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信任概述

1.概念。在經濟學中，社會得以平穩有序運行依靠的是契約關系，而契約本質上是非信任關系，即在信任度為零條件下進行交易的原則。故，與契約相對的信任在很長一段時期內是不被經濟學所接納的。福山在《信任---社會道德與繁榮的創造》中，認為信任作為一種社會資本，指的是在一個社團之中，成員對彼此常態、誠實、合作行為的期待，基礎是社團成員共同擁有的規范，以及個體隸屬于那個社團的角色。

2.分類。信任分為個別信任和普遍信任。個別信任是指在相對比較熟悉的社會關系中產生的信任，如基于血統、族系或狹窄地理范圍的信任；而普遍信任則是指超越熟悉環境對陌生他者的信任。普遍信任能降低交易成本，產生更大的生產力，是現代市場經濟得以產生和發展的必要基礎。

3.中國社會信任危機現狀。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高速增長，但是社會成員的生活改善速度嚴重滯后，在經濟增長的成果和社會成員的生活之間，經濟增長和社會狀況的改善之間，出現了斷裂。社會貧富差距懸殊，犯罪率居高不下，通貨膨脹率節節攀升，這一切使得社會成員內心焦慮感增加，生活改善緩慢，普遍信任降低。

二、選秀媒體信任危機

1.選秀媒體。選秀節目最早出現在英國，是由英國弗萊蒙特傳媒公司于2001年策劃并創立的《流行偶像》節目，一經播出便獲得了巨大成功，而美國模仿該節目的《美國偶像》則將選秀節目推向了高潮。我國最早的選秀節目則是通過模仿《美國偶像》而一舉成名的《超級女聲》。那么，為何選秀節目能有那么大的影響力呢？長期以來，我國的觀眾對于電視節目是以仰望的姿態，被動地去接受，缺乏互動；而在選秀節目當中。

主題就是“草根文化”,在受眾看來，節目中的選手與自己沒有什么不同，都很普通，和自己一樣需要家人和朋友的鼓勵，最后通過自己的努力而成功，收視群體從被動的“觀眾”轉變為具有主觀能動性的“受眾”,此時的受眾是一個具有雙重價值的主體，它已經不再局限在接受層面上，不再只是單純的信息接收者了，而是成為了信息的創造和傳播主體，它使受眾無形之中感覺到自己掌握到一種權利，從原來的“我聽別人說”變為“別人聽我說”.這就是選秀節目具有獨特魅力之處，其內涵在于將電視文化走向和深入了平民。

2.《中國好聲音》信任危機概況?！吨袊寐曇簟罚ㄒ韵潞喎Q《好聲音》）在開播僅兩個月便收視大賣，成為選秀節目中的一匹黑馬，不得不說這檔節目的確新穎獨特，設計巧妙，且選手都實力不凡，為觀眾提供了一場難得的聽覺盛宴。節目在開播首期就拿下全國42個城市收視率統計近1.5,并且收視率一路飆升至4.062%,創造了一個新的收視神話。然而與此同時，《好聲音》里的多位學員，現實生活中的情況與舞臺上的展現并不相符，有“過度包裝”之嫌，被爆選手身份造假和故意“放水”.如19歲的選手鄭虹以高考生身份出場，衣著簡樸，但網友卻搜出其作為樂隊主唱參加某娛樂節目的濃妝照：黃勇以32歲的美甲店老板身份出現在舞臺上，而事實是黃勇早在2009年10月就是齊秦旗下公司的歌手，并發行過個人的音樂專輯，同時，網友也表示，黃勇并非是開美甲店的小老板，他的父親是房地產商，從他能發行個人唱片就可見一般了：實力唱將李代沫因不可思議的發揮失常輸給了徐海星，而23歲的徐海星則是整個輿論的焦點，網爆其十六歲就開始酒吧駐唱，黃發和濃妝與其在臺上扮可愛的眼鏡妹形象大相徑庭。除了選手，導師的表現也遭網友質疑，如劉歡組學員PK時，全場一小時劉歡哭了5、6次，網友質疑有故意煽情的嫌疑……等等一切將矛頭指向了《好聲音》節目組及其學員。

