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世紀 60、70 年代， 西方社會學家就一致認為人類社會正在步入一個全新的大眾休閑時代， 休閑將代替工作和勞動的地位成為生活的中心。 如今，一方面現實似乎正在證實社會學家們的預言： 滿世界琳瑯滿目的休閑商品及休閑設施、豐富多彩的休閑項目、規范成熟的休閑機構及服務讓人應接不暇，同時，上至達官貴人下至平民百姓， 人人都可以縱情地消遣、 豪邁地娛樂、 瀟灑地出游———這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大眾休閑時代！ 但另一方面，人們的休閑生活又陷入新的困境：首先，為了獲得商家與媒體倡導的高標準休閑， 人們需要付出更多的工作與忙碌。其次，效率文化使得休閑中的人們不再悠閑，匆忙和壓抑無處不在。另外，人們無法自主休閑，各種新奇的休閑產品和服務常?！巴浦比藗內ンw驗、消費。 在擁有了強大的物質基礎和充裕的自由時間之后， 現代人的休閑為何會陷入困境？ 分析了整個人類社會休閑觀念的歷史演變之后，我們會發現，每個時代人們的休閑方式和休閑觀念都有其深刻的社會根源。 因此，我們只有在分析了前人對休閑的理解，在追尋了休閑的歷史發展以后，才能更好地理解休閑的本質。 同時， 只有分析了在休閑發展過程中社會、經濟和政治力量的作用方式后，我們才能更好地理解當代的休閑模式， 從而為人們走出當今休閑的困境找到出路。
一、 休閑理想的起源
休閑之事，古已有之，但在西方，真正明確的休閑觀念到古希臘城邦時期才逐漸形成。 在此之前，原始部落社會中，盡管人們的日常生活也伴隨著娛樂成分，但關于“休閑”的概念并沒有出現。 勞動和娛樂消遣在此時都只是以生存本能的形式自然融合于原始人的生活之中。 可以說，是古希臘人創建了“休閑”概念，賦予了休閑以崇高的地位，自覺追求休閑理想，并形成了獨特的休閑倫理。古希臘的休閑是休閑理想的起源。 美國休閑學家托馬斯·古德爾提到，“在思考休閑問題這方面，我們不可能比古希臘人做得更好。 ”
葛拉齊亞甚至說：“休閑生活只屬于希臘人。 ”所以，梳理休閑觀的歷史流變，首先必須從古希臘哲學家（以亞里士多德為代表）的休閑思想開始，并把他們的休閑觀念放置到希臘文化的理想主義情境中進行考察。
古希臘人熱愛休閑，也懂得休閑。 自由人典型的休閑活動主要包括參政議政、哲學沉思和辯論、觀察自然、研究學術、趣味娛樂、宗教儀式等。體育運動為主的身體娛樂成熟而豐富，除了定期舉辦的大型運動會（如奧林匹亞運動會、皮提亞運動會、伊斯米亞運動會、尼米運動會等）外，放風箏、轉陀螺、滾鐵環、彈球和投球游戲等也都深受人們歡迎。
在古希臘，每年會定期舉行盛大的祭祀活動以及戲劇公演、音樂比賽和舞蹈比賽等活動?；顒悠陂g，所有的敵對活動一律停止，國人云集雅典，停止公務，免費供應食物。人們在休閑中發現并欣賞數的和諧、音樂的優美、舞蹈和運動的奔放、喜劇的快樂和悲劇的壯美。托馬斯·古德爾認為，古希臘人的休閑滲透著一種智力的熱情和對理想的追求，比起任何其它文化而言，這種熱情和和追求都是古希臘所特有的。
這是一種對世界充滿了好奇而促發的滿懷激情的探索，一種對生命寄予了深厚尊重而激起的對理想生活的勇敢追求。 正是這些東西使得古希臘的休閑具有了與自由、幸福等終極目的相關聯的神圣意味。作為古希臘思想的集大成者， 亞里士多德的休閑觀自然是對他之前古希臘思想家的休閑思想的繼承與發展。一方面，亞里士多德的休閑就是一種理想主義休閑。首先，他認為休閑本身是一種有嚴肅意義的實現活動。 在亞里士多德看來， 休閑絕不是指單純的遠離工作后的休息與消遣，而是與人們沉思、靜觀、冥想等高級活動相聯系的嚴肅的實現活動。 娛樂消遣雖然也令人愉悅，但亞里士多德明確指出，真正的休閑不在于此。休閑產生快樂，但并非為了快樂，快樂只是作為產生出來的東西完善著休閑。 