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我國社會建設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其總體目標是實現社會現代化，具體為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全面提高、社會更加和諧穩定。黨的十八大報告明確指出： 到 2020 年，我國社會建設的主要內容是，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努力讓人民過上更加美好生活，推動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因此，從社會建設的視角重新認識社區心理健康促進工作，可以清晰看到其作為社會建設的途徑之一所具有的特殊優勢，以及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的歷史時期所具有的獨特價值和作用。

一、社區心理健康促進及特征

心理健康促進是健康促進的一個組成部分，旨在構筑起包括個人、家庭、社區乃至社會政策與結構的多元整合系統，包括制定促進健康水平的相關政策，創建和諧美好的支持性環境，發展個人提升健康、幸福感的技巧等； 通過提升健康水平與幸福感的積極行動與方案的介入，并在此基礎上促進相關政策與服務的重新定位與改進，從而促進個體生活質量的改善，達到社會的和諧。在實踐中，與此接近的概念包括心理健康服務、心理健康教育、心理衛生服務等，但是相較其他概念，心理健康促進更加強調如何提升個體及社區的健康與幸福感，而行動計劃與社區服務不僅針對有心理疾病的個體，也著眼于幫助個體能夠維持良好關系、充分享受生活、實現自身潛能等，強調健康既是個體的健康也是社會的健康，良好的心理健康狀態既是個體的需要也是社會和諧的需要； 強調促進心理健康既是個體的權利也是社會的職責。因此，心理健康促進這一概念通過聚焦于群體中的行動方案的介入，能夠以較低的成本，更廣泛地促進與提升群體的健康水平； 通過可持續的、整合系統的架構與介入，更具有積極主動性、前瞻性與建設性。

社區心理健康促進是以社區為目標場所的活動方案介入和系統架構。雖然從社區理論的創始人德國學者滕尼斯（Ferdinand Tonnies） 開始，圍繞工業化、現代化帶來的大規模社會變遷，研究者對于社區的理解充滿了爭議，出現了如社區存活論、社區解放論、社區消失論等各種觀點,但是本文從我國話語體系與政府政策實踐的慣例表述將社區理解為一種"社會治理的基本地域單元",社區是社會建設的基本單位和行動基礎，社會建設的基本任務必須經由社區建設來實現和推動，正如習近平同志所言，"社會治理的重心必須落到城鄉社區，社區服務和管理的能力強了，社會治理的基礎就實了"[1].社區心理健康促進就是以社區為目標場所，通過各種行動計劃的介入和系統的架構，以增強社區與社區居民的認同感、歸屬感、幸福感等為具體路徑，以化解社會矛盾，促進各種社會關系的協調，服務于提升生活質量、促進社會穩定和諧的社會建設目標。

二、社區心理健康促進是我國社會建設新階段的新選擇

所謂社會建設，是指"通過有目的、有規劃、有組織的行動，構建公平合理的社會利益關系，增進社會全體成員共同福祉，優化社會結構，促進社會和諧，實現社會現代化的過程"[2].改革開放以來，在我國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基本實現經濟現代化的同時，社會建設卻還處于相對滯后的狀態，在較大程度上影響著社會的和諧穩定和進一步發展。盡管促進社會和諧穩定與進一步發展需要從各方面加以努力，但社會建設無疑是其中最重要的行動領域。進入新世紀以后，黨和國家開始重視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的問題，出臺了一系列文件和具體的社會建設方面的政策。

如，早在2000 年民政部出臺的《關于在全國大力推進城市社區建設的意見》中就指出： 城市社區建設要以人為本、服務居民，不斷滿足社區居民的社會需求，提高居民的生活質量和文明程度。黨的十八大報告也進一步明確了社會建設的重要地位，將其與政治建設、經濟建設、文化建設、生態文明建設等一起納入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總體布局，并寫入新黨章，這標志著我國已經進入全面推進社會建設的新階段。在這一新的階段里，社會建設的目標是通過大力發展教育、促進就業、提高居民收入、統籌建設城鄉社會標準體系、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等方面的重點行動，來提高人民生活質量、促進人民享有更好的生活； 通過推進社會體制改革，形成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社會管理體制與構建起由政府主導、覆蓋城鄉、可持續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促進社會更加和諧。

