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美國社會學家W.F.奧格本在其《社會變遷》一書中首次使用了“文化墮距”（culturelag）這一概念。所謂“文化墮距”，是指在社會發生變遷時，相互依賴的各部分所組成的文化的變遷速度不一致，有的部分變化快，有的部分變化慢，導致各部分之間的錯位和不平衡，并由此造成社會問題?！拔幕瘔櫨唷备拍钜唤浱岢?，就吸引了不少學者用以解釋社會變遷中的諸多現象和問題，成為社會學領域影響較大的概念之一。而江湖文化是深刻影響近現代代中國社會發展和變遷乃至主流價值觀的特殊文化現象。
一、江湖和江湖文化
江湖是中國特有的文化概念。和許多重要的名詞概念一樣，在中國人的語境中，江湖一詞經常被提及，但其含義常常是語焉不詳。江湖的本意是指長江和洞庭湖，后泛指三江五湖，即自然界所有的江河湖海；但春秋后，江湖一詞逐漸抽象化，從一個地理名詞演變成為中國文化中重要的文化概念。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兩種含義：一種是文人士大夫官場失意或逃避名利的隱居之所，也成為一部分失意文人政客的理想之所在；一種則是游民覓食求生的場所，脫離了宗法網絡的游民們為其最基本的生存需求而奔走打拼，不經意間又創造了一個屬于自己的宗法網絡，這也是我們現在經?；钴S在口頭上的江湖，也是本文著意關注的江湖。
一般認為，江湖是指與“廟堂”相對應的民間社會或底層社會乃至秘密社會。但這顯然不是江湖的本質。底層社會或民間社會中外皆有，盡管江湖的范圍很大程度上與此重疊，但那不完全是中國人所說的江湖。因為江湖絕不僅僅是底層社會或民間社會。
研究中國游民問題的學者王學泰在其《游民和中國文化》一書中提出了“隱性社會”的概念，我覺得是十分恰切。甚至有學者認為，“顯性與隱性的二元社會架構，是王學泰先生貢獻給學界的最大理論成果，也是他觀察歷史的基本方法論”。中國社會是由顯性社會和隱性社會所組成的特殊社會，而在某些情形下，隱性社會更能起到決定性作用，更能反映社會的本質。這是中國社會的特點，也是中國文化的兩面性決定的。顯性社會反映主流文化和主流價值觀，凸顯道統和正宗；而隱性社會自有一套不為人熟知的運行規則和運行機制，覆蓋了社會的各個角落，往往從各個層面，對顯性社會產生重要影響。這個隱性社會其實正是中國人的江湖。所以，觀察中國社會，不僅要觀察表面顯示出來的一切，更要觀察潛藏著的隱秘的一切，而且有時候隱性社會更能反映中國社會的真實狀況。因此，嚴格來說，中國人的江湖，橫跨政商學各界，不僅僅存在于底層社會或民間社會，也廣泛存在于社會的各個層面。正所謂有中國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但江湖的主體仍然是底層社會。江湖產生的前提是大量游民的出現。游民乃是農業生產趕不上人口生產的產物。游民從嚴密的宗法社會中“脫序”而出，其“人員構成，除破產農民、市民、手工業者、小商販等失去生活依靠的勞動者外，還有散兵游勇、流氓光棍等游手好閑之輩以及倡優隸卒等操‘賤業’之人，他們都是游離于正常經濟生活和經濟秩序之外的下層人物”。游民們游走在社會邊緣，采取種種正當或不正當手段謀生，將陌生人納入自己熟悉的符號系統，彼此建立了一種“類血緣”的親近關系。江湖本質上仍然是儒家文化的變異，是一種泛家族主義的宗法制度的擴展和延續。江湖社會內部，幫主或江湖老大類似于族長，異姓兄弟通過結拜成為手足，江湖規矩彷佛家規家法，在此體現的仍然是宗法制度的倫常結構。
