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何為一代人？

日常生活中，時常聽到有人談及“一代人”的問題。比如，知青一代，改革開放的一代，80后，90后……給這些群體的命名標準是不同的，或者以某個重大事件，或者以某個時間節點，或者以某種重要的共同經歷……無論何種命名標準都沒有較為完整地闡述何為一代人。在社會學、社會心理學領域，旨在分析哪些人可以稱為一代人，一代人具有怎樣的特點，會導致怎樣的結果等諸如此類問題的研究即“代際身份”（Generational identity）研究。

Mannheim等人對社會生活中“一代人如何出現并成為一個明顯的群體單元”進行過最初且重要的探討。他們指出，生理界限或時間的順序并非是有效區分代際身份的基礎，一代人不能僅僅看作是生理意義上的特定時間段，年齡相近不能成為界定一代人的充分且必要條件。相近幾年出生的人們也可能會因為地域不同、文化環境不同、生活經歷和境遇等不同而不能彼此認同。所以，Mannheim等人強調，一代人的產生是有一個重要的社會性節點或者定位。所謂社會性節點通常是以社會重大事件或者時期為條件來劃分，一般這樣的重大事件以及時期可能會影響整個群體的生活方式以及價值理念。經歷過重要社會性節點、年齡相近（尤其指當時正值青少年時期）的一代人往往會具有某些共同的公共事件經歷，某些相同的認知觀，某些共同的生存問題，以及具有某些共享的基本知識，所有這些都看作是界定一代人的重要標準［1］。

他還通過調查進一步發現，“代”作為群體標簽是以記憶為核心來表現的，也就是說不同的代群具有不同的記憶內容，記憶存在著代際身份的效應。一代人不但擁有著共同的記憶，更重要的是這些記憶形塑了他們的感知與思維方式，由此成為構建代際身份的關鍵。

吳國坤等也指出，“代”可以分成生理代際與文化代際。生理代際就是指任何一個年齡層的人與其相鄰年齡層的人之間的年齡差，而文化代際的形成實質是由于時代條件和社會環境的急劇變化，使不同年齡層之間的人在價值觀、思維方式、行為方式等出現明顯的差異［2］。從這個角度上講，一代人可以看作是社會生活中具有共同的社會-文化-生活經歷的一群人，這些共同的文化經歷形塑了他們相似的認知觀和世界觀，具體的社會環境和節點造就了他們的共同命運，真實的社會和歷史情境成就了一代人，從而進一步表達了這樣一個事實 ：“代是一種生物學事實，也是一種社會事實”［3］。

由此可見，代是一種社會身份標簽，一代人不但具有生理年齡上的相似性，還在社會文化環境中共享一些東西，包括重大事件，文化經歷以及認知模式和價值模式等等。被稱為一代的個體，或者認為自己是某一代群的個體，其自傳體記憶中會有內容的重疊，或者稱之為共同記憶，彰顯了一個群體在某種共同文化和生活境遇中的價值觀、生活觀，以及由此引發的深深懷舊感與認同感。

二、代際身份的特點

在個體的成長過程中，代際身份的構建具有一定的過程。具體來講，代際身份是在個體特定年齡階段才會出現的一種不甚明顯的社會-心理現象。個體是在成長到一定的年齡階段后，才逐漸明確地意識到自己歸屬于某個社會性的文化亞群體，共同享用一個用來指稱這個群體的代際標簽。國內外的相關研究表明，代際身份具有跨文化的一致性特點。

首先，強調了重要的社會文化變遷或者生存境遇對“代際”形成的重要作用，明確指出一代人所具有的社會變遷大環境是共同的。重大的社會事件所營造的文化境遇是區分時代的重要標準之一，社會變遷和重大事件使得年齡相近的不同個體有著相似的社會性經歷。尤其是青少年時期經歷過這些重要社會事件的個體，更容易在日后相互認同。