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是： 如何評估更好與更和諧。以更好的生活、更和諧的社會為目標的社會建設，意味著個體和群體生活質量提升、人民群眾的福祉增進等問題將是黨和國家始終關注的焦點。十八大報告從基本目標和重點行動的角度對此進行了詳細論述，為社會建設的各項具體工作的開展，如社會建設政策的制定、路徑的設計、方法的選擇等提供了方向，也為社會建設提供了頂層設計、制度安排以及客觀評估的指標。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更進一步指出，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然而，不可否認的是，對更好與更和諧的評估，不應該忽略個體的主觀體驗與認可這一主觀維度。誠如康明斯對生活質量的定義"生活質量既是客觀的又是主觀的，每個軸都包括七個領域： 物質福利、健康、生產力、親密關系、安全、社區和情感幸福?？陀^領域由客觀幸福的相關文化測量構成，主觀領域由生活滿意度領域和滿意度與個體重要性的加權構成"[3]（P. 65）（對生活質量的定義很多，采取康明斯的觀點，是因為"在個體層面，最有影響力的生活質量的定義可能是由康明斯（Cummins,1997） 提供的"[3]（P. 65）） .Felce and Per-ry（1996） 提出的生活質量模型也直觀地表達了類似觀點，在其模型中，評估生活質量涉及對個體客觀生活狀況、主觀幸福、個人價值觀和抱負等三個相互影響層面的全面評估，"實踐中，絕大多數國家收集幸福數據的政府機構都把客觀和主觀指標算入社會統計體系"[3]（P. 40）.我們強調將主觀體驗與認可納入評估更好更和諧的指標體系，重要的目的是要使政府為構建更好的生活、更和諧的社會，所做頂層設計、制度設計、政策層面、物質提供等方面的努力能夠被個體準確感知、把握與認同。

基于這些明確的認識，促進更好更和諧社會的形成不僅要注重客觀領域的建設，還可以通過某些方式提升個體的主觀體驗和感知，共同促進社會建設目標的達成。在這一點上，心理健康促進無疑是一個很好的路徑選擇，同時也對生活質量所涉及的前述七大領域的健康促進都可以發揮更直接而積極的作用。

上述觀點為社區心理健康促進成為更好與更和諧社會建設的途徑選擇提供了理論依據。在行動介入方面，聯合國以及各國關于生活質量、國家幸福等類似范疇的相關指標體系、我國關于和諧社區建設的指標體系、心理學對生活質量和主觀幸福的研究則為此提供了實踐路線。以 2013 年民政部頒發的《全國和諧社區建設示范單位指標體系》（民函[2013]172 號附件） 為例，該指標體系涉及到城市指標、街道指標以及社區指標，這些指標為政府提供了測量更好與更和諧的客觀指標。

該基本指標體系共設置了 3 個測評項目，分別是管理有序、服務完善、文明祥和，并細化為 12 個二級指標。涉及有良好的衛生習慣和健康低碳的生活方式； 有為老年人、未成年人、殘疾人等特別扶助對象服務的特色項目，從而使獨居和空巢老人、計劃生育特別扶助對象、孤殘兒童等得到妥善照顧； 以及在社區居民中普及健康知識、開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以增強社區居民的歸屬感、認同感等等。隨著和諧樓院、和諧家庭、"鄰里節"等活動的定期開展，社區居民家庭和睦幸福，社區內各民族團結友愛，流動人口與本社區居民和諧相處等。對此，心理學方面研究認為，能夠促進個體主觀幸福感與維持生活滿意度的因素包括： 生活適應、自我平衡能力強、生活與情感態度積極、認知模式較完善、自尊水平與社會支持度較高等，這既為更好更和諧提供了主觀測量方面的參考指標，也為社區心理健康促進工作提供了行動方向。

三、當前社會建設的現實背景下社區心理健康促進的價值

我國已經進入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的發展時期，黨和政府高層從根本上改變了國家治理和社會發展的戰略，即從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單純發展戰略和模式轉變為"五位一體"的發展戰略和模式，在這一新的發展戰略方針指引下，增強社會成員的幸福感、促進生活質量提升、"增進人民福祉"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以此為背景，結合社區心理健康促進的特點和服務于和諧社會建設的指導思想，我們將社區心理健康促進行動在社會建設過程中的新的價值概括為： 修通關系、共建美好。

（一） 以修通關系為目標，增進個體心理和諧

社會建設的實質是和諧關系的建設，是"人及其相互關系"的建設，"只要人及其相互關系是健康的、和諧的，就意味著社會建設達到了較高的水平"[4].這里的關系主要包括： 人與自然的關系、人與社會的關系、人與人的關系以及自我身心的關系。修通關系就是通過社區心理健康促進行動的介入，增進個體心理和諧，培育積極的社會心態，促進人及其相互關系的和諧，促進生活質量提升、增進人民福祉。我國著名社會學家陸學藝先生、鄭杭生先生多次表達了類似的觀點，認為社會建設就是通過不斷創造和完善新機制、新主體，彌合分歧、緩解社會矛盾、防止和減少社會問題的產生、化解發展中產生的消極因素、增加和諧因素，從而降低社會發展風險，保證國家的長治久安[5].

