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 20 世紀中國文壇不可多得的譯作俱佳的文人，茅盾致力于關注現實，并以其自身的文學譯、作工作展示其對民族出路的思考。 在進行文學創作之前，茅盾從事了長時間的翻譯工作，翻譯并刊發了諸多來自不同國別、不同民族的作家作品。 正如茅盾在《對于系統的經濟的介紹西洋文學底意見》一文中所言，從事翻譯工作者需系統地先介紹“最要緊最切用的”[1]15作品，作品須“合于我們社會”[1]16。 由此，作為譯介主體的茅盾的主體意志即可從其對于作品的選擇傾向中探得。

作為少年中國會成員，秉著“為人生”理想的茅盾于 20 世紀 20 年代初曾響應反基督教大潮，從教義本身及教會組織兩方面對基督教提出批判。 在他看來，“一部《圣經》里的話，大半都是詭辯”[2]56；而教會則更是罪惡的化身，“現在的教會和資本主義及軍國主義狼狽為奸的地方隨處可見。 ……我記得《先驅》的‘非基督教號’上有一篇說，基督教是海外殖民的先鋒隊，這話對極了! ”

[2]55-57然而，為應和革命現實的需要，茅盾在譯介的過程中選譯了大量基督教文學作品：20 年代，茅盾翻譯了小說《卻綺》《拉比阿契巴的誘惑》、劇本《美尼》等作品；30 年代，又翻譯了小說《耶穌與強盜》和劇本《耶穌與淫婦》等。 40 年代，茅盾更是身體力行，創作了《耶穌之死》《參孫的復仇》兩部基督教題材的短篇小說。 整體而言，這些作品的主旨基本一致，均為對基督教義精神的歌頌以及對社會反動勢力的嘲諷。然而，細察茅盾的譯作軌跡，我們亦可從 20 年代、30 年代茅盾譯作，以及40 年代茅盾創作中窺見基督教形象的變化，這一變化展現了社會環境以及形象塑造主體的主觀意志對于文學譯介及創作活動的影響。

一

在茅盾 20 世紀 20 年代譯介的相關短篇小說和劇本中， 我們看到的是基督精神于人的品格建立之重要。因為信仰，《拉比阿契巴的誘惑》中的拉比阿契巴沉醉于鉆研圣書， 堅持苦守禁欲主義， 以修養自我、教導他人；《美尼》中的女尼海特威敢于戰時冒著性命和名譽受到侵犯的威脅守護禮拜堂中圣母像前的長明燈， 不恃凌辱， 以堅定的眼神對抗兇殘的士兵；因為信念，《卻綺》中的亞美尼亞人更是無懼于自然界詛咒般的威脅以及異族的欺凌， 為了同族得以生存，勇于挑戰命運，向克爾支人發起挑戰。 在他們看來，教義猶如“生命之真正的泉源”[3]1，可啟人生虔誠之心、向善之心、堅忍之心，亦可啟人生斗爭之勇氣，使得弱者變身英雄，成為“自己支配自己命運的偉人”[4]24。

整體而言， 這一時期的基督教形象呈現出三種特質。首先，全知全能的耶穌形象以及《圣經》中其他神性形象集體缺席。 這與自晚清始的反教言論有著密切的聯系。自基督教第四次入華，此消彼長的反教言論一直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著基督教乃至基督教文學在華的發展，1922 年始的非基督教運動更是將這一反教潮流推向了高峰。 大批激進的學生及知識分子結成非基督教同盟，稱基督教“挾金鐵之威，以臨東土。 金鐵奴我以物質，福音奴我以精神”[4]。

