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先生曾說：“衣裳是文化的表征，衣裳是思想的形象?！雹僮鳛槲幕?，服飾以顯性或隱性的形式向人們傳達著一定的倫理思想、道德觀念，并灌輸于人們的思想行為之中，以維護社會的正常運行。正是因為服飾是形象化的文化符號，故其在產生之初便與倫理聯系在了一起。傳統倫理因道統與君統、華夏與夷狄、官方與民間之間的倫理價值沖突，在具體的倫理實踐上，有時不得不采取一定的權變措施，在倫理的經權之辨中，服飾不斷發生著形貌、風格及禮俗的變化。故而，從傳統服飾的流變角度，討論傳統倫理的權變規律，服務于當代服飾的倫理價值的構建，不但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而且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谶@樣的立意和認識，才有了本文的選題和立意：立足服飾，論古觀今；繼承傳統，以明倫理。
一、傳統服飾與倫理
《左傳》曾云：“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謂之華?！保ā洞呵镒髠髡x·定公十年》）可見，服飾早已與華夏文化息息相關，成為中華文明的外展，也正因為此，我國又被稱為服飾之國、禮儀之邦?？梢哉f，正是在服飾文化的灌輸下，中國人形成了與之相關獨具東方特色的文化心態和民族品格，以貌取人、服分尊卑、色有貴賤成為東方人特有的價值認知和倫理思維。因此，研究傳統文化，就必然離不開服飾文化，解剖傳統倫理，就必然少不了對傳統服飾的分析和研究。首先，我們從傳統服飾的三大功能入手，來看一看傳統服飾與倫理的關系問題。
1. 傳統服飾的三大功能
有關服飾的功能，服飾理論界一般將其歸結為“防身護體”、“遮身避丑”、“明辨身份”這三個方面②。這三大功能，從其存在的功能屬性上來看，既具有自然功能（防身護體），又具有社會功能（遮身避丑、明辨身份）；從其對人的主體性價值滿足來看，這三大功能中，既包含有“真”的價值內容（防身護體），又包含有“善”的價值成分（遮身避丑、明辨身份）。正是服飾有著這樣的價值基礎和功能屬性，服飾成為倫理的“合理性外衣”才成為可能。當然，服飾的社會功能，是因為倫理價值觀念的賦予才逐步完善和豐富的，所以，各個時期、不同朝代，因倫理觀念的不同，傳統服飾會出現不同的形貌和風格，配套不同的服飾禮儀和服制。比如，漢代因儒學盛行，流行儒冠盛裝，魏晉因玄學興起，出現袒服亂發，隋唐因佛學滲透，流行羅裙束胸，如此等等，都與一定社會的倫理價值觀念密不可分。
但是，除去服飾的自然功能，傳統服飾的社會功能都是與維護封建等級統治緊密聯系的，因而融為社會體制的一部分，成為灌輸君統觀念、塑造傳統人格的有力手段?！抖Y記·儀禮篇》有關行冠禮儀式曾有這樣的記述“：主人玄端爵韠，立于阼階下，直東序，西面。兄弟畢袗玄，立于洗東，西面，北上。擯者玄端，負東塾。
將冠者采衣、紒，在房中，南面?！保ā抖Y記·儀禮》）何種身份，著何色衣飾，施何種職能，立于何種位置，清清楚楚一目了然！當服飾與封建皇權相結合后，其社會化功能就愈加放大和明顯，通過服飾的規定，達到倫理教化的目的也就成為服飾所要承擔的天然職能。于是傳統服飾中，有了帝王所服的冕服、官員所服的卜服，官民共服的孝服，等等③！這一點，我們從歷代封建王朝《輿服制》的服飾規定中可以找到明證。
2. 傳統服飾與倫理的契合
毋庸贅言，倫理是調整人倫關系的條理、道理、原則，也即“倫類的道理”④。毫無疑問，人類社會的產生是人隨著生產勞動的進步，逐步社會化的結果。但是，人的需求是無限的，而人所賴以生存的自然資源卻是有限的，為了人類的整體發展就必須要訂立一定的游戲規則，使人們明白何為“真”、“善”。很顯然，前面在講到服飾的功能時說，服飾具有“真”“善”的價值功能，故為其成為倫理的外在形式奠定了價值基礎。此外，馬克思在論述倫理道德產生的社會根源時曾說：“在任何情況下，個人總是‘從自己出發’的，但由于從他們彼此不需要發生任何聯系這個意義上來說他們不是唯一的，由于他們的需要即是他們的本性，以及他們要求的滿足方式，把他們聯系起來（兩性關系、交換、分工），所以他們必然發生相互關系”⑤。這說明，倫理是產生于一定的社會之中的，其存在于一定的社會關系之中。倫理“是社會調控的一種重要方式，也是個人自我完善的一種特殊的精神力量”⑥。