自中共中央 2006 年在《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首次提出，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要加強人文關懷和心理疏導，要引導人們正確對待自己、他人和社會，正確對待困難、挫折和榮譽，促進人的心理和諧，以及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要注重人文關懷和心理疏導，用積極方式處理人際關系之后，我國社會一直在探索有效促進各種關系和諧、培育積極社會心態的路徑與方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一方面由于國際國內環境發生著深刻的變化，帶來了一系列矛盾和挑戰，各種社會問題錯綜復雜，正如習近平同志指出的，"現在我們遇到的問題中，有些是老問題，或者是我們長期努力解決但還沒有解決好的問題，或者是有新的形式表現出來的老問題，但大量的是新出現的問題"[6]; 另一方面，則是人們對政治、文化、環境的需求不斷增強，且這些社會需求呈現出個性化、多樣化及高級化的傾向。

在這樣的時期，要促進社會成員的心理和諧、社會關系和諧，必須尋求新的突破，探索更有效的路徑和更具有活力、更專業的方式，而社區心理健康促進就是這樣一種能夠化解消極因素、增加和諧因素，有利于實現社會建設目標的新選擇之一。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重視社區心理健康促進也是"由問題倒逼"而來的一個選擇。轉型時期的社會特征，必然會存在各種各樣的社會問題，出現各種沖突，這些問題的存在使轉型期的社會情緒基調表現出心理失衡與不和諧的特征，具體表現為： 個體壓力感加大，焦慮成為普遍心態； 社會安全感降低； 以被剝奪感、不公平感、挫敗感等為主要情緒特征的社會滿意度低、幸福感不強等。心理學研究表明： 同樣的社會現實，不同的主觀感受、認知水平及應對能力，會導致不同的心態。積極的心態能夠促進和諧與幸福，擁有和諧心理的個體，能妥善處理各種關系； 能夠調節自己的心理期待，更多看到光明與希望； 能夠接納現實，接受生活中的一切合理與不合理的存在； 能夠正確認識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現實沖突與矛盾，以發展的眼光看待社會中存在的問題； 能夠正確對待發展過程中的公平和正義，并積極有責任心、使命感地去參與社會公共生活，自覺促進社會有序發展。

而心理不和諧的人則相反，他們看到的多是社會的陰暗面，情緒容易激惹并常常采取非正常表達方式以實現利益需求； 他們有更多的抱怨與不滿，又欠缺調節自己心理的能力，這些不僅會影響到他們與社會、他人和他們自我的關系，有時甚至會帶來破壞性的、極端的行為。因此，在更好更和諧的社會中，促進改善主觀認知、提高個體心理應對能力、增進個體心理和諧是題中應有之義，也是目標之一。

對此，黨的十八大確定了與人民幸福安康密切相關的社會建設的具體任務，包括抓好教育改革、增加居民收入、提高就業率、加強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提高人民群眾健康水平等涉及民生的諸多方面；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更進一步提出，要將改革和發展的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體人民，要進一步加快社會事業改革，解決好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更好地滿足人民需求。

這些論述正視問題，提出了通過全面深化改革來滿足人民群眾高級化、個性化、多樣化的社會需求，促進社會關系更加和諧的頂層設計； 而社區心理健康促進則通過發揮心理學的學科優勢，以社區為平臺，通過各種專業化、系統化的社區心理健康促進的具體行動的介入，幫助群眾發展維持生活滿意度的策略，優化社會認知，提升個體的主觀體驗和心理感受，使國家和社會的努力、社會的發展能夠被最廣大的民眾所感知； 通過社區心理健康促進行動幫助民眾提高心理和諧度； 通過對重點人群心理行為問題的監測和干預，促進社會穩定，最大限度增加和諧因素，提升人民群眾的生活質量和"幸福指數",從而服務于更好、更和諧社會的建設。

