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性倫理應用于經濟或商業活動日益受到諸多西方學者的青睞,“有些學者聚焦于個人層次,意在表明德性倫理可為經理的行為表現和決策制定提供有價值的洞見”;“有些學者選擇將筆端觸及組織層次的德性”,研究企業如何在團隊合作的基礎上提供優質的產品和服務;“還有學者主要在企業與社區、社會作為一個整體”的層次上,衡量企業及其活動給周圍環境帶來的或利或害的影響;理論和實踐之間的相互關系也是一些學者研究的內容[1]。而德性倫理應用于企業便是其中的顯著內容之一,激起了學界考察和研究企業德性和組織德性的興趣[2];反過來,這樣的研究又促進了德性倫理在企業中的應用。
一、理論依據和實踐旨向
盡管德性倫理應用于經濟活動和企業是新近發生的事情,但德性倫理的應用性早在古希臘時期的亞里士多德那里就可以找到理論依據和實踐旨向。而這在麥金太爾所言的“德性之后”的時代日益凸顯,由此產生了“追尋德性”的社會和學術思潮?？梢哉f,德性倫理應用于經濟活動和企業也是德性復興的一種呈現形式。
在亞里士多德那里,德性倫理的應用性主要包括德性自身的應用性和德性倫理學的應用性。而德性的應用性主要體現在道德德性的獲得和運用及實行、理智德性的運用和將德性應用到具體事例中等。比如,在道德德性的養成上,“自然饋贈我們的所有能力都是先以潛能形式為我們所獲得,然后才表現在我們的活動中”,“但是德性卻不同:我們先運用它們而后才獲得它們”
[3]36。再如,“公正”這一德性之所以是“最為完全”的,是因為“具有公正德性的人不僅能對自身運用其德性,而且還能對鄰人運用其德性”[3]130。又如,具有或運用作為理智德性之一的智慧“就使得一個人幸?！盵3]187。還有,德性也會是“不完善”的,因為“一個人甚至可以有德性而一輩子都不去運用它”[3]12。此外,“法律要求我們實行所有德性,禁止我們實行任何惡”[3]133;“在政治與戰爭的實踐活動中可以運用德性”[3]306等。這些均在不同層面體現出德性的應用性或運用性。由此,德性的應用性是指德性所具有的可運用、可實行的性質。而且,德性的應用性不僅是就道德德性和理智德性而言的,還體現在獲得德性之前的運用上\\(通過應用而獲得\\)和具有德性之后的運用上\\(應用已具有的德性\\)。而且,人們不僅可以將自身具有的德性應用到自己和他人身上,同樣也可以將德性應用到一些實踐活動中去。當然,人們也有可能從不應用德性\\(而不應用德性便是德性的不完善之體現\\)。由此,德性的應用性意在強調德性主體或德性的擁有者既要將德性應用于自身和他人,也要將德性應用于實踐活動;此外,應用德性也是完善德性的一種體現。
更為重要的是,亞里士多德還指出,“我們不應當只是談論德性的一般概念,而應當把它應用到具體的事例上去。因為在實踐話語中,盡管那些一般概念適用性較廣,而那些具體陳述的確定性卻更大些。實踐關乎那些具體的事例,我們的理論也必須同這些事例相吻合?！笨梢?亞里士多德不僅考察和研究了德性的一般概念和理論,還試圖將德性概念和德性理論應用到實踐活動中的具體事例或事務上,而且主張主張所要考察和研究的德性的一般概念和理論要與實踐中的具體事例或事務相吻合,才能科學而確切地把握德性,正所謂“理論的東西本質上包含于實踐的東西之中”萬由此,亞里士多德的德性倫理學既是一門關于德性概念和德性理論的科學,更是一門具有應用性的德性倫理學,即具有理論和實踐的雙重屬性。
