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楚傖小說受眾理論及其接受美學話語-藏刊網

清末民初，江南處在對外開放的前沿，經濟和文化活動異?；钴S。隨著報社、書局、學校等公共文化機構的出現，小說創作得以作為一項獨立的職業萌發，并出現了一批職業作家。與上海大都市毗鄰的蘇州，一批文人在“南社”的旗幟下，麇集奔走，開啟民智，宣傳革命。此時，外國小說翻譯與本土小說創作頗為興盛，文壇對小說作品（包括通俗小說）的學術研究也應運而生。迄至今日，黃人、徐念慈、蘇曼殊、包天笑等人在小說理論方面的實績，得到了學界的重視，而學界對葉楚傖這位當時頗有名氣的文人，卻缺乏足夠的關注。由于近代政治的煙云遮蔽，學界對葉楚傖小說理論的研究，暫付闕如。為此，筆者聚焦于葉楚傖的《小說雜論》，彰顯他的小說受眾理論及其接受美學話語，并探討清末民初小說接受觀念的人文歷史之因素。

一

葉楚傖（1887-1946）出生于蘇州周莊鎮的書香世家，1903年考入上海南洋公學，不久轉入浙江潯溪公學，翌年考入蘇州高等學堂。畢業后赴廣東汕頭主持《中華新報》筆政，以文字鼓吹革命。他分別加入同盟會和南社。民國成立后，葉楚傖在上海主編《太平洋報》《民國日報》《民立報》副刊，積極從事文化啟蒙活動。1920年以后他步入政壇，出任國民黨中央秘書長和宣傳部長等要職。從文人到政要，這種起伏變化的人生路徑，引人注目，也受爭議。但綜觀其為文、為官的生涯，葉楚傖終不脫書生本色。

就早期身份而言，葉楚傖是個活躍多產的文人。小說創作是葉楚傖文藝活動的重心。他創作了《古戌寒笳記》《如此京華》等章回體長篇小說，以及《蒙邊鳴筑記》《壬癸風化夢》等中、短篇小說作品，使用過葉葉、小鳳、湘君等筆名。葉氏為人瀟灑倜儻，富有“劍膽簫心”“詩心風流”的文學情調。民國著名作家張恨水曾說：“葉楚傖才大如海，心細如發，白話文言，均超上乘，似盛唐才子，而其意氣縱橫，假酒助勇，則又似李青蓮?！?/p>

這種認識與評介，部分反映了葉氏作為著名文人的精神風貌?？梢哉f，1920年以前，葉楚傖在報界與文壇，成就斐然，影響較大。

除了小說創作外，葉楚傖還致力于小說理論的研究?！缎≌f雜論》是葉楚傖在民國七年（1918）發表在《民國日報》副刊上的系列文章，加起來有數萬言，后收入《小鳳雜著》（新民圖書館1919年出版）?！缎≌f雜論》屬于清末民初的“小說話”類型?！靶≌f話”是以短小精悍的漫話方式來對小說進行評議的雜文體式，由系列文章構成，與近代報章雜志相結合，帶有現代隨筆批評的特點，比古代詩話、詞話更具學術討論性和時代在場性。

故在清末民初的一二十年間，各種報刊上的“小說話”風靡一時，到處可見，報載“小說話”的名稱有：小說叢話、小說小話、小說閑評、說小說、小說余話等。葉楚傖把自己有關小說研究的文章，命名為“小說雜論”,顯然是試圖在“小說話”的基礎上，對小說文類進行一種多元性、綜合性的論述。

從時間上看，葉楚傖的小說創作在先，小說理論在后。較之古典小說，葉楚傖把清末民初的通俗小說稱作“新小說”,意指此類小說具有新的創作隊伍、描摹對象、表現方式和受眾群體。葉楚傖既是通俗小說的實踐者，又是小說文類的論述人?！豆判绾沼洝芬猿D換、英雄情懷為歷史向度，雜糅中國傳統武俠小說和言情小說的元素，懸念迭出但絕非娛樂性的奇俠小說；《如此京華》以社會批判、精神啟蒙為思想向度，揭露了北京官場的黑暗內幕，其逼真的諷刺性，超越了當時的黑幕小說；《蒙邊鳴筑記》借鑒了近代偵探小說的成分，有言情內容卻與民族命運攸關。葉氏小說以通俗的文言寫作，表現的卻是中華民族的歷史振蕩與現實危機，具有濃厚的憂患意識。

