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崇禎歷書》與哥白尼天文學的引進

中國古代的天文和歷法，具有政治象征意義。頒布歷法，標明正朔之所在，是政權正當性的表現。歷法又與農時節氣密不可分，是非常實用的知識。而要調整歷法，就必須觀察天文。中國古代是陰陽合歷，既要考慮月相周期，又要考慮二十四節氣和四季的變化，必須保持每隔一段時間修訂歷法。唐朝有天文學家、數學家僧一行借鑒印度歷法編撰《大衍歷》；元代有郭守敬吸收回回歷法，制作《授時歷》。

明崇禎二年 （1629 年 ），欽天監據大統歷、回回歷推算日食皆不驗，曾向利瑪竇學習歷法天文的徐光啟，以新法推算，預測“五月初一日，順天府日食，二分有余，不及五刻”.結果獲得驗證。說明又到修訂歷法的當口了。

禮部乃奏請開局修歷，禮部侍郎徐光啟領銜，耶穌會士龍華民、鄧玉函、羅雅谷、湯若望等，先后被聘入局。其實，早在利瑪竇在北京時，朝廷已因大統歷預報天象屢次失誤而持續多年議論改歷。加之弘治以來逐漸放開“私習天文”之禁，這就為西洋天文歷法技術提供了立足機會。

利瑪竇曾自薦修歷，未被理會。但他并不灰心，而是強烈要求羅馬派遣精通天文學的耶穌會士來中國，陽瑪諾、熊三拔、鄧玉函等都可能是因此來到中國的。來華耶穌會士成為一個天文學造詣很高的群體，令與他們接觸的不少中國官員傾倒，以致多次主動上書，推薦耶穌會士參與修歷。

1629 年這次欽天監官員用郭守敬的方法推算日食，再次失誤，才出現中西學者聯合修撰新歷的局面，并于1634 年撰成《崇禎歷書》?！冻绲潥v書》修成后，又經過8 次實測，以及與保守派的數次較量，崇禎確信西方天文學方法的優越，決定頒行?？上?，此時遭遇易代鼎革之變，竟未克進行。

清軍進京后，“奉天承運”,迫切需要頒布新歷，以明正朔。湯若望將《崇禎歷書》作了刪改、補充和修訂后，自費刻印獻上，改名為《西洋新法歷書》，給順治皇帝獻上一份厚禮，于是清廷即刻頒行?？滴鯐r去“西洋”二字，改題《新法歷書》。

《崇禎歷書》涉及到西方天文學理論，行星運行觀測和計算的數據表格、必備的天文數學知識、天文儀器的制造與使用以及中西度量單位的換算。其理論部分《法原》總篇幅的 1/3,系統介紹西方古典天文學理論和方法，包括日、月、五星、恒星的運行規律，球面天文學原理，著重闡述托勒密、哥白尼、第谷 3 人的工作，大體未超出開普勒行星運動三定律之前的水平，但也有少數更先進的內容。

《崇禎歷書》所參考的天文學著作，已明確考證出的以17 世紀初期的作品居多，而最晚近的是1622 年出版的作品。西方幾種主要宇宙模式理論，明末都已傳入中國，包括亞里士多德的“水晶球”體系、托勒密的行星系說、第谷宇宙模型、哥白尼的日心地動說。

關于哥白尼的日心地動說，在 1760 年耶穌會士蔣友仁向乾隆進獻《坤輿全圖》前，就已經引用和介紹到中國，但蔣友仁的《坤輿全圖》明確宣稱托勒密體系是錯誤的，第谷的理論不如哥白尼的正確。與此不同的是，《崇禎歷書》雖然引用了哥白尼《天體運行論》中 27 項觀測記錄中的 17 項，對《天體運行論》中的有些章節甚至直接翻譯，對其日心地動說的重要內容也有所披露，但對日心說卻持否定態度，認為哥白尼用來論證地動的理由，不具說服力。

哥白尼1543 年發表《天體運行論》，其宇宙觀從學理體系說雖屬先進，但直到 17 世紀都還沒有取得令人信服的優勢。特別是哥白尼在儀器制造、觀測技術和精度方面并不出眾，他的日心說對歷法制訂影響不大。與觀測精準的第谷學說相比，哥白尼學說對于修歷缺乏實用性。這不僅說明了國人選擇西學中的實用主義傾向，為蔣友仁潤色文字的錢大昕和作序的阮元都對哥白尼學說持否定態度；而且也說明中國學者將科學修歷的技術實踐，轉向探索自然奧秘的天文學理論興趣，仍然存在一道鴻溝，后者必須有更多的社會制度條件加以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