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一個國家的社會保障制度健全與否，與其國民福利水平的高低通常呈現正相關關系（崔東艷，2011）。許多經濟學家用主觀幸福感來度量國民福利。近年來我國在經濟發展上處于強勁的增長態勢，但國民幸福感卻遭遇了“Easterlin悖論”陷阱，出現了“幸福停滯”的困局：經濟增長并沒有帶動居民幸福感的同比例增長。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加強社會建設，必須以保障和改善民生為重點，必須加快推進社會體制改革。作為主要民生問題之一的社會保障，首當其沖成為黨中央制定決策的切入點，我國社會保障體制改進的目標勢必要從保障國民基本生活需求提高到追求國民幸福上來。在此背景下，強調以提高幸福感為導向的社會保障體制建設是對經濟指標狂熱追逐的糾正，也是對保障體制規范性建設的指引（鄭功成，2005）。本文實證分析社會保障與居民幸福感之間的關系，繼而反映重視及加快社會保障體制改革的現實意義。

文獻綜述

在眾多影響幸福感的因素中，被研究得最多的當屬收入，但“Easterlin悖論”的出現使人們不得不加強對其他影響因素的關注與研究，例如將視角轉向社會制度對居民幸福感的影響。社會保障對于幸福感的影響這類相關文獻比較少，其影響的顯著程度也存在爭議。V e e n h o v e n（2000）發現福利支出與平均幸福度以及生活滿意度沒有顯著關系；而Di Tella etal.（2003）、Bruno（2000）和Rose（2003）分別對不同地區不同人群的數據進行了實證分析，發現社會保障制度對居民幸福感的影響是顯著的。

我國在這一領域的研究中，亓壽偉、周少甫（2010）采用我國9個省、2200名55歲以上老年人的微觀調查數據進行回歸分析，結果表明：

公費醫療能顯著地提高農村老年人的主觀幸福感，但對城鎮老年人目前生活幸福感的影響不顯著。牧丹（2013）利用華北電力大學調查研究中心的數據描述了我國老年人社會保障與幸福感的關系，并基于線性回歸模型，發現社會保障會顯著提升老年人的主觀幸福感。李晶（2012）對國際上普遍公認的幾種幸福指數國家的排名結果及這些國家的社會保障水平進行分析，從而得出兩者的相關性。

本文的創新點在于：

第一，雖然國內外研究各經濟因素與主觀幸福感的文獻已經日漸豐富，但絕大多數文獻集中在收入與幸福感的研究上，少有學者將社會保障水平與主觀幸福感聯系起來進行研究。

第二，大部分研究是定性理論研究，定量實證研究很少，這給本文留下了研究空間。

第三，由于我國的城鄉二元分立戶籍制度對社會保障制度的影響，地域廣闊地區間的經濟差距明顯，這有助于我們更準確地捕捉到社會保障水平與居民幸福感的關系在城市居民和農村居民之間、發達地區和落后地區之間是否存在差異?；诖?，筆者結合當前背景研究社會保障與居民幸福感的關系，以期驗證社會保障水平確實影響居民的主觀幸福感，并提出改善我國社會保障制度的政策建議。

模型設定

（一）數據來源及回歸模型

本文所采用的居民微觀調查數據來源于2010 年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同時，本文還將用到4 個直轄市及78 個地級市層面的宏觀統計數據，這些數據來源于中國城市數據庫和 2009 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由于一些被訪問者的數據缺失，本文最終收集到了9189個居民樣本用于實證分析。

為了檢驗社會保障情況對居民主觀幸福感的影響，本文建立了如下的基準回歸等式：

其中，下標i表示第i個居民樣本，ε表示隨機擾動項。因變量為happiness，是度量居民主觀幸福感的指標。在公式（1）中自變量為 medicare，表示醫療保險；pension 表示養老保險。β1、β2分別是兩者所對應的回歸系數。在公式（2）中自變量為社會保障項目指數social_security。

X 和Z 是控制變量，X 是影響居民主觀幸福感的個人及家庭特征變量矩陣，Γ是其相應的回歸系數矩陣；Z 是影響居民主觀幸福感的宏觀環境變量矩陣，П是其相應的回歸系數矩陣。

（二）變量定義

1.居民主觀幸福感（happiness）。被解釋變量happiness 的取值來源于CGSS問卷中被訪者對問題“總的來說，您認為您的生活是否幸福？”的回答。答案分為“很不幸福、比較不幸福、一般、比較幸福、完全幸?！?，分別對應1-5 的賦值。表1 顯示了居民主觀幸福感調查結果的分布情況。在最終的9189個樣本中，居民主觀幸福感的分布情況與全樣本并不存在明顯差異，回答“很不幸?！焙汀氨容^不幸?！钡谋壤秊?.14% 和 7.66%，而樣本中有18.01%的被訪問者選擇回答“一般”，另外56.55%和15.64% 的被訪問者選擇了“比較幸?！焙汀巴耆腋！?。這樣的分布情況表明刪除數據缺失的樣本個體后實證結果不會有明顯差異。