由于葉氏的小說創作正是近代“鴛鴦蝴蝶派”盛行的時期，又與“鴛鴦蝴蝶派”的包天笑、鄭逸梅等作家相交甚密，再加上“不脫吳兒山溫水軟之習”,故當時曾被歸為“鴛鴦蝴蝶派”.其實，葉氏小說作品不論是內容的錯綜復雜，還是情節的曲折多變，都達到了一種雄渾、深邃與巧妙的境界，對當時流行的通俗小說有所突破。葉氏的小說理論與小說創作具有某種統一性。他著重于小說創作特性和讀者接受心理的審美探討，推崇近代多重文化空間中的言情小說、社會小說、神怪小說、政治小說、偵探小說、科學小說等文類創作及其雜交組合。葉氏認為前三種小說為中國所固有，后三種則屬于外國小說之傳入。各種小說類型滿足不同讀者的欣賞興趣，作家可以專精一類，或有機組合幾種類型，最大限度地發揮小說的接受效應。

清末民初的小說繁榮，帶來創作潮流的變換更替。吳地文人范煙橋曾經指出：“隨著讀者的口味而時相轉換，匯成‘潮流'.有時哀情小說成了潮，有時是社會小說成了潮，有時又是武俠小說成了潮……一個潮起來，’五光十色‘、’如火如荼‘,過了一個時期，潮退了，也就’絢爛之極，歸于平淡‘,又換了一個潮?！盵2]169在葉楚傖生活的時代，新與舊、雅與俗尚未區分，社會文化空間呈現出混雜曖昧的特征。葉氏是具有“小資”情調的報人。當時，報紙期刊等現代傳媒對人們的城市生活方式乃至生活觀念產生了重大影響。隨著上海被辟為“租界”,十里洋場，紙醉金迷，報紙期刊逐漸成為城市生活不可或缺的內容，培育了為數不少的自由撰稿人和較為龐大的小說讀者群。作為橐筆賣文的職業文人，葉氏蟠胸千卷，靈府不俗，有“獨立書齋嘯晚風”的氣概。鄭逸梅回憶，葉氏有酒癖，每餐必飲。在《民國日報》副刊當主筆時，他在辦公桌上放置白蘭地酒一杯，花生米一包，邊飲酒邊撰文。葉楚傖狀貌魁梧，而為文卻很秀麗，被戲為“以貌求之，不愧楚傖；以文求之，不愧小鳳”[3]127.可見，葉楚傖的小說創作與小說理論研究，是與時代狀況和個人性情密切相關的。

葉氏的小說評論有兩個重點。一是重視古典章回小說的優良傳統，認為“《水滸》之妙，在辭微義嚴；《三國演義》之妙，在辭義俱嚴。辭微義嚴者，必待讀者之探索；辭義俱嚴者，則無待于是?！?[4]

葉氏繼承了“以意逆志”的古代詩文評的傳統。二是贊賞近代通俗小說作家的精品杰作。例如《官場現形記》《老殘游記》《孽?；ā?，葉氏認為均屬“佳作”而獨樹一幟，因為它們以清明去蕪雜，以本色去浮艷，藝精技巧，雅俗共賞。

小說的創作分寸、藝事得失，是葉氏忖度的問題。葉楚傖強調小說創作應該引導世俗，美化文心，藥治士風。他對通俗小說的接受要求，做了具體的性狀考量。對于言情小說，作家要考慮接受效果，嚴加情淫之辨，以正面文章寫男女間之至美愛情，不渲染色情。對于社會小說，作家要考慮社會效果，多為無告者呼號，少替強盜騙子做辯護。對于政治小說，作家要考慮社會正義問題，貶褒并施，彰顯真善美，鞭笞假惡丑。葉氏提醒小說家需注意作品行世之影響，對社會、對讀者持負責的態度，那些借言情、黑幕進行誨淫誨盜的小說商，無異于私販鴉片。如此注重小說的社會效果，可謂用心良苦。

