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是傳統文人的代表,他既有強烈的政治進取心,更有豐富的文學創作,“烏臺詩案”是其一生進取轉退的分界點。從謫居黃州開始,其早期“致君堯舜”的政治抱負一步步冷卻,而漸趨于“性命之憂”。然而與一般士大夫遭貶謫之后顯現的憤懣憂慮不同,蘇軾被貶黃州,在經歷過初期的失落之后,更表現出一種樂觀通達。對他這種身處困厄之境卻依舊懷有積極的姿態,有人解釋為其政治熱情減退后,由儒入佛入道,看破世事,自求達觀。但是,正如李澤厚先生在論述“儒道互補”這一命題時所說,“莊老道家畢竟只是知識分子所找到的幻想的避難所和精神上的慰安處而已,他們生活、思想以至情感的主體,基本上仍然是儒家傳統?！盵1]
作為傳統文人士大夫的代表,蘇軾自然也擺脫不了這顛撲不破的框架,儒家思想始終存在他身上并發生作用,只是”烏臺詩案“之后,其用世思想隱退,而體現為“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后者。更為重要的是,源于先秦,在宋朝被新儒家再次提出升華的“孔顏樂處”對其行為處事以及文學創作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一、“孔顏樂處“的意蘊
“孔顏樂處”這一概念最初是在二程回憶其師周敦頤時提出的,曰:“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盵2],這說明作為理學開山鼻祖的周敦頤很看著“孔顏樂處”,因此經常讓學生思考,撇開周敦頤對孔顏樂處的重視,我們先從先秦儒家著手,了解“孔顏樂處”最初的意義。
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墩撜Z·述而》[3]賢哉回也!一單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墩撜Z·雍也》[4]《論語》中這兩條語錄的重點在于顏回生存環境的惡劣———陋巷、簞食瓢飲,但后面緊跟“樂”字,就使兩句話的意蘊發生大變化,且將主要意思集中在“樂”上?？鬃臃Q贊顏回雖然身在陋巷,只有粗茶淡飯但仍然不失其樂,這在常人看來是難以理解的,因為富貴安樂是人之所欲,但顏回卻身處貧困而不失其樂。同樣是在顏回不與眾同,貧困中自得其樂這個層面上,孔子給予贊賞。貧賤而不失其志不失其樂,反安然自守,這是被周敦頤稱為“孔顏樂處”的主要內容,它給人一種精神上的引導,教人超越物質條件的貧乏,獲得精神的快樂與升華,不汲汲于富貴名利。聯系孔子一生的遭際,在周游列國的過程中遭受許多挫折,不但得不到諸侯王的任用,有時甚至還要受到別人的嘲笑,楚狂接輿和五谷不分的故事是最好的說明,但是面對這些艱難挫折,孔子依然不改其志,繼續游歷,以期重用,正是孔子自身的遭遇使得他對顏回的處境與行為深有同感,即而大加贊賞?？梢哉f,孔顏樂處是儒家積極追求現實進取之外的另一條處世之道,當儒者在進取之路上失意和窮困潦倒時,還可以退回來,自守其志。這也就為后世的文人士大夫提供了一個精神避難所。