此后一段時期內，基督教在華遭遇了科學主義價值觀、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以及儒家道德本位價值取向的連番批判。正如陳獨秀所言：“上帝能造人類，上帝是何物所造呢? 上帝有無既不能證實，那耶穌教的人生觀，便完全不足相信了。 ”[5]239文章從科學主義角度出發對基督教乃至所有宗教的存理基礎提出質疑， 使得宗教的偶像崇拜觀受到了極大的沖擊， 神性形象的集體隱退成為時勢所需。其次，該時期基督教形象呈現為抽象的、意志性的精神形象，基督教對于人類的拯救主要體現為在精神上撫慰人心、重建人的品格，這一形象的生成亦源于當時的社會需要。近代以來，眾多知識分子深感“啟蒙國民”之迫切，為重建民族文化品格，滌凈國民靈魂，必然要去除傳統文化之糟粕，同時吸納西方文化之精華。陳獨秀即撰文道：“支配中國人心底最高文化是唐虞三代以來倫理的意義， 支配西洋人心底最高文化是希臘以來美的情感和基督教信與愛的情感”[5]482，基督教關于“信與愛”的純粹情感，缺席了受制于道德本位的中國文化，而這正是“中國人墮落底根由”[5]482，亦是中華民族形如散沙之源頭。 聞一多曾這樣形容中華民族：“你沒有靈魂，沒有上帝的國度，你是沒有國家觀念的一盤散沙， 一群不知什么是愛的天閹，（因此也不知什么是恨）你沒有同情，也沒有真理觀念。 ……沒有宗教的形式不要緊， 只要有產生宗教的那股永不屈服、永遠向上追求的精神， 換言之， 就是那鐵的生命意志。 ”[6]365

以“信與愛”為核心價值的基督教精神被視作關系民族存亡之關鍵，宗教于人之善、于民族之凝聚的重要作用至此成為了該期文學作品不可忽視的主題。再次，該時期茅盾譯作中的基督教形象還突出表現為勇于抗爭性。自近代通商口岸被迫開放以來，眾列強入華，國內時局驟然陷入混亂，中華民族已然淪為了帝國主義欺凌的對象，民族獨立、復興成為當務之急。 為了抵抗帝國主義侵略， 鼓勵中華民族崛起，這時期的譯介者傾向于介紹被壓迫民族文學，茅盾亦在《小說月報》上辟“被損害民族文學號”?？?，譯介了大量相關作品。 賓斯奇（Pinski）、阿哈洛垠等擅于展現基督教抗爭精神的作家作品正為此時的中華民族所需。猶太作家賓斯奇被定義為“有國籍但無國家的文人”[7]27，茅盾尤為贊賞其文學作品中“信任天道，克制人欲，哀矜弱小”[8]531的特質。 阿哈洛垠所在的亞美尼亞地處亞歐交界處， 自古以來就是大國爭奪之地，戰亂不斷；長期掙扎于各大民族夾縫之中的亞美尼亞人民只能將希望寄托于對基督的精神信仰，以期在信仰中獲得精神層面的生存空間。 在他們的作品中，我們讀到了弱小民族對自由的向往、被壓抑的憤怒以及反抗的力量，“在他們， 這吼聲就是強有力的命運之歌，是永久游行者的狂風，從世界的悲哀，從無助者的嘆息，從受苦者的眼淚，構造成的”[4]24。 20 世紀 20 年代的中華民族正處于帝國主義傾軋的水深火熱之中， 社會處境類同于這類弱小民族，因此，這類基督教文學作品中展示出的民族頑強品格對于此時的中華民族無疑具有借鑒作用。

五四運動開始后，中國進入了群情激奮的 20 年代， 代表西方文明精髓的基督教在華經歷了非基督教運動、 中國教會本色化運動的考驗。 在這一過程中，基督教知識分子加速了基督教本土化的腳步，一些起初反教的知識分子也逐漸開始冷靜地審視中西文化的融合問題。顯然，文學作品的產生服務于社會需要， 茅盾在有關基督教及其文學問題上的態度轉變即可作為例證。 從 20 年代初撰文支持反教，后又在聲勢浩大的非基督教運動浪潮中譯介西方基督教文學作品，并于其中突出基督教之勸慰、反抗精神，茅盾對于中華民族前途的期待———自強、 自立、團結，由此可見。

二

1925 年“五卅運動”爆發后，國共曾一度結成統一戰線共同反擊帝國主義以及基督教， 非基督教運動自此逐漸走向高潮， 直至 1928 年北伐戰爭結束，帝國主義扶植的北洋軍閥被一一擊潰， 國民政府因在形式上完成統一而逐步放松了對基督教的抑制，非基督教運動走向沉寂。稍早于此，國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國民黨為強化其反動統治，制造白色恐怖，對文化領域同樣實施嚴格的查禁，“一方面扣禁左翼刊物，封閉書店，捕殺作家，而另一方面則嗾使其走狗文人號召所謂‘民族主義文藝運動’便是國民黨對于普羅文藝運動的白色恐怖以外的欺騙麻醉的方案”[9]313，茅盾亦成為國民黨明令逮捕的作家，至此，社會主流意識形態排斥的文學形態從基督教文學轉至無產階級文學。