二

研究小說，首先必須定位。葉楚傖肯定小說具有“勢力”,小說能發揮特有的社會作用，小說之普遍作用力是一般的教育所不能完成的。小說有兩大作用：一是“窺察今古”.小說歷來是時代的鏡鑒，時代盛衰可從小說中找到線索。例如，今人能在《金瓶梅》《紅樓夢》等小說中看到世態人心、人際關系與歷史境相。二是“入人之深”.

小說能夠予人以影響，能夠作用于人心。民間流傳的“老不看《三國》，少不看《水滸》”的俗諺，表明兩部小說中的計謀與勇敢的故事，具有正反兩方面的效應。但是，小說畢竟不同于有史記性質的列傳的特點。葉楚傖界定了列傳與小說的區別：列傳記載精微，小說敘述顯豁；列傳貴在真實，小說之言可放誕；列傳的傳主多為單個人，小說所涉內容包羅萬象；列傳記敘尺度較嚴，小說描寫則求神似；列傳復述傳主的來龍去脈，小說則不必詳細交代主人公的生死結局。如此，葉楚傖既闡明了小說與歷史的關聯，又厘定了小說自身的屬性。

在中國文學史上，詩（詩詞曲）、文（散文）向來是兩種主要文體，小說處于邊緣地位。梁啟超在20世紀初倡導“小說界革命”,打破了這一格局。小說作為近代文壇的一種火爆的文體，為當時的有識之士所青睞。在葉楚傖之前，吳地學者黃人在執教東吳大學時所著《中國文學史》中就強調小說是文學之主力，服膺梁啟超“小說界革命”理論，但是他覺得對小說的社會價值之認識，須保持一種冷靜裁判的立場，“昔之視小說也太輕，而今之視小說又太重也。昔之于小說也，博弈視之，俳優視之，甚至鴆毒視之，妖孽視之；言不齒于縉紳，名不列于四部?！褚卜词牵?/p>

出一小說，必自恃國民進化之功；評一小說，必大倡謠俗改良之旨”[5]288.黃人反對極度輕視小說或無限夸大小說的偏向，力爭給小說以恰當的定位，即小說既不能承受生命之輕，也不能過度地承受社會之重。黃人冷靜地對待清末“小說界革命”思潮，在《小說小話》中，力圖探尋小說的審美價值。

在借鑒黃人小說理論的基礎上，葉楚傖對小說進行了更為公允的評估：“小說之道雖小，而人間之不可無此之物，與經史無異。不過一則形而上之，為國家之光；一則形而下之，為人民之鐸耳。吾今見有人讀小說而諱之曰筆記雜著，此大不可也；有人作小說而諱之曰游戲消閑，尤大不可也。其必諱之者，是即不是小說者也。雖然，其視小說也，既若是之重，則其辨之亦必甚嚴?！盵6]84葉楚傖認為小說是民眾喜聞樂見的通俗作品，今人需要嚴格辨別其性質。小說創作若要獲得大眾的青睞，必須做到文本與讀者的會通。

