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體極化的概念首先由美國學者詹姆斯·斯托納在 1961 年提出。斯托納發現，與個人的單獨行為相比，群體中的成員更加傾向于冒險，群體成員的觀點會更易于向著某個極端化的觀點發生偏移，直至群體討論的結果走向極端。
美國當代法學家凱斯·桑斯坦對這一現象做了大量的深入研究。桑斯坦認為，所謂群體極化，是指群體成員一開始具有某種傾向，在經過討論之后這種傾向會更加明顯，直至走向極端。
2010 年，桑斯坦在其新書《極端的人群———群體行為的心理學》中，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對群體極化現象做了更加深入的研究，詳細分析了“名譽感”“流瀑效應”“舌戰優勢”以及“群體思維”的特點等多種因素在極化形成過程中的作用。［1］
一、極化形成的社會心理學解釋
1． 名譽感的驅使
名譽感對群體成員思維的影響其實是一種社會比較心理。作為群體中的一員，人們總是希望得到群體中其他成員的好感，個人在表達自己觀點的同時其實也是在展示自我，一旦發現自己的觀點受到了批評或質疑，在名譽感的驅使下，一些人就會稍稍朝著占主導地位的立場調整自己的觀點，對于自己存有異議的觀點保持克制，對于多數派的意見，表示更多的支持。對名譽感的過度追求勢必會造成極端主義，因為這樣使得群體內的分歧和異議被變相的壓制，表達不同意見將被視為是不忠誠的表現，人們受到對自己名譽的某種擔憂的驅使，也許就不會由于信息和有說服力的論點而改變立場，更不可能有機會認識到自己身處的群體的偏見和偏見的嚴重程度。
2． 辯論中的“舌戰優勢”
桑斯坦研究發現: 在許多領域中，持某個觀點的人會比持對立觀點的人具有天然的“舌戰優勢”。比如，在涉及到罰款的情況下，主張做出較高金額罰款的人們比主張做出較低金額罰款的人們具有天然的“舌戰優勢”，雙方的討論結果也往往趨向于更高的罰金。［1］擁有“舌戰優勢”的一方往往有一個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占據了道德上的有利位置。在懲罰性措施中，對于錯誤行為的懲罰被認為是正當的，而與此相對立的免于處罰甚至從輕處罰都可能會觸犯眾怒，使自己處于道德上被動的位置。在很多情況下，處于“舌戰優勢”的一方經常在不經意間可能將問題的性質嚴重夸大，導致在論戰中的雙方向處于“舌戰優勢”的一方迅速偏移，群體最終走向極端。
3． 社會流瀑效應
桑斯坦認為，群體極化的發生很大程度上是受到社會流瀑效應的刺激，“當流瀑效應發生時，信念和觀點從一些人那里傳播到另一些人，不是依靠傳播者的實際所知而是依靠他人所持有的想法而決定自己的觀點。而這種信念很可能是錯誤的，因為人們都不是依靠自己私人的信息而是依靠自己所信任的別人做出的判斷?！?/p>
［1］社會流瀑效應的產生有兩種不同的形式，一種與群體成員間信息的傳播方式有關，而另一種形式則與名譽感相關聯。
信息型流瀑: 假定群體中的成員依次發言，A 認為某種惡劣的行為實際上已經發生，B 現在知道了 A 的判斷，假設他根據自己所掌握信息的判斷與 A 的不同，但同時又不足以明確辨別誰的觀點更加可信，這時 B 就有可能會采用隨機方式決定，其結果很可能是同意 A 的觀點; 現在輪到 C 來判斷，在 A 和 B 都已經表示惡劣的行為已經發生的情況下，那么即使 C 所持有的信息表明前兩個人錯了，他也很可能會忽略自己所了解的情況，轉而同意 A 和 B 的說法，因為在 C 看來，A 和 B 所得出的結論很可能都是有理由的，而自己的信息并沒有百分百的把握，這樣 C 實際上就處于一個信息流瀑之中。
名譽型流瀑: 在名譽流瀑中，人們以為自己知道什么是正確的，或者什么可能是正確的，但他們仍然采取從眾行為，以保持別人對自己的好感。比如 A 認為某一社會現象是不合理的，而 B 表示同意 A 的看法，不是因為他真的認為A 是對的，而是他不想得罪 A，或者顯得對公共利益毫不關心，如果 A 和 B 都表示這一現象不合理，那么 C 即使不覺得這一現象有什么問題，也不會公開反對 A 和 B 的觀點，甚至還可能會附和他們的判斷，原因就在于 C 不想受到A 和 B 的敵視，失去群體對他的好感，這樣一個名譽流瀑就在事實上產生了。
可見，社會流瀑效應就是使群體成員在新的觀點和意見面前發現了現有結論的不合理之處，也不會輕易采取和他人不同的行動，結果往往是促使群體討論走向極端。
4．“群體思維”的特征
