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昭和文學"的越境問題
中國作家創作的漢語作品和日本作家創作的日語作品，共同構成了東北淪陷區14年文學史。
這其中，中國作家的漢語作品被歸入到中國近代文學的范疇中來；而日本學界則習慣于將包含"滿人文學"的中國作家作品和日本作家作品均囊括進"昭和文學史"、即日本近代文學史的范疇中來。中日兩國學界對14年東北淪陷區文學史的界定顯然是不相同的。中國近代文學研究往往忽略日本作家和日語作品在同時期文學整體中的比重和位置；而日本學界將生長于中國東北的文學定位為"殖民文學"或"昭和文學"的外延。
東北淪陷區文學刊發的主要陣地是同時期報紙和刊物，目前東北三省館藏地方文獻資源庫中共保存了日文報紙61家，日文雜志共769種，是東北淪陷區文學研究的主要資料來源①。由于該數據庫較為龐大，尚未得到全面與系統的整理，即便是僅相關文學類別的文獻發掘也并未形成明晰的體系。對東北淪陷區日語報刊中的文學構成做出梳理和研究工作，對于充實文學史研究具有一定的現實價值。
日本學者們基于殖民地文學研究的原點，對東北淪陷區文學的審視帶有極強的目的性，對于越境文學歸屬問題的探討始終沒有停止。大東亞文學者大會是日本侵華時期偽滿當局與日本官方籌辦的文學工作者會議，也是"昭和文學"是否"越境"的一個爭論焦點所在。
昭和17年（1942年）11月，在日本文學家久米正雄的倡導下，日本文學報國會事務局主辦、日本情報局第五部（文化部）第三課（文藝課）協力承辦的"文藝報國運動演講會"召開了。該演講會進一步擴大規模與聲勢，繼而形成了第一回大東亞文學者大會[1].
同年末，《滿洲評論》文藝專欄編輯大內隆雄于該刊開篇的時評欄中發表了題名為《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的啟示》的評論文章，質疑"大東亞文學"中日本文學的"指導地位".大內在該篇文末不無揶揄地提議，第二回大會如若召開，理應向"滿洲國"代表發出更多邀請，特別是在"滿"日系作家。
鑒于《滿洲評論》在當時偽滿日語文化圈的影響力，大內的此篇評論文章或多或少受到了當局的重視。昭和18年（1943年）8月舉辦第二回大東亞文學者大會時，大內作為"滿洲代表"受到邀請，隨同山田清三郎、吳郎、田兵等人至東京赴會。
第二回大會較之此前的規模更為宏大，與會人數更加眾多。然而大內的提議顯然并未被政府背景的日本文學報國會所采納，較之日方代表99名的人數，所謂"滿洲代表"的寥寥5人顯然會使大內感慨系之。
從東京返回偽滿洲國的大內，馬上于同年9月執筆寫下《大東亞文學者大會歸來》。然而囿于戰時局勢，該篇并沒有被置于篇首的時評欄，僅作為普通評論被排版于期刊末尾。即便如此，大內仍舊占用了整7版的篇幅，與當時"文學報國"的國家潮流相抗衡。
此處有兩點值得玩味：第一，時評周刊《滿洲評論》每期僅31頁的總篇幅，大內的該篇報道雖然被置于篇末，卻仍占據了近四分之一版面；第二，太平洋戰爭全面爆發后的1943年，不僅日本本土、偽滿洲國亦處于高壓言論統制下，大內質疑當局文藝統制策略的文章，能夠在《滿洲評論》上得以公開刊載實為不易。
因此，至少可以作出如下推斷：《滿洲評論》與偽滿文壇之間始終維持著某種程度上的關聯；與此同時，同仁體制主導下的刊物編撰策略，呈現出了與所謂"戰時體制"相對抗的一個側面。
二、大會始末
前文所述的第一回大東亞文學者大會于昭和17年（1942年）11月召開。翌年8月召開的第二回大會又稱"大東亞文學者決戰會議".昭和19年（1944年）11月第三回大會于南京召開，又稱"南京會議".據《朝日新聞》數據統計，第一回大東亞文學者大會日方與會人員74名，日本代表57人，滿蒙華三方代表共21人；第二回大會日本代表99人，滿蒙華代表共26人；第三回大會日本代表14人，滿蒙華代表54人[2]6.