德性倫理在亞里士多德那里之所以具有應用性是與“善”具有可獲得性、可實行性緊密相關的。亞里士多德德性倫理學所研究的是“人可以實行和獲得的善”,并且,“如果我們所有的活動都只有一個目的,這個目的就是那個可實行的善,如果有幾個這樣的目的,這些目的就是可實行的善”。而“人的善就是靈魂的合德性的實現活動,如果有不比一種的善,就是合乎那種最好、最完善的德性的實現活動”。
這樣,德性也就必然具有應用性,即可獲得性和可實行性。在德性倫理學的應用性上,亞里士多德的原則是理論不僅要與實踐相吻合,而且還要有助于人們在實踐中養成、獲得德性。所以他說,對于德性的考察和研究“有一種實踐的目的”,即使我們自己有德性。故而,“我們就必須研究實踐的性質,研究我們應當怎樣實踐?！?/p>
因為,我們的品質是怎樣的就在于我們的實踐活動及其性質是怎樣的1可見,德性的應用J險和德性倫理學的應用性便具有本質的內在關系,前者是后者的邏輯前提,因為德性若無應用J險便談不上德性倫理學的應用性;后者是前者的實踐旨向,因為德性倫理學的應用性是以“使我們自己有德性”為目的的,這是德性的應用性之要求。
此外,關于亞里士多德德性倫理學的應用性,萊克漢姆還有這樣的論述:“倫理學作為實踐的學問只能為運用的目的而追求?！盵3]8可以說,作為亞里士多德的實踐科學之一,倫理學是以追求德性在實踐活動中的應用為目的的。正如北美哲學家、新實在論者孟太葛將倫理學界定為“研究善之性質及若何可以應用之于行為”[5]4,倫理學的應用性并不是脫離于、獨立于倫理學的,相反,它本身就是倫理學必不可少的內在特質之一?？梢?倫理學本身就有著研究和應用的雙重任務,其中,“應用”是將“善”應用于“行為”,而“研究”當是指“研究善之性質”以及“若何可以”將“善”應用于“行為”。同樣,德性倫理學的應用性也是德性倫理學的內在特質之一,德性倫理學本身也具有研究和應用的雙重任務,其中,“應用”是將德性應用于實踐活動及其主體,而“研究”是指研究德性性質以及怎樣可以將德性在某種情況下應用于實踐活動及其主體,二者密不可分并自成一體。這樣,可以將德性倫理學界定為研究德性性質以及怎樣可以將德性應用于實踐活動及其主體。
由此,德性倫理的應用性是指德性和德性倫理學本身所具有的,可以被應用于實踐活動及其主體的屬性,而德性倫理應用于經濟活動和企業便是這種應用性在經濟活動和企業中的邏輯展開和具體呈現,并且,這種應用性也為德性倫理應用于企業提供了理論依據和實踐旨向\\(使企業成為具有德性品質的組織,換言之,使企業自身有德性\\)。然而德性倫理應用于企業不同于德性倫理應用于個人,這就需要在理論和實踐的雙重層面加以證明,以使這樣的應用具有現實合理性。
二、現實合理性
事實上,在德性倫理應用于經濟活動和企業的過程中,企業有無德性和如何利用德性倫理解決企業在現實經濟活動中面臨的道德難題是兩個新的核心議題,由此,“企業德性”、“組織德性”等概念的產生及其在實踐活動中的應用是一個既富有創新意義而又極具挑戰意義的議題,同時也是一個需要在理論和實踐的雙重層面就其現實合理性加以論證的議題。
就其創新意義而言,企業德性和組織德性不同于傳統德性倫理中的個人德性:前者是德性倫理在組織層次上的呈現,而后者則是其在個人層次上的呈現;前者是德性倫理在當代應運而生的產物,而后者可以說是傳統德性倫理的“代名詞”[6]。與此同時,企業德性和組織德性與個人德性也密切相關:前者是后者在當代新的衍生物,是對德性主體和德性倫理的新拓展,同樣,也是傳統德性倫理在當代背景下新的理論研究和實踐探索[7]。而這些均需要在傳統德性倫理的基礎上有所創新,方能在組織層次上具有適應性。