《論語》之后直至唐代,未有人再論述“孔顏樂處”,其原因蓋為漢朝以后讀經解經蔚然成風,儒者只是在經典中尋求微言大義以及對世道人心有教化作用的內容,而對“孔顏樂處”這樣具有人性關懷的觀念置之不顧。至韓愈提倡“道統”,李翱主張“復性”,儒學才漸漸回歸于對人之心性的關照。但是于韓愈,孔顏樂處卻并不是他所同意與贊賞的,在《閔己賦》:“余悲不及古之人兮,伊時勢而則然;獨閔閔其曷已兮,憑文章以自宣。昔顏氏之庶幾兮,在隱約而平寬,固哲人之細事兮,夫子乃嗟嘆其賢。惡飲食乎陋巷兮,亦足以頤神而保年;有至圣而為之依歸兮,又何不自得于艱難?……聊固守以靜俟兮,誠不及古之人兮其焉悲!”這首賦的大致意思是說顏回不過一窮巷陋士,于人無益,于世無補,孔子稱贊是由于自己不能達成志向,遂轉而求精神勝利。雖在陋巷簞食瓢飲,卻可以安神養年,并且有圣人可以依靠,沒什么艱難的,反觀自己,“欲為圣明除弊事”卻無人賞識與愛憐。其中表現的是一種由羨慕到憤懣哀怨的感情,且對孔顏樂處不屑一顧與自身的經歷和處境有密切關系。
到了北宋周敦頤,他“返回到《周易》,建立無及而太極的宇宙論體系,這成為其修養論的理論根基,而其人生的精神訴求就是在《論語》那里找到淵源的‘孔顏樂處’,達到與道為一的精神和樂世界?！盵4]
面對孔顏所樂何事,周敦頤的回答是:“天地間有至貴、至富、可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圣?！盵5]
這即就是說,顏回追求的是“大道”,因此對世俗的富貴貧賤安之若素,處之若一。后來,程顥在《顏子所好何學論》中又說“顏子所獨好者,何學也?學以至圣人之道也”,歷來的學人都認為這句話道出了“孔顏之樂”的精髓,那么,圣人之道是什么?我們認為,是不耽于貧困安樂而自守其志,追求一種精神及道德上的完善和超越。因此可以說,孔顏之樂并不是對現實存在的執著和占有,也不是單純簡單的心理體驗,而是一種精神、內心上的針對“俗樂”的“雅樂”,是一種精神道德境界。同時,作為一種實踐性的哲學,儒家不但希望人懂得這種“樂”,并且要積極的去實踐,如果再能從實踐中體會此樂,便可達到新儒家所說的“圣域”了。
蘇軾就生活在這樣一個“孔顏樂處”被重新檢視的時代,更為重要的是,“孔顏樂處”是儒學原有的題中之義,蘇軾不可能不知道,周敦頤、二程只是將這一學說明確化、理學化。蘇軾一生多貧苦,政治上的失意和流放給精神帶來創傷,而經濟上的貧困又使其陷入更加現實的困境,但這并沒有使他放任自流,自甘墮落,從他的作品中,我們反而可以看到樂觀曠達的心理,不可否認,這有佛家和道家思想的影響,但儒家思想,尤其是“孔顏樂處”在將他從困境中拯救出來時發揮了不可忽略的作用,這將是我們接下來著重討論的問題。
二、“孔顏樂處”對謫居黃州時期蘇軾的影響
前面從歷史源流和當時思想分析了“孔顏樂處”,蘇軾本人也有對孔顏樂處的論述,在徐州時,他曾應邀作《顏樂亭詩\\(并敘\\)》顏子之故居所謂陋巷者,有井存焉,而不在顏氏久矣。膠西太守孔君宗翰始得其地,浚治其井,作亭于其上,命之曰顏樂。昔夫子以簞食瓢飲賢顏子,而韓子乃以為哲人之細事,何哉?蘇子曰:古之觀人也,必于其小者觀之,其大者容有偽焉。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無失聲于破釜;能搏猛虎,不能無變色于蜂蠆。孰知簞食瓢飲之為哲人之大事乎?乃作《顏樂亭詩》以遺孔君,正韓子之說,且以自警云。
這其中提到“韓子之說”,正是上面所提到的,韓愈認為被孔子稱贊的顏回之樂———“隱約而平寬”為哲人之細事,蘇軾“正韓子之說”即是對韓愈觀點的明確反對,那么就表示出,他對身處陋巷,簞食瓢飲而自得其樂的心態是贊賞的,因此他說“我求至樂,千載無偶。執瓢従之,忽焉在后”,即就是愿意效法顏回,以得至樂。
從他的詩詞信件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對孔顏樂處的接受與踐行。