既然倫理具有如此強大的調控能力和精神力量，其主要是通過什么形式來完成社會調控的呢？從其顯性的手段形式來看，倫理是以一定的國家意志形式來實現其調控目的的，比如法律、禁忌等；從其隱性的手段形式來看，倫理是以一定的道德心理、品質信念、生活習俗的灌輸和培養來實現其調控目的的，比如良心、民俗等；從其物質的調控手段來看，倫理是借助一定的物質形式來實現其調控目的的，比如說監獄、服飾、飲食、戲曲、書籍、寺廟等，滲透于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我們說“倫理即生活，生活即倫理”。也正是因為此，服飾成為實現倫理調控目的的有效手段。
需要指出的是，受“天人合一”思想的影響，傳統倫理在“真”、“善”的價值觀念上具有明顯的“人文”特征。老子以“道”寓萬物之“真”，儒家以“理”明世界本源，而墨法則兼顧二者所論，認為“道”為自然之本，“理”為人治物之律，二者都以人為目的，都離不開人的作用?！暗勒?，萬物之所然也，萬物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物有理，不可以相薄。故理之為物之制，萬物各異理，而道盡稽萬物之理?！保ā俄n非·解老》）這種將人作為“真”的尺度，其結果必然是“真由善立”。同樣是受人文價值觀念的影響，傳統文化中“善”的觀念明顯帶有人的情感成分，由“人心而立善德”成為一種價值的本然！鑒于此，傳統服飾在產生之初，便帶有天道特點和人文精神。服分衣裳，以應天地，衣如其人，文質彬彬。同理，傳統服飾在審美評價上，帶有明顯的“禮善”特征。以服名禮，服分尊卑（官服），以服辨身，服分親疏（喪服）。
二、傳統服飾流變中的倫理權變
有關倫理的“經權之辨”，一直伴隨于傳統倫理的發展始終。如何在堅持君統統治的政治前提下，實施不同的倫理手段，達到道統與君統的統一，一直是困擾傳統倫理的話題。正是君統與道統的矛盾性存在，傳統服飾一直在行經與權變中蹣跚前行，盡可能地滿足不同階層、不同群體、不同時代的價值要求，在最大范圍內達成價值共識。因此，傳統服飾在歷史的演變中，雖一朝有一朝之服飾，但在整體上體現了道統的“仁禮”精神，在局部上，體現出了不同階層、群體的價值訴求，以達到和諧統治的君統目的，服飾因而也就有了“大小傳統”的時尚分野。
1. 倫理的經權之辨
傳統倫理中的“經權之辨”，實際上是倫理認知與倫理實踐之間的關系問題。傳統儒家認為，所謂“經”乃“常義”，是源于“天道”而立的“人道”。那么，這種“人道”究竟是何種性質的“人道”呢？自然是儒家所倡導的以“三綱五?！睘楹诵牡膫惱韮r值原則。鑒于董仲舒所提出的“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這樣的絕對命題，“經”便有了絕對性和權威性的倫理地位。所謂“為人主者，予奪生殺，各當其義，若四時。列官置吏，必以其能，若五行。好仁惡戾，任德遠刑，若陰陽，此之謂能配天”（《春秋繁露·天地陰陽》）。由于這種“人道”是出于維護封建宗法統治而設的“人道”，故傳統之“經”不可避免地帶有深深的君統烙印。
不過，道統視野下的傳統之“經”并非僅僅包含君統的價值內容。如何在堅持“仁禮”精神的前提下，實現個人價值的滿足？這是傳統倫理在德性主義的倫理視野中經常爭論的話題。孟子曾言“：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則受之以手者，權也”（《孟子·離婁上》）?？梢?，在價值選擇出現矛盾沖突時，傳統倫理在權衡利弊的基礎上，兩害相權，取其輕。這里，體現了傳統倫理在價值實踐領域具有一定的辯證主義精神，“它揭示了道德原則的絕對性與相對性的統一，道德實踐的原則性與靈活性的統一，以及實踐低層次的道德原則應服從高一層次道德原則的要求”⑦。當然，從道統的立場來看待此種經權之辨，其價值的最高歸旨是：人的價值的滿足，個體生命價值的尊重。