Schuman與Scoot做了一項調查，他們要求美國人列出一個或兩個過去50年內發生的比較重要的國家事件和世界大事。結果發現，每一代人列出了不同的事件，而且這些事情多發生在他們18-30歲之間。六十年代的個體提及二戰的比例是年輕個體的兩倍，而在20幾歲經歷越南戰爭的一代人則會更多地將越南戰爭看作是重要的社會事件［4］。

其次，強調了一代人所具有的共同經驗、認識世界的模式和觀點，更或者是形成一種時代意識感。也就是說只有當主體在共有的歷史經驗基礎上產生出相似的感知和理解的時候，社會學意義上的一代人才能形成。這里更加突出宏觀的社會文化和歷史環境對一群人、一代人的影響力量。國內也有人曾經探討過一代人所共有的普遍意義上的價值模式，以及不同代的群體表現出的價值觀差異，在綜合考慮心理學和社會學界多數學者看法的基礎上，按文化大革命和改革開放兩個重大歷史事件，將中國不同性質組織內職工分為解放初期一代（1949-1966年出生）、文革一代（1967-1978年出生）及改革開放一代（1979-1989年出生）等三個代人群，系統地分析了國內外代際工作價值觀發展趨勢［5］。結果發現，不同的代際群體體現出較為相似的價值觀特點，而不同代際群體則在價值觀方面出現了一定的差異性。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的，因為一代人在早年成長過程中共同的社會經歷，從而以獨特的方式塑造了他們的一切，特別對其態度取向和行為起到重要的影響作用［6］。

再次，代際身份體現出明顯的社會-心理屬性。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來看，社會環境、社會變遷等對一代人的彼此認同具有重要的影響。比如上山下鄉、改革開放等社會事件導致了一群人在認識世界、自己與他人等方面具有明顯的一致性。處于社會環境中的個體及其組成的群體之所以成為一個共同體、一個單元，是社會的、文化的、歷史的影響力量使然。從心理層面來講，“代群”并非僅僅是因為共同的社會經歷、相似的認知觀念而形成的，代群認同的意識更多的是作為某種群體的資格和身份對其有重要的意義。代群認同給予這一代人一個身份特征或者符號，也因為共同的社會經歷而使得一代人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某些共同的事件記憶、處理問題的模式、認識世界的觀點等等，同時心理認同的形成又進一步鞏固了群體成員共同的心理需求，使得群體身份符號更加內化，從而成為群體形象的一個心理資源。

最后，一代人強調共同的命運。一代人不僅有著重要的相似的過去，同時也面臨著當下或者將來相似的社會任務，面臨相似的生活境遇。在相同社會文化境遇中的一代人往往具有基本的社會性態度，有著一系列共享的人生計劃和目標，構成了代群的共同命運。

比如，吳小英指出，80后一代人的形成離不開宏大的社會文化環境，比如全球化和消費主義的降臨，大眾文化的日益繁榮，同時，80后也遭遇著集體性的現實迷茫和工作生活壓力，回憶過去與探討未來，才使得“80后”成為他們以群體身份相互認同的符號，凝聚著一代人彼此之間的認同力量［7］。

三、代際身份的解釋

代際身份是一種社會-心理現象，但如何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去解釋代際的形成及其所彰顯的特點？以往的研究對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關鍵期理論、懷舊理論以及集體記憶理論都力圖解釋代際身份的現象及其特點。

1. 關鍵期（The Critical Period Hypothesis）

代際身份現象的研究發現，被稱為一代人的個體往往會更多回憶青少年時期發生過的社會事件，也就是發生在人生第二個十年與第三個十年期間的事件。

通過研究自傳體記憶也發現，人們有一種自動化的回憶傾向性，即回憶的內容和事件多是12-29歲之間的重要經歷。

Schuman與Scoot指出，當問及不同年齡階段的個體，他們認為哪些歷史變化或者歷史事件對他們特別重要的時候，他們也多提及發生在青少年時期的一些事情［8］。為什么一代人對于過去的記憶總是聚集在這個年齡階段發生的事情？對于這種代際回憶效應能否給出一個可能的解釋呢［9］？

