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產業“基于科學”的創新模式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同時這類創新模式對戰略性新興產業技術能力的合理構建也提出了更高要求。以生物技術產業為例，采用專利技術組合分析方法，對中日美三國在生物技術產業“基于科學”的創新特征、產業技術能力體系及二者的相對匹配性進行比較研究。研究發現，我國在生物技術產業的科學關聯度及在技術能力構建等方面均與日美存在差距。在當前我國創新驅動產業升級的關鍵時期，應注重產業創新向產業鏈前端的科學研究與產業鏈后端的技術開發的雙向延伸，為產業創新升級提供更多可能性。
關鍵詞：基于科學的創新；科學關聯度；技術能力；生物技術；專利技術組合。
0 引 言。
伴隨科學突破對產業發展基礎性作用的增強，產業創新正越來越多地由過去“基于技術”（technolo-gy-based）的創新向“基于科學”（science-based）的創新模式轉變。與“基于技術”的創新不同，“基于科學”的創新的產生與實現不需要依賴于原有知識體系下新技術的持續涌現，而是強烈依賴于科學的新發現[1].在這種新的產業創新模式下，產業競爭的傳統領先者可能受其技術軌道和組織常規的約束喪失競爭優勢，從而為新的競爭者提供趕超和跨越的“機會窗口”.由此，各國政府紛紛選擇與科學前沿緊密聯系的新興產業進行戰略部署，以期搶占新一輪經濟發展和產業競爭的制高點。但同時，雖然“基于科學”的創新強烈依賴于科學新發現，但并不意味著純科學真空和連續性破壞一定能創造新技術。創新活動的有效進行以及整個產業的發展與進步需將處于鏈條前端的科學研究與處在鏈條后端的技術開發有效銜接，實現從科學研究向技術創新的知識擴散。在此意義上，強大的產業技術能力是實現“基于科學”的創新的有效保障，而“基于科學”的創新范式又成為產業技術能力構建的“新語境”,兩者相輔相成。
近年來，“基于科學”的創新及其與產業技術能力的關系研究引起了學術界的關注，如Motohashi、Du 和 Leten 等學者對這種由科學本身直接產生技術的創新模式進行了詳盡的闡述[2-3],Huang和Yang、Fu-kuzawa 和 Ida 等學者進一步提出了測量“基于科學”的創新強度指標，即科學關聯度[4-5].Van Looy、De-backere 和 Callaert 等則從國家宏觀層面上分析了產業的科學關聯度與技術能力的關系，發現代表技術能力的專利產出通常與科學關聯度正相關[6-7].我國學者張鵬和雷家骕對“基于科學”的創新產業相關概念進行了系統研究，同時對“基于科學”的典型產業（如生物技術、化學制藥、電子通訊）進行了識別[8].雷家骕和林苞、陳勁和趙曉婷等進一步分析了“基于科學”的創新及其產業的主要特征，并指出從理論上探索“基于科學”的創新產業及其發展內在機制對我國實現產業趕超的重要性[9,1].盡管當前相關理論研究成果尚不十分豐富，但已有研究為進一步解釋和揭示我國與發達國家產業發展的差距及其內在原因提供了新的視角。本文以生物技術產業為例，采用專利技術組合分析方法，對中日美三國在該產業的“基于科學”的創新特征、產業技術能力及其二者的相對匹配性進行比較研究，以實現對中日美三國生物技術產業發展層次的進一步認識，為我國科學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縮短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并實現產業追趕提供科學依據。
1 測度指標與模型。
1.1 科學關聯度指數及其測度模型。
科學關聯度是反映某一產業“基于科學”的創新特征的典型指標。Narin較早將專利的引文分析方法用于科學關聯度的研究中，用以顯性和定量地揭示科學研究對產業發展的推動作用[10].本文在張鵬和雷家骕及Narin提出的測度模型基礎上，進一步提出用于測度各技術領域“基于科學”的創新強度指標-科學關聯度（science linkage,SL），其計算方法如下：
式中：Ptotal,j指j技術領域專利總量；PNPR,j是j技術領域有非專利引文（Non-patent-References,NPR）的專利總量，其中非專利引文包括期刊論文、學位論文、會議論文、技術報告等。SL數值越大表明該產業“基于科學”的創新特征越強。
1.2 產業技術能力測度模型。
產業技術能力是產業試圖開發新技術或獲得自主知識產權的根本動力，技術能力不足是產業難以重構升級的重要原因。Ernst提出用專利組合分析法測度技術能力，該方法通過對顯性專利優勢、專利相對位置、專利增長率等專利指標的組合分析來評估技術能力的強弱[11].隨后，Ernst系統總結出用于專利組合分析的實證分析框架與指標體系[12].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學者將專利組合分析法用于產業技術能力分析、核心技術識別及科研決策[13-15].結合上述學者已有研究，本文將產業技術能力進行專利增長率、顯性專利優勢及專利技術多元度的三維技術組合分析，分別衡量產業技術生長能力、技術競爭能力和技術擴張能力。