同時，休閑作為一種擺脫必然性、出于意愿地追求自由與理智靈魂的實現的活動，它不是某種一勞永逸的東西，而是一種持續的追求，是終身的事情。其次，亞里士多德認為休閑需要美德，需要通過教育和訓練。 亞里士多德把休閑譽為“一切事物環繞的中心”，但這種休閑不是自然獲得的，他認為休閑如同如幸福、沉思等完滿的實現活動，它們都是神圣的，卻都不是來自于神賜，而是“通過德性或某種學習或訓練而獲得”。也就是說，幸福、沉思、休閑都離不開美德、離不開理智的思考和選擇，且這些美德與選擇能力需要在嚴肅的學習和訓練中獲取。 再次，亞里士多德休閑觀的核心觀點就是閑暇是幸福的基本條件。 亞里士多德指出，“人唯獨在休閑時才有幸?？裳?，恰當地利用休閑是一生做自由人的基礎”。因為在亞里士多德看來，最完善的實現活動和最高的幸福就來自沉思或靜觀， 而這種沉思與靜觀必然以擺脫各種生存必需性的勞作與關系為基礎，以無所欲求的閑暇狀態為基礎。 因為無所欲求，人才能夠像神那樣進行杰出而天才的沉思， 直面生命中神圣而美好的東西以及最高的善，從而達到真正的愉悅和幸福。 可見，在亞里士多德那里休閑之所以被賦予很高的地位，在于它是實現沉思， 實現明智與智慧的生活乃至實現幸福的基本條件，甚至休閑本身就意味著幸福。休閑與智慧、美德以及幸福一起被作為目的來追求。
另一方面， 亞里士多德的休閑觀中也明顯表現出它的時代局限性。 這首先表現在亞里士多德對休閑與勞動的關系的認識的不全面性。 勞動與休閑在亞里士多德那里不僅完全被割裂，而且成為相互對立的兩極。 勞動被認為是不光彩的，永遠只是和緊張、辛勞、束縛相聯系，而與德性、休閑相違背。顯然，關于勞動的美學意義以及勞動作為人的本質力量對象化的自我實現價值 （如近代哲學揭示的那樣）在亞里士多德時代還完全沒有被發現。其次，亞里士多德的休閑觀包含著明顯的貴族傾向。 在古希臘奴隸制社會， 正是奴隸們的艱辛勞作為自由民的休閑生活提供了財富和閑暇， 古希臘一代代哲人才能夠自由地探索關于宇宙自然、政治社會、人生幸福等各方面的知識與真理，追求理想的生活。 但亞里士多德在強調休閑高于勞動是勞動所要達到的目的時，從來不考慮奴隸們的閑暇。
他的“按比例的平等”的正義觀認為奴隸天生不能享有閑暇和幸福。盡管存在諸多時代局限， 古希臘哲學家所理解和展示的休閑還是為人類的休閑理想提供了典范， 即休閑絕不僅僅是擺脫勞動后的某一段未被占用的時間， 也不僅僅是簡單的消遣，而是一種積極探索，一種不斷接近真理，并在其中獲得人的本質和幸福的生活方式。
二、 休閑成就對上帝的侍奉
古羅馬后期直至隨后很長一段時間內， 西歐社會一直處于動蕩與混亂之中，城市文明幾近毀滅，愚昧日益增長，生活充滿苦難。普遍的不幸增加了人們對宗教的情感，既然地上的現世生活如此勞苦倦極和令人絕望， 人們便只能把希望寄托于天國和來世。 基督教便以上帝的救贖以及天國和來世的允諾成為人們最有效的安慰劑。 從公元 5 世紀一直到 14 世紀 （也即歷史上所稱的整個中世紀），西方社會幾乎被基督教所主宰，教會擁有特殊的權利，教士們名副其實的壟斷了哲學，到后期教會實際上成為了神圣領域和世俗領域的最高統治者。 教義、教規涵蓋了人間道德、 人類的希望以及宇宙的過去和未來的歷史等關于人類生存的所有領域， 上帝因掌握著來世的賞罰而成為各個階層人們現世的統領與依托。 這種背景下，整個社會的運行，當然也包括人們的休閑生活和休閑思想，都不可避免地與宗教信仰密切相關。
1. 休閑是神恩賜的禮物
