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健康研究在社會學、人口學、經濟學等領域的興起，“健康梯度”\\( health gradient\\) 越來越成為一個值得關注的研究熱點。健康梯度泛指社會經濟地位\\( SES\\) 與健康之間的關系。普遍認為，二者之間具有正相關關系，即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人群健康狀況更好。而對健康梯度的考察也離不開對社會背景的考量。近年來，隨著中國從以計劃經濟為特征的單一型社會轉變為以市場經濟為主、多種經濟混合并存的多元化社會，市場化進程及其所帶來的影響在經濟、政治、文化與社會領域都有所體現，但研究者們普遍關心的是收入與權力分配議題，對健康的相關研究相對較少。事實上，市場轉型研究中爭論較多的一個問題是，究竟哪個群體在市場化進程中獲益最多，這就涉及到了社會資源的分配與社會經濟地位的分布模式問題。在不同的市場化水平下，社會資源的分配形式不同，這就可能形成不同的健康梯度。本文利用中國健康與營養調查\\( CHNS\\)2011 年的截面數據，試圖從不同所有制部門的角度，分析不同市場化水平下我國城鎮勞動力的健康梯度有何變化。

一、社會經濟地位的健康梯度

在醫學社會學、人口學、流行病學等領域的健康研究中，社會經濟地位\\( SES\\) 與健康的關系問題常被表述為“健康梯度”\\( health gradient\\) ，即個體的健康狀況隨社會經濟地位的不同形成梯度分布，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人群健康狀況更好，反之亦然?，F有經驗研究表明，在全世界范圍內，社會經濟地位是一個人健康狀況最有力的預測器。雖然其他社會人口學變量如性別、年齡等也對健康有著重要影響，“但當階級地位變量和其他變量發生互動，并制造出一個超越原有變異的更大變異時，階級地位的解釋力就顯露無疑”［1］。值得注意的是，以往人們認為，貧困導致了健康狀況的惡化，一旦經濟富足、醫療福利制度完善，健康不平等的狀況就會改善。但Marmot 針對英國公務員群體的研究顯示，這些擁有穩定體面工作的白人中產階級群體，雖然都擁有免費的國家醫療保障，但是死亡率隨著工作職位的升高而降低，最高等級職位的個體死亡率最低［2］。事實上，社會經濟地位與健康的這種梯度特征，反映出健康問題并不僅僅是貧困人群的問題，而是整個社會的結構性問題。

在健康相關研究中，社會經濟地位的測量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因為不同的測量指標往往帶來不同的結果。歐洲社會學界沿用英國流行病學研究的習慣，使用官方的職業分類體系作為衡量社會經濟地位的標準，美國社會學界則更常使用具體的一個或多個社會經濟地位指標，如教育程度和收入，近年來財產也成為一個新的常用指標。許多研究表明，這些指標都對個體的健康狀況產生了直接或間接的影響，雖然它們彼此之間也互為相關，但是它們的影響卻不是完全重合的，這也造成使用不同指標的研究往往得出不同的結論。于是，有些研究者主張構造一個社會經濟地位的復合指數。但一方面社會經濟地位復合指數往往缺乏實際含義，無法為政策研究提供有意義的支持; 另一方面，若使用教育程度、收入、職業聲望等彼此有較大差異的指標構成復合指標，其準確度比較低?？傊?，目前學界對于社會經濟地位的度量并沒有一個統一的觀點，絕大多數研究者會依具體的研究問題進行取舍，并根據需要引入其他的相關變量。我國對社會經濟地位與健康的相關研究起步較晚，研究結論也不太一致，部分源于所使用的社會經濟地位及健康指標不同，以及研究人群的年齡差異。

總的來說，大部分研究都認為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人群，健康狀況也更好［3］。但同時，也有研究發現社會經濟地位越高，某些健康風險行為也越多，如吸煙、飲酒和不健康的飲食習慣［4］，慢性疾病的患病率更高［5］。Lowry 和 Xie 提出，在中國，社會經濟地位對健康的影響可能不像在美國那么顯著，原因有二: 一是建國以來，中國在促進人口健康方面取得了巨大的進步，直到 20 世紀 70 年代末改革開放之前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全國的健康資源分配相對公平;二是中國作為一個集體社會，個人的健康習慣和就醫行為都會受到家庭成員和朋友的影響，相比之下，個體社會經濟地位對健康狀況的影響就沒有那么明顯了［6］。但是，改革開放至今已有 30 多年，如今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環境都有了巨大變化，可以推測社會經濟地位對健康狀況的影響程度和模式可能亦有改變。