那么，什么是江湖文化呢？劉平認為，“江湖文化就是指存在于江湖人、江湖社會中的各種文化現象的總和”。但我認為江湖文化的含義顯然要更深一步。江湖文化至少有兩層含義：一個就是劉平所謂各種江湖現象的總和，諸如“五花八門”的“三教九流”之類；但更有意義的其實是第二層含義，即隱藏在這些現象背后的價值觀，尤其當這些價值觀已經產生廣泛社會影響并且與主流價值形成深刻互動，這就更值得關注。我的理解，“江湖文化是在（儒家文化）泛家族主義基礎上，以利益交換或者利益共享為目標，以人情、面子、關系或程式化的文化符號等建立并維系起來的小團體或小圈子文化，在這個小團體或小圈子中，沒有信仰及遠大目標，只有私欲私利；沒有原則，只有哥們義氣；沒有獨立人格，只有蠅營狗茍充滿機會主義的人身依附和交換關系”。其中江湖義氣是理解江湖價值觀的一把鑰匙，也是江湖文化的核心所在。
二、江湖文化是社會變遷的產物
江湖文化和社會變遷聯系在一起。社會變遷是社會學的重要概念之一，它是一切社會現象發生變化的動態過程及其結果，是社會的發展、進步、停滯、倒退等現象和過程的總和。社會變遷既包含社會的進步和退步，又包括社會的整合和解體。江湖文化無疑產生于社會變遷。從歷史上看，社會動蕩、戰亂頻仍以及連年災荒，是江湖產生的主要原因。斯時大量農民喪失家園流落異鄉，成為流民或者游民。流民們經過輾轉磨難最終仍然會回到原先的生活軌跡，而游民則永遠地離開了故土，進入了陌生人社會，他們按照宗法網絡建立了江湖并創造了一種新的生活方式，不斷沖擊既有秩序，加劇社會變革，某些情況下即成為社會變遷的潛在推動力量。
貴族勢力的過早衰落是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表征。按照王學泰的觀點，先秦社會仍然是貴族社會，貴族社會是身份社會，貴族和平民之間涇渭分明；而宋以后游民文化泛濫，至此中國就成為平民社會或世俗社會了。過早進入世俗社會，貴族勢力不斷被削弱，作為一個整體的貴族文化不斷衰落解體，原本屬于底層文化的江湖文化則活躍異常并向全社會廣泛擴散；江湖文化隨著底層游民多次入主中原而逐漸被主流價值觀接受甚或成為其一部分，這種社會的不斷崩解、停滯乃至倒退，朝代更迭?！俺穷^變幻大王旗”，長時期的分裂割據，江湖和廟堂角色的經常性轉移，正統和非正統地位的周期性置換，底層文化和上層文化之間沒有明顯的區隔，恰恰是中國社會變遷的特點之一，也是理解江湖文化長期橫行于華夏大地的一個重要原因。
近代以來的江湖文化則又有其特殊的一面?！拔覀儸F時代最大的特點就是社會變遷?！覀冏罡信d趣的不是特定規劃，而是社會變遷中那些最一般、最基本的東西”。和歷史上內源性的社會變遷不同，近代以來的中國面臨“三千年未有之變局”，國家陷入前所未有的劇烈變動之中，其社會變遷模式是“挑戰—反應型”。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再也不能自外于世界，而被迫卷入世界文明大潮，中國文化被迫按照和以往完全不同的西方文明模式進行改造甚或重構，中國人的文化自信心和民族優越感跌落谷底。相應地，每每和大變動時代聯系在一起的江湖文化此時也活躍異常，江湖義氣、江湖做派風行一時，江湖氣彌漫社會，江湖規則橫行于世，形形色色江湖人物層出不窮。革命黨、?；庶h，立憲派、守舊派，概莫能外。歷史上看，江湖文化從來沒有像近代中國這樣接近主流文化，甚至一定程度上主導了我們的社會生活，成為主流價值觀的一部分。
那么，近代江湖文化的特點是什么呢？