古希臘哲人從理性和追求至福的角度賦予休閑以崇高地位， 基督教則以教義和宗教律令的形式規定了休閑的意義和合法地位。 《舊約·出埃及記》中記載的《十戒》的第四條說：“當記念安息日，守為圣日。 六日要勞碌作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華你神當守的安息日。 這一日你和你的兒女、奴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無論何工都不可作，因為六日之內，耶和華造天、地、海和其中的萬物，第七日便安息。 所以耶和華賜福與安息日，定為圣日?！薄妒ソ洝返倪@一教義表明：一方面，由于安息日的設立，普通勞動者， 甚至包括奴隸和異邦人都在休閑的時間形式上得到了合法性保障。 安息日包含對神所賜恩福的安守及其創世圣舉的紀念，人們通過慶祝圣日的方式，享受神的恩賜。 另一方面，它還意味著在安息日停止工作一心奉神是一種義務。 安息日絕不僅僅意味著不用工作，而是任何工作都不可以做，“ 簡單講， 從工作中休息乃是一種崇拜儀式： 某些特定的日子或時間乃是特別專為神而保留。 ”正因為如此，以節日慶典等宗教崇拜活動為主的休閑形式具有了神圣性， 并在中世紀的社會建構中固定了下來。
2. 休閑與勞動均為了成就對上帝的侍奉
在古希臘社會，休閑與德性、幸福相聯系具有極其崇高的地位，勞動則與屈辱卑賤相聯系為自由人所不齒。 而早期基督教則賦予了勞動較高的地位， 勞動被認為是有益于靈魂的改善而必須從事的工作。 同時，休閑也由于安息日的設立而惠及下層人民， 不再為奴隸主貴族階層所專有。 這樣一來，勞動和休閑的絕對對立在基督教社會算是得到一定的緩和， 無論勞動還是休閑都是圍繞對上帝的熱愛、信仰和安守而展開。
勞動的主要價值體現在， 人們不僅可以通過勞動的辛勞困苦對祖先的原罪進行自我救贖， 勞動還是抵御外在誘惑，克制肉體欲望的有效途徑。 不過，相比較而言，休閑更利于對上帝的侍奉。 首先，以安息日的神圣崇拜和節日慶典為主要內容的休閑本身就是在彰顯上帝的賜福。
在神賜予的節日里， 人們的休閑是在莊嚴與神圣的氛圍中享受作為上帝子民的榮光、踏實與安樂。其次，休閑中才能更好的從事布道、聽道、祈禱、崇拜等關涉上帝的事業，而這比任何其他的工作都更為重要。 在早期修道院中，盡管每天的勞動占用很多時間，但修道士們會“在固定的時間進行宗教閱讀”，而舉行祈禱、唱贊美詩等神圣儀式活動更是任何事情都不能與之沖突的關于上帝的工作。 再者，閑暇中更能考驗或成就人們對上帝虔誠的信仰。 勞動的艱辛固然能節制人們的欲望，而在休閑中，如果缺少智慧的操持，更容易流于放縱。也就是說，正確地操持閑暇不僅能防止人們無所事事甚至陷入墮落， 而且能使人更加心無旁騖地直面上帝，凈化自己的靈魂。
3. 休閑理想中信仰高于理性
哲學的理性與神學信仰之間的關系問題是中世紀思想的一個基本問題。 早期基督徒完全不重視理性和人類的文化成就，也不打算通過思辨之門進入天國。 圣保羅說“在上帝的智慧看來，人們不可能靠智慧來認識上帝，有信仰的人靠愚誠的祈禱就可以得救，這會使上帝感到高興。 ”
中世紀以后，基督教對理性知識的態度有所改善，但上帝即是真理，信仰高于理性仍然是毋庸置疑的。 到經院哲學時期，教會的教父和學者開始熱衷于理解，并力圖使他們的信仰理性化，他們希望通過智慧來認識上帝。 圣安瑟勒姆和經院哲學家托馬斯·阿奎那就先后對上帝存在作出了本體論證明。 托馬斯·阿奎那決心把理性與宗教神學理論結合起來， 從而可以依據自然的理性原則來闡明基督教信仰所宣揚的真理。 但托馬斯在將理性引入神學理論以后得出的結論依然是，理性當服從信仰，哲學只能作為神學的輔助與補充。
這其實反映了兩種不同的本體論之間的較量。 亞里士多德哲學的世界本體論初因是理性之神， 所以其最高真理是通過邏輯論證、 概念分析以及理性思辨的方式獲得的哲學真理；而托馬斯·阿奎那代表的基督教哲學的世界本體論初因是神圣上帝， 其最高真理便是只能通過直觀領悟的方式達到的神學真理。 這就導致了基督教文化與古希臘文化對理想生活的不同規定： 信奉理性之神的古希臘人最理想的生存狀態立足于哲學論證和理性思辨的基礎之上， 人的自由本性的實現就體現在哲學理性的沉思之中；而作為上帝的子民，基督徒的理想生活追求的是超越理性思辨的一種信仰的境界。 這樣一來，中世紀人們的休閑的理想和人的至福就從希臘羅馬哲人的合德性的沉思生活變成了基督教在信仰基礎上對上帝的虔誠默觀。