一是小說創作需要講究藝術特色和創作技巧。葉楚傖認為作家必須把握兩點：其一，性格的描摹。施耐庵的《水滸傳》描摹人物惟妙惟肖，魯達之爽快、武松之雄俊、楊志之郁勃，石秀之精靈等等，皆出類拔萃。由于作家“相其才，度其性，別其遇，以體貼揣摹之”,故這些人物“同為強盜，而儀容性情之不同如此，遂翕然贊嘆其揣摹之精，而不知施之乖覺絕世也”[6]80.描摹人物的儀容性情，雖然是小說家第一難事，但施耐庵以其實力能克盡之。今日作家，例如李伯元的《官場現形記》，可謂活畫出官場之丑態，然而亦只有一副面孔，創作手法稍遜于施耐庵。小說創作的關鍵，在于寫好人物的個性。人物個性既表現在行為舉止層面，又表現在人物語言當中?！端疂G傳》在用人物語言刻畫人物性格方面，做得非常好。例如，李逵對張順說道：“你莫在岸上遇我?！睆堩樆卮鹫f：“我在水里等候你便是了?！眱扇诉@番對話，其實是話中有話，都是毫不客氣地炫耀自己，一個強調岸上的本領，一個強調水里的功夫。各人自有各人的強項。充滿性情與性格的對話，預示兩人開打過程將會精彩。如此人物語言描寫，頗能見出個性，相當出色。其二，情節的擬構。小說創作要達到扣人心弦的藝術效果，則“須先構一奇特之局，如天地之布置山川然，瀠洄崢嶸，令讀者如入山陰道上”[6]88.《三國演義》描寫趙云過五關斬六將的情節，波瀾迭起，引人入勝。

二是小說創作要有引人入勝的美感屬性。葉楚傖認為作家需要臻達三個方面。首先是格局之妙。小說作者須有氣度，“茍能胸羅萬里，足遍九州，為指陳形勢，體會人文，經營一局之小說可也，為閨房兒女之小說亦無不可也，且無一不得其妙也。何則？其取也精，則其用也宏，宜無所施而不可也”[6]80.小說創作，須要內外勻稱，交代明暢，疾徐有度，動靜有致。葉楚傖隨之揭出一條小說原理，即作文之道，首重布局，格局既定，一氣呵成，終得佳作。其次是景象之美。葉楚傖贊賞《水滸傳》寫景摹物自有特色：黃泥崗之烈日，草料場之積雪，蜈蜙嶺之月色，景陽岡之斜陽，皆非庸手所能寫之。而鴛鴦樓外之殘月，孔家莊之微風，則尤為他人不可及。此種景象刻畫，自然又具真趣，讓人身臨其境，領略天地造化。再次是回目之精。葉楚傖覺得小說家要講究章回體小說的回目。一般來說，作者創作時，擬構回目次序，然后撰寫小說，寫完小說再訂正回目。曹雪芹在這方面做得比較好，《紅樓夢》第三十五回標題“白玉釧親嘗蓮葉羹，黃金鶯巧結梅花絡”,詞句凝練，工整對稱，無一字無來歷，毫無牽強，既綺麗，又貼切，充分顯示出作者的寫作功力。葉楚傖認為自己創作的章回體小說《官僚丑史》第三回的標題“釵光鈿影，綠暗紅稀”,雖詞藻艷麗，但未能反映出官場黑幕，似可再推敲。最后，與小說章回目錄相關的，是小說的命名問題。命名的要點，必須凸顯小說的亮點，若過于纖麗，則將影響作品的審美質感。葉楚傖稱贊近代長篇小說《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等，書名恰當，質樸明晰。在具體的擬構過程中，小說命名的方式有正有奇，不能拘泥一種方式而論。重要的是，小說家能夠奇正相應，擺脫窠臼，不流于狐禪野道。

近代中國，社會與文學從傳統到現代化的轉型都處于過渡狀態，進取的膽力和明辨的精神常常成為文學研究的機杼?！跋闰尅迸c“才子”們都為之奉獻著心力與才情。與視小說為“文學之最上乘”的晚清“小說界革命”論者相比，葉楚傖對小說的特質以及職能的看法，似乎更客觀公正，更周全辨證，且具歷史和美學的視野。他諳熟小說義理，力圖建構一種接近小說本位的藝術觀念：既肯定小說的社會歷史職能，又重視小說的文本美學價值。