陶連生提出近代江湖文化具有五大特征:是一種反文化;是宗法制度文化的縮影;活動的秘密性;道德上的缺失;價值觀的腐朽。杜向陽認為江湖文化具有五個基本特征：聚群、趨利、恃強、尊上、寄生。他進而作了解釋詳細：聚群是說江湖文化強調拉幫結伙，形成幫會或建立人情網絡;趨利是指江湖組織成員聚集在一起，其目的是為了獲取個體或組織利益，這種利益包括但不限于經濟利益；恃強是指江湖組織獲取利益的過程不是通過在體制內的正常經營獲得的，而是把他人的存在當作滿足自己的資源，通過恃強凌弱，鉆營取巧得到的;尊上是指江湖組織的結構是“唯上”的。在幫會等江湖組織中，尊上主要體現在組織成員聽命于幫會“老大”和上一級會眾，在人情關系網絡中，尊上主要體現在人們喜歡結交社會地位或經濟地位高并控制一定社會資源的人。社會生活中，面子有時具有信用功能和貨幣功能，也是人們尊上的體現;寄生則是江湖文化價值觀的體現。他指出：“江湖組織通常不從事社會生產，追求的是社會資源的再分配而不是創造，而這種分配都是以個人主義和特權思想為基礎的。他們奉行弱肉強食的價值觀念，通過坑蒙拐騙、強取豪奪的手段來獲取社會資源，寄生于社會”。
我曾經把江湖文化特性歸結為四點，即：揮之不去的江湖情結、無所不在的江湖規則、包打天下的江湖義氣、高于一切的江湖圈子。我認為近代江湖文化是古老中國糟粕文化的集合體，是國民性中不適應現代性的消極成分，反映了農民階級對現代化的本能的恐懼和抗拒，它以一種不為人察覺的方式，阻滯著社會變遷，使所有現代化的努力最終都化為泡影。
如果說早期的江湖文化還存有一點行俠仗義、除暴安良的意味（所謂俠客文化）；那么，近代以來的江湖文化，則徹底墮落成為一種落后的反現代化力量，與現代社會的法治精神、民主觀念、人本主義、獨立人格等格格不入乃至背道而馳。從文化墮距理論角度而言，江湖文化就是文化變遷中文化各部分的錯位和不平衡所產生的消極現象，它用漂亮的偽裝，用各種花哨手段，改頭換面、借尸還魂，試圖延緩和維系已經遠遠不能適應現代社會發展的舊有價值體系和倫常結構的壽命，一定程度上阻礙了社會進步和文明轉型。
三、江湖文化何以成為社會發展的嚴重阻礙
文化是人類生活的沉淀物。文化本身有積極的一面，也有消極的一面。奧格本曾多次談到文化本身的保守性。的確，文化具有穩定和保守的性質，消極的文化無疑也會抵制社會變遷，成為社會發展的桎梏。之所以說江湖文化是一種文化墮距現象，是因為江湖文化終究反映了一種文化不適和文化變異。近代以來的中國社會，面臨的挑戰前所未有，自被迫踏上了社會轉型之路開始，其變化之大，社會震動之劇烈，反復迂回之曲折，不免泥沙俱下，魚龍混雜，讓人眼花繚亂。尤其是，以個人主義和契約責任為基礎建立起來的西方文明，不僅徹底顛覆了傳統價值體系和文明根基，而且這種強勢文明最終將徹底終結江湖文化賴以生存的土壤。然而吊詭的是，近代中國，皇權的衰落，主流價值體系的崩解，卻給了江湖文化前所未有的發展良機，使之如過江之鯽，得以全面侵入社會的各個層面。一方面各種變革力量紛紛試圖利用江湖勢力達到自己的目的；另一方面，江湖文化又與現代文明及其制度體系存在深刻價值沖突；一方面物質文明以異乎尋常的速度變遷，人們盡情享受著現代文明的物質成果；另一方面現代文明體系又受到選擇性排斥，人們依然習慣因襲傳統，物質文明的光鮮外表掩蓋不了腐朽不堪的價值真空，新的價值體系始終無法得到廣泛認同乃至最終確立。這種目的和手段的分離，物質和精神的分離，現實和價值的分離，凸顯了東方古老文明社會變遷的復雜性和艱巨性，也成為奧格本文化墮距理論的極好注腳。
開放結構和信任合作是現代社會的基礎?，F代社會是陌生人社會。開放式社會結構中陌生人之間的普遍信任與合作，是市場經濟形成和發展的先決條件，也是法律現代化的前提。依靠契約和法律制度，陌生人社會的誠信體系得以構建，各種現代社會所必須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的聯系得以維系和保護。