需要注意的是，除了宗教崇拜、安息日慶典、祈禱以及默觀上帝等基本的休閑形式之外， 鄉村社會的禮慶娛樂、莊園秋后的節日慶祝、上層人士的各種聚會、貴族階級對美食美服的追求以及騎士階層的浪漫傳奇等也都構成了中世紀具有特定社會基礎的休閑文化， 十一世紀后的宗教旅行甚至具備了現代旅游的許多特點。 但總的來說，中世紀大部分時間內戰爭頻繁， 非宗教性的社會娛樂活動非常有限（尤其是下層人民），加上教會與階層制度的等級森嚴， 人們的休閑生活因被投射了太過厚重的宗教色彩而少了許多生趣。 與古希臘休閑注重對宇宙與人生的驚奇與探索不同， 中世紀的休閑更多以是謙卑的順從和謹慎的企望為特點。 可以說，這時候的休閑丟失了對自然與科學的好奇心與勇氣， 不再成為激發探索與創造精神的動力， 不再作為好的生活與目的本身被有德之人傾力追求， 而是在上帝之光的籠懾和教會文化的束縛下成為按照教義、教規潛心侍奉上帝的一種手段或途徑。 在人們或感恩上帝、或祈禱懺悔、或逃避苦難，全心全意力求超脫世俗的“此岸世界”，凈化靈魂以到達理想的“彼岸世界”時，休閑始終沒有作為目標或理想的生活被論及，上帝的榮光蓋過了一切， 休閑思想連同它所屬的哲學一起成為神學的“婢女”。
三、 工作至上理念的形成與被邊緣化的休閑
在中世紀， 休閑的地位盡管不如古希臘人所推置的那樣崇高， 但就休閑比勞動更有利于對上帝的沉思與體悟的觀點而言，主要還是承續了亞里士多德的休閑觀念。
但中世紀后期，“休閑的概念逐漸脫離亞里士多德的影響……到 14 世紀末時，休閑的消極意義已經取代了其積極意義。 ”
最終，隨著 16 至 17 世紀的宗教改革和資本主義1顛倒：勞動或者說工作經由資本主義精神的和新教“天職”觀念的塑造成為人們現世必須履行的神圣職責， 再由古典經濟學家論證為財富與價值的源泉， 并在工業革命后的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中完全占據人們生活的核心地位。
而休閑的地位則徹底下降了， 無論在新教倫理的責任與禁欲觀念中還是在資本主義以工作為中心的經濟倫理中，休閑只有在為補償勞動力而進行的休息、娛樂與放松時才得到有限的認可。除此之外，休閑意味著享樂、奢侈與浪費時間，甚至成為與崇高的勞動相對立的惡。
1. 工作至上理念的形成
最先使勞動地位得以革命性提升的是 16 世紀馬丁·路德在宗教改革運動中提出的“天職”說?！疤炻殹闭f教義將在世俗職業里履行職責評價為個人道德實踐所能達到的最高形式。 它極大地增強了職業工作與道德強調的融合，并在這種融合上置入了一份宗教價值或說宗教補償。 對現世生活中具體職業崗位所要求的職責和義務的切實履行構成了取悅上帝的唯一方式，這便是各人的“天職”。 于是， 勞動的意義除了體現在利用其艱難困苦對人的原罪進行救贖外，還獲得了新的神圣內涵，即完成神交付的使命。 這樣，世俗勞動的價值地位在道德與宗教雙重肯定的基礎上得到了極大的提升。 與路德宗在天職的范圍內肯定現世的勞動不同， 加爾文宗進一步擴大了宗教精神與塵世行為之間的聯系， 其中最明顯的就是把一種講究方法獲取財富和利潤的努力與救贖的確證問題關聯起來，成為新教倫理一個基本源泉。 加爾文宗通過將財富論證為上帝的意愿使財富完全失去它傳統意義上的堪疑性質，從而獲得了在世俗生活和宗教精神中的雙重合法性。
在此基礎上， 新教徒們可以在保持對上帝的虔誠信仰的同時，心安理得地經營他們世俗的商業活動。因此，路德宗和加爾文宗新教對世俗勞動價值的論證，使得職業工作、追逐利潤、 發財致富在人類史上第一次成為一件高尚和值得榮耀的事情。
古典經濟學家們則從經濟哲學的角度闡發了勞動的價值。 威嚴·配第最先提出“勞動是財富之父，土地是財富之母”。洛克指出勞動是私有財產具有合法性的根本依據。