關鍵期理論從個體的角度解釋了一代人為什么總是傾向于回憶自己20歲左右的重要事件。它假設，每個人都在生命過程中存在著一個關鍵期，關鍵期內發生的群體或者社會性事件對其自身認同和同一性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響作用。在個體某個年齡段經歷的重要事情對其自身成長的影響程度不同。一般認為12-25歲發生的一些事件最能夠被長時間保持在記憶中，并對其人生發展產生重要影響。在這個相對較短的生命范圍內，大多數人都會離開親近的社會關系，比如父母、不同求學階段的同學，開始獨立，戀愛形成新的親密關系，結婚生子等等。通過調查發現，美國人都喜歡聽12-25歲期間聽過的音樂，看描述他們這個人生時期所發生的事件的電影。

12-25歲是人生中最重要的“社會性時間”，集體性記憶也最容易形成的時期。埃里克森的生命周期理論也證明了這一點，他指出，12-19歲是個體形成自我同一性的時期，20歲之后則是走向社會、成家立業的重要時期，而后的大多數生命時期較之12歲以來的社會化程度較低，體現出更為個體和隱秘的特點。發生在個體成長關鍵年齡的事情會深刻影響著他們的人生成長歷程。

相比已經成熟的成年人來講，有些事件更容易在觀點和看法都未穩定的青少年身上產生重要的影響。

Schuman等從認知編碼的層面上也做出了相應的解釋。他們認為，相比其他年齡的成員，在年輕時作為事件親歷者的一代對事件發生時期以及內容的編碼方面會更詳細。比如，要求不同代際的人去識記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的某些內容，結果發現，不同代際的個體在回憶內容方面存在巨大的差異性［10］。

Meksin等人認為，一代人所形成的事件記憶是事后建構起來的。人們更有可能在事件發生后的一段時間來討論、思考和重新審視，從而建立起一定的代際認知模式和認同效應［11］。

總而言之，12-30歲之間發生的重要事件比其他任何年齡階段發生的事情都更容易讓個體記住。關鍵期理論對這種現象的解釋主要圍繞著“年齡”展開，年齡階段特有的社會化任務以及認知編碼特點促進了記憶效應的出現，尤其是青少年時期重大社會事件發生更促進了代際記憶的內容出現明顯的一致性。這個年齡段不但是關于事件記憶的關鍵期，而且也是認同、親密關系、情感以及心智形成的關鍵期，更是認知編碼最活躍的時期，所以，重要事件對年輕人的影響程度更深。應該說，關鍵期理論重點解釋了一代人的記憶內容為什么更多出現在青少年時期發生的事情，卻忽視了去探討一代人的身份形成階段，沒有解釋一代人的共同性記憶是如何形成的。

2. 懷舊性記憶（reminiscence bump）

懷舊記憶理論認為，個體成長的過程中會出現懷舊的高峰期，這在一代人身上表現的更加明顯。一般40歲以上的人會比其他年齡階段的個體更多、更明顯地回憶其早年的經歷，回憶發生在10-30歲之間的事情，這是自傳體記憶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特點［12］。

Berntsen與Rubin調查了1241名受訪者，讓他們回憶自己經歷的最重要，最快樂，最悲傷事情的年齡節點。結果發現，40歲以上的受訪者的回憶都集中在20歲左右所發生的事情，而且多是回憶自己經歷的最重要、最快樂的事情，20歲左右成為人生歷程中的一個非常重要和明顯的回憶高峰期，而對于傷心和大多數創傷記憶的卻沒有這種趨勢［13］。