三

雖然接受美學作為學派出自20世紀60年代德國學者堯斯、伊塞爾的倡導，但在此之前，中外學界與文壇并不缺乏采用接受美學的視角來研究文學者。因為在整個文學活動系統中，“存在著至少三個不可忽視的問題：藝術作品的創造問題，它的接受問題和評價問題。訴諸我們審美力的對象，產生于什么環境，包含什么意圖，創造者期待它產生什么感受，實際結果如何，在不同時代和地區，各種不同的意識形態都會闡釋這些問題的真正涵義”[7]25.實際上，文學作品是為了讀者的閱讀而創作的，其功能和作用也只有在接受活動中才能實現。文學的歷史效應并非建筑在一種事后的、人為編造出來的“文學事實”的聯系之上，而是存在于讀者對作品的接受過程之中。

關于中國古典小說的歷史接受現象，魯迅《中國小說史略》有言：“明季以來，世目《三國》、《水滸》、《西游》、《金瓶梅》為’四大奇書‘,居說部上首。在清乾隆中，《紅樓夢》盛行，遂奪《三國》之席，而尤見稱于文人。惟細民所嗜，則仍在《三國》、《水滸》。時勢屢更，人情日異于昔，久亦稍厭，漸生別流。雖故發源于前數書，而精神或至正反，大旨在揄揚勇俠，贊美粗豪，然又必不背于忠義?！盵8]195由此可見，《三國演義》和《水滸傳》大行其道之關鍵，是“義”的化身。這個“義”更多的是江湖義氣。施之以恩，報之以德，款之以情，還之以義。這“義”,正是小民們所企求的天地之人道。從百姓的角度，需要仗義正直、扶善反惡的主人公。故那些彰顯“正義”的小說作品為何興盛不衰，就不難理解了。

小說經典總是在過去與現在、文本與讀者之間的張力關系中存在的。葉楚傖的小說觀念具有犀利的接受美學視角。在他的心目中，小說作品既要體現作家創造的特性和意圖，又要注重作品對讀者的影響和效果。葉楚傖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剖析了小說作品的創作與接受問題。

第一，小說創作要掌握大眾讀者的接受心理。葉楚傖深諳大眾讀者接受心理的多面性與復雜性，認為小說創作之始，作家就要考慮讀者接受的兩種“心結”:“純真化”與“通俗化”.就創作風格而言，小說家當中，有追求“純真”風格的，即“專做正面文章者”;有追求“通俗”風格的，即“專做側面文章者”.《三國演義》與《說岳全傳》，是從真實的歷史人物出發創作出來的，一些讀者從真實的正面讀之，予以欣賞與接受。關羽、岳飛等英雄人物幾乎無人不知?！都t樓夢》是純真的正面與通俗的側面兼顧的作品，但有一些讀者棄其側面，讀其正面，賈寶玉、林黛玉成為了歷史上反抗封建專制的先驅。所有這些都證明了一個事實，即大部分“讀者僅能讀正面文章”.因此，作家欲影響這些讀者，須考慮他們的接受心理。

但是，小說作家又不能局限于“純真”化，還應走向“通俗”化?！栋咨邆鳌泛汀度Α纷叩氖菙[脫純真，追求通俗的路子，雖然作品相當俚俗，但其普及范圍非常廣泛?，F代作家有必要借鑒其創作經驗，以解決創作中的“純真”與“通俗”的關系問題。

在尊重大眾讀者的欣賞愛好的同時，葉楚傖又反對小說創作一味遷就大眾讀者的不良現象：

“迷信化”與“諧俗化”.他發現大眾讀者有一個很大的缺點，即他們雖然崇敬忠賢人物，但往往不能落實到現實生活中，以之為模范；他們雖痛恨奸賊，但不能在現實生活中引以為戒。例如，關羽應當為忠勇的模范而得到尊崇，但一般的老百姓爇香祭祀關公，目的是求簽算命或拜神祛病。