他認為，人通過勞動使共有的東西區別了開來，使之“脫離自然所安排給它的一般狀態”，并加入的新的價值，從而排斥了其他人的共同權利，成為“這一有所增益的東西”理所當然的所有者。 洛克的勞動價值理論告訴人們每一個人都可以通過勞動主動獲取私有財產并且享有自己的勞動果實， 而不是像新教倫理教導的那樣財富都來自上帝的恩賜。亞當·斯密進一步論證了勞動是財富和價值之源。他區分了商品的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 并指出交換價值的大小不決定于使用價值， 而是決定于生產商品所耗費的勞動，“勞動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換價值的真實尺度”。 因此，與休閑放松、奢侈享樂比較起來，斯密贊美勤勞節儉的生活方式。 這一觀點極其適時地滿足了新興資本主義依靠活勞動實現資本增值的理論需要。 正是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勞動價值理論使勞動徹底擺脫了自古希臘以來象征恥辱、低下的價值地位，使之而成為富國強民的重要因素和受人尊敬的行為。
然而，無論是新教工作倫理對勞動的宗教價值肯定，還是古典政治經濟學對勞動經濟價值的闡發都只是在理論上提升了勞動的價值地位， 真正使工作成為人們生活的中心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現實需要。 可以說，工作至上理念的形成是資本主義社會實踐發展的必然結果。
既然勞動是財富和價值的源泉， 資本的增值本性便決定它必然要盡可能多的吸納勞動來實現價值增值。 這就是說，為了實現利潤最大化，資產所有者會設法迫使其雇傭工人盡全力去工作。19 世紀末以前，資本主義采取的是強制措施。 工廠主們一方面通過新教倫理對工人進行服從紀律、發揚獻身精神的教導與馴化，另一方面通過嚴厲的獎懲措施，以及與教會、政府的聯合從外部壓制工人的抵制與反抗。 最終，工廠主們成功地控制了產業工人的勞動方式、時間和節奏，前工業社會的勞工或手工業者不順從的性格被強制重塑成恭順、 勤勞的產業工人的性格結構。 而到了 19 世紀后半期，隨著教會勢力的衰亡，工人階級民主意識的增強和力量的壯大， 強制勞動變得不可行。 同時也出于對穩定的勞動力供給以及對有經驗有技術的勞動者的需要， 資產者被迫改變對產業勞動的組織方式。但是，資產者在采取措施改善勞動者境遇的同時，卻也加強了對工人的控制力。 首先，資產者通過提高勞動力租金、 提供崗位流動等使工人有望達到高收入和高社會地位的物質誘惑，以及各種保險制度、帶薪假期政策等收買工人在職業工作中的歸屬感和認同感， 同時也贏得工人的工作責任心和奮斗動力。 其次，資本主義通過精心打造“美好生活”的標準，誘導人們對財富的無盡欲望，繼而提高人們對工作的依賴度，“然后這種依賴就轉化為雇主的控制，再最后轉化為雇主的利益”。 再次，資本主義通過人為保持一定比例的失業率來使工人因緊張自己的工作崗位而不得不盡全力工作以表現出色。 總之，在工人縮短工時的斗爭取得勝利的同時， 資本對勞動者的控制卻也大獲全勝。以至于今天，資本主義工業不僅擁有著嚴謹、精明又盡職的經營者，而且擁有著數量絕對充足的忠實、勤勞、敬業的勞動者。 以工作為中心成為整個社會價值體系的核心因素。 人們“中規中矩”盡職盡責去工作，并表現出“心甘情愿”。
2. 被邊緣化的休閑
隨著勞動在世俗社會中核心地位的確立， 休閑的價值地位遭到了有史以來最嚴重的貶低。 在工作至上理念的形成過程中，休閑或遭禁欲主義的敵視與否定，或被勞動至上的核心價值觀擠壓至完全邊緣化。