除此之外，這種有關“經權”的討論，在傳統政治實踐領域亦有發端。比如說，“天子三年然后稱王，經禮也；有故，則未三年而稱王，變禮也”（《春秋繁露·玉英》）。為何未滿三年而稱王依然是“合禮”的呢？董仲舒說“：權，譎也，尚歸之以奉巨經耳”（《春秋繁露·玉英》）。也就是說，行權的宗旨是為了達到更高目的的價值追求，行權的范圍是在更高道德范圍內的行權。這里就產生了一個問題，何為更高目的的價值？何為更高的道德范圍？傳統儒家復歸于德性主義的人性論角度來闡明這個問題，認為“權者，反于經然后有善也?！袡嘤械?，自貶損以行權，不害人以行權”（《公羊傳·桓公十一年》）。如果我們將這種行權的目的與儒家所提倡的君子的最高倫理價值目標聯系起來的話，不難看出，所謂“行權有道”的最高價值原則便是，滿足君統統治需要，為君王排憂，為百姓謀福，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也！
2. 傳統服飾流變的三大事件及其倫理指向
細觀上面所分析的“經權之辨”，我們會發現傳統倫理在邏輯上有著一個難以避免的矛盾。在道統的理想范式中“，經”的最高價值是人的價值的滿足，個體生命價值的尊重；在君統的現實操作中，行權要服從于君統統治的需要。如何在經權結合中，實現道統與君統的價值平衡？從傳統服飾的流變來看待這一問題，我們可以發現，服飾在流變過程中盡可能地堅持了“正人心法”道統精神，服從于君統的政治需要，在道統與君統的相互妥協中漸進發展。
（1）胡服射騎。這是華夏服飾與所謂的夷狄服飾在相互交流融合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一件事情。事發于春秋戰國時期，當時趙國國力日下，為圖新政，趙國國君趙武靈王決定改服易制，效胡人服飾，習胡人騎馬，以便提高生產和軍事能力⑧。但是，就這么一個舉措，卻遭到了體制內頑固勢力的強烈抵抗，比較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趙王的叔父公子成，他反對易服的理由便是漢服乃是祖宗之制，不可廢除。他說：“今王舍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人道，逆人之心，而怫學者，離中國，故臣愿王圖之也?！雹嶷w王是如何反駁的呢？他說：“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圣人觀鄉而順宜，因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
……儒者一師而俗易，中國同禮而教離，況于山谷之變乎？”⑩在他看來，只要堅持了傳統禮的經義，至于服飾的形貌，只要利于國家的發展，卻可多元，所謂“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也！最終，胡人褲裝開始在漢人中流行。
（2）關門而冠。眾所周知，古人重首服，故加冠之禮在明代以前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禮儀。但是，宋代以前，受原典儒學及經濟發展水平的影響，冠禮是貴族的權利，普通庶人無此殊榮。漢代冠禮沿襲《周禮》之制，采用“三加”之禮。配套的禮服包括“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韐。皮弁服：素積，緇帶，素縪。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緇帶、爵縪”（《儀禮·士冠禮》）。