而且，手持“青龍偃月刀”的關公被視為斬妖之法師，甚至被拜為剃頭匠的祖師爺。更有甚者，一些老百姓把關公視為月下老人而拜為媒人。這些偏狹的盲目崇拜，都使忠賢主人公陷入離奇、神秘之境地。再如，公眾痛恨秦檜等奸臣，鑄造了數尊跪狀鐵像，置于岳墳前，用來示眾和謝罪，本當是一件很嚴肅的事情，但現在的一些老百姓抱著嬉鬧戲弄的態度，面對鐵像，以一泡熱尿澆之。這樣做的目的，不是要讓奸臣受千秋之罰，而是祈求來年之色頭（色頭與濕頭同音）。這些“迷信”與“諧俗”行為，顯然起不到應有的健康的社會效果。葉楚傖不免感嘆：“作小說即敷陳忠義，鑄鼎象奸，窮工竭力，其結果亦不過替社會添幾個妖廟邪神耳！”[6]90在很大程度上，大眾的接受行為影響著以他們為對象的文學的發展。

“迷信化”與“諧俗化”,屬于褊狹的公眾心理與接受行為，勢必掣肘小說的接受效果。

葉楚傖拈出大眾接受心理的負面現象，是為了“平心靜氣，求一挽救之方”,認為只有抓住“心結”,才能走向“心解”.葉楚傖叩問“心結”,旨在了解與掌握讀者復雜的接受心理，注意與警惕“一時諧俗之心”.在小說接受問題上，他強調“勘察一般人之心理而善為之誘導”[6]92.此種觀念，關涉小說“俗化”過程中如何“化俗”的重要問題。

葉楚傖的高明之處，在于指出小說創作要追求藝術的本真，以真化俗，化性起偽。當然，葉楚傖既看到大眾讀者“諧俗之心”的一面，也注意到“讀者亦未斯無特長”的一面。他覺得大眾讀者的長處在于：一是辨別是非能力甚明；二是終身記憶弗忘；三是傳播之力迅速。這是他對大眾讀者的判斷力、記憶力、傳播力的總體肯定。讀者大眾的接受心理與小說作品的接受效果有著某種內在聯系，“作小說而有志于移風易俗者，當審察國民之優點在，因而鼓舞之；弱點在何處，因而警戒之”[6]92.這樣做，無疑會有助于小說家找準作品作用于讀者的“穴位”,促進小說的健康發展與社會的啟蒙教育。

第二，小說接受要探索適當的途徑。在小說接受問題上，葉楚傖把小說的接受現狀與小說的效果統一起來，探索讀者所處的歷史社會環境以及由此形成的價值觀、教育素質和道德理想。他要解決的一個問題是，如何引導讀者（尤其是學生）閱讀小說作品。

民國初期，中國教育會的個別負責人認為一些小說作品“擾亂人心”“敗壞風俗”,致函各大報社，禁止刊登這類小說廣告。葉楚傖不贊成這種不問青紅皂白、禁絕一切的做法，認為與其不準學生看小說，不如從而提倡之，因為假如學生要看小說，學校當局即便想禁止也禁不住。即使禁之于校內，也不能禁之于家中。如果以為學生在校內看小說足以淆亂心志，敗壞道德，那么，學生在家中看小說不是會造成同樣的結果嗎？既然學生讀小說之勢不能禁絕之，則學校當局不如引導學生正確閱讀小說作品，多讀中國古典小說和西譯小說名著，作為課余消遣，裨益學生的成長。

為此，葉楚傖提出兩條途徑：一是學校建立讀書會，引導學生閱讀小說。他回憶自己在上海南洋公學讀書時，學校建有讀書會，會中所置書籍，新小說占居三分之一以上，雜志占居三分之一，自修課后，學生以會員證借閱，讀之津津有味，受益匪淺。二是建立小說鑒賞機制?，F今小說作者太多，魚龍混雜。葉楚傖設想的辦法是把小說作為正課加入大學文學系課程當中，培養一批小說研究人才，對中外小說展開積極有效的鑒賞與批評，促使小說事業興旺發達。