“群體思維”這一概念是由社會心理學家歐文·賈尼斯提出的，用于解釋那些可能會導致社會的失誤、災難，甚至某些形式的極端主義的決策過程。賈尼斯認為，某些群體在決策時會窒息不同的意見，注重達成共識而非正確性，對于替代性選擇和后果的研究未能予以足夠的重視，結果往往釀成慘敗。
［1］群體通常強調團結一致和志趣相投，而這一觀念將使得群體成員面臨的信息和名譽壓力加強，群體成員會沿著處于優勢地位的觀點不斷傾斜，直至走向某一意見的極端。群體思維還會貶低對某一決策或觀點的重新審查與思考，對對立面的看法也始終抱有成見，要么視之為十分邪惡而不愿與之交談，要么視之為十分愚蠢的意見而不愿對其進行審慎的思考。一個受群體性思維影響的組織，總是會施加各種壓力，迫使人們采取單一與組織中占主導地位相一致的思維方式。
二、大學生群體更容易走極端
大學生作為一個特殊的青年群體，他們朝氣蓬勃、富于激情，看重個人名譽，充滿正義感，具備較強的集體觀念，組織性紀律性強。這些特征使得這一群體更加容易走向極端化。
1． 大學生更加重視自己的名譽
誠如前文所述，名譽感經常扮演著極化推手的角色。來自全國各地的大學生四年中都要共同生活在同一個校園內，宿舍、班級、年級成為他們最容易找到歸屬感的集體，因此他們也非?？粗厮奚?、班級甚至年級同學對他們的看法和評價。一旦了解到別的同學的想法，他們就會朝著占據主導地位的立場調整自己的觀點，克制自己所持有的相反意見，而對目前集體中多數派的觀點表現出更多的熱情與支持，以使自己顯得更加的“合群”。在討論的過程中，意見處于弱勢地位的大學生會越來越不愿意表達自己私下持有的信息，使得自己所處的集體的立場逐漸走向某個極端。
2． 大學生更容易受“舌戰優勢”的影響
大學生群體通常更加富有正義感，在對一些違反規則或是道德行為的批判上，也往往更加富有激情和不遺余力?！吧鄳饍瀯荨苯洺０l生在討論實施懲罰性措施的情況下，主張予以較重處罰的人在與主張予以較輕處罰的人進行辯論時，往往會處于一個有利的位置，道德上的優越感會使主張較重處罰的人底氣十足，氣勢上足以壓倒主張較輕處罰的人，最終的辯論結果也往往偏向形成較重的處罰。對于富于社會正義感的大學生而言，這種“舌戰優勢”發生的可能性會大大增加，在對一些不公正現象進行批判性討論的時候，大學生群體的正義感有時會讓他們沖昏頭腦，盲信自己對某一惡劣行為的嚴厲聲討是正當的，在多數大學生都自信的選擇對某一行為進行嚴厲處罰時，那些對處罰結果的合理性存在懷疑的群體成員，這時也因為在討論時的劣勢地位，而難以對討論的方向發生實質性的影響，群體討論的結果更加容易向著主張嚴厲處罰的一方走向極端。
3． 大學生管理模式容易滋生流瀑效應
國內高校對大學生特殊的管理方式，決定了這一群體更容易受到社會流瀑效應的影響。
在寄宿制條件下，所有學生被以宿舍、班級、年級等為單位分成一個個大小不等的群體，群體成員生活和學習在一起，彼此之間比較容易形成情感聯系，這樣一些具有情感聯系且長時間生活在一起的群體，正是社會流瀑效應產生的絕佳溫床。例如，某個宿舍的同學在討論學校食堂飯菜價格是否合理的問題時，A 同學根據自己對其他高校食堂飯菜價格所掌握的片面信息，認為本校食堂飯菜價格很不合理; 同宿舍的B 同學在聽到 A 的判斷時，由于對自身掌握信息的不自信或者出于不愿得罪 A 同學的考慮，也做出了學校食堂價格不合理的判斷; 現在輪到同宿舍 C 同學，此時即便他掌握一些能夠證明 A 和 B 同學判斷錯誤的信息，但是出于不愿受到 A 同學和 B 同學敵視的目的，最終也會做出學校食堂價格不合理的表態，一個簡單的社會流瀑效應就這樣發生了，當這一效應的范圍擴大到班級、年級時，一場針對學校食堂飯菜價格的群體極化事件就有可能發生。
4． 大學生更容易受到“群體思維”影響
大學生是一個組織性紀律性非常強的群體，在學校日常的素質教育中，也會不斷強化大學生作為集體中的一員團結一致和凝聚力的重要性。這些品質對于成長為一名優秀的大學生來說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這些品質在某些情況下，卻有可能會加劇群體極化出現的可能性。
桑斯坦的研究表明: 如果群體成員高度的團結一致和志趣相投，由于信息和名譽兩方面面臨的社會壓力都得到加強，群體中發生流瀑效應的可能性就會增大，隨之而來的是群體討論的方向可能會由于損失了那些持有不同信息和觀點人們的意見而出現偏差。團結一致的潛臺詞其實就包含了需要抹殺不同意見，鼓勵群體成員意見和觀點的同質性; 凝聚力的形成同樣也是需要群體中的某些成員犧牲個人的觀念和看法，服從在群體中處于多數派地位的觀點，在這兩種品質的共同作用下，大學生群體的集體討論往往更容易走向極端。