當個體認識到自己是某一個社會子群體的成員，共享著這個群體的共同目標，存在的問題，知識以及相似經歷的記憶時，可以說代際身份感就初步形成了。

例如，在這個階段，個體可能會認同于特定的社會運動、政治團體、宗教團體、或當時的其他社會亞群體，在這個認同產生的過程中，個體付出了巨大的認知努力，并解決了身份認同、個體與群體融合等困惑與問題。這些社會經歷和認知努力讓個體對這個時期發生的事件能夠進一步編碼并保存起來。而且，這些關于身份認同的認知進一步融入到個體的自傳體記憶中，甚至成為個體自傳體記憶的重要組成部分與內容，進而在整個生命周期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作為身份的形成，特別是一代人身份的形成，是關于外部世界選擇性特征的內化過程，也就是說，這個過程會將社會群體或者社會作為一個整體來認識，在這個階段，公共性知識占到主體地位，更有儲存的優勢，個體經驗則退居次。

一代人對其所保留的公共性知識和個體性知識是在不同的階段完成的。調查發現，30-70歲的被試在公共和私人事件的線索提示下進行自由聯想。在這里，公共事件是每個人都在生活中了解和接觸的，比如政治、戰爭、謀殺、體育/娛樂或新聞事件，但私人事件是只有個人經歷并進行組織的，比如出生、死亡、教育、工作、家庭、休閑、疾病等等。結果發現，公共事件的回憶高峰是在10至19歲之間，個體私人事件的回憶高峰期則是在20到29歲之間［14］，這是一個有意思的發現。社會性公共事件的記憶比個體事件回憶的高峰更早一些，可以推斷，10-19歲之間是社會性身份與認同形成的重要階段，而人生的第三個十年，則主要面臨著個體的生存任務，比如親密關系的形成，家庭的組建以及事業的拼搏。而這也解釋了為什么一代人總是傾向于從兩個方面進行認同，因為他們有著共同的命運 ：其一，青春期的公共事件經歷與回憶 ；其二，人生成長中面臨任務的相似性。

可以說，懷舊記憶理論比關鍵期理論更進一步，它重點解釋了一代人在人生的第一個十年所經歷的社會性事件對其社會身份形成的重要作用。這一理論將10-30歲之間的身份形成分成了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10-20歲是社會身份的形成期，第二個階段20-30歲是個體生活事件的重要時期。

10-30歲是人生的關鍵期，也奠定了一代人得以認同彼此的重要基礎。但是，這種理論卻沒有深入地分析一代人的共同性記憶如何建構又得以共同分享的過程？

3. 集體記憶理論（collective memory ）

對一代人來講，個體對于往事的記憶多是個體事件與公共事件的融合，而且由于個體事件受到共同社會性事件或者文化境遇的深刻影響，從而變得相似，體現出一種共感現象。集體記憶理論從這一點出發，更加詳細地探討和解釋了一代人在共同的社會境遇中如何組成了一個群體？集體記憶是一個群體所形成的有關群體過去的群體性記憶，它重點在于文化和事件的建構，而非個體的獨特經歷。一般來講，對群體生活、心理等產生重要影響的事件往往成為集體記憶建構的重要對象。一系列的事件構成了群體層面上的記憶，但并非是凌亂無序，而是要體現出事件的深層意義表征，體現出共同的文化境遇與生存狀態。雖然個體會將重要事件根據時序進行排列，構建出自己的文化生活寫照。但同時，這種個體生活事件的建構又離不開集體記憶的規范與要求，集體記憶是一代人形成認同感的重要基礎。

具體來講，自傳體記憶是關于個體經歷的記憶，它具有三個層次 ：時間階段、事件以及與事件相關的知識表征［15］。一代人具有某些社會事件的相似性記憶，確切的說是以事件知識表征為主的一種記憶。一代人不但建構了共同性事件，也彰顯和內化了事件的知識與意義表征。比如，在中國，對于知青一代人來講，上山下鄉是一種社會性的重大事件，在那一代人的記憶里有著不同的上山下鄉經歷，但是大家所共享的或者說對他們彼此之間產生認同感的則是這種經歷背后的深層意義表征，那就是知青一代人的經歷所彰顯的奮斗、吃苦、忠誠與奉獻等更具內涵性的意義表征。