第三，小說闡釋要采取正確的方法。葉楚傖主張建立正確的小說闡釋與接受方式。對于《石頭記》（《紅樓夢》），葉楚傖提出打破從前種種穿鑿附會的闡釋法，“今世之談《石頭記》者，尋章索義，穿鑿附會，乃如漢儒之治經，真足以令人絕倒席上也”.他反對一味稽考本事的“索隱”法，“夫小說之有寄托固也，然不過大旨如此而已。若曰人人有隱名，事事有暗謎，則雖白盡孔夫子頭發，亦未必能成。畢竟曹雪芹非圣人，如何有此本領？而今之人評《石頭記》，于穿鑿之中，又儼然分洛蜀之黨，囂囂終日，意若甚得，不知非特絕倒席上者有人，即曹雪芹有靈，亦將撫掌大笑，謂’吾始愿不及此矣‘”[6]82.葉楚傖的此種觀點，是對當時的紅學研究的不滿和諷刺，提醒閱讀者、闡釋者、研究者回歸小說本質，不要片面地以“索隱”的眼光看待《紅樓夢》。

難能可貴的是，在小說的闡釋與接受問題上，葉楚傖凸顯了小說的文學本體地位：“是小說，則當以小說讀之，此亦天經地義也。一部《石頭記》，我只認定是一部《石頭記》，不是十三經、二十四史?！妒^記》中一人，我只認定是一人，不是別人，既省無數冤枉精神，得無數小說樂趣，而安分守己，不負古人，是何樂而不為？而必鞠躬盡瘁，造無中生有之文，作強派古人之孽哉！”[6]83文學作品是由文本構成的藝術世界，文學的真諦，主要依作品表達的文本形象來論斷。葉楚傖認為《紅樓夢》中的主人公，是曹雪芹搜集生活素材進行藝術加工，創造出的一個個有血有肉的藝術形象，而不是作者本人的自傳或記事。葉氏這種文學闡釋觀，不僅對當時的“紅學”研究的“自傳說”具有糾偏的意義，而且對我們現在一些“紅學”專家熱衷于索隱猜謎而不能自拔，也有警戒作用。

從接受美學的視域來看，文學創作與讀者接受，兩者不能分離，它們雙向互動，一起支撐整個文學活動的空間與系統。葉楚傖的小說理論的一個重要貢獻，是在中國近代文藝的背景下建構了自己的小說接受之理路?！皥髽I”起家的葉氏，對公眾的心理與社會的輿情，有廣泛而深入的了解，他重視小說的受眾，但不是文學上的民粹主義者。

他指出：“作小說而有志于社會，第一宜先審察一般閱者之習慣，投其好以徐徐引導之?！盵6]88這種小說觀念，辯證地闡釋了小說創作與接受的路徑。

“投其好”是要滿足讀者的心理需要與審美愛好；“引導之”是把讀者的鑒賞活動引入健康發展的軌道。用今天的話來說，“投其好”是追求“大眾化”,“引導之”是趨于“化大眾”,兩者結合起來，小說事業方能繁榮。葉楚傖所主張的“投其好以徐徐引導之”的小說觀，不僅要摸準大眾的接受心理，更重要的是，試圖為受眾提供積極的價值引導。此種小說理論話語，析理精準，義臻圓通。

四

葉楚傖的《小說雜論》迄今未能得到學界的重視，一些研究清末民初的小說理論的學者往往忽略之。原因有二：一是葉楚傖早年屬于試圖跨越新舊的、溫質的“蝙蝠型”文人，后來從政，在政治上又是一個較為復雜的人物?；蛟S是由于黨派之爭和意識形態的原因，葉氏被人為地疏漏在近代文學史之外。二是葉氏的小說理論文章，散見于《民國日報》副刊、《小鳳雜著》以及《葉楚傖詩文集》之中，需要研究者足音輕叩，吹盡黃沙始得金。筆者以為，在清末民初的眾多的“小說話”中，葉楚傖的《小說雜論》，描摹性狀，循理力證，談文說藝，雜而不亂。他對小說的社會功能、小說的歷史源流、受眾的接受心理、小說的美學技巧、創作的接受效果等問題，均有比較清晰的勘察。負重而不失靈動，耽美而不失雋永。此種小說理論體現出近代市民大眾文化的世俗性訴求與文學價值觀，這是近代文化思想及其啟蒙變革的另一種“現代性”.我們不妨放眼掃描葉楚傖小說理論的時代背景。近代中國小說的勃興，是文學界的一件大事。