2.社會保障（medicare、 pension和social_security）。本文用來衡量居民社會保障情況的指標medicare 和pension 分別來自居民對調查問卷中的問題“您目前是否參加了城市基本醫療保險/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 公費醫療社會保障項目？”和“您目前是否參加了城市 /農村基本養老保險保障項目？”的回答。當訪問者回答“參加了”即賦值為1 ，當回答“沒參加”時賦值為0。Social_security的取值為 m e d i c a r e*0.5+pension*0.5，是分別賦予medicare及pension各0.5的權重再相加的綜合指數。

3.控制變量?？刂谱兞糠譃閮深?，一類是被訪問者的個人及家庭特征變量，另一類是其所在城市的宏觀數據變量。個人及家庭特征變量包括：性別（male），男性取值為1，女性為0；年齡（age），是居民在2009年的周歲；民族（nation），漢族取值為1，其他為0；宗教信仰（religion），有宗教信仰取值1，無宗教信仰取值0；教育情況（education），即根據學歷推算的接受學校教育的年數；政治身份（communist），中共黨員取值為1，其他為0；健康狀況（health），來自被訪問者對問題“您覺得您目前的身體健康狀況是？”的回答，答案“很不健康、比較不健康、一般、比較健康、很健康”分別取1-5的整數值；戶籍（urban_hukou），適用于調查結果“非農業戶口（城鎮戶口）、居民戶口、軍籍”的取值1，其他為0；工作情況（work），有工作取值1，其他為0；收入情況（income），即2009 年該家庭總收入的自然對數；婚姻狀況，分為兩個變量divorced 和married，分別表示離婚和已婚狀況，當離婚和分居時，divorced 取值1，其他情況取值0，當已婚時married取值1，其他情況取值0；收入公平（fair），來自于問題“考慮到您的教育背景、工作能力、資歷等各方面因素，您認為自己目前的收入是否公平？”，回答“不公平、不太公平、一般、比較公平、公平”分別取值1-5 的整數。

居民所在城市的宏觀數據變量包括：收入差距（inequality），是2009年該城市城鄉居民個人可支配收入的比值；經濟增長率（growth），是2009 年該城市GDP的增長率（% ）。

（三）數據描述

表2 顯示了模型中各個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用于實證研究的9189個微觀樣本涵蓋了全國30 個?。ㄖ陛犑?、自治區）的82個城市，其中東部32個，中部30個，西部 20 個，說明研究樣本具有一般代表性。描述性統計結果表明，主觀幸福感happiness的均值為3.76，處于中等偏“比較幸?！钡乃?。醫療保險medicare的均值為0.87，說明樣本中87%的居民參與了醫療保險的社會保障項目，養老保險項目pension 參與的居民卻只有46%，低于醫療保險的參與率，這兩個變量的標準差分別為 0 . 3 3 和 0 . 5 。社會保障綜合指標social_security的平均值為0.66，標準差為0.33。

實證分析

（一）基本結果

由于在本文的回歸模型中，被解釋變量happiness 的取值是1-5 的整數，是一個表示程度的有序變量，因而本文采用OP模型對其進行估計。

實證結果如表3所示。表3不僅列出了解釋變量的偏回歸系數，還列出了解釋變量對happiness 的邊際效果。從表中可以看出，變量social_security變量的回歸系數在1% 的水平上顯著為正，說明提高社會保障水平能夠顯著增進中國居民的主觀幸福感。具體來說，當社會保障指標提高一個標準差（0.33），能使居民感覺“很不幸?！?、“比較不幸?！焙汀熬佑谛腋：筒恍腋Ｖg”的概率下降 0.21%、0.83%、1.42%，但卻可以使居民感覺“比較幸?！焙汀巴耆腋！钡母怕噬仙?.85%、1.61%。

通過對以上實證結果的分析，本文認為社會保障可能主要通過以下三種路徑影響居民的主觀幸福感。首先是經濟路徑，社會保障可以促進經濟增長，并在某些方面增加個人和家庭的收入（如領取低保），從這個方面社會保障對幸福感有促進作用。其次是心理路徑，社會保障制度可以作為社會的“安全網”和“穩定器”防范于未來的風險，給人們心理上安定的感覺，還可以增加社會信任，從而提升了居民幸福感。最后是社會路徑，社會保障可以使國民收入再分配，促進了社會公平，從而提升了居民幸福感。對于其他控制變量，除了工作情況（work）和經濟增長率（growth）兩個變量不顯著以外，其余變量都對居民主觀幸福感產生顯著影響。并且各控制變量的估計結果與既有文獻的研究發現大體一致。