隨之，30 年代茅盾對基督教文學作品的翻譯工作亦發生了一些轉向。 該時期茅盾主要翻譯了小說《耶穌與強盜》、劇本《耶穌與淫婦》。 在這兩部作品中，耶穌親見了世事之顛倒混亂：路遇的三個強盜分別將自己的最后一塊面包贈給饑餓的老人、 脫下自己的衣服贈與寒冷的孩子、 不顧危險沖入火場救助他人性命， 曾詆毀耶穌的淫婦瑪麗亦在耶穌的傳道中受到感化，主動懺悔；相反，位居高位的審判官卻對他人乃至自己的母親行惡， 自詡信仰純潔而堅定的文士和法利賽人只想借淫婦一事陷害耶穌。強盜、淫婦，看似有罪之人，卻常懷懺悔、向善之心；而審判官、文士和法利賽人看似正直、莊嚴，實為冷漠、偽善之人，耶穌將兩類人的真實面目揭示于世人面前，并分別給予其救贖和懲罰。 兩部作品顛覆了以往慣性思維中的強盜、淫婦形象，主題幾近一致，旨在于通過耶穌救世之舉表明作者對時局之暗諷、 對世人之勸誡。

較之 20 年代茅盾所譯作品，這一階段的基督形象呈現出以下兩個基本特征。首先，耶穌形象正式出場，神性光輝再現?！兑d與強盜》《耶穌與淫婦》兩部作品均以耶穌傳道、救世為主要情節，不僅細致地記錄了耶穌的言行，更是再現了耶穌所行的神跡，比如以唾沫使瞎子復明、使三個強盜化身三棵蘋果樹、頭頂亮起光圈等， 構建出了一個具有絕對權威性的神性形象。 這一變化賦予了基督教形象直觀性、 具象性。在非基督教運動浪潮中，《圣經》文學乃至與基督教相關的文學作品均受到了大批反教人士的抵制，耶穌的全知全能觀以及《圣經》中提及的神跡亦成為“以科學取代宗教”浪潮中的批判對象。然而，北伐戰爭結束后，中國社會矛盾日趨激烈，列強加快侵華步伐，國共兩黨卻內戰不斷，蔣介石更是在“九·一八”事變后提出“攘外必先安內”。在文學領域，國民政府提倡發展“民族主義文學”，鼓吹建立“文藝的中心意識”，轉而排擠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加之蔣介石本人及眾國民黨高官信奉基督教，《圣經》 文學反倒在該時期得到了較為寬松的發展環境。此外，茅盾一直以來致力于從事革命救亡活動，1927 年被國民政府通緝后仍堅持創作了《創造》《子夜》《路》等小說，且廣受歡迎， 但這些小說于 1934 年被國民政府明令查禁。至此，作為創作主體的茅盾為了逃離國民政府的追查， 只能將主體意志灌注于對外國文學作品的篩選及翻譯過程中，由此翻譯了《耶穌與強盜》與《耶穌與淫婦》兩部作品，借介紹西方文學之名來曲折地表達其諷刺社會現實、喚醒民族革命意識之意。 其次，該時期的基督教形象具有明顯的諷世批判性。 除神性的耶穌及使徒形象之外， 該期的基督教文學中亦出現了兩類鮮明對立的人物形象。 一類是位居權要的官僚階層，一類是有罪在身的底層群眾。前者因持有權力而獲得正名，卻道貌岸然，欺凌弱小，肆意壓制底層群眾； 后者因犯燒殺搶掠等罪行而破壞了社會規范，受到前者的審判，卻是真正心懷悲憫、向善、感恩之人。 兩個群體的斗爭展現了社會環境的復雜以及矛盾的激烈， 而耶穌對之的審判詞展現了作者的主觀意志， 即茅盾借作品中耶穌對兩類人群的審判及教化，折射出他對于其所處時局的感受，即抨擊虛偽、專制的當權，教化普羅大眾，并展示其對于光明的向往。

茅盾認為：“文學是為表現人生而作的。 文學家所欲表現的人生，決不是一人一家的人生，乃是一社會一民族的人生。 ”[9]3置身于民國這一特殊的權力場域中，一方面，文學作品受制于社會結構及現實需要成為歷史的必然趨勢，而借古諷今、以西喻今卻又成為知識分子以文言志的唯一范式；另一方面，借助了新形式出現的作家意志一旦獲得了既有權力關系的認可，便將推動新思潮乃至新的權力關系的生成。