近代英國正是依托開放式社會結構，以維護和保障這種普遍信任為目的，形成了法律職業階層，明確了私人財產權利，確立了司法公正，發展和建立了議會制度，催生了工業革命的發生，從而確保英國成為第一個資本主義強國，進而過渡到現代社會。
契約責任和法律制度是現代社會的基石。英國法律史學家梅因說過：“迄今為止，所有社會進步的運動，都是一個從身份到契約的運動”。身處變化中的陌生人社會，其利益的獲取、調整和維護，應當也只能依靠契約和法律來規范。比之于道德和宗教，法律是人類社會發明的最好的調劑手段，以法律實現對國家的有效治理也已經是文明社會的普遍的成功經驗。契約精神源于商品交易的發達，與陌生人進行商品交換才需要契約，有契約才會守約。在自給自足的農業社會里，商品交易極度匱乏，是產生不了契約精神的。創造輝煌政治或商業文明的國家，無一不是契約精神的楷模，西方文明的歷史也可以說是一部契約的發展史。到了現代社會，契約內涵已被廣義化：在經濟層面，它是社會公認的讓渡產權的方式，是創設權利義務關系的途徑；在政治層面，它是聯結政府與民眾的紐帶，是公共權力合法性的根源；在倫理層面，它是個人或團體信守承諾的道德體現。契約精神不但蘊含了現代商業法則和風險管理原則，而且也體現了平等、尚法、守信、公平和合理、承諾和執行等“底線倫理”。從傳統身份社會到現代契約社會的范式轉換，實質是人的解放，是用自由流動取代身份約束、用機會平等取代社會不公、用后天奮斗取代先賦特權、用法治取代人治、用民主取代專制的歷程，是社會從封閉走向開放的歷史性變革。
獨立人格和公民權利更是現代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公民是伴隨著現代民族國家一起產生并成長起來的。它與民族國家相互依存，缺一不可。民族國家需要公民的支持，而公民的權益也需要國家的保護?，F代意義上的國家發展，決不僅僅是經濟的發展和GDP的增長，而首先應是公民人格的發展，是使公民獨立人格得以充分發揮的那一套規范的制度體系的進步和完善。公民獨立人格不僅體現在人與人、人與社會的交流溝通中，也體現在個體面對強大的國家威權時所表現出來的勇氣和平等意識上。
儒家文化主導下的中國社會，宗法制度是其核心，家族組織成為傳統中國社會結構的基本單位，家族式的特殊信任\\(也稱熟人信任\\)與合作是自給自足小農經濟的基礎，也是江湖文化得以延續和蔓延的基礎。雖然經過近代以來歷次政治風雨的沖刷洗禮，但幾千年形成的文化積淀不可能一日消除，遇到合適機會依然會沉渣泛起。江湖文化通過血緣或“類血緣”的關系，織成復雜而廣泛的人情關系網，使人際關系世俗化，并形成新的人身依附關系。它赤裸裸地以小團體利益為紐帶，混淆公共價值觀，一切從小圈子私利出發，漠視他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削弱社會凝聚力，使社會失去遠大目標，破壞社會公德，破壞社會生活的正常秩序，使所有的法律制度和責任體系形同虛設，社會永遠在封建宗法制度的封閉結構中空轉，現代社會所需要的開放式社會結構和普遍信任的社會價值觀無從建立，獨立人格和公民權利更無從談起。
作為一種文化墮距現象，江湖文化在社會劇烈動蕩和變遷中的當下中國其實不可避免，它反映了一個古老文明負重前行及轉型之艱難。它的興衰起伏、流布消亡，與社會氛圍及歷史際遇密切相關，與國民素質及人的現代化密切相關。探尋其特點和規律，用現代觀點進行嚴格審視和批判，對其危害性和破壞性自覺保持高度警惕，就成為所有關注中國未來發展人們的共同歷史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