與服裝對應，配套的配飾也有三套，如青組纓、緇纚、皮弁筓、爵弁筓，等等。在加冠前期，主家要卜筮問吉，準備酒具器皿，加冠時要引賓、拜謝、唱贊，等等，程序十分繁雜，場面十分宏達，故一般百姓絕無經濟實力來完成此禮，可能是因為這個原因，孔子才說“禮不下庶人”。時至宋代，商業發展，民富而知禮，開始出現了禮的下移，民間也開始流行冠禮起來。但是，此時的冠禮已經不再筮日，改由正月某日行禮，行禮前三天告于宗祠祠堂。主人自選賓客中賢者一人，深衣而服，以作住持。加冠前，席間所擺器皿酒盞找本族人作執事看守，另選親戚、子弟中習禮者一人為儐，立于門外。如是長子加冠，醮則改席于中堂，否則用原席，等等?？傊?，此時的加冠之禮，以突出仁禮精神、育化品德為目的，以簡單實用為原則，盛大冠禮開始轉變為“關門而冠”。受民間冠禮儀俗的影響，體制內的有識之士開始對傳統冠禮提出質疑，官方只好以俗為禮，簡化宮廷冠禮程序，一切以實用為要。至明代，宮廷已無“三加”之禮。
（3）十從十不從。滿清建政之初，曾一度推出了血腥恐怖的“剃發易服令”，即要求漢人效仿滿人，剃發髡首、馬褂短衣。這對于長期接受儒家文化熏陶，視“發膚為父母所受，不可毀傷”的漢人來說，無異于是當街裸奔。于是，各地漢人奮起反抗，上演了慘烈的“護發運動”，其中以嘉定最為激烈，因固守道統禮儀，嘉定城經歷了三次屠城，史稱“嘉定三屠”。在各地以“護發”為名的抵抗中，各地反清組織猶如螢火夜光，雖難成熊烈大火但卻久撲不滅，江南的朱明舊地歷經十余年而“發匪”不絕。面對雙方的僵持不下，清王朝只好采取權變之法，聽從了明朝遺臣金之俊有關滿漢各異的“十從十不從”建議。其中，有關服飾的最為重要的一條是“男從女不從”，宋明時期的服飾形貌才得以有限性保留。當時官方雖顧及臉面未將此“十從十不從”列入正史記載，但從順治中后期所推行的滿漢政策來看，確實是按著這個原則來進行的，滿漢各異，官隸不一，男女有別成為清朝服飾的一大特點。
三、傳統服飾流變的當代啟示
從上述服飾的歷史流變可知，在道統與君統的斗爭中，道統往往籍借倫理價值的恒定性和歷史慣性，頑強地存在下來，君統則鑒于統治需要，對道統作出一定的讓步，以權變的方式靈活行經。服飾正是在倫理的權變中既保留了傳統，又滿足于現實，在道統與君統的價值觀念的爭斗中走向和諧發展。當然，服飾背后的倫理權變是在“可以然之域”的權變，這個“可以然之域”便是維護君統統治的“可以然之域”，在這個大前提下，傳統服飾在流變過程中堅持了以下幾個方面的權變原則，這些原則對于當今我們構建合理的倫理共識同樣具有啟發和參考意義。
1. 傳統服飾的倫理權變原則
很明顯，傳統服飾中的倫理權變并非君統政治的有意而為，而是不得已而為之的做法。這種做法在當時看來，可能有違經義，但在實際操作上卻有利于君統統治的需要。當然，在當今看來，此種所謂的改服易制，并沒有脫離道統倫理所規定的“仁禮”精神，只是“理一分殊”的現實版而已。在道統與君統的相互妥協下，傳統服飾的倫理權變堅持了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則。
首先，倫理的權變堅持以經為直。在服飾倫理價值的灌輸上，君統雖然采用了權變的方式進行了一定的退讓，但其在核心價值上皆堅持了名教的仁禮思想和等級觀念，因此服飾雖經歷了這樣或那樣的形式之變但萬變不離其宗。比如上面所講到的褲裝的流行問題，只不過是將原來漢人的深衣長袍改成了胡人的短衣褲裝而已，服飾作為明禮的“器物之用”，實無任何改觀。只要禮的實施能夠體現儒家的誠敬，使人能夠明白仁義道德，禮的形式、禮的豐簡也就因時因事而論了。所以，上面所講的“關門而冠”也好，“十從十不從”也罷，之所以能夠為君統所容忍，根本原因是其本身并未否定名教的基本價值觀念。雖然封建王朝歷了多次政權的變更，但其在治國的根本上，依然視儒家名教為治國之經，這種君統與道統的一致性決定了服飾儀禮雖有變化但絕非異端難容，服飾雖有前朝痕跡但依然還能勉強接受，外族服飾雖有同化本族的危險但依然可以忍受。