在傳統的熟人社會里，群里內信息傳遞速度快，但是人們們對于自己之外的世界卻一無所知，而在現代的陌生人社會里，熟人社會漸漸瓦解，人們對自己的身邊家人朋友不甚了解，卻能通過網絡主動知曉自己所處群體之外的各種信息。

三、理論解讀

1.理性選擇理論。經濟學假定每個人會根據具體情況來理性行事，科爾曼借助經濟學中的“合理性”概念來分析理性行動者的行動。他認為“合理性”的含義是指“對行動者而言，不同的行動（在某些情況下是不同的商品）有不同的”效益“,而行動者的行動原則可以表述為最大限度地獲取效益”.

媒體投資者作為經濟行動主體，在市場領域中必然遵循效益最大化原則，就《好聲音》而言，隱匿學員的真實身份和經歷，將學員包裝成平民偶像，激發普通觀眾的夢想和動力，更能引起受眾的關注和共鳴；而所謂的“放水”,則是經濟利益權衡下的產物。

2.格蘭諾維特“嵌入”理論。格蘭諾維特認為，經濟行為嵌入社會結構，而核心的社會結構就是人們生活中的社會網絡，嵌入的網絡機制是信任；信任來源于社會網絡，嵌入社會網絡之中。因此，人們的經濟行為也嵌入社會網絡的信任結構之中。

選秀媒體的經濟行為（舉辦選秀節目）能夠獲利，離不了受眾的信任，.任何事物都趨利避害的本能，但如果選秀媒體“愚樂觀眾”,掩蓋節目選手的真實信息，而僅發布能給節目帶來利益的信息，必然會使受眾不滿，且從選秀節目從產生以來，信任問題一直不斷，造成了受眾的本能不信任，這對選秀媒體的發展是不利的。

3.博弈論。在博弈論中，可以看到，博弈的次數，與信任關系、機會主義傾向有內在聯系。在一次性博弈中，信任關系最差，合作難以建立；在有限重復次博弈中，信任關系建立起來，但是機會主義仍不能避免；但是在無限重復博弈中，信任進一步提高，機會主義得到抑制。如果這種經濟學邏輯，再加上社會學邏輯，就會演化成商業生態系統。

近幾年來，我國的信任危機事件頻發，不斷挑戰公眾的承受底線，媒體為了爭奪收視率，競相找尋節目的賣點和噱頭，以“俗”或“露”為看點，而較少有創新，甚至為了增加收視率和市場份額，打道德的擦邊球，抱著僥幸的態度去對待觀眾，這種不可持續商業生態模式，機會主義色彩嚴重，一旦是觀眾產生不信任感，雖然短時間內可能會加大節目的知名度和影響力，但從長期來看，很難與受眾形成重復博弈，進而也大都不能實現多次博弈而建立信任關系。

4.公民社會理論。公民社會，又稱“市民社會”和“民間社會”,當代學者何增科認為“公民社會是國家和家庭之間的一個中介性的社團領域，這一領域為同國家相分離的組織所占據，這些組織在同國家的關系上享有自主權并由社會成員自愿結合而成，以保護或增進他們的利益或價值”.公民社會崛起于18世紀的歐洲，是在西方近代國家形成能夠和發展過程中從政治國家分離出來的實體社會，它是社會的一種特殊形式。

總的來說，由于網絡社會的繁榮和生活壓力的增大，我國社會進入到了一個“普遍不信任”的階段，不僅對針對個人，也針對媒體和政府。

這是一個浮躁而冷漠的社會，但是社會的主流文化不能因此而逐大流，糾正這種浮躁冷漠之風，首先應從大眾集中關注的視線里開始，媒體應理所當然首當其沖，當之大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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