就其挑戰意義而言,德性主體從個人擴展到企業之類的組織后,企業德性和組織德性需要在概念、內涵、外延、結構等方面加以合理性證明,而這樣的證明并非在與個人德性類比的框架下做出簡單意義上的論述,而是要在理論和實踐的雙重層面探究出新的理論內容和實踐路徑。德性倫理應用于企業這樣的組織完全是一個新課題,不僅要對企業自身進行倫理學意義上的考察和研究,也要對企業活動的倫理合理性進行理論和實踐層面的探索和討論,這樣就會面臨一系列理論和實踐上的難題,同時也會遭到其他理論的詰難[8]。由此,德性倫理應用于企業是否具有現實合理性便需要加以論證。
首先,就理論而言,德性倫理的獨特立場和明顯優勢,足以使得德性論能夠與功利論、義務論等進行交鋒。伴隨著德性倫理在當代的復興,德性論即便在當代不謀求倫理學的中心地位,也要突出自身的獨特立場,由此才能在當代倫理學中占有一席之地,并與功利論和義務論等相互交鋒。而德性論的獨特立場便如邁克爾·斯洛特所說,“當且僅當一種觀點把aretaic術語作為基礎\\(而把道義論的觀點作為派生物或者作為可有可無的\\),并且它主要強調內在品質或動機,而不是強調規則或行為的后果,這種觀點就可算是一種德性倫理學的樣式”?？傊?“德性倫理學尋求的是這樣一種德性理論:它是自我確立的、以自己為中心的,而并非派生物或襯托物”[9]378-379。因此,德性不是原則、義務、規范等的派生物,而是德性倫理學的基石和中心;德性論更不是功利論和義務論等的襯托物,而是具有自身的獨特立場,其出發點和立足點就在于是否以德性作為行為是否道德、活動是否合理的本源。
不僅如此,德性論也具有明顯的優勢,這使得它們應用于企業、組織時也具有了合理性。
縱使具有深厚哲學、道德哲學背景的“康德主義和功利主義的路徑”一直占主導地位,但是,如果從認識論上來審視這兩條路徑,它們“在回答一些基礎理論問題上面臨著合理性的難題”,比如,“為什么一個公司應該是倫理的”、“如何衡量一種倫理行動的利和害”等。而德性論在回答這些問題時則具有一定的優勢,原因就在于,“德性理論確證了做出倫理決策所需要的衡量標準或基于原則的職責”,并且,“德性論對于激發精神價值觀念的關注使得它努力追尋‘我們需要什么樣的組織?’這一問題的答案”[10],由此便產生了何為“好的組織”的新問題[11]
29。同樣,也產生了“我們需要什么樣的企業”以及何為“好的企業”的新問題。而它們是考察和研究企業、組織德性核心議題。并且,在西方學界關于組織德性的已有研究中,諸多學者均談及經濟活動和企業,均關涉經濟倫理,而其中的組織德性在很多情況下指的就是企業德性,這在理論上為德性倫理應用于企業提供了一定的合理性[2]。而對于“德性企業”及其德性品質的考察和研究便是對“我們需要什么樣的企業”這一問題的一種回應[12]。
其次,從實踐來看,企業需要德性倫理作為倫理資源為其解決現實中的道德難題。在“運用問題”上,德性論被以功利論和義務論為主的現代道德哲學指責為“不能產生具體的道德規則,不能形成一個規則體系”,即被批評為“不可規則化”,它們標榜“規則和準則比美德概念能夠更有效地分析實際的道德問題,從而為我們提供實際的指導”[13]31-32。然而,以原則、規則或規范為學術標識的功利論和義務論在面臨實際問題時同樣也捉襟見肘。比如,平托\\(Pinto\\)作為福特公司在美國20世紀70年代銷量最好的超小車型之一,其油箱卻存在著在被碰撞的情況下易于爆燃的危險,并由此造成了500多人死亡和更多的人嚴重燒傷,且這種危險早就被公司的工程師意識到。然而,公司經理卻算了一筆賬:“修補這種油箱所獲得的利益\\(包括挽救的生命和減少的傷害\\)并不值得他們在每輛車上花費11美元———這是給每輛車裝上一個可以使油箱更加安全的設置所需要的費用”。