在禁欲主義倫理中， 休閑是導向誘惑的淵藪和靈魂救贖的障礙，因此需要全力抵制。首先，勞動既然作為天職具有了榮耀上帝的道德意義， 休閑作為勞動的對立面自然應該受到譴責。 禁欲主義新教把休閑理解成一種對天職工作的懈怠，繼而是一種對上帝的不忠實。因此，休閑被看成一種惡予以譴責。 其次，禁欲新教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享樂主義。 新教倫理認為，對財富的享受會導致怠惰和沉溺于肉體的欲望， 進而會分散信徒對圣潔生活的追求的注意力。 而休閑恰恰攜帶著安逸與放縱的危險，對新教倫理強調的克制、警醒構成威脅。另外，禁欲新教倫理對生活的理性化、系統化組織的強調與休閑具有的自由、自在的自然狀態相沖突。 新教倫理要塑造信徒們在履行自己的天職時保持理性、自制、有條理的行為習慣，而要達到這些要求，最迫切的就是要摧毀“自發的、無拘無束的、本能的生活享樂”。 只有遠離各種本能、放縱的欲望與享受，才能保持對自己的理性組織以及對上帝與圣潔的堅定追求。
新教倫理對休閑的敵視與抵制并沒有得到徹底的長時間的持續， 上層貴族和逐漸富裕起來的中產階級很快就擺脫了新教禁欲主義的束縛大行享樂主義了。 但對廣大工人勞動者而言，無論是受壓迫程度深重，閑暇時間極其有限的早期產業工人， 還是后來已經獲得相當程度的自由與人權保障， 并且擁有了相當可觀的閑暇時間的現代工人，只要工作至上的理念依然主宰這個社會，休閑就難免成為勞動的附庸。 對早期產業工人來說，休閑被無休止的勞作排擠到生活的邊緣是因客觀強力所致， 即迫于生計以及工廠主、政府法規等“有形的權威”（弗洛姆語）。
早期工廠主竭盡所能地對工人進行非人性的壓榨和剝削。 雇主們有意維持的低薪迫使需要養家糊口的工人們幾乎把一天里除吃飯、睡覺外的所有時間都交給了工作。
工人始終就是勞動力， 除了在工作時間作為勞動力服務于機器運轉和資本增值外，就是在“自由時間”里恢復、補充他的勞動力。 工人的“休閑”徹底就成了勞動的附庸。 自19 世紀后半葉以后， 長期的工人斗爭加上社會各方勢力的聯合作用終于使得工人的工作時間開始縮短。 但資本依靠雇傭勞動來實現價值增值的本質依舊沒有改變。 雇主們需要雇員更多地賣力工作，而不是休閑。最終，如前文所分析過的， 在資產階級的各種威逼利誘以及市場經濟生活的各種潮流對工人潛移默化的影響下，“以工作為中心”變成一種具有倫理道德關涉的價值評判標準。 在這種評判體系中， 休閑自身對于人的發展的價值便不可能完整地得以散發，它仍然只是工作的補充與補償。一方面，在工作至上的社會， 休閑為精疲力盡的人們能繼續工作補充能量。 只是二十世紀后，這種補充勞動力式的休閑不再是迫于雇主、工頭、工廠紀律等“有形的權威”，而是一種無形的 “匿名的權威”（弗洛姆語）（包括對高收入的渴求、崗位競爭、市場規則等），驅使著人們自愿且英勇地獻身于工作。 休閑只是成為工作重負下的海綿墊，給過度匆忙和負累的生命一個緩沖。 另一方面，休閑為了補償在工業勞動中人與自己的疏離所導致的意義的缺失。 對工作的英雄式獻身精神并沒有賦予工作人快樂與幸福， 資本主義的工業運行更多是考慮如何實現盈利最大化， 而不是個人幸福最大化。無論生產技術如何先進、設備如何精良，其旨趣都在于提高勞動生產率，創造更多的資本增值。 至于勞動者，則被歸為生產程序的某一要素，機器工業的一個原子，管理技術需要攻克的對象而已。 工業勞動的異化性質不僅不會因為技術與設備的改良而得以消除， 反而會使人更加遠離自己。 于是，人們對假期充滿了期望。 人們意欲通過休閑獲得在工業勞動中遺失的控制、把握、自主等屬人的感性成就。
總之，在以工作為中心的觀念背景下，休閑的價值沒有從正面被認識和實現， 而只是跟隨在聲勢浩大的工業勞動后面在需要的時候提供后勤補給、 精神撫慰甚至救死扶傷。
四、 資本邏輯對休閑價值的再發現
資本主義工作倫理實質上是一種經濟倫理， 它以資本增值邏輯所要求的經濟理性主義為根本原則。 這一原則會根據資本主義發展不同階段的需要設定不同的價值評判體系。 隨著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社會價值體系可能會在“勞動至上理念”的基礎上補充“消費至上”，甚至“休閑至上”等新的理念，但其背后的支配因素都是資本的“增值至上”原則。