再比如，在西方社會，垮掉的一代雖然對搖滾、奇裝異服等具體經歷有著多樣化的記憶，但是他們也無一例外地認同這些經歷背后體現出來的一代人的酷、頹廢、顛覆等內在意義表征。事件及其對事件的知識表征、意義表征所進行的建構就是群體所建構的集體記憶，它在一定程度上規范著個體記憶，也積極地與個體記憶相融合，成為一代人產生認同感、身份感的重要基礎。集體記憶隨著不同代群的文化境遇的不同而不同。

在同一文化中的個體都清楚不同年齡階段形成的經驗，身份以及經歷過的重大事件。一代人在群體所建構的記憶框架下，所經歷或者記憶的事件之間具有高度的重疊性，他們有著相似的認知結構，而起到主導作用的就是他們受到共同文化事件的影響，而不僅僅是純粹的生物年齡的影響。集體記憶理論進一步解釋了個體在共同的規范下，群體身份與個體生命的有效融合，以及一代人所形成的個體與群體共享的知識結構。

集體記憶理論對代際身份的解釋可以與關鍵期理論以及懷舊理論結合起來。比如，在少年期發生的重要社會事件固然重要，但只有在數年后才有可能得到更多的關注，一個群體才得以仔細反思。一代人在40歲左右的時候成為集體記憶的主體，可以明顯地被社會標稱為一代人［16］。應該說，一代人的集體記憶是一種強有力的意義制造工具，它以那些能夠引起一代人社會生活和觀念發生重要變化的事件為內容，通過個體、群體以及更大社會層面上的積極言說、交談、思考等敘事方式使得其具有分享性，在這個過程中關于事件的認知組織和情感狀態都會發生變化，可以影響群體的認知、態度和行為意向。作為一代人集體記憶的不斷建構過程為個體身份與代際身份提供了一個認同基礎。

四、總結與啟示

如何界定一代人，一代人有哪些特點，一代人的認同感如何產生的等等，關于這些問題的探討是非常有價值的。從社會層面上講，一代人是一個大的群體，這個群體中成員之間積極的、相互的認同可以有效規范一代人的社會行為，形成更強大的群體正能量，導引群體的良性發展。社會應該認識到代際身份的積極作用，并及時對群體展現的負能量進行有效的干預。

尤其是在社會發生重大事情、變革等情況下，對于正在成長的一代人進行積極、及時的引導和教育，促使其形成正確的社會認知觀，避免事件造成的創傷性記憶成為代際身份的負能量。從個體層面上講，一代人的認同是其社會身份的重要彰顯，能夠讓其更好地面對自己和社會，從中汲取積極力量。個體身份與代群身份是相互融合、互為基礎的，二者的同一是個體積極融入社會、接納自我的重要標志，個體正確地建構代群身份，認同代群身份也是個體發展的重要任務。

目前來看，雖然日常生活中我們經常聽到關于一代人的討論，看到種種關于一代人特點與形象的描述，但是代際身份的研究并不豐富和深入。在我國學界，關于代際身份的系統研究更是鮮見，我們所標稱的“知青一代”、“改革開放一代”、“80后”等都缺乏學理性的深入探討，也無法有效地從社會、群體以及個體相互作用的層面上對這些群體的代際身份現象做出很好的解釋，這是一種遺憾，也是未來的研究方向。

參考文獻：

［1］Mannheim，K. Essays o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M］. 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1952：302-304.

［2］吳國坤. 生理代際與文化代際的關系研究［D］.東北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5.

［3］周曉虹 .沖突與認同：全球化背景下的代際關系［J］.2008（2）：20-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