其次，倫理的權變堅持權變求同。服飾乃“正人心法”之器，不到萬不得已絕不可變，所以歷代都有因服而生禍的例子。但是，天下非一姓之天下，王侯興衰終有更替，故每當政權更迭、王朝改姓，總有改服易制之舉。此種服變的目的，從君統統治的角度來說，不過是今朝區別于前朝、本族有別于外族的目的?？墒?，從道統價值觀念所追求的“人的價值的滿足”來看，道統又高于君統，即“天下以道而治，道以天子而明；及其衰，而帝王之統絕，儒者猶保其道以孤行而無所待”。這種道統與君統的關系，決定了王朝更替時所行的易服變制只能是最大限度求得價值共識的權變，而非滅經叛道的異變。所以，歷代王朝變更時，官方服飾雖有色變、形變、制變但都強調“守禮”，民間服飾雖有款式變、風格變、材質變但都必須“明德”。當然，本朝之禮可能會與前朝之禮有所不同，本朝之德與前朝之德可能會各有側重，但最大限度地建立大家都能接受的價值共識，則是服飾所要承擔的重要倫理使命，也即董仲舒所言“權雖反經，亦必在可以然之域”（《春秋繁露·玉英》）。也正是這種權變求同的目的，決定了服飾流變必在“可以然之域”，超出了這個“可以然之域”必遭至各方的反對或反抗。
最后，倫理的權變堅持經權結合。儒家認為，在不可以然之域，堅持原則，“謂之大德”或“正經”，比如說忠孝仁義。在可以然之域，反經行權“，以奉巨經”“，謂之小德”和“應變”，比如說嫂溺則叔授以手。在這種經權結合的模式下，傳統倫理實現了倫理認知的原則性與倫理實踐的靈活性的相對統一。也正是這種倫理上的經權結合，導致了傳統服飾呈現出不同時期、不同群體、不同階層的形態各異。我們在同一朝代，既可以看到本朝的服飾新風，也可以看到前朝的服飾殘留；我們在同一階層，既可以看到漢族服飾的方巾長袍，亦可看到少數民族服飾的旗裝雨冠；我們在不同階層，既可以看到上層社會的盛大冠禮，亦可以看到下層社會的關門而冠。如此等等，服飾在經權結合中既承擔了“正人心法”的明禮、教化功能，又滿足了不同族群旨趣各異的價值傳統?？梢哉f，服飾的這種風情各異、流俗有別恰恰反映了我國傳統倫理在倫理認知與倫理實踐上的經權結合，體現了傳統倫理道統與君統的統一與斗爭，在經與權、道統與君統的多元作用下，傳統倫理不斷隨時代發展而發展，隨歷史進步而進步，在量變與質變的積累中，傳統倫理最終將天道還原為人道，直至走向瓦解與鼎新，服飾也最終在近代開始了新的歷史紀元。
2. 傳統服飾倫理權變的當代啟示
可以肯定，傳統服飾中的經權結合，其最終目的是為了最大限度地建立社會群體間的價值共識，以利于社會的穩定和發展。傳統倫理步入近現代以后，因內部的質疑和反叛，外來西方文化的入侵，逐步蛻變成為以人道代替天道，以公理代替天理，以平等、自由代替等級、尊卑的新型倫理價值觀念。隨倫理的質變和封建帝制的消亡，服飾從封建等級制度之中逐漸剝離出來，成為僅僅是“美飾章身”的客體存在物。如何在東方與西方、傳統與現代、群體與個體的價值觀念沖突中，建立科學、理性的服飾倫理觀念，最大限度地形成各個階層、各個群體都能接受的價值共識，成為擺在我們眼前的課題。我們從傳統服飾的倫理權變中或許能夠得到一些有益的啟發。
其一，當代服飾的倫理共識的構建，應堅持以“人的價值實現”為最高旨要。由傳統服飾的倫理權變可以看出，道統與君統之所以發生矛盾，其根本原因是二者在最高價值歸旨上的矛盾。為解決這個矛盾，君統采取了退而求其次的權變之法，使官方服制規定讓步于民間服飾流俗，因而人的價值也就在這種權變過程中一步步顯露出來。當然，因為傳統倫理并未打破“法天立道”的倫理模式，人始終處于天的統攝之中，故其道統理想中的“人的價值實現”也就只可能是一種理想。這種情況只有在近現代，傳統倫理出現了第三次歷史轉型才得以打破，人別天而立，道因人而設，“人的價值實現”才成為可能。在新型倫理視域下，傳統服飾才出現真正的倫理革命，“衣服才成為人衣的衣服”（張道一語）。當前，我們身處于“道為天下裂”的歷史時期，究竟該堅持何種“經”而來行“權”？確實是一個我們值得思考的課題。如果從倫理的角度來看待這一問題，我們認為，堅持“人的價值實現”是所有有關服飾價值判斷的最高價值。