二、市場化進程中的勞動力部門

勞動力部門在我國有一個特殊的稱謂“單位”，長期以來單位都有體制內和體制外的劃分，改革開放之前，城市居民基本都屬于國有或集體所有的單位，處于體制內。但在改革開放之后，特別是市場經濟逐步建立并完善之后，體制內與體制外的劃分變得十分明顯，二者在工資待遇、福利及職業聲望方面往往有顯著的差異，勞動力部門的所有制成為影響個體社會經濟地位的重要變量之一。市場轉型過程中過去的制度仍然有著強大的連續性，單位級別的影響并未發生顯著的變化［7］。即使進入本世紀以來，各類單位依然是國家和政府管理社會的基本組織，控制著社會中最重要的資源。單位組織的產權往往仍屬于國家或集體所有，被納入正統的行政序列之中，單位行政級別的高低直接關系到獲取資源、利益和 機 會 的 大 小 和 多 少［8］。邊 燕 杰 等 根 據CGSS2003 的數據發現單位仍然是資源控制和運用的主體，在中國特殊的體制環境中，結構壁壘\\( 包括單位壁壘和地區壁壘\\) 導致了同一社會經濟地位在壁壘之間的差異，使工作單位和出生地成為地位的指示器，這種結構壁壘效應持續至今，但市場經濟的發展也在弱化這些效應［9］。

從經驗數據分析層面來看，勞動力部門也是研究中國市場化進程中社會分層問題的一個不可或缺的變量。Hauser 和 Xie 研究發現，相比在國有部門工作的人，在非國有部門工作的人受到市場化的影響更大［10］。梁玉成通過對 CGSS2003 的分析，認為如果忽略不同所有制部門變量，將會導致在一般的市場轉型的通用分析模型中變量效應的估計出現偏差［11］。勞動力部門的重要性在許多實證研究中得到了確認，但在當前中國市場經濟發展的新時期，資源分配面臨著弱化、分散化和市場化的趨勢，不同單位組織和其中的成員在資源、利益和社會地位獲得等許多方面的差異越來越大。而經過 20 世紀 90 年代經濟的快速發展之后，平均投資收益率已大大降低，本世紀以來市場參與者為了進一步發展，尋求與具有政治權勢的部門合作，新的利益集團逐漸形成，政治與市場的關系開始變得緊密［12］。在國家、政府和市場共同影響下，不同所有制部門的作用如何，是本文關注的焦點之一。

三、研究假設

在健康研究中，教育和收入作為社會經濟地位指標，分別代表了個體對社會資源和物質資源的掌控，尤其教育被認為是健康狀況良好的最有力的指標。教育能夠使人們獲取更多的健康知識，促使人們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教育水平高的人還擁有更多的控制感和社會支持，這對健康狀況亦有積極影響［13］。同時，收入反映了個體在衣食住行、衛生服務等方面的消費能力，與收入較低的人相比，收入較高的人擁有更好的物質生活條件及其他促進健康的資源，并具備抵御健康風險的能力。許多研究證實，在控制了教育水平的效應之后，收入仍然能夠預測個體的健康狀況。良好的收入和教育水平對健康的正向 影 響 在 我 國 也 得 到 了 許 多 經 驗 研 究 的支持［14］［15］。

進一步，從市場化進程的角度看，如前所述，勞動所有制部門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反映了個體社會經濟地位的高低，國有部門與非國有部門在社會福利、醫療保障等方面有較大的差異，不同所有制部門中的教育回報與收入分配模式也存在差異。一方面，市場轉型理論及其后續研究引發了關于市場化與人力資本的分析。根據人力資本理論，教育是人們對自身的投資，能夠提高個體作為生產者和消費者的能力。在一個朝向市場化發展的社會中，人力資本理應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市場刺激將提高對人力資本的回報［16］。改革開放以來，許多研究發現市場化水平高的部門教育收益率更高［17］，但也有研究認為國有部門的教育收益率要高于非國有部門［18］。另一方面，不同所有制部門的收入差異雖然在逐漸縮小，但市場分割效應仍然存在，國有部門收入差距的分布相對均衡，與非國有部門相比，其收入分配更為穩健，而非國有部門內部的收入差距在不斷擴大［19］，這種收入分布不均對個體的健康狀況也有負面影響［20］。

綜上，綜合考慮教育程度、收入水平與所有制部門及健康狀況的關系，本文一方面延續健康研究的傳統，使用教育程度和收入作為社會經濟地位的指標，考察其對個體健康狀況的影響; 另一方面針對我國處于市場化進程中的特殊性，將個體所處的不同所有制部門因素考慮進來，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假設 1: 教育程度越高，個體健康狀況越好。