19 世紀， 勞動階級為了爭取自己的休閑時間曾經歷了曠日持久甚至頭破血流的斗爭， 即便在終于獲得了一定的自由時間以后， 在以工作為中心的價值氛圍中也難以進行如愿的休閑。20 世紀以后，一方面自由時間與財富收入的增加為人們的休閑生活奠定了物質基礎。 另一方面， 工作至上的資本主義勞動倫理以及異化勞動帶來的工業社會人的異化生存狀態激起人們日益強烈的休閑意識與訴求。同時，政府紛紛出臺休閑法案，保證人們的休閑權。 人類第一次進入一個把休閑看得如此重要同時又有如此眾多的群體可以享受休閑的社會。 這是人類休閑歷史上的一次革命。 但在人們還未完全意識到這一變革的來龍去脈時， 資本敏感的嗅覺已經嗅到了休閑領域的巨大商機。 滿世界像是突然冒出來的讓人應接不暇的休閑商品、設施、機構以及服務，顯然既非工人的斗爭所得，也非取決于政府以人為本的政治覺悟。 一旦資本邏輯過來開渠挖道，“休閑之流”便會傾瀉而下。 商家和媒體紛紛把休閑（尤其是休閑消費）和個人的生活質量、幸福度、個性品格、社會地位等等聯系起來，鼓勵人們要盡情、合理、甚至高效地去休閑， 并開始為人們打造既符合資本增值利益、又能滿足各個群體需求的休閑商品和服務。 勞動者夢寐以求能夠自在地休閑， 但休閑之勢來得如此兇猛以至于人們又在被推著前往了。 在恰逢人們對休閑生活的美好向往與休閑熱情高漲的時代，資本開動機器，從開發各種休閑商品到引導人們的休閑消費旨趣，一路暢通無阻。
許多時候人們以為是自己在自由選擇豐富多彩的休閑項目，縱情地購物、豪邁地旅游、自由自在地消遣娛樂……人們沒有發現自己是在受資本邏輯的管理與操縱。
這種管理與操縱首先表現在休閑的產業化。 休閑產業化的關鍵在于它的“高度資本化”，它是以保證資本持續增值為目標。這就要求從投資開發、規?；l展，到引導人們的休閑需要與消費， 整個過程都必須在投資者們的掌控之中，遵循的是資本的獲利至上原則，而不是以人的發展為目的。 其次，休閑陷入消費主義。 消費主義侵入休閑領域既是消費主義拓展領地的自然結果， 也是商業化休閑實現利潤最大化的必然要求。 商家為了推銷他們的休閑產品和休閑服務，人為地制造出各種休閑需求，竭盡所能地侵占人們的自由時間， 致使休閑被等同于在自由時間里消費活動。弗洛姆指出，在消費主義休閑中，人們只是被動的、異化了的消費者。 人們想通過占有和囤積各種休閑產品和體驗來使自己的休閑生活顯得充實而豐富多彩，但由于這些活動都不是出于自發性和創造性，它便不可能在人們自身之中留下某種深刻變化和真正的休閑所能帶來的由衷的愉悅感。 再次，休閑領域表現出高效合理化。 在資本主義的經濟倫理的長期訓導下，高效合理化原則已滲透到了整個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 與在生產領域拼命地提高勞動效率一樣， 人們也開始注重休閑的高效率。 人們希望從有限的時間挖掘出無盡的財富，希望在有限的生命里體驗更多的享受。人們在“休閑”中也照樣需要不停的謀算，不停的規劃，竭盡全力。 而期間，休閑的性質也就徹底改變了， 那種任由事情自然發展的閑適心態已經不復存在， 結果是人們在休閑生活中也依然感受到一種近似于異化勞動所帶給人的“自我疏離”感。
由上述可見，在休閑商品、休閑方式如此豐富、休閑服務如此周全的現代社會， 休閑得到了從社會到個體的空前重視。 人類首次在休閑領域投入如此多的精力和財力，從這一點來說，當今社會確實稱得上進入了“休閑時代”。但同時，在資本打著以人為本、豐富人、發展人的崇高旗號大力發展休閑時， 休閑也被迫充當了資本增值運行的重要載體，成為資本大肆利用的對象。同時，在這場以獲利增值為根本宗旨的運行中， 資本理所當然地對人們的休閑進行從理念到實踐的全程控制與管理。 從而使得資本一路走來最終實現了它在人類社會各個領域成為真正主宰者的雄心壯志！