三

對于一個時代一個民族的文學發展而言， 譯介終為手段，創作乃是根本。 整體而言，中國現代文學對于西方文學經歷了“譯介———反思———創作”的階段，茅盾對于基督教文學的譯作軌跡亦是如此。在經歷了 20 世紀 20-30 年代大量譯介基督教文學作品的階段之后，于 40 年代始，茅盾開始在模仿的基礎上創作基督教文學作品。

《耶穌之死》《參孫的復仇》兩部小說直接取材于《圣經》，前者取材于《新約·四福音書》，后者取材于《舊約·士師記》，茅盾是在延續《圣經》中相關故事的主要情節基礎上進行了一些必要的改寫。 兩部小說主要表現了耶穌、約翰、參孫及其信眾與敵對勢力希律王、祭司長、文士、法利賽人、撒都該人、非利士人的斗爭， 耶穌和參孫為拯救以色列人展開無畏的斗爭，并最終犧牲自己以完成耶和華的使命。透過兩類對立勢力的斗爭，讀者可以看到耶穌、參孫等英雄所處時勢之險惡，以及敵對勢力之偽善、兇殘。事實上，兩類人物形象及其社會境遇均影射了 40 年代的中國社會現實。正如茅盾于 1942 年秋創作的《無題》中所道：“搏天鷹隼困藩溷，拜月狐貍戴冕旒。 ”[10]5“鷹隼”和“狐貍”的不同境遇正喻示了無產階級知識分子和國民黨在緊張的政治環境中的不同處境， 無產階級知識分子艱難的生存及創作環境由此可見一斑。

這一時期茅盾筆下的基督教形象基本延續了30 年代作品中基督教形象的特質。 然而，亦有不同之處。因關注現實人生的需要，茅盾去除了耶穌的神化傾向，建構了“人性”的耶穌形象。 在《耶穌之死》中，茅盾刪減了原《四福音書》中神化耶穌的部分，比如圣母瑪利亞以童女之身從圣靈懷孕， 耶穌借神力潔凈麻風病人、治愈眾多病人及被鬼附的人等情節，保留了耶穌與法利賽人的斗爭情節，并以之為主線。

且重在突出耶穌與法利賽人斗爭時的勇氣和決心，耶穌在此化身為社會活動家，頻繁游走于各地宣道，并在與“假冒偽善者”“假先知”們激烈的唇槍舌戰中向眾人揭露權貴階級的丑惡嘴臉；同時，他亦是啟蒙者、革命家，率領眾人向既有權力機制發起挑戰，雖深知世道之險惡，依舊奮不顧身，終被猶大出賣。 值得注意的是，茅盾在此略去了《圣經》記載的耶穌死后三日復活的情節， 愈發地滌凈了宗教賦予耶穌的神性光環，使得耶穌的事跡更具真實性，其現實意義亦會隨之遞增。在茅盾筆下，為情感所左右且終抵不過大利拉的引誘和糾纏，將自己的秘密告知對方，以至喪命于非利士人之手的參孫同樣是人性的。 由此可見， 茅盾筆下的基督教形象由 30 年代至 40 年代經歷了祛魅過程———從“神”到“人”，這一變化應和了社會現實的需要， 耶穌在此成為民國知識分子的現實化身。 耶穌所處的“邪惡淫亂的時代”[11]638，正如20 世紀 40 年代的中國，“貪官污吏，多如夏日之蠅，文化掮客，幫閑篾片，囂囂然如秋夜之蚊，人民的呼聲；悶在甕底，微弱到不可得聞”[12]154。 在這種沉悶的政治空氣中，文學創作受到了極大的限制，于白色恐怖中艱難生存的革命文藝工作者只能選擇另辟蹊徑以繼續其在文化領域的戰斗。 茅盾即選擇重構 《圣經》故事，根據現實需要對《圣經》內容進行有目的的刪節。 《耶穌之死》第四部分記錄了耶穌在加利利說教的內容，茅盾刪減了《馬太福音》所記錄的“論?！薄罢撀煞ā薄罢摪l怒”“論奸淫”“論離婚”“論起誓”“論報復”“論愛仇敵”“論饒恕”等耶穌說教內容，只保留了“論施舍”“論禱告”“論禁食”“兩種果樹”四部分，這四段說教均是針對“假冒為善的人”。事實上，茅盾于創作中對《圣經》原有情節的增刪、改寫行為正是其主體意志的體現。 這群“外面披著羊皮，里面卻是殘暴的狼”[11]638的假先知， 亦即現實中的國民政府。