第一回大會于昭和17年（1942年）11月3日至同月10日期間在東京和大阪兩地召開。昭和16年（1941年）6月18日就任日本文學報國會首任事務局長的久米正雄，志得意滿地提出開辦"大東亞共榮圈內全文學者大會"的建議，其好友菊池寬也曾構想創辦"中日文藝家聯盟",二人一拍即合隨即定名為"大東亞文學者大會",并于同年底開始在日本和偽滿洲國兩地奔波籌措。因肯應約遠赴日本而來的知名中國作家少之又少，只好將范圍縮小到滿、蒙、華三地代表。
大會的議題主要有兩個項目："為達成大東亞戰爭目的、共榮圈內文學者的協助方法"和"大東亞文學建設".在大會開始的前三天，11月1日三地代表抵達東京，第一天參拜明治神宮、遙拜皇居，第二天繼續參拜靖國神社、參觀日本政府部門和明治神宮前正在舉行的國民大會，第三天拜訪朝日新聞社。緊鑼密鼓的日程使各地代表們幾乎不得喘息。大會開幕式在帝國劇場舉辦，在土屋文明的主持下行日本國民禮，其后久米正雄致辭。
下村海南總會長落座后，情報局次長奧村喜和男、陸軍報道部長谷荻那華雄祝詞，佐佐木信綱、高濱虛子、川路柳虹朗誦作品，齊藤瀏宣誓："大東亞戰爭正炙熱的今天，東亞全民族的文學者團結一致，為創造新世界的黎明而努力！"最后由島崎藤村帶領全體與會人員三呼萬歲，開會典禮落幕。
4日和5日的主會場以圓桌會議的形式在大東亞會館舉行，在戶川貞雄的主持下，議長菊池寬和副議長河上徹太郎參與了共同議事。圍繞第一議題"大東亞精神的樹立",武者小路實篤、柳雨生等人作了發言。第二議題"大東亞精神的強化與普及",爵青、橫光利一、吳瑛等人做了發言。進入會議第二天，就"如何通過文學尋找思想文化的融合方式"的話題，龔持平、細田民樹、張我軍等十余人做了自由發言。
6日至8日期間，代表們參觀了霞之關和土浦海軍航空隊、皇室博物館和諸所大學，夜間參加各大新聞機關的座談會和招待宴。
9日外國代表赴關西，在大阪中之島中央公會堂參加了文報和朝日兩家新聞出版社主辦的大東亞演講會，井上司郎、吉川英治、周化人、張我軍、吳瑛、恭布扎布、谷崎潤一郎發表演講，閉幕儀式隨后舉行，12日在京都正式散會。
第二回大會于昭和18年（1943年）8月25日至27日在帝國劇場和大東亞會館舉行。為籌備此次大會，文報新聞社的審查部長河上徹太郎和企劃課長福田清人數次來到偽滿洲國，調查第一回大會的反響，尋求偽滿洲國文學者的協助。
6月末上述工作基本完成，8月8日在各大新聞上公布了第二回大會的詳細日程和代表名單。
《文報》刊載了第二回大會的主旨：大東亞戰爭的戰況已白熱化，共榮圈內的決戰態勢亦準備充分，在此邀請大東亞內參戰諸國的文學者們，以確保共同提供文化上的協力，堅定戰爭必將取得勝利的信念，展示我國國民與國體的尊嚴，促使參戰文化人挺身而出貢獻戰爭[3].
較之做夢"大東亞的文藝復興"的第一回大會，被稱之為"決戰會議"的第二回大會，日軍戰況惡化的跡象凸顯。此期間日軍在所羅門海戰中損失慘重，太平洋戰線即將崩潰。這才是第二回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的真實歷史背景。大會開幕式上午9點舉行，由戶川貞雄主持，照慣行國民禮。久米正雄開會致辭、下村海南總會長落座后，增加了一個"皇軍感謝決議"誦讀。
除了谷荻那華雄陸軍報道部長依然列席致辭外，更多的日本政府與軍界人士充作"文化指導者"大會致辭，如情報局總裁天羽英二、大東亞大臣青木一男、海軍報道部課長栗原悅藏、興亞總本部總理水野煉太郎等人。各國代表（日本代表橫光利一、中國代表周越然、"滿洲"代表古丁、蒙古代表包崇新）致辭后，吉川英治朗讀宣誓書，在高島米峰帶領下三呼萬歲后落下帷幕。
正式會議于26日上午9點在大東亞會館開始。主持人戶川貞雄，議長菊池寬和副議長河上徹太郎均與第一回大會無異。議題是"決戰精神的昂揚、英美文化的擊滅、共榮圈文化的確立、理念與實踐方法".會議第三日上午9點10分開始，全體人員致國民禮后，分為三個會場各自開展討論。第一分會場由委員長高島米峰帶領44名與會者，探討了電影文學、國民化交流及共榮圈文化史的編撰等問題。第二分會場由白井喬二帶領40名與會者，探討中國文學的確立、東亞共同文學研究機關的設立等問題，大內隆雄在此會場做了發言。第三分會場由川田順委員長帶領44名與會者，探討了機關志的刊行和翻譯機關的設置等問題。當日下午1點以后，總會議再次召開，各分會匯報討論成果。
28日夜間，在軍人會館舉行了文藝演講會，久米正雄、井上司郎、田兵、小林秀雄等人做了演講。9月1日一行人西下至大阪，入住大阪朝日會館并舉行演講會，川田順、井上司郎、關露、吳郎等人做了演講。參觀過近畿地區神社后，在京都解散，代表們踏上了歸途。
第三回大會于昭和19年（1944年）11月12日在南京召開。大會最初曾考慮在偽滿洲國"新京"舉辦，因蘇軍在偽滿洲國以北的動態，考慮"戰局推移的需要"最終決定在南京召開。被戲稱為"夢想家"的久米正雄，為了選擇本次大會的地點，于昭和18年末在偽滿洲國和華中地區旅行考察一月有余。
大會的開幕典禮在下午三點舉行，主辦方從日本文學報國會移交中日文化協會。國民政府檢察院參事、宣傳部副秘書長沈廖士代表主辦方發言，隨后議長錢稻孫、副議長陶晶孫致辭。國民政府代表、日本大使館代表、陸海軍報道部長代表、"滿洲國"大使館代表依次致賀詞后，開幕式結束。
第二日上午9點30分開會，長與善郎、豐島與志雄、高田真治和高見順分別就以下四個議題發言。
（一）如何以小說、詩歌、戲曲激勵士氣鼓舞戰爭，以文學協助大東亞戰爭，驅除英美文學，進而獲得大東亞民族的解放。
（二）如何復興東亞的固有文化與精神，如何創作新東亞文化及其精神。
（三）如何積極實施大東亞宣言第三項相關的文化各項事業。
（四）如何提高大東亞各民族的文化水準與民族意識[2]33.
當日下午分為三個會場，開展討論各代表提出的20項議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