蘇軾被貶黃州后,首先面對的就是生存問題,在《答秦太虛書》中他提到自己經濟上的艱難:初到黃,廩入既絕,人口不少,私甚憂之,但痛自節儉,日用不得過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錢,斷為三十塊,掛屋梁上……即藏去叉,仍以大竹筒別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此賈耘老法也。
在經濟困厄之外,蘇軾面臨的更多的是精神上的苦悶,元豐三年的《寓居定惠院之東,雜花滿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貴也》中“江城地癉蕃草木,只有名花苦幽獨”、元豐五年的《寒食雨二首》中“今年又苦雨,兩月秋蕭瑟”、“君門深九重”,墳墓在萬里”,“也擬哭途窮,死灰吹不起”,這些都體現出蘇軾遭貶謫之后的苦悶、孤獨,而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精神的打擊無疑要大得多。應該說政治上的失意是傳統文人普遍遇到的一個人生困境,而對于蘇軾,由于其“致君堯舜”的高大抱負的落空使這種失意更加嚴重,內心更為痛苦。然而面對經濟和精神上的雙重困境,蘇軾在抱怨埋汰之后,另有一份泰然,如說“度囊中尚可支一歲有余,至時別作經畫,水到渠成,不須顧慮,以此胸中都無一事?！薄暗米镆詠?深自閉塞,扁舟草屢,放浪山水問,與樵漁雜處,往往為醉人所推罵,輒自喜漸不為人識?！边@些都說明蘇軾在貶謫黃州之后面臨著與當日顏回一般之貧賤,卻更多一份苦悶,但在內心深處卻是與顏回之樂相通的,即超越了現實的困境,自為尋求一種精神上的達觀與快樂。在《答李端叔書》中,他寫道“謫居無事,默自觀省,回視三十年以來,所為,多其病者。足下所見,皆故我,非今我也?！边@說明蘇軾在經歷過烏臺詩案的排擠打壓之后,屢自反省,認為過去的策論都只是夸夸其談,對于實際毫無用處,這有種幡然悔悟或者說大徹大悟的感覺。自此,他不在汲汲于富貴之得失。我們無法忽視掉佛老思想對他的影響,但是孔顏樂處無疑在將蘇軾從現實的困境中拯救出來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他的文學創作風格,也潛移默化的受到了孔顏樂處的影響。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狽,余獨不覺,已而遂晴,故作此詞。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厥紫騺硎捝?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抖L波》蝸角虛名,蠅頭微利,算來著甚干忙。事皆前定,誰弱又誰強。且趁閑身未老,須放我、些子疏狂。百年里,渾教是醉,三萬六千場。
思量,能幾許?憂愁風雨,一半相妨。又何須抵死,說短論長。幸對清風皓月,苔茵展、云幕高張。江南好,千鐘美酒,一曲《滿庭芳》?！稘M庭芳》山下蘭芽短浸溪,松間沙路凈無泥,瀟瀟暮雨子規啼。誰道人生無再少?門前流水尚能西,休將白發唱黃雞?！朵较场愤@些詞都體現了他他頑強樂觀的信念和超然自適、豪放曠達的人生態度,在這些作品里蘇軾與自然是融為一體的,他好似成了自然的主人,也把真實的自己展現在自然面前,從內心深處忘記了在現實中的貧苦,把自己從束縛中解脫出來,心超越與萬物的甄別之上,全然不理會困境失意,反而安之若素,豁達通脫,一幅寵辱皆忘、超然物外,與自然合為一體的至樂大樂的樣子,讀來令人心曠神怡,無怪前人稱贊他拓寬了詞境。