而且公司的結論是,“維修油箱所用的花費遠遠高于一輛更安全的汽車所帶來的收益,因而增加安全裝置是不劃算的”。這樣,福特便在利益最大化的原則下,將人的生命和健康以低于公司收益的價格估算,從而故意制造了悲劇[14]47-49。再如,發生于1991-2011年的美國“安然事件”。安然能源公司在短短五年之內,“從零開始發展為美國的第七大公司”,它擁有一套完整的、長達65頁的并且涵蓋內容之廣泛、標準之具體的倫理或行為規范,然而就是這樣的一個公司卻制造了“企業倫理的最大丑聞”,同樣也是對“企業倫理的最大褻瀆”,因為“公司的成功最終卻證明是一場煞費苦心的欺詐騙局”。這不得不引起人們的質疑:如此完整的“行為規范何以失效”[15]344-345?可見,不論是利益最大化的原則還是不容褻瀆的義務在企業現實活動中都有可能大打折扣,由此功利論和義務論也是不完善的,也有其自身的現實局限性。當然,這種局限性也并不意味著功利論和義務論在現實中毫無用處,事實上,功利論、義務論和德性論等均有可能成為解決企業現實道德問題的倫理資源,它們只是在具體問題上有著不同的側重點,而不是誰有用誰無用的問題。
總之,即便“德性倫理學能夠被運用于實踐的道德問題,認為怎樣做應該可能,而這是大多數德性倫理學家一直逃避的任務”[9]397-398,但是德性倫理也正在成為企業解決現實道德問題的倫理資源,這涉及企業在公司形象、倫理管理、倫理決策、倫理行動、集體行動等方面的道德難題。
同時,這樣一種倫理資源更使得企業能夠積極而又樂觀地解決道德難題[16]。
由此,德性倫理應用于企業在理論和實踐兩個層面均具有一定的現實合理性。
三、合理性建構
盡管德性倫理應用于企業既具有基本的理論依據和實踐旨向,也具有一定的現實合理性,但這些并不意味著德性便自然而然地就呈現于企業及其現實活動。事實上,只有德性倫理應用于企業的合理性得以建構才能符合企業的實際情況并發揮出功效,而這既需要在德性倫理體系內部加以建構,也需要在企業經營管理層面加以構建,由此才能將這種合理性落到實處。
首先,企業及其現實活動要以目的善為前提預設。德性倫理本身是一種具有目的善的倫理學樣式?！叭说拿糠N實踐與選擇,都以某種善為目的”,并且“所有事物都以善為目的”[3]3-4。
可以說,人類的所有活動也都以某種善為目的,當然,經濟活動也不例外。所羅門對經濟和企業活動的解讀、商業和企業問題的解決就是“亞里士多德方式”的,他認為,商業和企業活動要有靠得住的立足點和真正的目的或宗旨?！捌毡榈姆睒s而不是一小撮人的發達才是商業活動真正的目的和正義之所在,商業暗含著公共生活和社會公德的前提假設”。這樣,企業就要以促進人類社會的普遍繁榮、公共生活的健康有序和社會公德的持續增進為真正目的和宗旨[17]14-15。同樣,卡梅倫等人也認為,包括企業德性在內的組織德性與“道德至善”、“人性增進”和“社會改良”等有著密切的正相關[18]?？梢?企業及其現實活動要有一種旨在追求目的善的前提預設。
其次,企業要有將自身塑造成為德性企業或德性組織的品質善。在英語中,品質\\(char-acter\\)“就其指人而言,主要是指個人、組織、民族等不同于其他個人、組織、民族等的精神的或道德的性質”。從倫理學的角度看,品質有“德性品質”和“惡性品質”之分,前者是指“善的、道德的品質”,后者則是指“惡的、不道德的品質”[19]128,137。而企業目的善的前提預設決定了其品質善,因為“每種事物的品質就取決于其目的”[3]80;并且,目的善的實現也是合乎企業德性品質的事情,因為人的善就是合乎德性的實踐活動?！拔覀兎Q贊一事物,似乎是因為它具有某種性質并同某個其他事物有某種關系。我們稱贊一個公正的人、勇敢的人,總之,一個有德性的人,以及稱贊德性本身,是因那種行為及其結果之故”[3]30-31。尤其是,德性“使得我們的目的正確”,也“使我們采取實現那個目的的正確的手段”[3]187。同樣的,企業品質善惡與否也要依據企業及其現實活動的目的、選擇、行為及其手段和結果是否是善的?？梢?品質善是在目的、選擇、行為、手段和結果等共同良性作用下形成的。比如,有學者認為對于企業及其現實活動而言,德性品質及其應用于企業使得個人和組織致力于個人利益和社會福利的期望和追求[20]