五、 結語
縱觀西方休閑發展史我們可以看出， 休閑是人的本能需要和人類長期的理想追求。 人類自有了明確的休閑意識就開始構劃美好的休閑理想。 古希臘自由人把休閑看成是通達美德和幸福的重要途徑， 認為休閑是勞動的目的和值得追求的“好的生活”，是政治、哲學等一切事物的中心（亞里士多德）。而且作為人類對真、善、美的共通的理解與追求， 這種對現實生活超越維度的休閑理想也出現在同一時期的東方文化中， 并一直貫穿于整個人類發展史。 然而，人類美好的休閑理想一直處于各個時代這樣那樣的束縛與遮蔽之中：古希臘的理想休閑只面向貴族，廣大奴隸被排除在休閑領域之外。 這是生產力水平的低下和相應的社會文化對休閑的限制；在整個中世紀，上帝作為最高的信仰遮蓋了休閑的崇高地位。 盡管由于安息日的設立和宗教崇拜儀式給普通勞動者帶來了一定形式的休閑保障， 但教會的等級森嚴以及繁雜的教義教規束縛了人們的休閑思想， 休閑內容大多限于與宗教有關的節日慶祝和崇拜活動；而自從資本登上歷史舞臺，資本增值邏輯對休閑的束縛與控制就一直持續至今： 最初是資本主義工業時代的勞動倫理所要求的工作至上原則導致的休閑邊緣化，然后是后工業時代，資本邏輯對休閑的直接管理與掌控。 相對于以往所有的抑制因素而言，資本主義時代的控制程度更深且更加難以破除。 一方面，以往束縛人們的不管是教會、奴隸主貴族還是封建主等，都是“有形的權威”，也即人們有明確的反抗對象。但在資本主義時代，尤其是 20 世紀以后，束縛并導致休閑異化的是一種“無形的權威”。 資本主義通過消費平等、機會平等等“神話”消解了勞動階級的否定、批判的思想與意識（馬爾庫塞），并用幸福神話引領者全體成員奮發向著資本設立的目標前行。另一方面，資本主義帶來的控制是全方位的。從生產、消費到需求，從行動到思想，人的各個層面的存在都服從于資本的增值需要， 休閑只是資本作為主體對人的管理的一個子因素。
可是，人類能夠一直這樣為資本增值邏輯所統治嗎？
能夠一直這樣被迫按照資本的意愿勞動、消費、休閑甚至思想嗎？ 盧梭說：“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p>
但回顧人類歷史，當某種形式的壓迫與束縛不斷加強時，摧毀這種壓迫的力量便也同時逐漸孕育成熟。 在人類爭取自身解放的漫長歷程中，盡管曲折艱辛，但人類的自由程度總是不斷在提升。 馬克思在對未來社會的設想中，為我們建構了一種休閑的理想狀態，也即人類理想的存在狀態：在物質生產水平高度發達、物質生活資料極其豐富的共產主義社會，人的徹底解放得以實現。 勞動和休閑都不再受控制，而是屬于每個人自身。一方面，勞動成為人的第一需要， 勞動作為生成和發展人的本質的生存論價值得到充分彰顯；另一方面，人們幾乎所有的時間都成為自由時間，人類所有的活動成為自由自覺的活動。 勞動和休閑實現了真正的融合。 人們在自由自覺的勞動中體驗休閑，也在休閑中從事自由自覺的勞動，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本質得到充分的展現。
參考文獻：
［1］［2］［4］〔美〕托馬斯·古德爾，杰弗瑞·戈比.人類思想史中的休閑［M］.成素梅等譯.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15，22，15.
［3］〔英〕M.J.卡里，T.J.阿哈霍夫合.希臘羅馬世界的生活與思想［M］.郭子林等譯.南京:大象出版社，2012.125-126.
［5］〔德〕約瑟夫·皮珀.閑暇:文化的基礎［M］.劉森堯譯.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65.
［6］梯利.西方哲學史［M］.葛力譯.商務印書館，2003.245