（二） 以共建美好社區為目標，為社會建設提供精神支撐

從共建美好社區為社會建設提供精神支撐這個意義來理解社區心理健康促進對于社會建設的價值，基于以下兩方面認識： 一方面，社會建設不僅需要物質基礎、體制保障，也需要精神支撐，社會建設不僅僅要關注對社會事業、對科教文衛體的投入，還要"轉向對社會行為和內心世界的關注，建立一個健康的內心世界，只有這樣，和諧社會才能得以實現，人民福祉才能得到提升"[7].另一方面，從 20 世紀 90 年代開始，各個國家和地區開始秉持以尋求社會質量（Social Quality） 全面提升的發展觀，強調應該從單純的經濟發展轉向更為綜合的社會發展。人口調查的分析也發現： 個體的生活滿意度和主觀幸福感具有人類作為生物體的普遍性，即世界上"75% -80% 的人對自己生活感到滿意或者說是他的生活質量是在 75 分到80 分之間",康明斯（1995） 、格魯特（Groot） 和凡登·布林克（Van den Brink） 等人的研究都證明了這一點[3]（P. 236 -237）.然而，對不同地區幸福差異的研究則表明： 63%的國別間幸福差異"可以被社會質量的變化解釋"[3]（P. 238）.也就是說，人民福祉的提升，更好更和諧的社會還有賴于社會質量的高低，作為一個涉及人們日常生活質量的綜合性視角，"社會質量是指民眾在提升他們的福祉和個人潛能的條件下，能夠參與社區的社會、經濟與文化生活的程度"[8].以杭州經驗與楓橋經驗為代表的我國社會建設的經驗來看，也證明了只有關注了精神支撐的社會建設，才能夠真正帶來和諧社區、和諧社會，才能夠實現經由社會質量的提升，帶來個體生活質量與幸福感的可持續提升②.

當然，并不是所有的精神品質都必須被納入社會建設的視域，也不是所有的精神支撐的建構都能夠通過社區心理健康促進來完成。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的歷史時期，我國社會建設面臨著諸多挑戰，如： 在市場經濟與陌生人的世界如何建立社會共同體； 在價值觀多元的時代如何促進意義共同性的建設； 在社會分化加劇的情勢下如何落實公平正義等方面的挑戰[5].針對這些挑戰，全面提升社會質量的視角為社區心理健康促進構筑社會建設的精神支撐提供了行動方向。從一般意義上來說，社會質量的高低與四個因素密切相關：社會凝聚、社會融合、社會賦權以及社會經濟安全，每一個因素均有其內涵與指標體系，它們的相互結合，共同決定著社會質量的方向，影響著社會的和諧穩定，影響著個體的生活質量。

下面，我們以社會凝聚為例說明其對社會質量的影響以及社區心理健康促進是如何提升社會凝聚的。社會凝聚要考察社會關系能夠在何種程度上維系一個社會的基本價值規范； 能夠在何種程度上整合個人、群體和社區，保有社會的整體性； 能否最大限度地增加秩序、信任與和諧，減少社會分化與排斥； 一個凝聚型的社會是能夠讓每個社會成員都能感受到融入、參與、認同、歸屬與合法性的社會； 考察社會凝聚度的元素包括信任、價值規范、接納、社會網絡及身份認同等。其中，信任是構成社會凝聚的最基本元素，它能夠促進社會整合發展，保證社會互動的穩定性和可預見性，是社會高效運行的潤滑劑； 價值規范則是培育社會凝聚提升社會質量的關鍵要素，它通過集體行動和相互合作來提升整體福利，促進社會發展；身份認同是一種心理歸屬感，它包括： 對國民身份的認同、對城市或鄉村身份的認同、對社區身份的認同，社會成員的身份認同感直接與其社會參與度、社會信任感以及成員之間的互惠行為相關，只有較高的身份認同感才能夠產生社會信任，進而促進更多的社會參與，促進社區成員的互惠合作，從而增強社會凝聚，實現社會質量提升。

發揮社區心理健康促進的專業優勢，以整合社會資源，提供公共服務，為社區居民提供更好的心理社會支持； 通過促進社區參與和溝通，既讓大家都有權利、有機會和有積極性去關心身邊的公共事務，也提供了增進最廣泛信任的機會； 通過增強社區居民的社區歸屬感，提升民眾的身份認同與社會共同體意識； 通過開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引導民眾形成正確的價值導向和良好的社會心態等多種路徑介入、多種行動選擇，使社區心理健康促進成為更有效的、更容易為社區居民接納的、能夠促進社區社會質量提升的路徑選擇。

如果說著眼于修通關系而開展社區心理健康促進行動，是"由問題倒逼而來",旨在解決工業化、城市化所帶來的社會發展問題，"是矯正那個時代的社會痼疾和其他許多弊端的極其重要的解毒劑"[9]的話，以共建美好社區為目標，通過社區心理健康促進行動實現價值引領、凝聚社會共識、促進社會認同，為社會建設提供良好精神支撐，推動社會質量全面提升的選擇，則更加凸顯了提升人民福祉的民生為本的中國社會建設的特色，即社會建設不僅要著眼于解決問題、化解矛盾，而且還要通過積極、主動、富有建設性的舉措，積極引導與干預社會發展過程，預防社會發展風險，從而建設更好更和諧的社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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