關鍵詞：基于科學的創新；科學關聯度；技術能力；生物技術；專利技術組合。
0 引 言。
伴隨科學突破對產業發展基礎性作用的增強，產業創新正越來越多地由過去“基于技術”（technolo-gy-based）的創新向“基于科學”（science-based）的創新模式轉變。與“基于技術”的創新不同，“基于科學”的創新的產生與實現不需要依賴于原有知識體系下新技術的持續涌現，而是強烈依賴于科學的新發現[1].在這種新的產業創新模式下，產業競爭的傳統領先者可能受其技術軌道和組織常規的約束喪失競爭優勢，從而為新的競爭者提供趕超和跨越的“機會窗口”.由此，各國政府紛紛選擇與科學前沿緊密聯系的新興產業進行戰略部署，以期搶占新一輪經濟發展和產業競爭的制高點。但同時，雖然“基于科學”的創新強烈依賴于科學新發現，但并不意味著純科學真空和連續性破壞一定能創造新技術。創新活動的有效進行以及整個產業的發展與進步需將處于鏈條前端的科學研究與處在鏈條后端的技術開發有效銜接，實現從科學研究向技術創新的知識擴散。在此意義上，強大的產業技術能力是實現“基于科學”的創新的有效保障，而“基于科學”的創新范式又成為產業技術能力構建的“新語境”,兩者相輔相成。
近年來，“基于科學”的創新及其與產業技術能力的關系研究引起了學術界的關注，如Motohashi、Du 和 Leten 等學者對這種由科學本身直接產生技術的創新模式進行了詳盡的闡述[2-3],Huang和Yang、Fu-kuzawa 和 Ida 等學者進一步提出了測量“基于科學”的創新強度指標，即科學關聯度[4-5].Van Looy、De-backere 和 Callaert 等則從國家宏觀層面上分析了產業的科學關聯度與技術能力的關系，發現代表技術能力的專利產出通常與科學關聯度正相關[6-7].我國學者張鵬和雷家骕對“基于科學”的創新產業相關概念進行了系統研究，同時對“基于科學”的典型產業（如生物技術、化學制藥、電子通訊）進行了識別[8].雷家骕和林苞、陳勁和趙曉婷等進一步分析了“基于科學”的創新及其產業的主要特征，并指出從理論上探索“基于科學”的創新產業及其發展內在機制對我國實現產業趕超的重要性[9,1].盡管當前相關理論研究成果尚不十分豐富，但已有研究為進一步解釋和揭示我國與發達國家產業發展的差距及其內在原因提供了新的視角。本文以生物技術產業為例，采用專利技術組合分析方法，對中日美三國在該產業的“基于科學”的創新特征、產業技術能力及其二者的相對匹配性進行比較研究，以實現對中日美三國生物技術產業發展層次的進一步認識，為我國科學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縮短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并實現產業追趕提供科學依據。
1 測度指標與模型。
1.1 科學關聯度指數及其測度模型。
科學關聯度是反映某一產業“基于科學”的創新特征的典型指標。Narin較早將專利的引文分析方法用于科學關聯度的研究中，用以顯性和定量地揭示科學研究對產業發展的推動作用[10].本文在張鵬和雷家骕及Narin提出的測度模型基礎上，進一步提出用于測度各技術領域“基于科學”的創新強度指標-科學關聯度（science linkage,SL），其計算方法如下：
式中：Ptotal,j指j技術領域專利總量；PNPR,j是j技術領域有非專利引文（Non-patent-References,NPR）的專利總量，其中非專利引文包括期刊論文、學位論文、會議論文、技術報告等。SL數值越大表明該產業“基于科學”的創新特征越強。
1.2 產業技術能力測度模型。
產業技術能力是產業試圖開發新技術或獲得自主知識產權的根本動力，技術能力不足是產業難以重構升級的重要原因。Ernst提出用專利組合分析法測度技術能力，該方法通過對顯性專利優勢、專利相對位置、專利增長率等專利指標的組合分析來評估技術能力的強弱[11].隨后，Ernst系統總結出用于專利組合分析的實證分析框架與指標體系[12].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學者將專利組合分析法用于產業技術能力分析、核心技術識別及科研決策[13-15].結合上述學者已有研究，本文將產業技術能力進行專利增長率、顯性專利優勢及專利技術多元度的三維技術組合分析，分別衡量產業技術生長能力、技術競爭能力和技術擴張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