又如《西江月》:照野彌彌淺浪,橫空隱隱層霄。障泥未解玉驄驕,我欲醉眠芳草?？上б幌L月,莫教踏碎瓊瑤。解鞍欹枕綠楊橋,杜宇一聲春曉。作者以空山明月般澄澈、空靈的心境,描繪出一幅富有詩情畫意的月夜人間仙境圖,把自己的身心完全融化到大自然中,忘卻了世俗的榮辱得失和紛紛擾擾,表現了自己與造化神游的暢適愉悅,讀來韻味無窮,令人神往。
所有這些都是超脫于現實的名利場轉而求精神的自由之后的樂處,“簞瓢未足清歡足”、“簞瓢有內樂,軒冕無流矚”,孔顏的簞瓢之樂最主要的即在于生存主體對外在環境的內向超越,蘇軾無疑做到了這一點,因此不管是其為人還是創作都體現出樂觀通達的景象,也因此他可以更自在的生存,游歷,寫作。
元豐五年\\(1082\\)七月,蘇軾與朋友一起泛舟游赤壁,創作了文學史上著名的“赤壁三絕唱”。其中詞作《念奴嬌·赤壁懷古》將豪放風格發揮到了極致: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穿空,驚濤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杰。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故國神游,多情應笑我,早生華發。人間如夢,一樽還酹江月這首詞氣象闊大,筆力飛動,雄渾豪放,氣勢磅礴。面對奔騰不息的長江水,詞人心潮澎湃:遙想當年,風流儒雅,雄姿英發的周瑜在這里談笑間殲滅了強大的敵軍,何等地瀟灑,何等地豪氣沖天!詞人自己也欣然神往,想要像他一樣開創一番事業,可是壯志難酬,只落得“早生華發”。但詞人并沒有沉湎于此,而是跳出了個人狹小的圈子,超脫地看待這一切,人生如夢,世事無常,又何必在意一時的榮辱得失,是非成敗?在同一時期創作的《赤壁賦》中蘇軾運用了辯證的觀點來看待政治失意和人生無常的苦悶,從而清除內心的痛苦\\(盡管那如怨、如泣、如訴的簫聲傳達出蘇軾內心深處的苦悶與憂傷\\)。更有前后《赤壁賦》對人的渺小,宇宙的廣博由衷的感嘆,對生死的態度以及江海寄余生的想法都很好的映證了蘇軾已經完全超脫出現實的浮名浮利。
他已經棄名韁利鎖,擺脫塵世的紛擾羈絆而轉向遁跡江湖,已經由身處困境而以一副曠達的心態獲得了精神的自由,獲得了高貴的精神境界。這便是孔顏之樂,是超脫,是蛻變于困境里的內心恬靜安然。
蘇軾是懂得并在積極實踐孔顏之樂的,當不幸接二連三的發生在自己身上時,他沒有就此消沉,而是苦中作樂,堅持對人生對事物懷著永恒的美好追求和熱情贊美。他是具有胸懷和度量的仁者,在他身上自然有一種源于內心的仁德、沉靜、達觀、灑脫。當這種新儒家所倡導的“樂”與佛家的空幻虛無和道家的率性自然共同在他身上發生作用時,我們看到了他的曠達和超脫。張培恒和駱玉明先生在《中國文學史》中對此有中肯的論述:蘇軾既嚴正又平和,既堅持了士大夫積極入世、剛正不阿、恪守信念的人格理想,又保持了士大夫追求超越世俗、追求藝術化的人生境界與心靈境界的人格理想,把兩者融為一體,巧妙地解決了進取與隱退、入世與出世、社會與個人那一類在士大夫心靈上歷來相互糾結纏繞的矛盾,他為后來在類似社會條件下生存的文人提供了一種典范,因而獲得了他們普遍的尊敬。
總之,蘇軾作為一名儒家知識分子,在遭遇人生和事業的低谷時,儒學固有的“孔顏樂處”對他產生了積極的影響,這與佛老思想共同起作用,造就了蘇軾樂觀曠達的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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