三、預防大學生群體極化的對策
對于如何防止群體極化現象的發生，桑斯坦提出了幾個方面的對策: 傳統主義、后果主義、協商民主的理念以及多樣性與平衡。這些對策在預防大學生群體極化方面同樣有著重要的意義。傳統主義強調經驗和約定俗成的傳統的重要性，可以有效避免大學生由于激情與沖動引發的極化; 后果主義通過對某一極端化事件所可能產生的惡劣后果的預判與呈現，能夠有效地警醒群體討論的極化傾向; 協商民主重視各種不同意見的充分表達與辯論，有助于增加觀點的多元性; 而多樣性和平衡則鼓勵新的觀念與聲音，避免群體成員的同質性，通過相互交鋒的觀點讓討論更加理性。
1． 重視傳統的作用
英國政治家埃德蒙德·伯克通過對法國大革命的研究發現，民眾的激情容易導致人們受到某種思想的煽動而走向極端，相對應的，他提出要注重世代相傳的經驗的重要性，在他看來，具有理性的公民會意識到自身的局限性，而把大量的權力授予社會傳統。傳統主義肯定能夠作為對走極端的一種制約機制發揮作用，如果群體成員尊重過去的做法，他們就不大可能會將其拋棄，轉而選擇內部討論所產生的結果，因此尊重傳統的人們發生極化的可能性極小。大學生群體富于創新精神，喜歡挑戰和冒險，但有時候也很容易被自己的激情沖昏頭腦而做出極端的選擇。大學生要正視自身認識的局限性，將激情先放置于傳統和經驗中冷卻一下，充分尊重過去的傳統和積累下來的經驗的重要性。
在許多情況下，“動搖不定和反復無常比固執和最盲目的偏見還要糟糕一萬倍”。［1］
2． 加強對極端化后果的預判和警示
受邊沁功利主義的影響，桑斯坦提出了應對群體極化風險的另外一種對策，即后果主義。
后果主義主張認真調查某種行動所可能產生的后果，通過必要的調查能夠要求人們與事實接觸，減輕社會爭端以及與群體極化相關的風險。
桑斯坦研究發現: 通過較好的認識一種或者另一種對策的后果，可以有效地降低群體極化的可能性，許多嚴重的分歧也是可以縮小的。對于大學校園中發生的許多群體極化事件而言，如果一開始就對即將產生的后果做出準確的預判，那么參與這一群體行為的成員會更加傾向于主動避免極化結果的發生。這是因為，對群體向某一個極端發展所可能產生的后果的預判，可能會約束人們對現狀所抱有的激情，進而遏制群體的極端主義傾向。高校的管理者們應當在預測各種可能的極端化事件的后果上多做文章，針對存在極化傾向的大學生群體積極開展教育工作，通過分析其群體行為的可能后果有效警示大學生群體的極端化行為傾向。
3． 注重觀點的多樣性與平衡
觀點的不同可能會成為一種起保護作用的力量，制度如果允許各派之間發出不同的意見，常常能夠促進討論與周密的考慮，起到制約多數人的過度行為的作用。在校園討論中，通過培育多樣性的觀點可以有效實現某些沖突之間的平衡，而在缺乏一些不同聲音質疑的環境下，年少輕狂的大學生們很容易淪為某種狂熱情緒的受害者，沉湎于同質信息所構成的回音室之中，任由自己的錯誤傾向毫無節制的向極端化發展。因此，高校管理者應當注重培育校園中各種意見和觀點的多樣性，努力形成這樣一種局面: 針對校園討論中每一種似乎占據絕對優勢的觀點，總能夠找到一些“不和諧”的聲音和分歧的意見，以防止這種觀點變得偏激。
4． 融入協商民主理念
協商民主的結果雖然最終也指向共識，但這一共識的達成是建立在更加注重協商過程的廣泛參與以及協商品質的審慎明智的基礎之上的?！皡f商民主致力于同時解決民主的包容性與深思熟慮性”，［2］在大學生管理中充分借鑒協商民主的理念和技術，能夠有效降低大學生群體在錯誤的方向上走向極端的概率。這是因為，協商過程所要求的廣泛參與，能夠有效地提高討論過程中觀點和意見的多元性，避免群體成員觀念的過分單一和同質性; 協商品質所要求的審慎明智，在提高討論群體中每位成員做出正確選擇的概率上作用明顯。在一些校園公共事件的討論過程中，堅持協商民主的理念就意味著要廣開言路，允許最大范圍的接受志在參與討論的大學生以及各種不同的觀點，意味著對每一項議題的討論都是經過審慎的思考和充分的論證，在討論的過程中，每一個人，每一種不同的意見都得到了充分的表達和重視，這樣才能最大限度的避免大學生群體在一個錯誤的方向上走向極端。
［參 考 文 獻］
［1］凱斯·桑斯坦． 極端的人群: 群體行為的心理學［M］． 北京: 新華出版社，2010．
［2］James S． Fishkin． 實現協商民主———虛擬和面對面的可能性［J］． 浙江大學學報，2005，\\( 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