。而且,德性品質可以使得企業能夠在管理者、企業及其行為和目標上追求卓越,并防止企業及其部門、人員的腐化,進而將自身塑造成為具有德性品質的組織[12]?？梢?品質善是企業成為德性組織的根本條件和本質呈現。
再次,企業目的善和品質善的實現還需要在實體善中來完成。一方面,德性的養成和塑造需要法律和制度做保障,即要在共同的好的法律和制度下培育德性,而實行和設置法律和制度的目的在于使得實體中的個人和組織趨向德性、走向共同善或總體善即實體善,進而成為有德性者[3]312-315。另一方面,“從實體出發的德性觀來看”,“德性是有關個體和類、特殊和普遍的一種關系性存在”,企業德性則是一種倫理實體性的關系性存在,其本質當是倫理性的東西在本性所規定的組織品質本身中得到的反映[21]256-262。而企業作為經濟實體既是社會實體的有機成分,也是人類社會和生態環境的有機分子,其間本應蘊涵著個人、組織、社會、國家以及生態環境之間的倫理關系,并在此基礎上形成統一的倫理共同體即倫理實體。因此,企業要維護和增進,而不要破壞和惡化其存在于其中的倫理關系,因為實體的完善在于各種倫理關系的良性維持和持續增進。由此,建構目的善、品質善和實體善有機統一的德性倫理體系是德性倫理應用于企業的理論基石。
最后,德性倫理應用于企業的合理性建構也需要構建利益與責任相關者共同參與的公司治理體系。一方面,企業德性需要實體通過社會習慣、法律法規、規章標準等營造企業向善的文化、制度和行為環境,換言之,只有企業內外部環境中的各個利益和責任相關者共同參與公司治理,才能確保企業能夠關心個人利益、關切公共事務、關愛人類社會、愛護生態環境等,以此追求人類社會的普遍繁榮和生態環境的持續發展,而這些正是企業及其活動的內在價值之所在,也是企業作為道德行動者的本質之呈現和實踐之旨向[22],同樣也是企業應當追求的道德理想和努力達到的倫理境界。另一方面,德性倫理應用于企業的實現,既需要建構目的善、品質善和實體善有機統一的德性倫理體系,也需要在企業的現實活動中構建與目的、品質和實體相適應的公司治理體系。畢竟,僅有法律法規、規章制度、倫理規范、道德理想和倫理境界是遠遠不夠的,還需要有相應的完善的由企業內外部利益和責任相關者共同參與的公司治理體系,因為不完善的企業內外部公司治理體系能夠促使企業在現實和理想上的分離,而完善的公司治理體系也可以促成企業在現實和理想的統一。同樣,利益和責任也是相互的,企業的盈利性要奠基于其負責任的道德品質和道德形象,而這需要納入公司治理體系當中,以便利益與責任相關者發揮作用。因此,只有完善的公司治理體系才能使得企業以德性為其自身以及活動的本源,才能使得企業成為好的、負責任的企業。
可以說,建構利益與責任相關者共同參與的公司治理體系是德性倫理應用于企業的現實保障。
總之,惟有建構目的善、品質善和實體善有機統一的德性倫理體系和相應完善的利益與責任相關者共同參與的公司治理體系,德性倫理應用于企業方能實現,進而使得企業及其活動在目的、品質和實體層面趨向善、走向善并最終實現善,而這正是德性倫理應用于企業的合理性之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