葉楚傖小說理論的出臺，不是偶然的現象。它與當時的社會歷史狀況有著密切的關聯。清代末年，朝政日非，國勢危殆，人心思變。當時的立憲派或革命黨人，試圖利用小說作為宣傳工具，濬發民智。1902年，梁啟超在日本創辦《新小說》雜志，專門刊載小說，其《小說與群治之關系》，把小說視為文學之最上乘，盛贊小說對近世中國社會的改良作用，成為轟動一時的重要論文。梁氏還在《新小說》雜志，特辟“小說叢話”一欄，強調小說的“新民”作用，實際上是把“小說”予以“大說”.小說家吳趼人說：“吾感夫飲冰子《小說與群治之關系》之說出，提倡改良小說，不數年而吾國之新著新譯之小說，幾于汗萬牛，充萬棟，猶復日出不已而未有窮期也?！?/p>

清末時期掀起了一股譯介域外小說的熱潮，而且推動了本土小說的創作?，F代學者阿英在《晚清文學叢鈔》一書中統計，僅1907年，國內翻譯小說就有130種，本土創作的通俗小說有60余種。今人王爾敏剴切地指出：“學界先知之開新倡導刊布小說作品，背后的思想動力來自甲午戰爭之危亡意識，一致重視啟牖民智，促醒民心，決非文家偶然即興之思想，自是文士反應敏捷，一致同聲力倡?！?[10]227民初的小說，承接清末“小說界革命”而來。葉楚傖致力于小說創作和理論研究，均受此種文化場域的熏陶。

就全球范圍而言，小說的飚興，亦是文藝復興時期以來影響讀者大眾的文化事件。讀者大眾與小說興起之間的關系，是中外學界關注的問題。

美國學者瓦特認為小說之所以能在18世紀的英國興盛起來，當時占優勢地位的報刊印刷媒介以及中產階級的讀者大眾的欣賞趣味、文化程度、經濟能力有著關鍵性的促進作用。[11]230-235當然，近代中國小說的興盛，要晚于西方，并受到西方影響，屬于一種輸入式、后發性的膨脹。今人范伯群指出，近代通俗小說是“指以清末民初大都市工商經濟發展為基礎得以繁榮滋長的，在內容上以傳統心理機制為核心的，在形式上繼承中國古代小說傳統為模式的文人創作或經文人加工再創造的作品；在功能上側重趣味性、娛樂性、知識性與可讀性，但也顧及’寓教于樂‘的懲惡勸善效應；基于符合民族欣賞習慣的優勢，形成了以廣大市民層為主的讀者群，是一種被他們視為精神消費品的，也必然會反映他們的社會價值觀的商品性文學”[12]18.此種概括，非常準確。小說創作與小說理論成為葉楚傖馳騖文壇的篇什，確實與近代都市的崛起、作者與讀者隊伍的壯大，以及傳播網絡的推動有關。葉楚傖已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舊學者或士大夫，而是在近代都市生活背景下誕生的、重視“新小說”文體的知識分子。

當然，葉楚傖的小說理論也存在一些局限，例如，理論架構尚嫌粗疏，不夠細密，對近代本土小說作品的解析不多?！缎≌f雜論》在文體上屬于“小說話”,話語半文半白，體現了近代文化過渡時期的話語特征。但在“小說話”的面影下，葉氏小說理論悄然搏動的是現代的接受意識。葉氏本人熟悉小說創作之道，茹古涵今，吐納文藝，故能結合時代變遷，較為全面地考察小說的藝術屬性，深入捕捉受眾的心理和規律。這在某種程度上彌補了梁啟超、夏曾佑等人的小說理論偏重政治社會學闡釋之不足。因此，葉氏的小說理論在中國近代小說理論史上具有不可忽視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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