先知以賽亞曾責備以色列的官員們不問 “城邑被火焚燒，田地為外邦人所侵吞”，仍然“居心悖逆，喜愛賄賂，追求贓私”。[11]636茅盾借此隱射國民黨法西斯統治的真實面目，借耶穌的警世之言表示其對“國民黨法西斯統治的詛咒并預言其沒落”[11]2。

“存亡關頭逆流多，森嚴文網欲如何? 驅車我走天南道，萬里江山一放歌。 ”[10]4皖南事變后，茅盾曾寫下這樣的詩句，詩中“存亡關頭”“森嚴文網”等詞均道出了當時個人生存環境之惡劣乃至民族存亡情勢之嚴峻。 對于一名積極參與救亡工作的革命文藝工作者而言， 受制于既有的權力關系使得其欲言而不能言，然而，民族救亡之任務以及民族崛起之期望亦使得其為實踐主體意志并推動社會機制革命而努力。事實上，茅盾的基督教文學創作起到了一定的社會效應， 對于喚醒國民革命意識并號召其重建社會結構有著重要的作用。

自基督教入華以來，為推廣基督教在華發展，眾多西方傳教士翻譯及創作了大量基督教文學作品，其中，全知全能的基督播撒福音，拯救世界，神性、超驗的耶穌形象自此成為固定范式，這無疑是“西方中心主義”的又一次文學詮釋；其后，在中國知識分子群體的激烈反對以及趙紫宸等中國神學家自覺意識生成后， 西方傳教士開始理性地對待基督教價值觀與中國文化傳統之間的差異， 并為實現中國基督教會的“自養、自治、自傳”而努力。此后，基督教在華逐漸走上了本色化進程， 一定程度上適應了本土化需要， 但其塑造的基督教形象仍不能擺脫其固有范式中的超驗性。茅盾作為一位非基督教徒，同樣以自身的文學實踐展示了其對于基督教本色化的思考。 不同于基督教知識分子出于信仰的支持而為基督教的在華發展尋找生存依據， 并塑造了大量神性的基督教形象， 茅盾筆下的基督教形象應時代所需而幾經變更，從 20 年代翻譯文學中突出克制己欲、博愛、寬容的基督精神，或是反抗、不屈于威權的精神；經 30年代大膽重現耶穌形象， 突出耶穌的救世魄力以及勸世精神；至 40 年代建構“人”化的斗士、社會家耶穌形象。顯然，茅盾不同時期塑造的基督教形象的轉變充分體現了文學、社會環境、形象塑造主體的個人意志三者之間的緊密聯系。 三種力量在這一文學場域中構成極具張力的權力關系網絡， 并于其中相互制衡。一方面，茅盾應社會需要對西方基督教文學作品的內容、空間進行了有意識地擇取，塑造出相應的基督教形象；另一方面，這類特殊的基督教形象推動了中華民族的世界化進程以及中國文學的現代化進程， 對于中國社會以及文學主體的意志實踐有著極為重要的現實意義。

參考文獻：
[1] 茅盾． 對于系統的經濟的介紹西洋文學底意見 [M]//茅盾．茅盾文藝雜論集：上集． 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1.
[2] 茅盾． 致張聞天[M]//茅盾． 茅盾文集 ：書信一集．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
[3] 茅盾． 茅盾譯文全集：小說二集[M]． 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05.
[4] 非基督教學生同盟通電[N]． 先驅（第 4 號），1922-03-15.
[5] 陳獨秀． 陳獨秀文章選編 ：上[M]． 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4.
[6] 聞一多． 從宗教論中西風格[M]//聞一多． 聞一多全集 ：文藝評論、散文雜文． 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
[7] [日]千葉龜雄． 猶太文學與賓斯奇[M]//新猶太文學一臠．北京：商務印書館，1925.
[8] 茅盾． 賓斯奇[M]//茅盾． 茅盾全集 ：外國文論三集．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
[9] 茅盾． “民族主義文藝 ”的現形[M]//茅盾． 茅盾文藝雜論集 ：下集．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1.
[10] 茅盾． 無題[M]//茅盾． 茅盾詩詞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11] 茅盾． 耶穌之死[M]//茅盾． 茅盾短篇小說集．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
[12] 茅盾． 時間的紀錄[M]． 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