假設 2: 收入水平越高，個體健康狀況越好。

假設 3: 與國有部門相比，非國有部門勞動力的健康狀況受到教育程度的影響更大。

假設 4: 與國有部門相比，非國有部門勞動力的健康狀況受到收入水平的影響更大。

四、數據與變量設計

數據來源。本文所使用的數據來自中國健康與營養調查 2011 年截面數據。該調查項目旨在掌握社會和經濟轉型對中國人口健康及營養狀況的影響，涉及個體、家庭和社區三個層次的信息，包括基本人口學變量、教育與職業、收入與消費支出、身體狀況與醫療資源、健康行為與營養攝取等，采用分層多階段整群隨機抽樣的方法，2011 年的調查涉及遼寧、江蘇、山東、河南、湖北、湖南、廣西、貴州、黑龍江9 個省區及北京、上海和重慶 3 個直轄市?；谘芯磕康?，本文將樣本限定在具有城鎮戶口的 18 －60歲在業人員，整理后的有效樣本量為 2832 個。

因變量。本文使用生活質量指標\\( QWB\\) 作為因變量，表示對個體健康狀況的度量。生活質量指標\\( QWB\\) 是由 Kaplan 和 Anderson 發展起來的基于個人健康狀況的客觀指標，同時也反映了個人對自己健康狀況的主觀評價［21］。QWB 是一個范圍從 0到 1 的數值型變量，0 代表死亡，1 代表完全健康狀態，它包含了對個體一系列癥狀和功能的加權賦值。CHNS 中有關健康方面豐富的變量使構造 QWB 指標成為可能，許多研究也使用 CHNS 的數據構造了QWB 指標，證明了該指標在國內的適用性［22］［23］。

自變量。本文使用的核心自變量是社會經濟地位和勞動力部門。其中，社會經濟地位使用教育程度和收入來衡量。教育程度用個體受教育年限來表示，收入以家庭人均年收入對數來表示個體收入水平。勞動力部門分為國有部門和非國有部門兩種類型，前者包括政府機關、國有事業單位和研究所、國有企業及集體企業，后者包括私營、個體企業、三資企業及家庭聯產承包農業等。

控制變量。包括年齡、性別、婚姻狀況、職業等級、家庭規模、社區衛生服務設施指數以及地區變量。其中社區衛生服務指數是 CHNS 數據的自有變量，根據社區醫療機構的數量和種類及醫務人員數量計算所得。另外，考慮到勞動力部門的影響在不同市場化水平的地區有所差異，本文沒有采用傳統的東部、中部和西部的地區劃分方法，而是根據樊綱等測算的市場化指數將樣本涉及的 12 個省、直轄市分為市場化水平從高到低排列的四類地區，其中江蘇、上海、北京為一類地區，山東、遼寧、重慶為二類地區，河南、湖北、湖南為三類地區，廣西、黑龍江、貴州為四類地區［24］。由于本文樣本為具有城鎮戶口的在業人口，初步統計發現其他研究中常用的居住條件、是否有醫療保險等變量并不具有區分度，因此未納入分析。

五、結果與分析

本文使用 OLS 模型分析我國城鎮勞動力的健康梯度，并加入教育與勞動力部門、收入與勞動力部門這兩個交互變量以考察不同所有制部門的效應，最后分國有部門和非國有部門兩個樣本進一步分析其差異?；镜臉颖久枋鼋y計見表 1?？梢钥闯?，樣本中國有部門占比約為 55%，略多于非國有部門。從健康狀況來看，不同勞動力所有制部門的均值很接近，沒有明顯差異。在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方面，國有部門都略高于非國有部門。

我國城鎮勞動力的健康梯度及不同所有制部門的影響如表2 所示。模型一顯示，個體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均與健康狀況呈顯著的正相關關系，這與文獻中大部分研究的結論一致，證實了良好的社會經濟地位對我國城鎮居民的健康狀況有積極影響，假設 2得到了證實。但同時受教育年限的平方對健康狀況有顯著的負向影響，顯示出教育水平對健康的影響或許是非線性的，有可能存在一個先升后降的曲線，即受教育年數達到一定程度時，教育對健康的影響變為負向。以往部分研究也提出了這一觀點。黃潔萍、尹秋菊在考察我國城鎮居民的教育對健康的影響時，發現教育程度高的人生活方式卻不一定更健康，雖然他們的體育鍛煉時間更多，但吸煙、飲酒行為也更多［25］。毛毅、馮根福認為雖然教育和健康總體上存在正相關關系，但這種關系是倒“U”型的［26］。由此，假設1 部分得到證實。而國有部門的健康狀況略好于非國有部門，但這種差異并不具有統計顯著性，顯示出不同所有制部門間不存在明顯的健康狀況差異?？刂谱兞糠矫?，女性的健康狀況明顯好于男性; 年齡與健康狀況之間存在總體的負相關關系; 社區衛生服務指數高的地區，健康狀況較好; 而職業等級、婚姻狀況及家庭規模等對健康的影響不顯著。