（二）分項結果

目前在我國的社會保障體系中，分量最重、人民最為關注的當屬醫療保險和養老保險，所以為了考察這兩個指標各自對主觀幸福感的影響以及影響程度的差異，現將其作為單獨的變量同時放入回歸模型中進行估計，估計結果如表4所示。從實證結果中可以看出，醫療保險和養老保險都對主觀幸福感產生了顯著的正向影響，但是根據邊際效果的數據來看，醫療保險對幸福感的影響程度高于養老保險。實證結果進一步說明，推進社會保障體制改革對提高居民幸福感的重要意義。醫療保險影響大于養老保險影響的可能解釋是：首先，醫療保險的覆蓋度大于養老保險，從全體樣本中就可以看出，有87% 的居民參與了醫療保險，只有47% 的居民參與了養老保險。其次，可以看出人們對于醫療保險的重視，因為健康對個人會產生身體和心理的雙重影響。最后，健康問題貫穿于人的一生，而養老保險的作用一般突出體現在老年生活方面。

（三）分群體結果

為了進一步探討社會保障對于不同群體幸福感的影響，本文按不同標準將被訪問者分為不同群體，以觀察社會保障對其幸福感影響的差異性。首先，按照被訪問者所處的地域，將樣本分為東部和中西部居民兩個子樣本；其次，再按照 CGSS 問卷中的問卷類型將被訪問者分為城市和農村兩個子樣本；最后，根據被訪問者家庭收入是否達到平均收入將其分為高收入群體和低收入群體兩個子樣本。分別對以上子樣本進行 OP 回歸，實證結果如表 5 所示。對于每個子樣本，社會保障都顯著影響其幸福感，但是對中西部地區居民的影響大于東部，對農村居民的影響大于城市，對低收入居民的影響大于高收入群體。這個結果可能的解釋是，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當低層次的需求被滿足以后，人們更重視還未得到滿足的更高層次的需求。生活在經濟相對發達城市的高收入居民其基本生活需求得以滿足，影響其幸福感的因素中高層次的需求可能占比較多。并且，我國的社會保障體制更傾向于照顧普遍大眾及弱勢群體，故對生活環境較差的居民影響較大。

結論

本文以 CGSS2010 年微觀大樣本數據，對社會保障是否會影響居民的主觀幸福感及其影響程度進行了實證檢驗。

實證分析結果顯示，社會保障的確會對主觀幸福感產生顯著的影響，并且這種影響具有正相關性。此外，通過分項分析發現：

醫療保險和養老保險都對主觀幸福感產生了顯著的正向影響，但是根據邊際效果的數據來看，醫療保險對居民幸福感的影響程度高于養老保險。在分群體分析中，社會保障對中西部地區居民幸福感的影響大于東部，對農村居民幸福感的影響大于城市，對低收入居民幸福感的影響大于高收入群體。這說明，隨著生活條件的提高，社會保障對居民幸福感的正向影響將逐步變小。

針對以上結果，本文建議可以將提升居民幸福感為方向完善我國的社會保障體制，并可以通過以下方式改進社會保障體制：

第一，縮小社會保障群體間的差距，增加社會保障受益覆蓋度。首先，縮小差距可以增加社會公平。其次，增加覆蓋度是對社會保障體系的橫向擴展。提高政府對低收入者的保障標準，給低收入者改善生活的空間，讓所有國民尤其是讓低收入者都能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這有利于公眾對社會保障制度的信賴，從而從整體上提高居民的主觀幸福感。

第二，完備社會保障體系的項目，加強制度整合。這是對社會保障體系的縱向擴展，會使社會保障項目日益豐富，完全保障居民生活中多元化的各種需求，讓居民從精神層面得到保障。此外，各項目間并不是完全獨立的，加強各項目之間的整合程度勢必對社會保障體系的運行有益。當然，對于體系中的重點項目，如醫療保險，要更加關注。

第三，優化社會保障制度設計，實現可持續發展。社會保障是一項長期的基礎性制度，也是政府的一項永久性事業，需要完善社會保障籌資機制、基金機制等，順應社會多樣化的趨勢。

參考文獻：

1.崔東艷.以提升幸福感為導向的中國社會保障體系研究[J]. 學理論，2011（15）。

2.鄭功成.社會保障概論[M].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

3.Paul Dolan, Tessa Peasgood, MathewWhite. Do we really know what makes ushappy? A review of the economic literatureonthefactorsassociatedwithsubjectivewell-being[J].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2008（29）。

4.亓壽偉，周少甫.收入、健康與醫療保險對老年人幸福感的影響[J].公共管理學報，2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