當然，這里所講的“人”既包括有抽象意義上的人，又包括有現實意義上的人，是整體與個體的統一。正是因為此，有關服飾的倫理價值共識，是一種自主認同的共識，其類似于涂爾干所講的“社會成員平均具有的信仰和感情的總和”，是一種“集體意識或共同意識”，是道德多元競爭的合力結果。這種倫理共識的價值維度，決定了我們在服飾審美中應堅持服飾審美的民族性，繼承和發揚傳統服飾中優秀倫理的文化精神。具體說來，就是要在服飾的設計領域，不斷將傳統的文化符號、風格款式融入到設計之中，使服飾保持民族風格；在服飾的品牌推廣及宣傳領域，倡導節儉、樸素的服飾生活觀，反對奢華；在服飾的公共生活領域，堅持含蓄為美，反對任何借口個性的暴露。
其二，當代服飾的倫理共識的構建，應堅持差異化原則。傳統服飾在歷史流變過程中之所以會發生權變，主要是因為華夏文化遭到了來自夷狄文化的沖擊，官方倫理遭受到了來自民間流俗的滲透或抵制。為了獲得最為廣泛的倫理共識，君統倫理采取了尊重主體差別，接受價值差異的實踐原則，合理吸收不同民族的文化觀念，不斷豐富道統的價值體系和倫理內容。當然，這種尊重差異的做法，其根本目的是為了維護君統政治的需要，因而也就有其一定的虛偽性和局限性。我們要在堅持傳統優秀倫理的基礎上，科學吸收西方民主、自由的倫理精神，使服飾沿著滿足主體價值需要，彰顯人的價值精神，體現不同價值風格的方向健康發展。具體說來，就是要在服飾的設計領域，引入西方科學、理性的人文精神，注重服飾的功能性和實用性，使服飾為身體所服務；在服飾的風俗禮儀上，尊重不同區域、不同人群的價值差異，以平等的態度對待不同民族的服飾及禮儀；在服飾的公共價值導向上，提倡個性自由、風格各異，反對脫離共識的個性自由以及各種媚俗之風。
其三，當代服飾的倫理共識的構建，應堅持實踐性標準。傳統服飾之所以會在歷史的發展中不斷發生形貌或禮俗的流變，主要是因為其背后的倫理原則在具體的實踐領域因時而變、因事而變。從傳統倫理的歷史演進來看，其在具體的道德實踐上，堅持了一條實踐性標準，雖然這個標準帶有厚重的主觀性色彩、人文主義特征，但并沒有影響到服飾對維護君統政治的需要和道統價值的灌輸。時至近現代歷史，在倫理實踐的推動下，服飾發生了重大的變革，改良旗袍、中山裝的出現便是這種實踐性精神的具體體現。但是，因為歷史及政治原因，傳統服飾在近現代歷史時期并沒有完成系統的倫理價值體系的構建，這一歷史任務責無旁貸地落在了當代。面對當前服飾所存在的現實環境，我們認為，當代服飾的倫理共識的構建，依然應堅持實踐性標準，以實踐的方式挖掘服飾之真，豐富服飾之善，發現服飾之美。具體說來，就是要緊緊結合服飾的三大功能，在實踐中發現美、創造美。（1）圍繞服飾的護身功能，科學運用服飾材料，使服飾的功能之用與人的自然性需求相結合，做到服以養生。（2）圍繞服飾的遮丑功能，科學運用形式美法則，正確理解中西服飾文化精神，將服飾的功能與人的社會需求相結合，做到服以飾身。（3）圍繞服飾的標識身份功能，做到服飾的功能與人的精神需求相結合，做到服以怡情。針對服飾個性化審美的沖擊，我們必須反對三種錯誤的服飾審美觀念：其一，借口個性化，將服飾引向奢侈的享樂主義；其二，借口個性化，將服飾引向僵化腐朽的復古主義；其三，借口個性化，將服飾引向絕對自由的個性主義。
注 釋：
①郭沫若 1956 年為北京服裝展覽會題的題字。
②李當岐：《服裝學概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年。
③自商周以來，冕服成天子諸侯祭天敬神、占卜祭祀的禮服，在色彩、形制、章紋上開始有了嚴格的規定，以區別身份、場合。
④⑥唐凱麟：《倫理學》，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年，第 8 頁。
⑤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年，第 514 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