模型二加入了社會經濟地位與勞動力部門的交互變量，各社會經濟地位指標的系數增大了，暗示雖然勞動力部門本身對健康分布沒有顯著影響，但不同的勞動力部門之間可能存在不同的健康梯度。交互變量的系數顯示，教育程度與收入水平相關的健康梯度在國有部門均不如在非國有部門明顯，即社會經濟地位對個體健康狀況的影響在非國有部門更加明顯，但這種差異并不具有統計顯著性。假設 3和假設 4 均未得到證實，考慮到交互變量與其他自變量存在共線性，可能對模型結果造成影響，接下來需要分樣本進行具體分析。

分樣本考察不同勞動力所有制部門的健康梯度的模型結果顯示見表 3。首先，從調整后 Ｒ 方值來看，模型在非國有部門樣本中的解釋力度更大。其次，在國有部門樣本中，社會經濟地位對健康的影響方向與總樣本一致，但都失去了統計顯著性; 而在非國有部門樣本中，教育水平、收入水平及教育年限的平方都對個體健康狀況具有顯著影響。第三，從控制變量的差異來看，在不同勞動力所有制部門之間性別因素對健康狀況的影響也不同，在非國有部門，健康的性別差異更大; 而社區衛生服務指數對于在國有部門工作的個體健康沒有顯著影響。

可見，雖然對假設3 和假設 4 的檢驗不具有統計顯著性，但分樣本模型顯示，社會經濟地位對于不同所有制部門的個體健康狀況確實有不同的影響。一方面，如前文所述，從市場轉型理論我們可以推測，非國有部門應具有更高的市場化水平，教育回報率亦高于國有部門。健康的分布結果顯示這一結論或許也可以推廣到健康領域，即在市場化水平較高的非國有部門，教育作為人力資本對個體健康狀況也體現出了更顯著的影響。另一方面，考慮到非國有部門的健康保障體系不如國有部門完善，收入分配模式的不平等程度更高，因此較高的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所帶來的其他方面的影響\\( 如對健康知識和醫療資源的獲取能力等\\) ，也會導致社會經濟地位在非國有部門對健康狀況產生更顯著的效應。同時，對于平均化程度更高、市場機制作用較小的國有部門，醫療保障的同質化程度高，收入水平的性別差異較小，因此性別因素和社區衛生服務指數對健康的影響也相對小一些。

六、總結

本文將個體社會經濟地位與健康狀況之間的關系置于市場化進程之中，考察了我國城鎮勞動力在不同所有制部門間健康梯度的差異。研究發現，我國城鎮勞動力存在明顯的健康梯度，個體健康狀況受其社會經濟地位的影響，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較高的個體健康狀況也更好，但教育水平對健康狀況的影響還存在非線性效應，大致呈倒“U”型; 在非國有部門，社會經濟地位能夠強有力地預測勞動力的健康狀況，而國有部門勞動力的健康梯度卻不明顯，顯示出市場化水平對健康梯度的調節效應。

在不同所有制部門的健康梯度差異，一方面體現出市場轉型與勞動力市場分割對于社會經濟地位分層的影響，這種影響塑造出了兩種不同的健康梯度狀況。在國有部門，社會經濟地位對于健康狀況的影響并不顯著，而在非國有部門，健康分布顯著受到社會經濟地位的影響，個體的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對其健康狀況有直接效應。另一方面，這種健康梯度差異也反映了我國醫療保障體系在不同勞動力部門的分割。

在國有部門工作的城鎮戶口勞動力，一般都能享受到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并且往往還伴隨額外的公務員或者國有企事業單位的醫療補貼; 而在非國有部門工作的城鎮戶口勞動力所享受的醫療保險差異較大，部分個體只能參加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其在籌資水平和保障力度方面略遜一些。個體所能獲得的醫療保障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其所屬企業的效益、類型和規模，而后者和個體的教育程度及收入水平也緊密相連。綜上所述，通過市場化水平差異這個視角可以看出，相比國有部門，非國有部門勞動力的健康狀況更加依賴于社會經濟地位。

以往文獻中關于市場轉型與勞動力市場分割的研究大多主關注收入不平等，對于健康狀況的分布模式卻少有涉及。事實上，健康狀況既是社會經濟地位分層的一種表現，也可以被視為社會分層的一個維度。對健康梯度差異化的分析，有助于我們更好的理解市場經濟變革對社會與個人發展的意義，為快速市場經濟發展中制定兼顧效率與公平的社會保障和公共健康政策提供啟示; 同時，對于形成健康不平等的社會因素及其作用機制的了解，也使我們能夠有針對性的制定健康相關政策，以改善人民的健康水平、降低社會醫療負擔，從而增進人民福祉，促進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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