的水平上顯著.這些檢驗結果說明,在差的法制環境下,非審計業務規模對審計質量提升作用更為明顯,而在好的法制環境下,非審計業務規模對審計質量的提升作用較弱,甚至不明顯.因此,假說 2 及假 2a、2b 均都到檢驗.

\\(三\\)對假設 3、4 的檢驗

為檢驗假說 3,我們將樣本按最終控制人的所有權性質分為非國有控股與國有控股兩組分別進行檢驗,回歸結果列示于表 5 的欄\\(6\\)與\\(9\\)中.欄\\(6\\)的 Lnnoaufee 系數為 0.367,在 5%的水平上顯著,而欄\\(9\\)的 Lnnoaufee 系數不顯著.這說明,在非國有控股的上市公司中,非審計業務對審計質量的提升作用顯著,而在國有控股的上市公司中其作用不顯著,假設 3 得到檢驗.為檢驗假說 4,我們在假說 3 分組的基礎上,將非國有控股的上市公司按注冊所在地進一步分為差的法制環境組與好的法制環境組再次進行檢驗,回歸結果列示于欄\\(7\\)與\\(8\\)中.在欄\\(7\\)中 Lnnoaufee 的系數為 1.059,在 1%的水平上顯著,而欄\\(8\\)的 Lnnoaufee 系數不顯著.這說明,當非國有控股的上市公司處于差的法制環境下,非審計業務對審計質量的提升作用更顯著,假說 4 得到檢驗.

\\(四\\)穩健性檢驗

為增加研究結論的穩健性,我們對上述的實證結果進行穩健性測試.

在模型\\(1\\)的基礎上,分別加入 Lawdu 和 Law-du*Lnnoaufee、Stat 和 Stat* Lnnoaufee,構建如下 2 個測試模型,對已經得到的研究結論進行穩健性測試.

Logit \\(OPIN =1\\)=β0+β1Lnnoaufee +β2Lawdu +β3Lawdu*Lnnoaufee +β4Absda +β5Lnas +β6Lev +β7Crg +β8Big4 +β9Cfoa +β10Loss +β11Top10 +β12Pb +β13Year +β14Ind+εit \\(2\\)
Logi\\(tOPIN=1\\)=β0+β1Lnnoaufee+β2Stat+β3Stat*Lnnoaufee +β4Absda +β5Lnas +β6Lev +β7Crg +β8Big4 +β9Cfoa +β10Loss +β11Top10 +β12Pb +β13Year +β14Ind +εit \\(3\\)

對假設 2 中的假設 2a,使用模型\\(2\\)對全樣本進行回歸.對假設 3,使用模型\\(3\\)對全樣本進行回歸.對假設 4,在非國有控股的上市公司樣本組中,使用模型\\(2\\)進行回歸.在穩健性回歸結果中,主要觀察交叉變量的系數是否顯著相關,回歸結果見于表 6.其中,欄\\(10\\)、\\(12\\)的交叉變量的系數均為顯著的負相關,欄\\(11\\)交叉變量的系數均為顯著的正相關,這與我們分組檢驗的結論相一致.

我們對連續變量數據使用了刪除雙側各 1%觀測值的極值處理以及沒有使用極值處理,并重新檢驗了上述假說,結論沒有改變.我們按"中介組織發育和法律"指數的 60%分位數,重新對樣本進行分組并檢驗上述假說,結論也沒有改變.我們分年度對樣本重新檢驗上述假說,結論也沒有改變.以上穩健性檢驗說明,本文的研究結論是穩健的.

六、研究結論及展望

本文利用中注協在 2009 與 2010 年頒布的前一年百強會計師事務所信息,以非審計業務收入的自然對數作為會計師事務所非審計業務規模的替代變量,從會計師事務所非審計業務規模的角度檢驗了非審計業務對審計質量的影響.研究表明,會計師事務所拓展非審計業務能從整體上增強審計獨立性,提高審計質量.同時,我們將這種作用與制度環境中的法律制度和控制權性質相結合進行考察,檢驗發現,相對于好的法制環境,在差的法律環境下,非審計業務規模對審計質量的提升作用更為明顯;相對于國有控股的上市公司,在非國有控股的上市公司中,非審計業務規模對審計質量的提升作用更為明顯.進一步檢驗還發現,當非國有控股的上市公司處于差的法制環境時,這種作用更為明顯.

一些學者可能認為,在制度不健全的環境下,由于法制對企業與注冊會計師約束較弱,企業極有可能通過非審計業務進行尋租,而注冊會計師也更容易接受這種尋租.因此,在差的制度環境下,非審計業務對審計質量會產生不利的影響,而不是發揮更強的正面作用.這種說法似乎更符合邏輯,我們的研究結論與此相悖的主要原因有兩個方面:首先,國內會計師事務所拓展非審計業務處于剛剛起步階段,我們的樣本事務所非審計業務收入占總收入比例的平均值只有 14.3%,說明在事務所的業務結構中,非審計業務所占的比例是非常小的,與西方各國有顯著的差別,市場上可能還不會出現因為非審計業務而依賴于客戶的情況.因此,在拓展非審計業務的初期,非審計業務對審計質量的影響,無論在"規模經濟"還是"范圍經濟"方面,可能都處于發揮正面作用的階段,即類似于經濟學中的邊際效用遞增階段.其次,在提升審計質量的過程中,制度因素與市場機制同時發揮作用,并具有一定程度的替代關系,尤其是在制度環境較差的情況下,市場機制發揮的作用更容易顯性化.因此,在我國現階段,特別是我們的研究樣本所集中的 2008 年與 2009 年非審計業務發展的特殊時期,注冊會計師行業正面臨著由于市場容量小所導致的競爭過于激烈,審計收費偏低,審計質量不高的困境,通過拓展非審計業務,可以改變注冊會計師行業的市場結構及事務所的收入結構,有利于事務所"做大做強",降低對審計業務的依賴性.在注冊會計師本身就有意愿增強獨立性的情況下,拓展非審計業務,能增強其抵抗行政或非市場化干擾的能力,進而提升審計質量.這時,在制度環境較差的情況下,非審計業務對提升審計質量所發揮的正面作用顯得更為明顯,這本身也說明了"市場結構決定市場行為,市場行為決定市場績效"的市場規律.

本文實證檢驗的結論盡管與人們的慣性認識和一些學者的研究結論不一致,但這并非否定了好的制度環境對注冊會計師行業發展所發揮的積極作用,而是說明在現階段國家推動會計師事務所發展非審計業務具有良好的基礎和條件.我們的研究也說明,制度環境與市場機制在某程度上起著替代作用,在制度環境還相對薄弱的條件下,可以利用市場機制,通過改變注冊會計師行業的業務結構來提高審計服務質量.同時我們也要注意到,隨著非審計業務的進一步發展,這種情況也可能會發生變化,我們更需要強調在健康制度環境下充分發揮市場機制配置注冊會計師業務結構的作用,防止市場的盲目和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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